民国了-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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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得第二年年初，凤凰终于光复。虽然省城长沙早已宣布独立，却要等到凤凰光复电报来到，“大街小巷鸣锣宣传，人心大定”。

革命引发了如许的杀戮，但革命本身却算平和。镇守使、道尹、知县，只要肯离境就可保无事。除了沈岳焕的一个表哥，从苗乡回来，在全城开会时，打了县知事一个嘴巴，引得全场笑闹，弄得大会几乎开不下去，凤凰这座兵多于民的小城几乎没什么变化，“革命后地方不同了一点，绿营制度没有改变多少，屯田制度也没有改变多少。地方有军役的，依然各因等级不同，按月由本人或家中人到营上去领取食粮与碎银，守兵当值的，到时照常上衙门听候差遣。衙门枪钟鼓楼每到晚上仍有三五个吹鼓手奏乐。但防军组织分配稍微不同了，军队所用器械不同了，地方官长不同了。县知事换了本地人，镇守使也换了本地人。当兵的每个家中大门边钉了一小牌，载明一切，且各因兵役不同，木牌种类也完全不同”。

然而沈岳焕的心中却死死地记住了那几幅颜色鲜明的画面，血淋淋，红艳艳。后来他说，这是“辛亥革命的一课”。1923年8月，沈岳焕来到北京，他向一位亲戚解释他为何要远离故乡：

“六年中我眼看在脚边杀了上万无辜平民，除对被杀的和杀人的留下个愚蠢残忍印象，什么都学不到。……被杀的临死时的沉默，恰像是一种抗议；‘你杀了我肉体，我就腐烂你灵魂。’”

这个从小惯看杀人、从军六年的年轻人，带着脑海中无数颗人头的记忆，离开了人命如草芥的边城故乡。他改了名字，叫做从文，打算用手里的笔，为那上万具被杀的肉体，存留他们的灵魂，抗击这世间枉杀的愚蠢与残忍。

【小曾国藩被杀了头】

国民党大佬吴稚晖1920年在长沙做“市民演讲”时，这样归纳湖南的特产：“你们湖南，只有两大出产，第一，是兵；第二，是革命党。”不管是兵，还是革命党，都需要一往无前的精神，用梁启超的话说，则是“湖南人的特色，遂是在这个‘蛮’字头上”，“为主义所在，什么都可以牺牲的特点”，这种性格在中国传统文化性格背景之中，显得格外突出：“中国人素来以中庸调和为美德，而湖南蛮子却不然。”（《奋斗的湖南人》，1922）

具体到清末民初这一段，则1925年长沙《大公报》一篇文章说得最透实：“猛进是其长，而躁进则其短；倔强是其长，而偏激则其短。敢为天下先而自己复立脚不定。譬如清末迄今，倡革命者湖南人最猛（黄兴），而反革命者湖南人亦不弱（黄忠浩以身殉）；倡帝制者湖南人为首（杨度），而推翻帝制者亦湖南人为首（蔡锷）。”

这篇文章发表时，民国已经开张了十四年。黄兴、蔡锷，都变了伟人铜像，杨度搞了筹安会，学禅学佛了一大圈，此时已加入中国国民党，尚未加入中国共产党。只有黄忠浩这个辛亥年就被杀了头的“反革命者”，居然还能被湖南人记得，倒也算一个异数。

黄忠浩是湖南黔阳人，出身是“优贡生”，秀才里的尖子，后来捐了个内阁中书的小官，便“主沅州讲席”，说明学问不坏。他以书生起家，却转而带兵，因此自许为曾国藩第二。历任湘抚如赵尔巽、陈宝箴，都很赏识他。甲午中日战争前，黄忠浩调入湖北，张之洞对他也相当赞许，虽然没有打过洋人，但扫荡各地乱民，屡建功劳，治军讲究“不扰民，不怕死，勤操练，戒轻浮”，人称其军为“忠字旗”，确实有几分曾国藩时代湘军的风采。

黄忠浩一直做到广西右江镇总兵，又署四川提督。告老还乡后，以绅士身份，办湖南省教育会，有听过他演说的人称，黄忠浩主张“图富强以抗敌，兴教育以新民”，以及修治洞庭、振兴农业，在湖南讲新学的人群中，颇有名望。

