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饥饿的盛世-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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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皇太后圣寿、阿哥成亲、公主下嫁的需要，进京陛见，处处打通关节，哪一项应酬少了“如意”能如意？
乾隆晚年，官场上无钱不办事。王掸望就官甘肃时，全省流传的一句顺口溜：一千见面，二千便饭，三千射箭。意思是说，送一千两银子给王掸望不过能见上一面；送两千两银子，王大人赏脸的话，有望留吃一顿便饭；送三千两银子，王大人高兴，会和送礼的人一起拉拉弓，射射箭，练练骑射，以示关系更近一层。从见面到吃饭再到一同玩一玩，表明和掌管全省钱财物大权的布政使的关系一步步拉近，而主导这种关系远近的砝码就是白银。
当代官场上有两个怪现象——办事处现象和司机现象，这似乎是新生事物，其实在乾隆年间早已经存在。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甘肃布政使王掸望冒赈案发，就揭露出一个新的职业：“坐省长随”，就是把“贴身长随”派去做驻省城的联络员。据后来接任甘肃布政使的王廷瓒说，王掸望在任时，令各下属州县专派出自己的贴身“长随”守候在省城，建立“办事处”。这些人在省城，就专门负责与王的家人交朋友，拉关系，探听信息。凡有属员馈送王掸望金银时，就装入酒坛内，用泥封好，由这些“坐省长随”送进。王掸望交代说：“我遇有需索时就令人通知坐省长随，以便送信给各州县，所以各州县有馈送我的东西全由坐省长随经手。”王掸望在短短数年间聚敛了三百万家财，其中大部分是通过“坐省长随”来完成这些“交易”。
四 和砷与议罪银
仅仅靠贡品，并不能保证皇帝的日子过得足够舒坦。因为皇帝家需要花钱的地方太多了。俗话说，礼尚往来。通过收受贡品的方式收藏民间珍宝，其过程虽然比一般收藏家轻松愉快，但也不可能不付出任何代价，更何况乾隆是一个面子上特别“讲究”的人，绝不会一味仗势豪夺。他的回赐除了一些虚衔外，主要是银两。因为体恤收藏者的不易，也为了显示皇帝的气派，他回赐的数目，不但相当公道，有时甚至是过于丰厚，这就需要大量的钱财。除此之外，大至宫廷造办处造办各种玩意儿，内务府采办各种物资，小到过年过节给妃子孩子们压岁，无处不所需甚巨。金山银海中长大的皇帝本性慷慨，手笔很大，眼光又高，凡事精益求精，登峰造极，日常支出比康雍两朝成倍增长。然而如前所述，祖制规定，皇帝的个人开支不得加重百姓负担，所以这些费用的来源并非国库，必须由内务府自筹，而内务府的财源实在有限。事实上，为了开辟财源，乾隆曾经动过很多脑筋。他曾派内务府官员到恰克图采买俄罗斯皮货，贩到内地转卖，想大赚一笔。但由于内务府官员无能，获利无多，部分皮毛无法高价变卖，只能摊派到各处织造，使皇帝大为生气。（《清乾隆朝内务府的皮货买卖与京城时尚》）除此之外，皇帝还允许内务府对商人发放高利贷，出售部分特许商品的经营权，以牟取暴利。但是由于缺乏理财高手，虽然拥有权钱交易的最大便利，内务府的收入还是增加得很慢。晚年皇帝对财富的渴求越来越炽，也越来越感缺钱之苦。
议罪银制度就是在这个背景下，由和砷策划出来的。
对于中国历史上这个最大的贪污者，人们的研究实在已经够多够细了。不过，人们往往过多渲染了和砷火箭般蹿升中体现出的钻营功夫，而忽略了乾隆晚年的独特心态。事实上，和砷现象不过是乾隆晚年特殊心理需要的产物。如果在乾隆中青年时期，和砷绝无机会爬得这么高，当然，后来也不可能跌得这样重。
