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之大科学家-第9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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挠行枰�，敝人一定会去叨扰内田先生的！”

内田康哉点头称是，不过笑得就稍微有些勉强了。

一直在边上看热闹的长冈半太郎突然插话：“中日之间的文化交流非常必要，因为中日两国的文化在世界上都是独一无二、无可替代的。尤其是中国文化，非常深邃，时时给人以启发，使人受益无穷。我本人就是其中的一个受益者。”

“哦？”孙元起很好奇，这个长冈怎么也算是个科学家，为啥要和内田康哉一起蹚这趟浑水！

长冈半太郎解释道：“当年我在东京大学理学部读书的时候，曾经一度怀疑东方人是否有能力在科学上做出原创性贡献。因为自然科学彻头彻尾是西方舶来的东西，如果我们东亚人注定无法完成原创性工作，我不愿意把生命耗费在这里面。为了弄清这个问题，我曾经一度休学。

“在休学期间，我阅读了大量的中国古书。在书里面，我看到古代中国人曾经制造出浑天仪、指南针和火药；而中国古代哲学家，比如庄子，也曾有过‘天之苍苍，其正色邪？其远而无所至极邪？’这样有深层次的思考。于是我坚信，即使是东方人，只要努力，也一定能做出不逊色于西方人的成果。

“得出这个结论后，我又回到东京大学继续学业，开始涉足理论物理的研究，有幸最终成为东大的物理学教授。回忆过去的生涯，我非常感谢中国的优秀文化对我的启示，也愿意为推进中日文化交流做出积极的努力。”

孙元起一边倾听，一边点头，其实心中却在想：这长冈拐弯抹角的，到底想表达什么意思？

这时，田中馆爱橘从怀里掏出一个信封，恭敬地递给孙元起，嘴里吐出一连串的日语。孙元起身边的通译低声翻译道：“田中馆先生说，十多年前他在欧洲求学的时候，长冈先生曾给他写过信，信中表示，我们东亚人经过努力，一定可以超过那些白人。他这些年一直认真保存着这封信，经常以此鞭策自己，奋力前进，永不止步。当他在杂志上读到您论文的时候，发现您完全证实了长冈先生的预言。今天来拜访您，特地带上这封信，请您过目。”

孙元起双手接过信封，果然甚是陈旧，细看邮戳，日期为1888年6月7日，距今已有17年了。抽出信纸，就像田中馆爱橘所说，因为经常摩挲，纸张已经毛糙发黄。

内容是竖写着的日文，孙元起看不懂，只好交给通译。通译看了一通，然后翻译道：

“……在工作中，我们一定要有广阔的视野、敏锐的判断力和对事物的透彻理解，不能屈服，不能有一丝的松懈。那些看似专心工作，实则心不在焉，任何小事情都会让他们停下来去看、去听、去议论，甚至跑出去买东西的人，不要让他们在我们的工作间打扰我们的工作。没有理由让白人在每个方面都如此超前，如你所说，我希望我们能在10或20年之内打败那些白人：我才不想在地狱里用望远镜去看我们后代的胜利。……”

孙元起听着，心中有些感动：民国及以后的中国科学家，不也正是用这种信念来激励自己，奋发图强，努力为祖国争光，藉此证明中国人不是低等民族的么？

长冈半太郎听罢，恭敬地低首说道：“敝人在写这封信的时候，只是抱着必胜的信念，一生悬命地投入到物理研究中。可敝人驽钝，至今没有做出任何成绩。但是看到孙先生做出的杰出贡献，使我益发相信东亚人不仅在道德操守上完胜那些白人，而且只要我们积极投身科学研究，也能在这方面打败他们！你的努力和成绩，给我们树立了良好的榜样，也更加坚定了我们的信心。在此，我谨代表日本科学工作者向你致以最深的感谢！本当に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本当に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内田康哉和田中馆爱橘等日本人一齐俯首拜谢。

