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饥饿的盛世-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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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幼弟弘曕就不这么幸运了。乾隆即位时，这个弟弟年仅两岁。对于这个幼小的弟弟，乾隆很是关照。果亲王允礼家产丰厚但没有后人，皇帝特意令弘曕出继，以继承他的财产。但自幼娇生惯养的弘曕性格缺陷很多，特别是他的任性贪财，屡为乾隆所不喜。因为那次给太后请安跪错了地方，弘曕被皇帝诸过并罚，革去亲王，降为贝勒，并解去了一切差事，永远停俸。弘曕经过如此挫辱，心生抑郁，居然因此身患重病，很快不治身亡，年仅三十二岁。（《清高宗实录》）
对兄弟都如此严峻，对其他皇族，皇帝当然更不假辞色。雍正刚刚去世时，乾隆遵奉遗命，以自己的叔父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及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为顾命大臣，组成御前临时机构“总理事务处”。结束居丧期后，乾隆撤掉了这一临时机构，恢复军机处，以鄂尔泰、张廷玉等人为军机大臣，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却被排除在外，从此形成了亲王宗室不入军机处的制度，自此历经乾、嘉、道三朝一百二十多年，直到慈禧时期才被打破。
皇室贵族对乾隆的印象本来极好，因为他为雍正政敌恢复名誉的做法轻易赢得了整个皇族的支持。但突然中断亲贵干政的传统，却让他们认为新皇帝比老皇帝更为薄情。从努尔哈赤时期起，亲贵们已经习惯手握重权，如今突然让他们无所事事，不免要说说怪话，发发牢骚。
康熙时的废太子之子弘皙及其平辈的几个叔伯兄弟，经常来到赋闲家居的庄亲王家，谈论朝政，发泄不满。耳目众多的乾隆很快捕捉到了这一消息。观察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决定提前加以打击，以防他们酿成大患。乾隆四年（1739年）十月，他宣布以“结党营私，行动诡秘”为由革去庄亲王的亲王双俸。前太子之子弘皙被革去亲王，永远软禁，罪名之一是“胸中自以是旧日东宫嫡子，居心甚不可问，即如本月八日，遇皇帝诞辰，制一鹅黄肩舆进呈，似欲待皇上不要，自己留用”；罪名之二是他曾经找人算命，算当今皇帝能活到多大岁数。其他几个叔伯兄弟，也分别受到圈革处罚。（《清高宗实录》《乾隆朝起居注》）此举彻底熄灭了皇族对皇帝的反抗之心。
为了彻底贯彻禁止亲贵干政的原则，乾隆不光牺牲过亲情，也付出过友谊的代价。
青年时代的乾隆有一个最好的朋友，也是他在学生时代最好的同学，叫作福彭。此人是曹雪芹的亲表哥，也就是北静王水溶的原型，是清初八家铁帽子王之一岳托的后代，世袭平郡王。
此人髫年早慧，聪明绝顶，很小的时候就被康熙所喜欢，带入宫中读书。对于皇孙来说，这都是异常恩遇，何况其他普通王孙。弘历上学之时，他又被雍正选中，做了皇子的同学。雍正对他极为欣赏，雍正十一年（1733年）年仅25岁时，福彭就被任命为“在办理军机处行走”，为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军机大臣。当时清军与准噶尔蒙古作战大败，急需一位大将去收拾残局。满朝文武雍正都没看上，偏偏看上了25岁的福彭，命他为定边大将军，驰往边关。此人之才，可见一斑。