晚年的乾隆被两个矛盾所困扰：一个是大权独揽的政治信条和每况愈下的健康状况；一个是不断泛滥的物欲和“不增加百姓负担”的承诺。
尽管健康状况已经越来越难以支撑日常政务，但乾隆从来没想过把大权分担给朝中重臣。他深知这些重臣在朝中经营多年，根深叶茂，一旦分享最高决策权，很容易引来大批依附者，形成朋党，导致混乱。为了保证大权独揽，老皇帝迫切需要一根得心应手的拐杖，或者说，一个有能力的贴身秘书，帮他处理日常政务，执行具体决策。这个人第一应该在朝中没根没底，没帮没派，没有什么资历。这样，才会俯首帖耳，绝对忠于皇帝。第二，更重要的是，他必须机敏果决，才华出众，能够实际代替皇帝处理一些复杂事务，否则难入以挑剔闻名的乾隆的法眼。
乾隆四十年（1775年）秋天，皇帝出巡。老皇帝旅途寂寞，就和蔼地和身边一位骑马随行的新任侍卫聊起天来。先是问他多大了，姓什么叫什么，接着又问他什么时候进的宫，在哪儿当过差。这位风度翩翩的侍卫回答说，他26岁了，钮祜禄氏，叫和砷，刚被选为乾清门侍卫。年轻人语言流利而得体，态度恭敬又从容。皇帝开始对他感兴趣了，便问起他的功名出身。和砷说自己18岁那年曾参加乡试，没能中举。乾隆问道：“当年的卷子，还能记得几句吗？”和砷说能，于是边走边背，一会儿工夫，居然把八年前的卷子从头到尾全背了下来。
皇帝大为惊异，那心情，恰似王熙凤之初见小红。人到老年往往更加欣赏年轻人的干练和活力，皇帝试着《；文；》派和砷办了《；人；》几件事，和砷《；书；》的机敏《；屋；》达练、善解人意表现得淋漓尽致，皇帝大喜过望。乾隆原是眼里揉不得沙子的英主，却挑不出和砷的毛病。
一年之后，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正月，27岁的和砷被任命为户部右侍郎，成为二品大员。三月，又成为军机大臣，四月，兼内务府总理大臣，赏戴一品朝冠。
从此之后，他一直稳稳地高居政治最高层，从男爵到公爵，从户部右侍郎到吏部尚书、文华殿大学士、太子太保，其拔擢之快，任事之繁，总揽之巨，有清一代绝无仅有。一生高己卑人、明察过甚、恩威不测的乾隆帝，从来没有怀疑过和砷的才干与忠诚。
和砷得罪身死前的三天，回顾平生，曾写下了这样一首诗：
星辰环冷月，缧绁泣孤臣。
对景伤前世，怀才误此身。
“怀才误此身”这五个字并非完全是开脱。他确实当得起“才华横溢”四个字。和砷年轻时代曾就读于咸安宫学。这个学校以招生条件严格和教育质量出众而闻名。能考进这里，从某个侧面证明他的天姿出众。咸安宫学的课程包括经史、少数民族语言、书画、武功骑射和火器。从课程的全面正规来看，其目的很明确，就是为帝国培养高级政治人才。和砷大部分功课都相当出色。他精通满、汉、蒙、藏四种语言，经史典籍无不涉猎，文字功夫出众，并且武功骑射基础也相当不错。
除了学业出色外，和砷可谓全面发展，业余兴趣也十分广泛，琴棋书画无所不通，特别以诗而闻名。清人钱泳产称和砷诗颇有“佳句可寻”，而当时的大诗人袁枚则这样夸赞和砷：“少小闻诗礼，通侯即冠军；弯弓朱雁落，健笔李摩云。”
更让老皇帝感觉舒服的，是他的情商高于智商，与人相处总能使对方感觉愉快。史书载这位美男子“行止轻儇，不矜咸仪，言语便给，喜欢诙谐，然性机敏，过目辄能记诵”。他毫无士大夫的方巾气。据《啸亭杂录》载：“和相虽位极人臣，然殊乏大臣体度，好言市井谑语，以为嬉笑。尝于乾清宫演礼，诸王大臣多有俊雅者，和相笑曰：‘今日如孙武子教演女儿兵矣！’”能在乾隆面前这样说话的，满朝只有和砷一人而已。他善解人意，凡事从不用皇帝废话。他办事干练，嘉庆也不得不承认他“精明敏捷”，他能够游刃有余地应付各种突发事件。凡遇繁难政务，乾隆常常派和砷去处理，和砷以其机敏果断屡获褒奖。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他充任钦差大臣赴云南查办云贵总督李侍尧贪污案，因办理得体，未及回京，便升任户部尚书兼议政王大臣。回到北京，他“面陈云南盐务、钱法、边事，多称上意，并允行”。表现了自己全面的政治才华。这是和砷从政生涯的第一次重要亮相，表现得到了朝野上下的一致认可。