孙元起连忙起身，准备过去扶起他们。

长冈半太郎又道：“敝人知道，我们日本目前在物理学上还非常落后，培养出的学生不配和您探讨学问；敝人也知道，贵校的国文、哲学、历史等名师云集，确实值得我们日本学生学习。但是，敝人今天还是印�颜拜请，希望孙先生能够允许更多的日本学生来跟随您学习先进的科学知识！”

孙元起停下脚步：看来，这才是他们此次前来的真实目的吧！

一一六、雨从青野上山来

见孙元起犹豫，内田康哉急忙趁热打铁：“孙校长，近代以来，我们日中两国国门都曾被欧美列强的坚船利炮所打开，使得国家备受欺辱，至今人民在国际上仍被视为低劣民族，这是我们万万不能忍受的！日中两国乃是一气连理、一衣带水的睦邻友邦，理应互相提携，对抗欧美霸权，实现东亚共荣！”

从小看抗战影视剧，但凡日寇、汉奸，言必称“中日提携”“东亚共荣”，所以对这两个词极端反感。见日本公使也是这个调调，孙元起便冷笑着问道：“据我所知，自从贵国‘近代教育之父’福泽谕吉先生提出‘脱亚入欧论’以来，一直被贵国政府奉为圭臬，积极向欧美看齐。现在公使大人口口声声都是‘对抗欧美’‘东亚共荣’。敝人现在倒是糊涂了，贵国对于亚洲到底是脱呀？还是不脱呀？”

1885年3月16日，福泽谕吉在《时事新报》上发表了一篇两千多字的社论，这就是著名的《脱亚论》。“脱亚入欧”这个说法，在文章里正式被提出来。在《日本政治史》的年谱中，专门给这件事列了条目，编入1885年发生的重大事件中，由此可见其重要性。

福泽谕吉在文中写道：“为今日计，我国不应犹豫等待邻国之开明而共同振兴亚细亚，不如脱离其行列与西方文明之国共进退；对待支那、朝鲜之法，亦不能因其为邻国而给予特别关照，唯有按西洋人对待彼等之法处理之。”按照福泽谕吉的说法，对于中国、朝鲜，不当以友好邻国看待，而应该和西方列强一样，视之为可以瓜分的殖民地。因为脱亚入欧的“伟大”言论，以及他在教育上的贡献，福泽谕吉的头像如今印刷在日本最大面额的万元纸币上。

内田康哉没想到孙元起突然提这茬儿，过了半晌才辩解道：“我国所言脱亚入欧，只是在政治、经济上变革亚洲的旧体制，积极向西方文明国家看齐而已；但是在文化上，我们的根源一直留在亚洲，从来没有动摇过。”

“是么？原来是这样啊。”孙元起看是肯定的回答，可即便是傻子也能从话语听出浓浓的怀疑味道。

事实上，在脱亚入欧的时候，日本选择了与中国文化进行彻底决裂。甚至在明治维新时，汉学一度被剥夺了教学权。据杨守敬说，明治维新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欧风美雨肆虐日本，而其国民也提倡新学，唾弃旧学，汉文古籍被视为落后的象征，士大夫弃古书如敝屣。杨守敬趁机搜罗，从森立之、岛田重礼等日本藏书家那里购得汉籍珍本及国内散佚秘籍六百五十四种，三万多卷。其后，又有王国维、傅增湘、董康、张元济、孙楷第等人先后到日本访书，导致清末民初之际出现了罕见的日本汉文典籍回流现象。

可内田康哉依然死鸭子嘴硬，点头答道：“正是这样！”

孙元起点点头：“既然公使大人也认为日本人民的文化根源一直在亚洲，那么我们应该更加珍视、认真学习才对，争取把优秀的东亚文明发扬光大。我给贵国的留学生名额，也正是出于这一点考虑。没想到，公使大人与我不谋而合，真是心有灵犀啊！”