英雄相惜。同窗六年，弘历与这位同学关系极好，称他为“知音”。年青时代，他写过许多诗文，表达对这位同学的赞赏、钦佩和想念。说他“年虽少而器识深沉”，“与言政事，则若贯骊珠而析鸿毛”。
乾隆继位之后，立即召福彭回京，协办总理事务处。看来，皇帝非常赏识和倚重这位老同学，他的政治前途不可限量。
但随着皇帝下定决心铲除宗室干政的旧习，福彭的命运也就被意外地决定了。后来他只管理过正黄旗、正白旗事务，一直不曾大用。
作为一个男子，在传统社会，献身政治是最光荣的追求。但福彭却成为他最好的朋友政治改革的牺牲品，断送了一生的政治前程。乾隆十三年（1748年）十一月，福彭在郁郁寡欢中病逝，年仅40岁。皇帝谕旨称：“平郡王宣力有年，恪勤素著。今闻患病薨逝，朕心深为轸悼。特遣大阿哥携茶酒往奠，并辍朝二日。”（《清高宗实录》）
对于一个郡王来说，这是特殊的礼遇，说明皇帝对这位昔日同学心中存有一丝难言的内疚。
在中国历史上，乾隆也是防范太监干政最成功的皇帝之一。太监是最容易破坏政治秩序的特殊群体，尤以汉代、唐代、明代为甚。雍正十三年（1735年）十月十一日，刚刚登上皇位两个月的乾隆就迫不及待地开始敲打太监。他发布上谕，提及雍正时期，一些太监不遵守既定礼制，妄自尊大。他举例说，雍正驾前的四品太监苏培盛，“以前在朕弟兄面前，或半跪请安，或执手问询，甚至与庄亲王并坐接谈，毫无礼节”，“前朕与和亲王等在九州清宴瞻礼时，值苏培盛等在彼饮食，伊等不但不行回避，且复延坐共食，而阿哥等亦有贪其口腹，与之同餐者。朕躬后至，稍坐而出，嗣是朕即不复在九州清宴用饭。”
乾隆在这道上谕中严厉地说：“太监等乃乡野愚民，至微极贱，得入宫闱，叨赐品秩，已属非分隆恩……尔等当自揣分量，敬谨小心，常怀畏惧，庶几永受皇恩，得免罪戾……嗣后尔太监等各自凛遵制度，恪守名分……寻常以公事接见王公大臣时，礼貌必恭，言语必谨，不可稍涉骄纵，以失尊卑大体。即在街市行走，不可出言詈人父母……许被詈之人，即行重责。至接奉内廷阿哥等事件，必当庄重敬谨，不可曲意顺从。”（《清高宗实录》）
清朝初期，宫廷典制并不完备，为有效管理太监，乾隆总结了积累近百年的管理经验，下令编纂“宫廷法典”——《钦定宫中现行则例》和《国朝宫史》。除了详细规定太监的等级、职掌和待遇外，还对太监的管理及处分做了详细而严格的规定。根据这个条例规定：太监口角斗殴、酗酒闹事、聚众赌博以及不慎火烛、大声喧哗、贪睡误班、失误损物直至请假逾期、当班迟到，都要被体罚重责，从二十板到六十板不等。太监稍有小错，经常被打得血肉模糊。
虽然天生重感情的乾隆也与许多太监建立了不错的个人关系，但是太监一旦犯错，他决不宽假。乾隆十六年（1751年）夏，他在更换夏衣时，由于太监未曾认真检查，被藏在袖口处的一根缝衣针划了一下手臂，于是龙颜大怒，立将太监张玉、蔡勋枷号一个月、鞭一百，刑满之后罚做苦役。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的一个夜晚，皇帝在睡梦中醒来询问时刻，发现在寝宫内值夜坐更的小太监常宁、霍集撒徕由于困倦正在打瞌睡，立即下令将他们拖出去重责四十板。类似的事例不胜枚举。
对于太监干政的苗头，乾隆打击起来更是毫不手软。乾隆三十九（1774年）年，奏事处太监高云从向当朝大臣们泄露了职官任免档案，乾隆皇帝异常震怒，牵涉此案的大学士于敏中、军机大臣舒赫德、尚书蔡新、总管内务府大臣英廉等高官都受到了严厉申斥，左都御史观保，侍郎蒋赐棨、吴坛受到了革职处分，而太监高云从则立即被处斩。
由于时刻提防，坚持不懈，所以终乾隆朝六十年，太监们始终没有对皇权构成任何干扰和威胁。
二 驭臣之术