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镇压林爽文起义过程中，和砷作为机要秘书，为皇帝提供了很有价值的政策建议。起义平定后，皇帝特意赐诗和砷：
大学士三等忠襄伯和砷：承训书谕，兼通清汉。旁午军书，惟明且断。平萨拉尔，尔曾督战。赐爵励忠，竟成国翰！
“兼通清汉”是和砷的一项重要政治资本。乾隆朝最重要的政治文书，都是用满文写成的，这实际上就把许多汉大臣排斥在了最高决策圈之外。乾隆朝唯一参与最高机要的汉大臣张廷玉，也精通满文，因为他中进士后曾经专门学习满语。及至乾隆晚年，大臣中文兼满汉且又有眼光又有见解的，唯有和砷一人了。故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平定廓尔喀后，乾隆又说：“去岁用兵之际，所有指示机宜，每兼用清、汉文。此分颁给达赖喇嘛及传谕廓尔喀敕书，并兼用蒙古、西番字者，殊难其人，惟和砷承旨书谕，俱能办理秩如。”
历代被处死的贪污犯中，和砷的死是最从容、最雅致的一个。
嘉庆四年（1799年）正月十八日上午，皇帝派人送来一条白练。和砷见到白练之后，索笔题诗一首：
五十年来梦幻真，今朝撒手谢红尘。
他时水泛含龙日，认取香烟是后身。
一个在临死前能写出这样充满禅意诗句的人，应该是个有一点深度，有一点悟性，有一点定力的人。目光锐利的乾隆本也不会让一个平庸之辈处于离自己最近的位置上。
事实上，对和砷的全面定位应该是政治家、经济官僚、诗人、学者、艺术鉴赏家和政治斗争的失败者。在乾隆后期，他在整顿国家财政制度、管理文化事务，特别是外交事务方面，都做出了相当杰出的贡献。他主编了《四库全书》《大清一统志》《三通》等大型丛书，《红楼梦》能流行于世，据说他的功劳尤大；因为精通多种语言，所以和砷实际上充任了当时的外交部长，曾多次负责接待朝鲜、英国等国的使臣。英使马戛尔尼曾评论和砷说，和砷在谈判中“保持了他尊严的身份”，“态度和蔼可亲，对问题的认识尖锐深刻，不愧是一位成熟的政治家”。
仅这些才能，已经足以使乾隆离不开他。更何况和砷还有另一项为皇帝所急需的天赋，那就是理财。
除了不死读书、兴趣广泛、注重人际沟通技巧外，和砷身上还有许多其他的“现代气质”，比如财富观念。
传统士大夫往往拙于理财，而和砷却有着天生的商业头脑。传统社会中的财富观念是静态的，人们有了钱，第一选择永远是买地，把流动资产化为固定资产，“入土为安”。而和砷却深通现金流动起来后的巨大威力。在不动产与现金面前，他显然对现金更感兴趣。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庄头许五德与他人发生矛盾，托和砷帮忙打官司，并答应“事后或送地六十顷，或银一万两”。和砷听后明确表示，“不要地亩，要银一万两”。他的贪污受贿所得，一小部分用于扩大不动产，更多的部分，则用于各种工商业投资，其范围涵盖了金融、地产、矿山、物流、医药、商业等许多行业。他在北京城内拥有当铺12座，其中永庆当、庆余当、恒兴当、恒聚当等，都是典当业巨头。他还经营印铺、账局、瓷器铺、药铺、古玩铺、弓箭铺、柜箱铺、鞍毡铺、粮食店、酒店、杠房、石灰窑等。此外，他家还专门备了80辆大马车，从事运输业。这些行业的收益率，当然远远高于地租。就是那些不动产，他也尽可能选择用来出租。据后来抄家官员统计，和砷仅在北京就有出租房屋35处，“一千零一间半”，“每年共取租银一千二百六十八两三钱，取租钱四千四百九十二吊二百四十文”。（故宫博物院《史料旬刊》）可以说，只要是赚钱快的行业，就有和砷的身影。值得一提的是，当时采矿业由于风险巨大，管理复杂，投资多，见效慢，一般人不敢经营，和砷却敢于尝试。他看中煤矿业是朝阳产业，曾投巨资在门头沟和香山两地开了煤矿。和砷巨大家业的积累，贪腐所得当然是大头，但是他自己的投资收益也并非无足轻重。