这一番话，直把内田康哉憋得脸红脖子粗，吭哧半天也没说出话来。

长冈半太郎赶紧解围：“福泽先生所言，乃是基于四十年前变法维新之际的日本国内形势所言，正如贵国日常说的，‘矫枉必须过正’。现今我国也在反思和纠正这个问题。但是，这么多年的历史事实向我们证明，光学习东亚传统的文化是不能够富国强兵的，必须还要积极学习西方的科学知识。孙先生您的学习工作经历，不也体现这一点么？”

长冈所言，揭露了中国文化至关重要的缺陷：可以守成，难以进取；注重精神修养，忽略物质文明。

见孙元起若有所思，长冈接着说道：“再者说，就人类文明的发展总趋势而言，科学应该是无国界的，因为科学是反映客观世界的本质联系及其运动规律的知识体系，它具有客观性、真理性和系统性，是真的知识体系。作为反映客观规律的科学本身，是没有阶级性和民族性的。

“而且研究科学的根本目的是造福于全人类，一切科学知识和研究成果也最终为全人类所共享，因此，科学知识的传播就具有超越性和国际性，可以为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阶层服务。所以，敝人恳请孙先生能敞开胸怀，容纳更多的日本学生！”

切！是，科学是无国界，可科学家有国界啊。

孙元起不愿驳斥，只好换个角度说：“可是各国留学生的名额，已经由外务部确认，并且发给各国，如果私自变更，恐怕多有不便吧？”

根据自己上奏的《大清国东西洋来华游学生管理章程》，里面总体上就是文科多，理科少；理科多，工科少。有哪个国家愿意把本来就不过的名额给让出来啊？

此时内田康哉已经恢复战斗力，闻言大喜，连忙说道：“关于这一点，我们有三种的解决方案：首先，录取名额可以再调整。因为西班牙的庚子赔款不到十万两白银，如果每年足额派遣留学生，两三年内便无款可用；而比利时、荷兰两国人口较少，又没有庚子赔款，不可能每年派去足额的留学生。这里面出现的差额，孙先生可以酌情转拨给日本。

“其次，孙先生也可以向外务部申请，增加留学生的总名额，把新增的名额拨付给日本。这种情况，不仅我们日本乐意接受，相信贵国政府也会乐观其成的。

“至于第三，则是请孙先生在我日本15个名额中，减少国文、哲学、历史、中医等学科的名额，增加到物理、电子、核工程等方向中去。

“我想，这三种方案只要我们协调好，贵国外务部都不会反对的。贺大人，您说对么？”

本来孙元起以为，贺仁立会像其他官员一样，来个“这个问题，哈哈哈……下官回去之后，定当向上峰奏明，请予斟酌”，然后一斟酌就是俩月，一研究就是半年，只要你松把劲儿，整个提案立马“泥牛入海无消息”。谁知贺仁立今天爆发了，闻声立马答道：“来时我们尚书大人已经说了，在名额不少于原先规定的前提下，只要各方满意，部里不加干涉。所以，这还要看孙校长的意思！”

见贺仁立把皮球踢给自己，孙元起有些郁闷。无奈之下，在心中仔细权衡了日本公使提出的三个方案：

第三个方案，无疑是最不能接受的。虽然憎恶日本人，但我们必须也要看到日本人的优点：严谨、细致、聪明、努力、爱国。只要给他们一个契机，他们觉得能把先进技术玩得异常顺溜，最简单的一个例子，就是日本至今已有近20人获得诺贝尔奖，其中诺贝尔物理学奖有汤川秀树（1949）、朝永振一郎（1965）、江崎玲於奈（1973）、小柴昌俊（2002）、小林诚（2008）、益川敏英（2008）等，化学奖有福井谦一（1981）、白川英树（2000）、野依良治（2001）、田中耕一（2002）、下村脩（2008）、铃木章（2010）、根岸英一（2010）等。如果真让日本学生接触到原子核物理的核心，还不知他们能整出什么幺蛾子呢！

