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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生之大科学家-第2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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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同甲摇了摇头：“少泉老弟，只怕有些言过其实了吧？去年东北爆发鼠疫，孙百熙主动请缨，为国分忧，拯救万千生民于水火，不可谓不忠于国家。他以科学为根本创立经世大学，广泛招收外国游学生，每年可抵庚子赔款一百万两，也不可谓科学无功于社稷。今日天下形势演变如此，更非孙百熙一人所致。贤弟又何必责全求备呢？”
杨捷三冷哼一声不作言语，端起酒杯喝了半杯才接着说道：“棣轩兄，你新近从湖北过来，应该知道孙元起联合华熙银行在四川、陕西等地擅自铸币一事吧？”
吴同甲从身上摸出一块银元递了过去：“你说的是这个？”
银元显然是刚铸成不久，在偶然掠过的阳光下发出熠熠的光彩。仔细看时可以发现，银元正面是孙元起半身侧面浮雕，看得出设计者很费匠心，不仅雕工精美、深浅得当，而且生动传神地描摹出孙元起的英俊儒雅，浮雕上方则是“四川省造”四个汉字。背面中间写有“壹圆”字样，标明了这枚银元的币值，四周环绕装饰着绸带包裹的麦穗。总体看来，这是一枚非常精致漂亮的银元。
见杨捷三在打量银元，吴同甲急忙介绍：“这种银元是华熙银行五六天前正式公开发行的，因为华熙银行的营业网点密布长江沿线，而且银元轻重合适做工考究，商家和百姓都很认可，所以很快就在各地市面上流通了起来。”
杨捷三怒目圆睁，戟指大骂道：“世间还有比此更大逆不道的事情么？自生民以来，但凡钱币都只铸明权重币值，南北朝以后才开始冠以国名、年号。我朝定鼎之后一直因袭成例，直至光绪年间仿造鹰洋铸造铜圆，才在上面增加团龙图案。孙元起一介臣子，皇上、太后俱在，何德何能敢用自己头像替换年号、团龙？他究竟是何等肺腑、何等居心？狂悖如此，真是古今无双！”
吴同甲辩解道：“少泉老弟你有所不知，像欧美各国，向来都是在硬币上铸造人像的。远的不说，就说在大清朝，光绪三十二年（1906）上海信成银行发行的纸币上便印有商部尚书振贝子的半身像。如今大清银行的兑换券上，不也照样印上摄政王和李文忠公的头像么？”
杨捷三顿时被噎住了，狠狠瞪了吴同甲一眼才说道：“小弟刚才说的是银元，棣轩兄扯上纸币做什么？再说了，我天朝上国自有制度，何必取法于西方野蛮无礼之国！”
见杨捷三说话带着“得理不饶人，无理争三分”的味道，吴同甲知道好友情绪有些激动，当下只好装聋作哑，闷头喝酒吃菜。杨捷三见状也觉得无趣，只好端起酒杯自己喝了几口闷酒。
就在这时候，店里伙计推门而入，恭敬地打个千儿：“二位爷，外面来了个唱小曲儿的，人长得标致，小曲儿也唱得委婉动听。您老要不要叫［ＷＷＷ。ＷΓsＨＵ。］来听听？”
这种在店里卖唱的行为，就好比在专柜里代卖别的商品，如果做成了生意，店里和伙计都是要从中分红的，所以伙计得空就会极力向客人推荐。吴同甲正觉得气氛有些尴尬，闻言大喜，连忙点头道：“那就叫进来唱一曲吧！”
“请二位爷稍等！”伙计乐得见眉不见眼，赶紧出门叫来“驻场乐队”。
乐队人不多，拢共才三个人：一个唱曲姑娘和两个伴奏的，手里分别拿着鼓、板、曲笛、三弦等乐器。不过伙计有一点没说错，姑娘确实长得非常标致。她年龄约摸十五六岁，瓜子脸，白净面皮，眉似远山浓淡得宜，眼如秋水顾盼有情，乌亮的大辫子直垂到腰际，身上穿着一件蓝布大褂。虽是粗布衣裳，倒是十分洁净，给人一种“粗头乱服亦佳”的感觉。
姑娘进来后，冲着两人盈盈一福：“凤云见过两位老爷！”
