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之大科学家-第1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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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孙元起自己来说，更趋向于他们选第一种方案。这不仅仅是对自己未来的设计方案有信心，更重要的是这样既可以确保自己和投资者的良好关系，也可以保证研究所未来发展的独立性。

大约半个小时之后，杰米、比伯等人寻了过来。孙元起问：“你们讨论得怎么样？结果是哪一种？”

“我们打算接受第二种方案，不过你在汽车公司的股份需要调整，30％太高。”杰米说道。

孙元起摇摇头：“如果你们觉得份额太高，可以选第一种方案，绝对保证你们的投资不亏本。”

比伯说道：“按照自行车公司的标准，你占15％的股份，我们觉得这样比较能接受。”

“不行，”孙元起断然拒绝，“汽车结构如此复杂，里面所涉及的专利可不是自行车所能比拟的！”

“可是我们这次要先期投入300万美元的研究费啊！自行车可没有这笔费用。”另一人反驳道。

……

经过一番磨嘴皮子，孙元起在新公司里面的股份被确定为不可稀释的22％，但这些专利在远东则归孙元起个人所有，而不是属于公司。

辩论结束，孙元起有些好奇：“为什么你们不选择第一种方案？”

“因为我们对你有信心！”比伯说道，“再者说，这钱都是凭借你的专利赚来的，如果再因为你的发明而散去，我们也毫无怨言。”

“……”孙元起无语。半晌才说道，“对了，汽车公司的名字我都已经拟好，要么叫通用汽车，要么叫大众汽车，你们选一个吧？”

穿越众的口号就是：走别人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

一七三、莫道空林此会轻

对于孙元起给出的两个选择，这群年轻人一眼就相中了“通用汽车”（General　Motors　Corporation，简称GM）这个名字，对于德语的Volkswagen完全接受无力。

怪不得当年杜兰特在明知已经存在通用电气（General　Electric　pany，简称GE）的情况下，——通用电气成立于1892年，由老摩根出资，把爱迪生通用电气公司、汤姆逊…豪斯登国际电气公司等三家公司合并组成——依然将以别克汽车公司和奥兹汽车公司为基础成立的新汽车控股公司命名为“通用汽车”，看来美国人民对于“通用（General）”一词真是情有独钟。

因为孙元起着急回国，当天杰米等人就找来律师，商定了成立新公司的重要事项。第二天一早，孙元起尚未动身，他的花旗银行账户上已经多出了100万美元。

放下孙元起一行从美国东海岸向西进发不说，且让我们把眼光转到万里之外的日本国东京都。

此刻在东京千代田区的一座茶寮里，十几个中国人正就某个话题展开讨论，桌上摆着的赫然是中国科学技术学会欧洲支部自伦敦寄出的函件。

话说在清末，留学生之间存在三种不同的组织：

第一种是名为“游学生监督处”的官方机构，类似于今天大使馆的教育处，专门负责管理留学生的方方面面，总监督由出使该国大臣担任，副总监督则由学部和出使大臣共同奏派。

第二种是类似于同乡会的学生自发组织，一般依照省份来划分。同乡会对上承接游学生监督处的指令，奉命行事；对下调节各位同乡之间的关系，守望相助。各同乡会之间，既有联系，也有仇隙，大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意思。

第三种则是同盟会、宪政会、社会主义讲习会之类的地下组织。这些组织以特定的政治主张为核心，吸收志趣相投的同志组成。他们宣传的政治主张都是不被清廷认可的，所以被驻外使馆严密监督、严厉打击，只能在地下活动。

中国科技学会欧洲支部成立大会结束后，便以会长孙元起的名义，向美洲、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寄送学会章程，建议他们成立相应的支部。这种信函没有什么忌讳之处，还要取得官方的支持和认可，所以便直接寄到了游学生监督处。