第二个方案也不行。如果是让慈禧老奶奶选，肯定她老人家中意这一个。可学校就这么大、老师就这么一点，200人已经爆棚了，那还能更多？

选来选去，只有第一个方案靠谱些，毕竟属于拆东墙补西墙，况且，人家允不允许他日本人拆东墙还两说呢！再者，其他国家也是文科多，理工科少。他们拆借到文科，自然无所谓；如果他们拆借到理工科，哥哥我让你们去跟着爱因斯坦搞统一场理论。我就不信，爱因斯坦没闹明白、后世五十年间也没人闹明白的东西，你们小日本能把它给整顺了！

内田康哉见孙元起一直在沉思，又下了一剂猛药：“孙先生，只要你答应这三个方案之一，我们日本政府也会同意贵校的学生到日本留学的！”

孙元起本来没有这方面考虑，听了他的话，忽然想到早些年自己曾答应送赵景行去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后来一直没有再问，也不知那小子现在还有没有这方面意向。当下便有当无地问道：“那我能推荐几个学生就读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么？”

内田康哉也不正面回答：“因为该所学校是军校，敝人无法直接决断，恐怕需向国内询问后才能答复您！”

孙元起心中了然：什么“需向国内询问后才能答复”，无非是想让自己先表态嘛。于是便点点头，说道：“我觉得，只要你们达成一致，我们可以接受第一种方案。”

一一七、为谁辛苦为谁忙

得了孙元起的肯定回答，内田康哉、田中馆爱橘、长冈半太郎三人皆喜不自禁。又小坐一会儿，内田康哉托言有事，先行告辞，只留下田中馆、长冈二人与孙元起交流学术。田中馆爱橘虽然不懂汉语，可是英文说得不错，而且长冈半太郎也是个不错的翻译，交流起来全然无碍。

作为日本创办的第一所国立大学、也是亚洲创办最早大学之一的东京帝国大学，被公认为是日本的最高学府，而田中馆、长冈两人都是东大的物理学教授，可以这样说，他们俩的水平就代表了眼下日本物理学的发展水平。

通过交谈，孙元起大致了解了日本现今的科学发展水平。

虽然东京大学成立于1877年，比中国最早的国立大学京师大学堂早21年，比孙元起所创立的经世大学更是早了24年，可悠久的历史并没有体现在其科学发展水平，除了东大医学部发现血清疗法的北里柴三郎先生可圈可点之外，其他几乎乏善可陈。

至于物理学，那就更加不堪入目，大学教育和教授研究方向基本还是集中在经典物理学上。虽然有些物理学研究人员，比如面前的长冈教授，已经注意到原子核物理、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重大发展，可是一方面水平有限，根本看不懂最新的论文，也不知道发展方向是什么，只能矮子看戏，随人道好；另一方面，学校也没有大笔的资金来购买先进的科研设备，无法进行相应的实际研究。

要知道，在任何时候，实验科学研究都是资金和人力的积累。比如研究原子核结构，就得购买光谱仪、质谱仪、加速器、云室、计数器等仪器，仪器好坏、全面与否，直接决定实验的效果。至于放射性元素，比如镭、钋等，价格更是比黄金还昂贵。关键这些元素还一直在衰变，必须要不停地购买替换。日本现在正和沙俄血战，资金自然是投向军火炮弹、枪械舰船，谁会关注这些鸡肋的科研呢？即便投向科研，也主要是实用方向的，谁会想到无用的原子核物理？

他们所面临的窘境，其实也是经世大学所面临的。比如回旋粒子加速器，陈骥德、潘咸等数名学生在耶鲁大学观摩了研发过程，对于架构了如指掌，可回国之后想搭建一台加速器，却完全无法付诸实践。原因很简单，就是没有各种零件，至于粒子源就更不用说了。好在孙元起和美国几所大学关系比较密切，每次出国都能带回几套学校急需的科学仪器，勉强保证实验室的正常运转。

当然，尽管孙元起对日本物理学的落后报以同情，但还没有好心到主动帮他们解决问题的份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