传统士人往往耻于谈钱，和砷却有着强烈的契约意识，在金钱面前亲兄弟明算账，虽然至亲好友也毫不含糊。他的外祖父伍弥泰官至大学士，向他借过2000两银子，他担心外祖父不能及时还账，逼着老头拿自家地契抵押，“取田契价值相当者署卷归偿”。（《郎潜纪闻》）他岳祖父英廉的孙子向他借钱，也是拿地契为抵押品才借出去的。（中国历史第一档案馆档案《内务府来文》）他亲舅舅明保向他借了15000两白银，他规定每月一分起息，连本带利滚到21450两。他贴身家人傅明向他借银1000两，答应如到期不能还清，便从其“每月工食内坐扣”。不久傅明身亡，和砷并不念其效劳一生而免除债务，而是令其子花沙布代替还债。并且每月规定按7厘起利，加上以前所欠利银200两，共计1200两。因为对金钱的热爱，和砷甚至亲自担任家里的会计和出纳：“和相……出入金银，无不持筹握算，亲为称兑。”（《啸亭杂录》）
成为乾隆皇帝的私人助理后，他的经营天才迅速得到了体现，并迅速得到乾隆的重视。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他出任内务府大臣。在此之前，这个负责皇室财政的机构经常是入不敷出。“本府进项不敷用时，檄取户部库银以为接济。”而他就任之后不久，就面貌一新，不但弥补了以前的赤字，还出现了盈余。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皇帝加派他充任崇文门税务监督，在他的经营下，这个税关收入一下子跃居全国30多个税关的前几位。这两炮打响，乾隆对和砷的理财本领愈加刮目，所谓“晚年依毗益笃”。所有与财政有关的部门渐渐都划归和砷一人把持，他先后任户部侍郎、户部尚书、管理户部三库、内务府大臣。“伊竟将户部事务一人把持，变更成例，不许部臣参议一字。”
在乾隆眼里，和砷简直就像一个魔术师，总是能出人意料地制造出新的财源。“议罪银”的制度化，就是和砷的一个天才发明。
议罪银是由“罚俸”演化而来。罚俸古已有之，扣除官员几个月至几年的“基本工资”，是惩罚轻微过错的常用手段。随着乾隆中期施政愈苛执法趋严，皇帝觉得罚俸数额太少，不足以警戒其心，又法外加罚，所罚动辄上万，改称“议罪银”。皇帝的初衷，不过是想让官员“肉痛”一下，并没有想把它制度化为一项财源。
和砷当政后，马上发现了“议罪银”的妙处。罚俸的决定权在吏部，款项由户部承追，银两也交给国库，过程公开透明。而议罪银并非国家定制，故可以绕开吏部户部，由军机处负责，不纳入国家财政，而是归入皇帝的小金库，并且过程及数额都可以不公开。因此，在和砷的建议下，皇帝批准将议罪银制度化，并且将罚银的范围大大扩展，从财政亏空之类的重大错误到在奏折中写错几个字，都可以一罚了之。
此举一出，那些聪明的大臣们马上就发现了妙处。不少大臣主动要求交纳议罪银。比如河南巡抚毕沅以“未能迅速搜获要犯”，自请罚银两万两；陕甘总督勒尔谨以失察客商走私玉石自行议罪缴银四万两。以小过而甘重罚，既说明大臣们对自己要求的严格，又为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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