此时担任出使日本大臣的是李家驹，他向来主张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种署名“中国科学技术学会欧洲支部”的信件，在他看来，和使馆经常接到的“同盟会”、“保皇会”宣传单差不多，根本没有任何打开的必要，完全可以直接销毁。只有看到“孙元起”三个字的时候，才让他忍住把信件扔进垃圾桶的冲动。

对李家驹来说，孙元起这个名字并不陌生，因为两人的仕宦经历存在太多的重叠之处：

首先，都在翰林院呆过。李家驹是光绪二十年（1894）恩科二甲第三名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授翰林院编修；孙元起则是光绪三十一年（1905）老佛爷一时高兴，赏他做了翰林院侍讲学士。

其次，都曾在京师大学堂混饭吃。李家驹1898年任新开办的京师大学堂提调，并与李盛铎等人一起赴日本考察学务，到1906年，又任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孙元起也是从1898年就在京师大学堂厮混，什么教习、会办、副主办都干过。

第三，都曾任湖北学政。李家驹在1903年由翰林院编修出任湖北学政；孙元起则是1906年到湖北担任刚由学政改成的提学使。

第四，都曾任学部的官儿。李家驹任京师大学堂总监督时，挂的是学部右丞衔；眼下，孙元起还是名义上的学部右侍郎。

现在两人还都是大清二品官员，或许这也算是一个共同点吧。不过李家驹的二品，是用出洋受苦换来的安慰奖，到孙元起这个国内实职从二品面前要低上一头。再加上人家背后有个大学士的叔祖父挺着，还真不好贸然得罪他。

所以李家驹只好皱着眉头打开信件，仔细浏览一番，似乎并无违碍之处。当然，成立中国科学技术学会日本支部的事儿，自然不能由自己出面。按照惯例，派人请来各省留日同乡会的话事人，把信件交给他们，让他们去操办，这件事就算结束。

既然是上官交办的差事，各位话事人只好放下平日的纠葛，坐到一块儿商量。因此就出现了眼下茶寮的景象。

云南留日学生同乡会会长李根源是日本士官学校的学生，动作非常干脆利落。他快速翻了翻随信寄来的学会目录，瓮声瓮气地说道：“兄弟是学军事的，对于科学什么的不大懂。只是，有必要成立这么多学会么？你们看看，什么数学会、化学会、物理学会、气象学会、天文学会、地质学会、地理学会、生物学会，一大堆，都有啥用！在兄弟看来，直接搞个中国科学会得了，何至于划分得那么细？当然，把兵工单独拿出来单列，这一点兄弟还是非常赞同的！”

“呵呵，我们在座的，大多数都不是学科学的，这学会究竟是分是合，恐怕给不出什么更好的意见吧。至于这份名单，毕竟是百熙先生他们拟定的，应该非常权威。就算我们要做改动，也最好是请学习理工农医的人来做，不宜越俎代庖。”说话的是留日福建同乡会会长林长民，目前在日本早稻田大学攻读政治、法律的。

说起林长民可能有些人不熟悉，但说起他女儿林徽因，想来大家一定不陌生。

同样在早稻田大学法律科学习的山东同学同乡会长徐镜心，说起话就没那么客气了：“不知大家看到没有，人家这个科学技术学会的工作是展开科学项目研究、组织学术交流活动、编辑出版科学刊物、开展国际学术交流、举办学科竞赛、开展普及工作、组织促进科学教育改革的活动等等、等等。不是俺看不起那些留日学科学的，他们都知道啥？在国内顶多中学堂毕业，就来到日本，先学外语，然后进专科学校，三两年工夫习得一点皮毛，就回去做教习、当技师，纯粹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能搞啥科学研究？

“再说，如今神州已亡七八，遍地腥膻，满街狼犬，国将不国，学好了科学技术又能干啥？还不是给满清鞑子做奴才、给洋鬼子做买办！在俺看来，别整那些没用的，大家应该众志成城、团结一心，早日推翻满清统治、驱除外侮。等国家强盛、民族独立，再谈这些乱七八糟的不迟！”