而且，黄忠浩还是湖南矿业界的领袖，他在沅州开金矿，“是为湘有矿务之始”，办教育的同时，又兼任湖南矿务总局中路总办。保路运动兴起，他也是反对铁路国有政策的一员。学术、军事、教育、实业，晚清诸重要领域，黄忠浩样样皆能，这样的人，放眼湖南，大概也没有几个吧。

如果没有武昌事变，黄忠浩也许会就在长沙一直讲新政，办教育，兴实业。即使大清覆灭，他也许会当遗老，也许不会，但多半不会被当做湖南的头号反革命写进史册。

武昌之乱，起于新军。以两湖地理之近，唇齿相依，当然唇亡齿寒。而且大把的湖南人在武汉闹着革命，不用脑子都知道他们一定会派人潜回湖南，鼓噪新军，制造第二个武昌，再反过来支援湖北。

巡抚余诚格一收到武昌的消息，立即谋划如何防范新军。然而湖南新军镇统萧良臣是北方人，部下不太服从他。既然余巡抚的几位前任都相信黄忠浩，那么，让他来当巡防队统领吧！

余诚格让黄忠浩统军，并非只是看中他谙熟军事，更重要的原因，是黄忠浩为长沙知名的绅衿。湖南绅权之重，天下知名，宣统二年的抢米风潮，便是由于绅衿集体囤粮禁运起端。起用黄忠浩，便于与长沙士绅沟通，只要这些绅衿们不插手革命，单凭新军和会党，余诚格有信心弹压得住。

黄忠浩本来已经计划当年去日本游历，如今被余诚格强留下来统领巡防队。他确实很能帮余诚格的忙，打算把新军打散，分配到湘西等地，让地方武装牵制他们，再调精悍著称的“镇筸兵”来过长沙。长沙绅衿也很买黄忠浩的帐。湖南也有保路运动，绅衿们也想改变官民对立的现状，不过他们期待的自然是和平的改良式革命。湖南谘议局议长、与谭嗣同、陈三立并称“湖湘三公子”的谭延辏Ч�开发表谈话称：“文明革命与草窃互异，当与巨家世族，军政长官同心协力而后可！”巨家世族，他自己就是，军政长官是谁？黄忠浩也。绅衿们请黄“宣布革命，自任都督，以维桑梓”。新军中也有劝进者，声称可以推举黄为援鄂总司令。

据说黄忠浩对于众绅衿革命的提议，也并非全不动心。他派出一名亲信往汉口前线打听战事消息，有人说，如果民军能占领武胜关，扼住南北交会要道，说明清廷大势已去，那他也不妨采纳“众绅推挽之意”，实行革命。

然后武昌事变四天过去了，黄忠浩得到汉口电报，称清军大举南下，武胜关安然无恙。于是他改变了暧昧的姿态，忽然以“曾文正公”自居，他的幕僚也自称“左文襄公”，这是要替大清守住湖南这片要冲，预备当中兴名将了，即使不成功，也要为清廷尽忠。

但也有人说，黄忠浩从来没有动摇过，连谭延辏�亲自去暗示他，他的回答也是“军事无可为，固早知之，业受任矣，固不能惜死，以负夙心”。后来有人作传，说黄“服膺旧说，甘效愚忠”，就是指的这一点。

至于黄忠浩为什么被杀，又有另外一种说法。据称谘议局已经内定推举黄忠浩为湖南光复后的新都督。可是，当谘议局、巡防军、新军、会党几方代表开会时，巡防军一名代表徐鸿斌突然提出“杀统领黄忠浩为交换条件，否则巡防队即不加入”，谘议局方面只好勉强答应。

谭延辏�相信这个说法。他后来回忆说，黄忠浩治军甚严，而且非常自信。有一次谭延辏У交聘�拜访，黄忠浩大谈治军严整，士卒绝不敢有二心。说着话，指着阶下一名随从：“这个人的哥哥就是被我杀的，大人看他还不老老实实跟着我吗？”谭延辏�劝他多加小心，黄忠浩反而笑谭“书生哉”。

