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席女法医之人体农场-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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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即。”

再次夹出一小片碎玻璃时他肌肉紧绷。

“稳住。”我说。

“马里诺是怎么回事？他最近很令人反感。”我又夹了两片碎玻璃在毛巾上，用棉纱止血，“你最好再喝一口酒。”

“为什么？”

“我已经将所有的碎玻璃都夹出来了。”

“这么说你已经完成手术，我们可以庆祝了？”他听起来松了好大一口气。

“不尽然。”我凑近他的手，很满意自己清理得一干二净。随后我打开一包缝合线。

“不替我麻醉？”他抗议。

“缝合这些伤口只需几针而已。打麻醉剂会和缝合一样难受。”我平静地解释，将线穿过针孔。

“我宁可接受麻醉。”

“呃，我没有麻醉剂。你不看或许会好一些。要不我将电视打开？”

韦斯利别开头，咬着牙说：“快点弄好就行。”

缝合时他没有吱声，但我触碰他的手和腿时，可以感觉到他在颤抖。我用棉纱包扎伤口是，他深吸了一口气。

“你是个好病人。”我拍拍他的肩膀站起来。

“我老婆可不这么想。”

我不记得他上次提起康妮的名字是什么时候。他偶尔提起她，仿佛是在谈他感受到的某种力量，像是地心引力。

“在外面坐坐吧，喝完我们的酒。”他说。

我屋外的阳台是公共设施，延伸至整个二楼。这个时刻即使有少数房客尚未就寝，也会因距离太远听不到我们的交谈。韦斯利将两把塑料椅拉在一起。没有桌子，他将酒杯与那瓶威士忌放在地上。

“要再加一些冰块吗？”他问。

“这样正好。”

他已经熄了屋内的灯。我们前方模糊的树影开始摇晃，远处高速公路上只看到零零星星几盏小小的车灯。

“如果用一至十分来打发，你会给今天打几分？”他在黑暗中平静地问。

我犹豫了一下，进入这一行之后我经历过太多惨痛的日子。“我想我会打七分。”

“假设十分是最悲惨的。”

“我还没有遇到过十分。”

“那会是什么状况？”我感觉他在看我。

“我不确定。”我深恐谈起最悲惨的遭遇之后就会面对它。

他静默不语，我不知道他是否在想那个既是我的爱人也是他的好友的人。几年前马克在伦敦遇害市，我相信再也没有比那更痛苦的事了。如今我担心自己错了。

韦斯利说：“你一直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凯。”

“我告诉你了，我不确定。”

“不是那个。我现在在谈马里诺，我问你他怎么了。”

“我想他很不快乐。”我回答。→文·冇·人·冇·书·冇·屋←

“他总是不快乐。”

“我说的是‘很’。”

他等我说下去。

“马里诺不喜欢改变。”我补充道。

“他的升迁？”

“那只是一个原因，还有我的变化。”

“什么变化？”韦斯利将威士忌倒入酒杯，手臂与我的轻轻触碰。

“我与你们的合作关系是个重大的改变。”

他未置可否，等待下文。

“我想他或许察觉到我改变了我们的伙伴关系。”我越说越乱了，“那很令人不安——我是说，对马里诺而言。”

韦斯利仍未表达意见，他轻啜一口，冰块叮当作响。我们都很清楚马里诺怎么了，但那与韦斯利和我的所作所为无关，只是他自己的感受。

“依我个人的看法，马里诺对他的私生活很沮丧，”韦斯利说，“他很寂寞。”

“我相信这两点都是事实。”我说。

“你知道，他和桃丽斯相处三十多年，忽然发现自己又变成单身汉了。他茫无头绪，不知应该如何应对。”

“他从没有真正面对她的离去。那件事就这么悬而未决，等着某件不相干的事来引爆。”

“对此我很担心。我很担心那件不相干的事会是什么。”

“他很想念她我相信他仍然爱着她。”我说。夜深人静，再加上酒精的作用，我替马里诺分外难过。我生他的气总不会太久。

韦斯利调整一下坐姿。“我猜那应该打十分，至少对我而言。”