在座的都知道徐镜心是同盟会会员，见他满嘴的激烈排满言辞，倒也不以为忤，甚至有几个人还在频频点头。

不过话说回来，和留学欧美的学生相比，留日学生水平确实不高。首先，自然是因为欧美的科教水平远超日本。其次，在欧美留学，学生一般都是就读于大学，差一点的也是大专，其中不乏剑桥、牛津、伦敦、柏林、哈佛、耶鲁、康奈尔、伯克利这类世界顶级名校。但留日学生一般是读专科学校，教育层次相当于现在的中专。即便偶有读东大、早稻田的，也多是政法、商科方向。

而且日本不知是出于何种目的，在清末民初曾面向中国留学生大量开设专门的中国部、速成班。据1922年5月的一个调查，在日本72所大学及其直辖学校中，就有50所收纳中国学生。这些学校会“充分考虑”中国学生的实际水平，尽量精简课程，让学生早日拿到文凭。比如早稻田大学的中国留学生部，规定本科修业年限为两年。还有更快的，比如弘文学院的速成师范科、速成警务科、速成理化科等，半年、八个月就能给你发毕业证！

或许有人可能会觉得，日本友邦是考虑到中国学生水平不高，加上民智初开，需要大量师资，出于善意，才不得不用速成的办法来培养人才的。

但我们不妨用最恶意的心思来揣度日本意欲何为：他们利用此举，可以迅速培养了大批亲日人士，这些人普遍素质不高——水平高的话，谁会去念速成科啊！——他们凭借着日本颁发的文凭，回到国内，踏上政途，自然会向日本出卖利益；进入教育界，半吊子们的半瓶水，则会毁掉好几代中国人！

山西学生在日同乡会会长景定成，光绪二十七年（1901）被保送到京师大学堂师范班读书，算起来还是孙元起的半个学生，见大家对于成立中国科学技术学会日本支部的兴致不高，便替老师说了几句话：“革命自然是要搞，但科学技术也不能偏废。毕竟现在不同于往日，仅凭热血和刀枪棍棒是对付不了敌人的，我们必须还要有坚船利炮才行！再者说，李家驹那里还不得应付一下？”

“关键是怎么应付，”李根源皱着眉头，“眼下留日中国学生至少有六七千人，就算其中四分之一是学理工农医的，也有个不得了的数字！而且这些学生从北海道的札幌到九州的福冈都有，开个会，光是路费和住宿我们就折腾不起！”

“欧洲诸国应该比日本大许多，他们开会是怎么弄的？”景定成问。

徐镜心把信件里面的纸张从头到尾又翻看了一遍，摇摇头：“谁知道？这里面啥也没说！”

倒是林长民出了个主意：“在日留学生，大半还是在东京附近的。成立学会，我看不如就从东京帝国大学、早稻田大学、东京高等工业学校、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千叶医学专门学校、东京蚕业讲习所等学校里面找些人，先把架子拉起来。既然是草创嘛，自然不可能面面俱到。以后的事，以后再说。何况以后如何，谁有说得准呢？”

众人听了，不由连连点头：“这倒是个不错的主意。”

一七四、与君相逢不寂寞

数日后，日本东京本乡区东竹町的中越馆。

在靠西边的一大间屋里，两个年青人正围着桌子细声商议着什么。年轻些的明显是弟弟，他手里拿着一本外文书籍，仔细根据上下文揣度文意，然后说出大意。年长的哥哥则手执毛笔，快速地在稿子上写出这段文意的文言文；遇有歧义不通之处，则搁下笔相互商议片刻。就这样，兄弟俩倾力合作，很快在书桌堆满了写好的稿纸。

正写得入神，房屋的和式门从外面被拉开，一个年青人挟带着寒气闯了进来。兄弟俩一起抬头，弟弟眼尖，早已经看见他头发和衣领间的雪片，笑道：“季黻兄，你回来了。怎么，外面下雪啦？”

