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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生之大科学家-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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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多留。
路上,一直沉默寡言的曾广锡突然说道:“孙先生院中那匾额下的一行英文,我总觉得在哪儿见过。”
“英文?你说的是物理传习所下面的那行英文么?”左功先问道。
胡勋很老成,观察得也最仔细,回忆道:“好像是‘InstituteofPhysicalResearchandTeaching’……”
“InstituteofPhysicalResearchandTeaching?”李国秉重复一遍,比胡勋说得纯正多了,一口标准的英国腔。突然,好像顿悟了一样:“IPRT!”
“IPRT?YorkJohnson?难道孙先生就是写那本化学专著的YorkJohnson?”左功先惊得跳起来。
“哪本化学专著?”胡勋问道。
李国秉也跳起来:“我们现在就回去问问他!”说着就拉着曾广锡往回走。
胡勋连忙拦住李国秉。曾广锡回答刚才胡勋的问题:“那本书叫《化学原理》,据说最初的时候,名字很长,好像叫什么从原子、原子结构到元素、元素周期表什么的,反正名字极长就是了。后来大家都嫌名字拗口,便改叫《化学原理》了。”
“《化学原理》?听这名字,就像很深奥的一本书。孙先生写的么?”
左功先回答道:“这个问题,很多人都在问呢。那本书上写的是China的YorkJohnson,最初在加拿大的一个出版社出版,寄给各个国家的自然科学学会、以及著名的大学。开始,谁也不太在意;渐渐的,大家都开始传阅这本书,并迅速被书中的观点说服。因为最初赠送的书很少,供不应求,于是就不停地再版,据说现在西洋学界人手一本!”
李国秉抢着说:“前几天,祖父还问我,京师大学堂有没有个叫约克·约翰逊的老师。还说,很多洋人在打听呢!”
曾广锡思忖道:“YorkJohnson……JohnsonYork……SonYork,孙元起……没错!那个YorkJohnson应该就是孙先生!可是孙先生为什么不用本名呢?”
胡勋想了想,说道:“孙先生年少学高,却时常有忧郁之色,会不会有什么难言之隐?”
其他三个听了,都点点头,也不提现在回去找孙先生的事了。
半晌,胡勋又说:“你们看过那本书么?”
其他三个人一起摇头。左功先明显知道的多一些:“据说,《化学原理》那本书极端精奥,在西洋也只有教授才能勉强读懂,教授中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其中的奥妙。中国现在自然没有人能读懂,也就无从翻译了。噢,如果是孙先生写的,那他自然是懂了。”
曾广锡插了一句话:“你们看,我们拿回来的这些书,从小学到大学,各种教科书都有。除了教科书,还有教育学、心理学什么什么的……现在又有《化学原理》,孙先生是无所不知么?”
说得其他几个人都是一怔。曾广锡接着说:“传闻孙先生是孙寿州的侄孙,这应该是没错的,刚才我还在孙先生门前看见孙寿州府上的仆人。我估计,孙先生最多不过二十五岁!三十岁,顶天了!”
胡勋摇摇头:“我才二十四岁,孙先生看上去可比我年轻多了。估计,孙先生也就二十岁左右。”
左功先也说:“看面相和说话,我看也就二十岁上下。”
李国秉张大嘴巴:“二十岁,懂得那么多学问,难道是妖怪?”
胡勋抬手给了他一个暴栗:“天地君亲师,懂么!”
左功先一脸疑问:“那么,孙先生是‘生而知之者’?”
几个人一起吸口凉气,脑海里同时闪过一个词:圣人?又连忙摇摇脑袋,似乎想把这种想法甩出脑袋。过了一会儿,胡勋才慢慢说道:“算了,既然孙先生不愿意露面,我们也就不要声张了!今天的事,大家记得不要乱说!”
几个人都点点头,表示省得。
第二日,孙元起在京师大学堂没有课。又过了一日,孙元起才来。课上一切正常。等下了课,左功先他们轻车熟路地跟在孙元起背后离开教室,然后喊道:“孙先生!”