被黄忠浩指着的这名随从，就是巡防军代表徐鸿斌。

10月22日，长沙新军攻破抚台衙门，发现余诚格换了便服，正准备逃跑。谘议局推举出的两位绅士黄翼球、常治当即上前劝说：“今日之事，宪台还不知道吗？我们特来恭请宪台到军政府去办事。”余诚格惊问：“军政府在哪里？”黄翼球说：“在谘议局。”余诚格很犹疑，道：“这又怎么对得皇上起呢？”常治冷笑一声：“什么皇上！是一个这样长的小孩子，他晓得什么！”说着用手比了比一尺左右的长度。

接着黄翼球与常治力劝余诚格出来主持大局，还以黎元洪为例说服他。余诚格总是推三阻四，末了说：“此事太重大了，各位请坐，休息休息，等我到里面和家父商量商量。”两位绅士及随同新军居然也就放余巡抚进去内堂。当然，余诚格立即从抚台衙门左侧的一个缺口逃了出去，逃到了湘江中的日本军舰上。（《湖南反正追记》）

当同盟会的焦达峰等人进入抚台衙门时，巡防队的士兵不仅不阻拦，反而举枪行礼。他们走到后门，发现有人穿着补服，骑马仓皇而出，这时有巡防队士兵故意高喊：“我们统领来了！”顿时一群新军、会党一拥而上，将之刺于马下。那人大叫：“我不是黄忠浩！我不是黄忠浩！”哪里有人听他，一径推到天心阁的城楼上斩首。

在绑缚推搡的过程中，就有人用拳击黄，有人打黄的耳光，还有人用刺刀在黄身上乱刺。这些根本不认识黄忠浩的士兵，何来那么大的仇恨？是公仇还是私怨？不得而知。黄忠浩被绑送到城楼上，已经只剩了半条命，再被砍下头颅，悬在城门上示众。

后来为黄忠浩作过传的湘潭人罗飞钧，听说黄被杀的消息，特意赶到城墙下去看。不想碰见了一个老头子，在那里望着城楼上的首级哭哩。问他是谁，答说是黄忠浩当年在广西带兵的部下。罗飞钧听老头子讲，黄总兵在广西，从不贪一文军饷，不收一文贿赂，打仗冲锋在前，万死不辞，可以说军人中的典范。

湖南军政府当天的布告里，有“兵不血刃，商民交欢”之语。这可以算是事实，光复当日，整个长沙才死了四个人，都是清廷不肯投降的官吏。黄忠浩是其中位置最高者，其实他与余诚格一样，本可以不死而走。造化如此，从可能的湖南都督到悬于城楼的头颅，黄忠浩证明了湖南人的倔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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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绅士靠边站】

湖南绅权特重，这是清末的常识。这种士绅的特权，跟湘军因洪杨之乱崛起有关。敉平洪杨之后，朝廷担心湘军尾大不掉，动手遣送。那些起于行伍的湘军官兵，带着天大的平逆之功，以及从各地搜罗的珍宝金银，回到湖南，变成硕大无朋的士绅集团，外有奥援，内结同党，有几个地方官敢拿顶子去跟他们拼？

不过单就辛亥年说，湖南的绅权大有衰落之势。地方上还算好，如沈从文的父亲沈宗嗣，当过军官，在凤凰素有名望，湘西光复，他是主事者之一，联合镇台周瑞龙，发动苗汉民众起事，自己在凤凰城里做内应。湘西光复后，“地方一切皆由绅士出面来维持，我爸爸便即刻成为当地要人了”。

省城的景况却不大妙。试想谘议局内部推举的都督（一说统制）黄忠浩，居然会被会党或巡防队的代表轻易否决，还直接送上了断头台，则士绅的势力对长沙革命的控制力之弱，可想而知。

这一层，可以归结为1910年抢米风潮的余波。

抢米风潮，表面上看是官民冲突。湖南大荒，米价腾贵，官吏又无所作为，导致长沙市民黄贵荪一家四口跳老龙潭自尽，引发市民骚动，而巡警道赖承裕面对民众时说的“一百文的茶有人喝，八十文一升的米就嫌贵”，成为长沙抢米风潮的直接导火索。