“你是指康妮离开你？”我望着他。

“失去你深爱的人。失去一个跟着你闹脾气的孩子。没有结局。”他凝视着前方，柔和的月光映照出他英挺的轮廓。“也许是我在自欺欺人，不过是只要有一个结果，一个结局让我摆脱过去，我什么都可以接受。”

“我们永远无法摆脱过去。”

“我同意。”他凝视着前方，继续说，“马里诺无法处理他对你的感受，凯。我想他一直有这种感受。”

“最好都不要说破。”

“听起来很冷酷。”

“不是冷酷，”我说，“我不希望他觉得遭到了拒绝。”

“你怎么认为他没有觉得已被拒绝？”

“我没有这么认为。”我叹了口气，“事实上，我很确定他这一阵很沮丧。”

“应该说是‘嫉妒’。”

“嫉妒你。”

“他没有试着邀请你出去？”韦斯利像是没听到我刚才说的那句继续追问。

“他曾带我参加警察联谊舞会。”

“嗯，那情况很严重了。”

“本顿，我们别拿他开玩笑了。”

“我没有开玩笑，”他温和地说，“我很关心他的感受，我知道你也一样。”他停顿了一下，“事实上，我很了解他的感受。”

“我也了解。”

韦斯利放下酒杯。

“我想我应该回房，设法睡一两个小时。”我说着但没有行动。

他伸手握住我的手腕，手指因为刚才握着酒杯而冰冷。“天亮时怀特会接我离开这里。”

我想握住他的手，我想抚摸他的脸。

“很遗憾必须离开你。”

“我只需要一辆车。”我说着，心跳加速。

“不知道哪里可以租车。机场？”

“我想这就是你能当上联邦调查局探员的原因。你可以作出这样的推断。”

他的手指往下滑，大拇指抚摸着我的手。我早知道总有一天我们会发展到这种地步。他要求我担任他在匡提科的法医顾问时，我就很清楚这种危险性。我原本可以拒绝。

“痛吗？”我问他。

“早上也许会，因为我会宿醉。”

“已经是早上了。”

他抚摸我的头发时，我顺势仰头，闭上眼睛。我感觉到他的脸凑近了，他的手指抚触着我的颈部，随后是他的嘴唇。他像是渴望了许久般爱抚我，令我天旋地转。我们的吻像是偷来的火种。我知道我已陷入无以名之的罪愆之中，但我不在乎。

我们宽衣解带。我们小心避开他的伤口，直至天际泛着曙光。事后，我坐上阳台望着满山晨曦，树叶抹上新彩。我想象着他的直升机升空，像舞者般在空中回旋。

在市中心，埃克森车站对面有一家黑山雪弗兰租车公司，贝尔德警察在清晨七点四十五分送我和马里诺来到这里。

显然当地警方曾散布消息，表示联邦政府人员已经到达，正在轻松旅游汽车旅馆“明察暗访”。虽然没有夹道欢迎的热烈场面，但当我们开着一辆崭新的雪弗兰开普瑞斯前行时，沿途商家门口都有人驻足观望，这让我觉得自己不是默默无闻之辈。

“我听到有人叫你‘名探昆西’。”马里诺打开一包由快餐店买来的饼干时说。

“我听过更难听的。你知道你现在吃的那些东西含有多少盐分和脂肪？”

“知道，我吃的这些有三分之一是盐和脂肪。但我有三份饼干，我打算吃个一干二净。如果你的短时记忆力够好，别忘了我昨天没吃晚餐。”

“口气别那么冲。”

“我没吃饭有没睡好，口气自然会冲。”

我没有说出我睡得比他还少，我猜他已经知道了。今天早餐他不肯正眼看我，我也察觉到他的烦躁之下所藏的沮丧。

“我根本没办法入睡，”他继续说，“那地方的隔音设备真差。”