孙元起转过身:“哦,你们啊。有事么?”
胡勋最老成,走上来递过一册书:“先生,我们先看完了一本书,便先还给你。”
接过来一看,《小学自然教科书》。这应该是他们拿去的书中最简单的,只是一些生活中的科学常识,最先还回来也在情理之中。孙元起点点头,收下书:“好的。还有什么事儿么?”
李国秉从书袋里拿出一本,面有羞愧地说:“先生,这本书我们都没看懂……”
再看,却是《小学语文教科书》。李国秉翻开书,指着每个字上的汉语拼音问道:“这是什么?不像法文啊。”
“这是汉语拼音。”孙元起在和学生们编字典的时候,对古代的字典已经有一个比较深入的了解,“类似于反切,专门来拼汉字的读音的。主要有两个好处:一是便于儿童进一步学习生僻字词;二是便于查找只知读音、不知字形的汉字。”
曾广锡问道:“这是孙先生自己编的?”
孙元起心想,汉语拼音是新中国后才有的,也不知道谁编的。至于现在这个时代,确实是自己编的。于是,含糊地回答道:“算是吧……”
左功先抢着问:“那如何检字呢?”
“哦,我和几个学生在编字典,就快编好了。”
几个学生一起惊道:“咦,编字典?”相对看了一眼,心想:是了,能者无所不能!
胡勋慢慢问道:“先生,这读音的方案,我们能看看么?”
“自然是没问题的。”孙元起对推广汉语拼音还是很热心的,毕竟进入信息时代之后,拼音大有功用。“你们要看,我下次带给你们。”
胡勋躬身答道:“谢谢先生!”
李国秉张嘴想问什么。胡勋和曾广锡夹着他,飞也似的走了。
又过了一周多。孙元起他们的字典已经基本完工,现在要做的就是检查讹误。因为汉语拼音还没有推广,只是院子里的小学堂和几个学生在用,所以一本就够了。胡勋他们要的《汉语拼音方案》,次日孙元起便带给他们,还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兴趣学呢!
上完课,孙元起下意识地看了看胡勋、左功先他们。果然,他们站起来。孙元起点点头,走到门外的小路上等他们。
脚赶脚,那四个人跟了过来,躬身称了一声:“孙先生!”
孙元起问道:“你们看书遇到什么问题了?”
他们拿出书册,问了几个问题。孙元起当下一一为他们解答。
问完问题,孙元起以为没事了。依然是胡勋,躬身说道:“先生,学生斗胆有个不情之请。”
孙元起看着略有髭须的胡勋:“你且说。”
“先生的教材,学生借了来看。虽然大著煌煌,不容学生置喙。仅就我们四人粗见,却是极好的,且大为实用。学生本欲传抄,但一则时间太久,二则恐生错讹,三则流传不广。特恳请先生将此书付印,以嘉惠学林,定然功不唐捐!”说完,又鞠了一躬。
这半文半白的话,说得孙元起半懂不懂的,大致意思算是明白了,想请自己把这些书付印。于是答道:“付印自然是好的。但是我对如何印书,却全然不懂——你们的物理教材,是通过许大人印的,具体细节我不知道。而且这些书,恐怕没人读吧?”
确实,这些书都是新式教材啊什么的,销路恐怕不是不好,而是相当不好。
李国秉立马拍手叫道:“好极!只要孙先生同意印刷就行,剩下的事就交给我们吧!”