相对以上几种政治势力，防范权臣和朋党的难度更大。因为皇帝行政，离得开家人亲戚和太监，却离不开大臣。乾隆年间，全国约有两万名文官，七万名武官。管理和操纵如此庞大的官员队伍，对任何一个皇帝来说，都是绝大的难题。
只有亲自坐到皇帝宝座上，你才会明白为什么那么多男人为了这个位置不惜一切。坐在世界之巅的感觉是语言无法形容的，那几乎就是成为上帝的感觉。从父亲咽气的那一刻起，乾隆就发觉周围所有官员面对他时的神情都变了。他们不敢正眼看他，似乎他的脸上散发出特殊的光辉，让他们睁不开眼睛。他明白这是因为从那一刻起，他手里握住了他们的一切：从官爵荣辱到身家性命。他成了他们的“主子”，他和他们的关系，就是主人和狗的关系。
正如戴逸先生所说的那样：“新皇帝一旦从前一代统治者手中接过权力，他立即会发现自己置身于变幻莫测的官僚政治的旋涡中。周围充满着欢呼和赞美，欺骗和谣言，摇尾作态的献媚乞恩，诚惶诚恐的畏惧战栗。这一切往往会使一个不够老练的统治者头晕眼花。”（《乾隆帝及时代》）
乾隆没有头晕眼花。他深知，这些官员绝对不像狗那样忠诚和简单。这些在宦海惊涛中一路摸爬滚打上来的成功者，个个身怀绝技。在他们驯顺的外表下，掩藏着无穷无尽的野心、欲望和算计。这些人既是他的政治工具，又是他的政治天敌。历代王朝最大的敌人，不是起义者，不是异族，不是灾荒，而是官僚集团。中国历史上寿命较长的大王朝，几乎无一例外地丧命于这些衣冠楚楚、举止高雅的人之手。
这话听起来骇人听闻，事实上却千真万确。作为个体，再狡猾、再有实力的官员在皇帝面前也往往不是对手。但是，一旦这些官员结合成官僚集团，形势就发生了逆转。本来，官僚体系是皇帝亲手建立起来的，但是，一旦建立和运转起来，它就成了一个难以控制的庞然大物，有了自己的生命、性格和利益关切。就像弗兰肯斯坦似的怪物，虽然是主人所创造，却非主人所能控制。
皇帝关心的是天下长治久安，一家一姓的统治永远不变；官员们的考虑却没有这么长远。归根结底，天下是皇帝的天下，官员们只是挣份工资。他们更关心的是如何利用政策空子，占皇帝的便宜，为自己和亲人朋友捞取最大好处。官僚集团运转的规律是：在没有利益驱动时，官员们执行皇帝的政策，总是倾向于被动应付，只求形式上能交代，由此导致敷衍塞责、形式主义，甚至弄虚作假。而当他们发现政策的空子时，通常会把个人利益伪装于国家利益之中，刻意把经念歪。基于利益最大化的原理，官员们热衷于编织关系网，相互通风报信，十分默契地协调行动。在他们的集体努力下，国家政治很快会陷入腐败的泥淖，每一位官员都会成为中饱私囊的“硕鼠”，本来属于皇帝或者说国家的“民脂民膏”被大量消耗，国家的治理成本大幅上升，最终出现“官逼民反”这个命定的结局。
作为熟读历史，对人情世故领会颇深的青年政治家，乾隆的“宽”并不是毫无尺度的。在软的一手背后，他还有硬的一手。在彬彬有礼的同时，他认真观察着官员们的每一个表现，细心谛听着官僚机器的每一丝异常响动，一旦发现问题，他绝不放过。
乾隆四年（1739年），工部奏报，为修理太庙里面的“庆成灯”，申请领银三百两，并二百串钱。区区几百两银子，对于费用浩繁的皇家来说，不过是九牛一毛。并且，这件小事夹杂在工部上报的几十件大事当中，谁也想不到会被皇帝注意。孰料乾隆精力过人，虽然每天要阅读上万字的奏折，从头到尾却不会忽略一字。看到这个数字，皇帝感觉这笔钱用于“粘补”灯具，似乎稍多了些，其中似有弊端，遂朱批询问，此灯不过是小小粘补修理，怎至于用银如此之多？
工部勾结内务府，在皇家工程中滥支滥报，已经成了习惯。多支个百十两银子，工部自己都没有当回事。工部官员不知年轻皇帝的厉害，只含糊其词地回奏说这是预支银，将来按实用金额再行报销，余下的银两自会交回。他们的如意算盘是皇帝日理万机，此刻支吾过去，第二天皇帝就会忘了。岂料乾隆登基以来，日夜提防的就是臣下的欺骗，他说“万几待理，而甘受人欺，弊将百出”，更何况工部欺骗得如此明目张胆。他下旨说，凡有工程，都是先估后领，并不交还，查遍工部档案，历来也没有交还余钱的记录。“该堂官等竟以朕为不谙事务，任意饰词朦混，甚属乖谬。”