赖承裕后来说，这句话不是他说的，而是湖南巡抚岑春蓂在德律风（电话）里对他的训话，赖不过转述而已。无论如何，官吏处理不当，激成民变，是可以肯定的。民间竹枝词对此讽刺道：“遇籴频遭大吏嗔，一腔官话说交邻，湖湘自是膏腴壤，升米何妨八十文！”

然而事后湖广总督瑞澂、新任湖南巡抚杨文鼎会奏的折子，对巡抚岑春蓂、藩台庄赓良等地方文武多有维护，对当地士绅则大加打压。他们向朝廷表示：湖南米价调涨，正是由于王先谦、叶德辉等士绅垄断粮市，囤积居奇，而且在官府下令禁运粮食出省后，还联合洋人大量运粮出省，导致湖南遭遇空前粮荒，全省公私存米，不足两月之食。米价往日不过二三千文，1906年水灾时，也不过四千余文，此时却高达七千文以上。长沙饿殍遍地，饥民盈巷，风吹雨淋冻饿以死每日数十人，“妇女无处行乞，母子相抱而泣，或将三五岁小孩忍心抛弃，幼孩饿极，便取街道粪渣食之”（《汇报·湖南荒象志》）官方调查认为，正是士绅的囤积，加上长沙市民与洋人的日常冲突，才导致抢米风潮演变成反洋人、反新政的暴动。

湖南官员的报告里要求，将长沙士绅王先谦、叶德辉、杨巩、孔宪，即行革职，“从重治罪”。折子还说“现值朝野筹备宪政之际，正官绅协合进行之时，如任听此等劣绅，把持阻挠，则地方自治，恐无实行之望”。

这种要求被朝廷采纳了，湖南绅权遭到了空前的打击。余波所及，即使开明士绅一派，也不免于难。湖南谘议局议长谭延辏Т�头上奏，认为“湘乱由官酿成，久在洞鉴，事前湘绅屡请阻禁、备赈，有案可查”。但上谕批复是“谘议局职司立法，不宜干预地方政事”，等于是驳回了。

街头的风评也很不利于士绅。一首竹枝词责骂他们：“事变发生，议员满堂，噤若寒蝉，无一仗义执言之人。”更重要的是，抢米风潮中，民众不仅焚烧了衙署、教堂，还焚烧了不少学堂。这反映了民风保守的湖南对“新政”的不满。连驻长沙的日本领事都观察到了这一点。他向本国政府报告说：“焚烧学堂的意义在于：近年来，为了解决教育经费的巨量开支，地方百姓的负担大为加重。新政引起通货膨胀，使米价激剧升腾，但是，穷人子弟并未在新学堂里得到任何好处。”

由此，可以理解为什么绅权特重的湖南，辛亥举事的主力却是会党与新军，谘议局在其间的作用，甚至远远比不上武汉与成都，而光复后选出的都督副都督，居然与士绅界毫无关连——当然，这种状况并没有维持多久，绅权的力量并未消失。

湖南的人头

国民党元老居正，武昌事变后，在湖北军政府里负责对外联络，重要的是促劝各省响应，而重中之重，自然是湖北的后方湖南。每天晚上，他都去电报局问讯。10月22日晚，居正刚走进电报局，电报生告诉他：湖南有事！居正的心一下提到嗓子眼上，立即命令仔细探听，并与长沙电报局通话。

没多久，长沙电告：革命军已进城。居正狂喜，奔告都督府。黎元洪听说也大为动容，都督府上下一片喜气。

又过不久，长沙报告光复的正式电文到了，署名是焦达峰。黎元洪一看电文，里面提及杀了黄忠浩，顿时黎都督的脸就阴下来了——黄忠浩曾在湖北带兵，与黎元洪有过同袍之谊。

停了停，黎又问：焦达峰是谁？居正说：是革命党。于是黎菩萨沉默了，过了良久，才吩咐居正，复电祝贺长沙光复。（《梅川日记》）

远在武昌的黎元洪，心情尚且如此复杂，长沙城内的士绅们，其失望难过可想而知。

【廿四岁的无名小卒】

焦达峰是从湖北返回湖南发动革命的。陈作新则一直在本土号召新军起义，1910年抢米风潮时，陈作新正在新军二十五混成协当一名排长，他当时就力劝新军管带陈强乘机起义，不被采纳，反被革职逐出新军。由焦、陈二人为首的中部同盟会湖南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