打发走这四位学生,字典也编好了。孙元起以为终于可以轻松几天了,想休息一段时间,趁机好好规划一下以后的生活。结果没轻松几天,就接到了来自欧洲和美洲的各种来信。
最先的那几封来信,让孙元起很是惊讶,因为它们来自英国。当看到其中有康格先生的儿子Thomas的来信时,孙元起大致猜到了为什么远在英伦也有人知道自己的通讯地址了。Thomas曾随着卢瑟福一起到北京拜访过自己,又随着卢瑟福跨过太平洋,对自己的了解应该是不亚于卢瑟福的。
打开信,信中先是对长久不写信的抱歉,并祝贺自己的伟大发现,紧接着又说明突然来信的缘由。嗯,那是因为卢瑟福在将小册子付印的时候寄给了他一本,随后这本书声名鹊起,于是他向剑桥的老师声称“很荣幸地”见过这位YorkJohnson教授。就这样,包括伟大的开尔文勋爵在内的一大批物理学家、化学家都“很希望”与远东的科学家通信,并探讨问题。然后,就有了这封来信。
果然,那几封信中有开尔文、J·J·汤姆逊等著名的学界大牛,信中多是讨论学术问题,一方面盛赞孙元起原子结构“假说”的伟大意义,另一方面也进行驳难,认为“电是连续性的”,所以电子不是粒子;“光是一种波”,而不是一种粒子。开尔文直截了当地说,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骗局”。其中也有部分是邀请,比如汤姆逊就邀请孙元起前往卡文迪许实验室作访问。
孙元起对于这些几十年后画像挂在全世界大学里面的牛人,素来充满景仰。满怀热忱地给他们写回信,回答他们的问题,婉拒他们的邀请。之后,把他们的来信与之前卢瑟福等人的函件收在一块儿,仔细地放好。再搁几十年,这可既是精神财富,又是物质财富啊。
紧接着,从美洲又来了一批信函。有卢瑟福的,他大致汇报了一下那本小册子的流行情况,同时交流了一些物理学方面的问题。信中提到,作为元素周期表最初发现人的门捷列夫,在看到小册子后撰文表示,“承认原子可以分解为电子,只会使事情复杂化”,还号召其他学者不要相信这本书。
来信也有《Science》杂志社寄来的样刊。孙元起那篇厚厚的论文给《Science》出了一个难题,不过《Science》不在意,因为它是周刊,编辑们直接把这篇论文作为杂志的一期,只是前面后编辑按语,后面有好几位物理学教授的书评,或者说是审查意见。在这些评论中,孙元起果然看到一段有趣的文字:
“……尽管YorkJohnson对于光电效应现象的观察是令人信服的,其解释也是成功的,但其物理理论完全站不住脚。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是他在思辩中迷失了方向。所以,本篇论文只需要阅读第一部分即可。如果有谁按捺不住好奇与诱惑,他定然会在第三部分的实验中得到教训,因为这种在实验里遭受到的失败是可以预见的。当然,即便这篇篇幅浩大的论文只有第一部分可取,也不会丧失它所具有的重大意义……”
因为论文篇幅较大,所以这次的稿酬也特别丰厚,这足以让孙元起忘记所有的不快。
不知怎么回事,突然间,仿佛全世界人都知道了关于YorkJohnson的信息:他原先生活在美国,获得过耶鲁大学的物理学学位;现在在远东的中国从事研究工作,单位是IPRT;他写的论文,前一半是天使,后一半是魔鬼,所以读了他的论文,有一半人皈依了他,另一半人则发现了他的魔鬼本质,开始与他战斗;据说,他是个拖着辫子的中国人,还非常年轻……
从十一月底开始,几乎每周都能收到好几封来信。最初的时候,孙元起还兴趣盎然地解答他们提出的问题,与他们相互驳难;等如是几个周过去后,孙元起几乎被同样的问题折磨得快疯了,觉得整个生活都要被这群固执的经典物理学信徒所毁掉。被逼无奈之下,他只有把那些经常遇到的问题整理出来,挨个回答,然后发给《Nature》杂志——因为,更多的质疑是来自欧洲大陆,而欧洲大陆的科学家无疑是《Nautre》的直接阅读者。文章的最后,孙元起无奈地写到:
尊敬的先生们,如果你们还要询问以上这些问题,又或者对我进行毁谤与人身攻击的话,我将有权利拒绝回信。而且,我想,如果你们觉得我的理论或者猜想错误百出、荒诞不经,为什么不尝试着用实验或实证来推翻它们呢?毕竟,观点会错、理论会错,严谨而科学的实验结果不会出错。
现在,我正在对另外一些有趣的物理问题进行研究和探索,这会花掉我一定的时间,所以不能及时给每一位来信者回信。如果你们把观点总结起来,写成论文寄给我,那将是我的荣幸。
孙元起在《Nature》上说得没错,他现在很忙,因为他如今把剽窃的目标圈定在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上。在本来的历史中,1905年9月出版的德国《物理杂志》中,有一篇划时代的论文——《论动体的电动力学》,从此狭义相对论得以真正创立。该文的作者是时任瑞士专利局三级技术员的爱因斯坦。据说,这篇论文,来自于某天早上起床时的灵感,然后花了五六周的时间,论文就写成了。
孙元起在写《光电效应:从现象到本质》时已经感到,如果没有狭义相对论,很多表述都是缩手缩脚的,物理学的发展也将受到严重的局限。所以,“发现”狭义相对论的工作变得势在必行。但爱因斯坦是1896年进入苏黎世联邦工业大学师范系学习的。此时,伟大的爱因斯坦还没有从大学里毕业。这个重任,只能落在了孙元起的肩膀上。
到了西历十二月二十日的时候,崇实中学开始放寒假。这样,孙元起有足够的时间来构思这篇论文。虽然说是“剽窃”,还是要花费不少时间来整合,因为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虽然在他1905年6月写成的《论动体的电动力学》中奠定,但还应包括同年9月写成的《物体的惯性同他所含的能量有关吗?》、1907年的《关于相对性原理和由此得出的结论》,以及1907到1908年爱因斯坦的老师、立陶宛出生的德国数学家闵可夫斯基对相对论的四维格式化,1905年考夫曼、1908年布雷勒的实验等。所以,整合工作还是很繁重的。
十八、千里闲门肯见寻
孙元起尽管很忙,但在1899年的圣诞节前,还是努力抽空拜访了丁韪良大人和康格公使。
丁韪良是一如既往的和蔼,也是一如既往的唠叨。见了孙元起,就抱怨他那么久不来探望自己,又对京师大学堂的管理发一通牢骚。在抱怨和牢骚中,孙元起感受到这位老人的慈祥和善良。老人极力挽留孙元起和他共进午餐。在告别时,还叮嘱以后一定要经常来。
至于康格公使,见面就是一个拥抱。康格太太在握手后,笑着说:“我们收到了Tomy来信,他在信中极力称赞你做出的突出成绩呢。”
康格先生拍着孙元起的肩膀:“这一年多以来,你一直过着隐士般的生活,所以才能取得这么优秀的成绩。你要知道,在你出名之后,很多人都在打探YorkJohnson是谁,这是外交官们乐此不疲的话题。尽管没有谁比我们还知道答案,但我们一直保持缄默。保守秘密是我的操守,无论作为军人,还是外交官。”
孙元起连番感谢。
在农历新年快要到来的时候,孙元起的论文终于攒好,论文名字就叫做《论动体的电动力学以及质量与能量的关系》。论文共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运动学部分,先把相对性原理和光速不变原理共同作为基本公设和出发点。从两个基本原理出发,推导出了著名的洛伦兹变换方程。同时,还导出了运动刚体的“长度收缩”、运动时钟的“时间膨胀”效应和速度的“加法定理”,把空间、时间同物质运动密切联系起来,揭示了空间和时间的相对性。
第二部分是把导出的洛伦兹变换方程组应用于电动力学,认为电磁场方程在不同的惯性系中具有相同的形式。因此,“只有作为电力和磁力的载体的光以太的观念不再适合于这里提出的理论”,即以太不存在。文中,还解决了把经典麦克斯韦方程应用于法拉第电磁感应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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