我将帽檐拉低，仿佛这么做可以减轻我的不安，然后打开收音机，不停换台，直到听到邦妮o瑞特的音乐。马里诺租的车子正在加装警用无线电和扫描仪，晚上才能交车。我要先送他到德内莎o斯坦纳的住处，过后再让别人去接他。我开车，他边吃东西边指路。

“开慢一点。”他看着地图，“左边这一条应该是月桂街。好，下一个路口右转。”

车子再度转弯后，前方出现一个湖波，足球场大小，呈青苔色。附近的野餐区和网球场空无一人，维护得很整洁的俱乐部似乎也少有人使用。湖边有一排树，随着秋季临转为褐色。我想象着一个小女孩拎着一把吉他，在浓密的树影中步行回家。我想象着一个老人这这样的早晨前来垂钓，在树丛中发现尸体后大吃一惊。

“我稍后会来这里走走。”我说。

“在这儿转，”马里诺说，“她的房子在下一个转角。”

“埃米莉埋在什么地方？”

“大约往那个方向两英里处，”他指向东边，“在教堂的公墓里。”

“就是她参加聚会的教堂？”

“第三长老会教堂。如果你将这个湖比喻为华盛顿大道，一头是教堂，另一头则是斯坦纳家，相隔约两英里。”

那就是昨天早晨我在匡提科看到的照片中有牧场风格的房子。正如实地参观许多大型建筑后常有的感觉，它看起来比照片中小。房子位于距街道较远的高地上，枝叶扶疏的杜鹃花、月桂树、酸模树、松树环绕四周。

铺着碎石的人行道与前门阳台不久前清扫过了，只有车道边缘积满了落叶。德内莎o斯坦纳拥有一辆昂贵的英菲尼迪新款绿色房车，这令我颇为惊讶。开车离去时，我看到她裹在黑色长袖里的手臂替马里诺拉开纱门。

阿什维尔纪念医院的停尸间与我见过的大同小异。它位于最底层，是一间铺有瓷砖、包裹着不锈钢的阴森房间，只有一张验尸床，詹雷特医生将它放在洗手池附近。我在九点的钟声敲响不久到达，他正在解剖弗格森的尸体。当血液与空气接触时，我闻到了令人作呕的酒精味。

“早上好，斯卡佩塔医生，”詹雷特医生似乎很高兴见到我，“手术袍和手套在那边的柜子里。”

我向他道歉，虽然我用不上这些东西，因为这个年轻医生并不需要我的帮忙。我估计这次验尸会一无所获，在仔细看弗格森的脖子后，这一点获得了初步证实。昨天深夜我看到的那些红色压痕已经消失了，在皮下组织和肌肉组织上找不到任何伤势。看着詹雷特医生动手，我很谦虚地想起病理学永远不能取代侦查。事实上，若非了解情况，我们将无从得知弗格森是怎么死的，只知道他不是被枪杀、刺死、打死，也不是因为某种疾病而丧命。

“我猜你也注意到了他塞在胸罩里那些袜子的味道，”詹雷特医生边解剖边说，“你有没有找到与它有关的某种东西，比如香水？古龙水？”

他将内脏取出。弗格森有一个略显肥大的肝脏。

“没有找到，”我回答，“补充一点，只有在这种行为的参与人数不止一个时，才会使用香水。”

詹雷特医生抬头望了我一眼。“为什么？”

“如果只有你自己，为什么还要多此一举？”

“有道理。”他将胃中的残留物倒入硬纸盒，“只是一些褐色流质，”他补充，“或许还要一些坚果类的残渣。你曾说他在事发前不久才飞回阿什维尔？”

“没错。”

“那他可能在飞机上吃了花生，还喝了酒。他的酒精浓度值是零点一四。”

“他回家后可能页喝过酒。”我想起他卧室内的那杯波本威士忌。

“嗯，你说通常不止一个人，，是同　性　恋还是异　性　恋？”

“通常是同　性　恋，”我说，“不过色　情照片是重要线索。”

“他在看裸　女。”

“在他的尸体旁边找到的杂志上有裸　女照片。”我修正了他的说法，因为我们无从得知弗格森当时在看什么，只知道我们找到了什么。“在他的房间内每天找到其他色　情照片或情　趣用品，这一点也很重要。”我补充道。