一番话说得工部官员哑口无言，就为太庙一灯几百两银子的小事，乾隆小题大做，杀一儆百，整个工部衙门全堂都被降罪。尚书来保、赵殿最，侍郎阿克敦、韩光基等或遭降级，或被调用，最轻的也受到罚俸处理。此事一出，满朝大臣都震悚一时，对年轻皇帝刮目相看。（《清高宗实录》）
乾隆登基不久，因为他人举报，以“因循不振，不求进取”的罪名罢黜了一名叫魏廷珍的大臣。这事过去几年之后，皇帝因事召见大理寺卿陶正靖，谈完正事，又问他最近朝政有没有什么不当之处，陶正靖就以一副仗义执言的表情说，几年前被罢黜的魏廷珍其实为人清正，没有大过，丢官罢职，处理不当。陶氏所举数条理由都十分光明正大，皇帝当即首肯，表扬了陶正靖的直言精神。
然而回过头来，皇帝就开始琢磨陶正靖的动机是否像他表现出的那么纯正。他开始暗暗调查陶正靖与魏廷珍是不是科举同年，或者同乡。一番摸底，皇帝发现魏廷珍与礼部尚书任兰枝同年（同一年考中进士），而陶正靖正是任兰枝的门生。皇帝由此认定，一定是任兰枝为了袒护同年，指使门生代为奏请。于是任兰枝被革职，陶正靖被降级。（《清史稿·魏廷珍、任兰枝传》）。
一旦心存警惕，官僚们欺骗的种种伎俩，就逃不过乾隆的法眼。有一次在阅读一份奏折时，一个大臣奏道，他发现了地方上的一件坏事，要报告皇上：“正在缮疏间，据两司道府揭报前来，与臣所访无异。”也就是说，正在写报告，布政使和按察使也恰好向他汇报了此事，与他所了解的情况一样。
乾隆会心一笑。这就是地方大臣的“会做人”之处，也是他们“取巧欺君”之处。如果单单报告这件坏事，这位官员固然是立了功了，不过同为大吏的同省布政使和按察使却有了失职失察的嫌疑。为什么人家发现了这件坏事，而你们没有发现？所以，这位大员笔头一转，这样一提，既保住了自己首先发现的“头功”，又为布政使和按察使推卸了失察的责任，何其工巧，又何其隐蔽！乾隆不觉轻轻叹息，挥笔在奏折上批道：这种事，千百件中或者有一二次，怎么会次次那么巧？（《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
乾隆皇帝的智商、情商都是寻常帝王所难及。那些让其他统治者看起来头晕眼花的官场诡计，根本逃不过他的法眼，更何况他越来越心存警惕。几次交锋之后，皇帝的精明就给官员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于有的官员对他做出了“自古人主患不明，惟皇上患明之太过。自古人主患不断，惟皇上患断之太速”的评价。
人们因为不同的利益和见解而分成不同的团体，是政治生活中的正常现象。从这一点来说，中国的朋党之争与西方的政党政治有着相同的起源。但是，西方政党政治的前提是君权的虚化或者消亡，运作方式是竞争双方按明确的规则光明正大地较量。而在专制制度之下，大臣们分裂成不同的派别则意味着统治效能的下降。因为政党政治是公开的、合法的、专心致志的，而朋党政治则是隐蔽的、非法的、别有用心的。一旦形成不同的朋党，大臣们的政治行为就处处掺杂进党同伐异的动机。荐举人才，推行政策，表面上一出大公，实际上无不会首先从小集团的利益出发。这种窝里斗的起源是因为利益，最终却几乎演变成了一种生存方式和生活乐趣，他们斗得如此津津有味，斗到了最后，他们简直就是为斗而斗。在这种毒化的政治环境之中，每一个人都必须依附某一门派才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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