进来的人名叫许寿裳，字季黻，显然和兄弟俩颇为熟稔，闻言答道：“可不是么？下得还挺大！这一下雪，入夜就该更冷了！”他一边说，一边掸去身上余下的雪花。

年青的小伙子听闻下雪，大是高兴，慌忙搁下书本，站起身：“大哥，我去外面看看雪，在老家可不容易看到下大雪。我最喜欢东京的雪了！”

“去吧，”哥哥点了点头，放下笔，搓搓有些冻僵的手，“季黻，你坐，我给你倒杯热水，好暖暖手！”

弟弟闻言如蒙大赦，早已抢出屋外看雪去了。

许寿裳捧着水杯，终于感受到一丝暖意，这才继续说道：“日本的天又冷，和式屋又漏风，这一下雪，晚上可有的受了！总得睡觉前洗上一个热水澡，才能把被卷捂暖。刚才回来时，雪下得正大，天寒地冻的，不少日本人还穿着单薄的武士服，光脚趿拉着木屐，在街上走来走去的，看得我浑身更冷。豫才，你是学医的，你说说，是不是日本人和我们中国人在人种上有很大差异啊？”

显然，这个被唤作“豫才”的男子就是后世著名的鲁迅了，不过现在他还没有用这个笔名，大家还是唤他作“周树人”吧。至于那个弟弟，毫无疑问便是周作人。他1901年到南京就读江南水师学堂，在轮机专业读了6年。前年年中，被江南督练公所派来日本学建筑，现在在法政大学读预科。

“从医学上说，自然是没有差异的。日本人耐寒，不过是习惯罢了。假使中国的婴儿自幼在日本的环境中成长，也可以一样耐寒。”周树人慢悠悠地说道，“不过和东京相比，还是我们绍兴的冬天更可人，枝头都是绿的，金灿灿的橘子、扑鼻香的四季桂……东京还是太冷了。”

许寿裳瞪大眼睛：“你居然也知道冷？知道冷你还跑到仙台去！要知道仙台可比东京冷多了。”

“东京也无非是这样。上野的烂熳樱花，仙台也是有的。”周树人不以为意地说道，“我去仙台，只是不愿见那些梳着油光可鉴的大辫子，却又要学西方人跳舞的同胞罢了。”

“不愿见，你大可以不见嘛！再说，千叶也有医学学校，你何至于跑到偏远的仙台？现在倒好，星杓到了日本，你也只能趁着假期看看。”说到此处，许寿裳更为不满。

明治34年（1901），日本文部省发布了第八号令，宣布将各个高等学校的医学部独立出来，成立专门的医学学校。当时共有五所这样的医专，分别是：千叶医学专门学校（一高）、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二高）、冈山医学专门学校（三高）、金泽医学专门学校（四高）、长崎医学专门学校（五高）。

千叶医专位于千叶县的首府千叶市，距离东京不到四十公里。在周树人前后，千叶医专是中国留日学生学医的首选去处。像光绪、宣统年间学部考验游学毕业生而授予的11名医学进士中，就有王若俨、刘庆绶、方擎、张修敏、薛宜琪、沈王桢、沙世杰等7人是千叶医专的毕业生；私立东南医学院（今安徽医科大学前身）1926年在上海创立时，全校58名教职员工中，包括校长郭琦元在内有28人毕业于千叶医专！

周树人笑了笑：“不说这个了，毕竟我也快从学校毕业啦。”

许寿裳的气话，周树人是丝毫不放在心上的。自从1902年秋在东京弘文学院补习日语时相识以来，两人一直是肝胆相照的挚友，何况许寿裳也是在为他考虑呢？

“对了，豫才，你毕业之后打算干什么？难道真的打算当一辈子医生？”许寿裳道。

“唔，医生啊？医生自然也是不错的。其实至于毕业之后究竟如何，我还没有想好。”周树人含糊地答道。

许寿裳对他含糊其辞的态度颇有些不满，放下已经渐渐变冷的茶杯，却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