两人顿时觉得屋里的光线都明媚许多。吴同甲笑着问道：“凤云姑娘，最近京城流行什么时兴的小曲儿？唱几首来听听吧。”
凤云脆声答道：“回禀老爷，最近倒是没有什么时兴小曲儿。只是这几日但凡老爷们对酌独饮，总喜欢点《桃花扇》结尾的那套《哀江南》。”
吴同甲眉头微皱：孔东塘的《桃花扇》乃是有清一朝数一数二的传奇剧本，结尾那套《哀江南》更是家喻户晓。内容说的是秦淮河上教曲师傅苏昆生在南明灭亡后故地重游，触目所见皆是凄凉冷落的景象。他抚今追昔，百感交集，唱出这套沉郁、悲怆的曲子，借眼前兴衰之景，抒心中亡国之痛。京中诸位达官显贵这几天挑选这套曲子来听，其用意不言自明。
吴同甲怕勾起杨捷三的伤心事又惹得他嚎啕大哭，正有心要拒绝，就听见杨捷三却一拍桌子：“好，现在听这套曲子最应景，我们就听这一段！”
凤云又向两人福了一福，等琴师调好三弦、笛师上好笛膜，合奏了前调，轻启朱唇柔声唱道：“山松野草带花挑，猛抬头秣陵重到。残军留废垒，瘦马卧空壕；村郭萧条，城对着夕阳道。”
最初听时，杨捷三还以手作拍，不时点头赞赏。渐渐地，他开始融入其中，仿佛曲中所唱的景象都是他亲眼所见：白玉柱横倒在地，红泥墙坍塌半边，地上遍是碎琉璃烂瓦片，原先百官朝拜的丹墀只有燕雀在上面歌舞，昔日喧嚣的皇宫大殿里到处长满野蒿，居然有不少乞丐在稍微完整的宫室安家落户……
凤云唱了还不到一半，杨捷三的眼泪就掉了下来。等唱到最后的《离亭宴带歇拍煞》时候，杨捷三终于痛哭出声，嘴里犹自念叨着曲词：“俺曾见金陵玉殿莺啼晓，秦淮水榭花开早，谁知道容易冰消！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这青苔碧瓦堆，俺曾睡风流觉，将五十年兴亡看饱。那乌衣巷不姓王，莫愁湖鬼夜哭，凤凰台栖枭鸟。残山梦最真，旧境丢难掉，不信这舆图换稿！诌一套《哀江南》，放悲声唱到老。”
凤云和琴师、笛师见状丝毫不觉惊讶，想来这些天他们不止一次遇到过这种场景，早已经麻木了。
吴同甲掩饰道：“这位爷喝醉了，你们不用再长了，下去吧！”说罢把桌上的那块孙大头随手扔给了凤云，然后起身把他们送出门外。等乐队已经下了楼，依然能听见包厢里有人在断断续续哼着“金陵玉殿莺啼晓，秦淮水榭花开早，谁知道容易冰消！……将五十年兴亡看饱。……不信这舆图换稿！”
吴同甲在包厢外伫立良久，才长叹一声：“既然知道容易冰消，将兴亡看饱，又为何不信这舆图换稿呢？既然舆图已经换稿，在这里嚎哭流涕又有什么用？”
二七八、不能救疗生民病
等张辉瓒部与姚宝来部整编成第四十七混成协，驻扎在经世大学周边确保学校安全无虞，孙元起才彻底安下心，终于有空坐下来思考作为四川总督应尽的义务。既然坐在这个位置上，总得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不是？
然而如杨度所言，孙元起在暂署四川总督之前，根本没有执掌一方军政的经历——不仅他没有，而且祖上三代都跟官场不沾边，个个是根正苗红的贫下中农。当年自己在学校做个学习委员，家里人足足在外面显摆了半学期！
孙元起在床上辗转反侧苦思冥想了大半夜，终于想到一个突破口：三农问题。
2000年，时任湖北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的李昌平以公开信形式向总理反应三农问题，总结起来就是一句话：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随后又有陈桂棣、吴春桃夫妇的《中国农村调查》，将严酷的三农问题彻底暴露在世人面前，让无数人重新认识到农民遭受的沉重苦难。
在政府和民间双重努力下，三农问题终于出现重大转机，尤其是2006年全面取消农业税，并对农村进行适当贴补，从根本上减轻了农民负担，改善了恶劣的农村社会生态。——这项批评声最少、赞同声最多的善政也被誉为改革开放三十年最重大成果之一！