“我猜一定还有。”詹雷特医生说着，插上电锯插头。

“通常这种人都会拥有一大堆，”我说，“他们不会丢弃。但我们只找到四本杂志，都是最近几期的，这令我很困惑。”

“看来他从事这种行为时间不长。”

“有很多迹象表明他没什么经验，”我回答，“但有些地方很矛盾。”

“说说看。”他将弗格森耳后的头皮割开，那张脸忽然瘫成一张悲伤松软的面具。

“就如没有找到可以解释为什么有香味的香水瓶，我们也没有发现其他女性衣物，”　我说，“盒子里的安全套只少了一个。那根绳子很老旧，看不出是从哪里剪下来的，也找不到其他绳子。他很谨慎，在脖子上裹了条毛巾，却打了一个极为危险的结。”

“绞刑结，名副其实。”詹雷特医生说。

“没错。绞刑结很平滑，而且不易松开，”我说，“但高　潮来临时，站在光滑的酒吧凳上是不会想用这种结的，一旦从椅子上滑落，后果不堪设想。”

“我认为绝大多数人都不会绞刑结。”詹雷特医生若有所思。

“关键是，弗格森有会打的理由吗？”我说。

“我想他可以找书查询。”

“在他的房间内找不到任何有关结绳、航行或诸如此类的书。”

“打绞刑结很难吗，如果有……比如说明书？”

“不是不可能，但要练习一段时间。”

“为什么有人会对这种结感兴趣？打活结不是更方便吗？”

“绞刑结虽然可怕、不祥，但它干脆而精确。我不知道。”我接着问，“莫特队长情况如何？”

“目前稳定，但他得在加护病房留待观察。”

詹雷特医生将电锯打开。在他锯头盖骨时我们默不作声，直到他将脑取出，开始检查脖颈。

“你知道，我什么也没发现。绳索所勒之处没有出血，舌骨完整，甲状腺处软骨也没有挫伤。颈椎没有断裂，不过我想除非处以绞刑，否则它不会断掉。”

“或者很肥胖，罹患颈椎关节炎，而且以奇怪的方式意外地悬在半空中。”我说。

“你想看看吗？”

我戴上手套，凑近了些。

“斯卡佩塔医生，我们怎么才能知道他在上吊时仍活着？”

“这一点无法确定，”我说，“除非我们能找到其他死因。”

“例如中毒。”

“那是我目前唯一能想到的。如果真是如此，毒性一定很烈。他回家不久，莫特便发现他已气绝。由此判断，他应该不是离奇致死，而是因上吊窒息。”

“上吊方式呢？”

“仍难断定。”我说。

弗格森的器官都已切割下来，并以塑料袋裹好再次放回胸腔后，我协助詹雷特医生清理现场。我们用水管冲洗解剖床和地板时，一个助手将尸体推走，存放于冷冻库中。我们边清洗解剖器材边聊起来。这个年轻医生当初就是被此地淳朴的民风吸引而来，如今这里却发生了这种事。

他告诉我，他希望在一个人心纯洁、信仰上帝的地方成家立业。他想让子女上教堂，上运动场。他想让他们远离毒品、恶行、电视暴力的污染。

“斯卡佩塔医生，”他继续说，“问题是根本找不到这样的地方，即使在这里也一样。上周我一直在处理一个遭到性侵犯后被杀害的十一岁小女孩的尸体。现在又有一个州调查局探员男扮女装。上个月我碰到过一个服用可卡因过量的孩子，她才十七岁。还有酒后醉驾者，我老得处理他们和被他们撞到的人的尸体。”

“詹雷特医生？”

“你可以叫我吉姆。”他正沮丧地收拾一个台面上的文件。

“你的孩子多大了？”我问。

“我和我妻子正在努力。”他清了清喉咙，将目光移开，但我仍然瞥见了他眼中闪逝的痛楚。“你呢？你有孩子吗？”

“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