在清末民初，农民缴纳的各种赋税是国家最重要的经济来源，其痛苦指数与二十一世纪初相比肯定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果能够适当降低农业税负、蠲免部分农业税款，岂不是大有益于三省人民？
第二天一大早，孙元起就急急忙忙找来杨度、章士钊等人，兴冲冲地问道：“行严，你说如果不出意外，我们现在手中经费足以支撑三年，是不是？”
章士钊对孙元起突然关心财政状况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过还是很干脆地答道：“不错！”
孙元起点点头，又问杨度道：“皙子，现在我们川、陕、甘三省势同割据，是不是以后中央政府要我们缴纳各种赋税时，我们可以置之不理？”
杨度审慎地回答道：“理论上我们可以不缴，单是为了让中央政府面子上过得去，恐怕多少还要缴一点，肯定不会按照以前数目足额缴纳就是。”
孙元起一拍手掌：“那就好！皙子、行严，我昨天想了一夜，觉得我既然有幸主政三省，总要做些实事造福一方百姓才好。自嘉、道、咸、同以来国家多事，外则割地赔款，内则叛乱不休，耗费财帑以巨亿计，然而一点一滴无不自百姓身上盘剥而来。百姓头顶烈日脚踏黄土，耕种收获辛劳终岁，遇丰年而难免饥馑，遇水旱则饿死道边。论及世间苦难，还有谁能比平头百姓更加深重？
“《道德经》有云：‘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我们因缘际会接管川陕两省藩库，又缴获云贵解京的贡银，足支三年之用。如果我们还向百姓征缴田赋，何异于逆天行事？所以我想蠲免川、陕、甘三省的三年赋税，并适当降低田租，聊以纾解百姓倒悬之苦。你们觉得如何？”
章士钊和杨度相互对望了一眼，各自都在对方眼里看出了否决之意。
作为分管财务的幕僚，章士钊首先答话道：“大人宅心仁厚，体恤民情，实是三省千万百姓之福，但蠲免赋税、降低田租之策却大不可取！”
“为什么？”孙元起急忙追问道。
章士钊道：“先说为什么不可以蠲免赋税。我们推算库银足支三年之用，是建立在三省继续缴纳赋税基础之上的。只要百姓继续缴纳赋税，就会每年出售大量粮食以换取银钱缴纳税款，市场上粮食价格自然偏低。一旦不用交纳赋税，百姓也就不着急售卖粮食，粮食价格就会随之上扬。
“我们现在仅军队就有四个协、一万五六千人，每日消耗粮草无数，任何一点价格上涨都会导致费用支出大幅增加。如此一来，库银就根本无法支撑三年！到那时候就会面临两难局面：开征赋税则弃诺背信食言而肥，不征赋税则府库空虚用度不足。”
杨度补充道：“纵观中国古代历史，只有遇到水、旱、蝗、兵等重大灾害才会蠲免百姓钱粮，而且除了帝王故里、招徕垦荒等特殊情况，一般都只蠲免一年。如今川、陕、甘三省未遭大灾，我们一口气蠲免三年赋税，明显有些名不正言不顺。而且随意蠲免赋税，很容易使得百姓产生抗拒之心。举个不恰当的例子，就好比你借一大笔钱给别人，连着三年不去讨要，某天突然上门追索，那人会干脆利落地还款么？”
章士钊大点其头：“皙子兄说的极是！百姓之心如平原纵马，易放难收，最好还是不要轻易开这个头。”
孙元起有些皱眉：“今年川、陕、甘三省都发生战事，难道不能成为蠲免的理由？”
杨度道：“那些遭受兵燹受灾严重的府县倒可以单独蠲免。但是不分是否受灾、受灾轻重，一律享受优惠，未免就有些失之宽泛了，而且也是种大不公。如果真要蠲免，甘肃、陕北缴纳的赋税本来就没多少，不妨多蠲免些府县，以示仁政；而陕南、四川向来是财赋重地，则要少蠲免些地方，以确保有稳定财源。”
孙元起又问：“那为什么降低田租也不可取？”
章士钊道：“在下知道大人降低田租是想改善民生造福百姓，用意极好。只是各省各地田租或高或低本不统一，我们很难加以统一调整。而且这些田租都是地主和佃户在数百年间相互商议并渐渐稳定下来的，所谓‘常人安于故俗’，无论地主还是佃户都早已习惯，两者好比是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如果我们强行插足其间，不仅于事无补，反而两头不落好，只会徒生事端！”
杨度也道：“田租问题最是繁杂，历朝历代都视之为难题，我们初来乍到，之前又没有任何处理民政的经验，如果贸贸然加以改动，得罪本地士绅，很容易闹出大乱子。我们还是一动不如一静吧！”
孙元起大为败兴：昨夜想了半宿，自以为想到了好法子，大清早兴扑扑地找人来商议，最后居然是这个结果！看来我果然不是从政的料儿。
章士钊见孙元起有些垂头丧气，便劝慰道：“我们现在府库比较充裕，其实可以照常征收钱粮，征收之后由政府对老弱、孤寡、废疾、贫困人群进行赈济，这种‘损有余而补不足’的法子，似乎比降低田租更易见成效。不知大人以为如何？”
杨度摇着纸扇道：“主意倒是不错，就是执行起来太困难。还是那句话，我们初来乍到，之前又没有任何处理民政的经验，只要府道州县的官员动动手脚，这笔钱粮就会被他们中饱私囊，一分一厘都落不到穷人的口袋里。所以说，我们现在最紧要的就是先熟悉三省官场，再换上一批既听话又能干事的自己人，以后推行新政才事半功倍！”
章士钊叹息道：“大人，当年你创办经世大学的时候为何不设立法政系？如果设立的话，我们现在何至于手头无人可用？”
孙元起挠挠头：“那时候我也想不到自己会做总督呀！”
杨度、章士钊闻言哈哈大笑。
其实孙元起在经世大学不设法学院和政治学、法学等专业，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那就是理工科学生对政治天生的鄙视和排斥。好比现在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高校设立马克思主义学院，拥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博士学位一级授权学科，在大多数学生心目中这更像是一枚政治标签，而不是学术或学问，丝毫不觉得骄傲和光荣。
杨度笑完说道：“所谓‘亡羊补牢，未为晚也’，百熙可以现在就在学校中设立嘛，反正你这总督以后还有的当，没准儿哪天还会坐上大总统宝座，手下没有自己的班底怎么成？袁慰庭靠的是北洋军，孙逸仙靠的是同盟会，以后值得你依靠的就是经世大学的那一大帮学生。”
“这个提议我会认真考虑的！”孙元起也是哈哈大笑，旋即正色说道：“从古至今，中国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土地问题，要想彻底根除百姓的苦痛，必须要解决土地的分配问题。我们现在手中资金比较充裕，能否逐步购买地主的土地，然后以政府名义低价租给失地农民耕种？”
杨度、章士钊同时摇头。
杨度道：“难！很难！非常难！首先，土地是最重要的生产资料，也是最可宝贵的家庭财产，普通人绝不会轻易出卖土地。俗语有云：‘休妻卖地，到老不济。’可见土地在生活中的重要性。其次，就算有人愿意卖，我们又能买多少？少了，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多了，我们也未必能买得起！第三，我们用低地租招徕失地农民的时候，肯定会得罪全国大部分士绅，以后做事便寸步难行了。”
孙元起心里暗暗想道：怪不得叫“土地革命”！看来不用暴力革命，还真的无法从地主手中拿走土地。
当然，孙元起没有太祖爷那种“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的霸气，也就不敢把所有地富反坏右全都打倒在地，踏上一只脚，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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