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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最后的荣耀-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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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没有可能,是朝鲜人故意示弱,其实是故意给日本人让路。如果这个被证实的话,那就太可怕了。石星想到这里,忽然有点不寒而栗。他一边指示保定总兵倪尚忠移驻天津,加强蓟州、山东沿海的战备工作;一边移文辽东都司,让他们赶紧派员前往朝鲜进行详细调查。

杨绍勋接到石星的指示,一边安排了崔世臣、林世禄两名调查人员,准备入朝事宜;一边派遣宽奠堡副总兵佟养正前往朝鲜的义顺馆,建立起一条战时的紧急联络渠道,安插了几名大明军方的斥候与信使。这条渠道在以后中朝在战争中的交涉沟通,发挥了重要作用(《宣祖实录》二十五年六月丁酉)。

佟养正去朝鲜的时候,还带了自己的侄子佟大刚。佟大刚的角色类似于现在的军事观察员,他被混编入朝鲜军编制,深入一线,争取了解到战事的第一手资料——这是明军赴朝的最早记录。

差不多就在同一时间,死鸭子嘴硬的朝鲜人,终于撑不住了。五月十七日临津江之战爆发,朝鲜军毫无悬念地大败。临津江一失,开城、平壤顿时袒露在日军屠刀之下。

到了这个时候,群臣震惶,亲华派开始占据上风。亲华派中最热切的李恒福趁机对李昖说了一段话。这段话非常有意思,现在韩国人朝鲜人估计大部分人都看不懂,但任何一个中国人看了都会心一笑。

“今八路溃裂,无望收拾图全。夫以孔明之智,见先主无托身用武之地,则请救于孙氏,卒成赤壁之捷。今我无复可为,不如具奏天朝,请兵来援。”(《宣祖修正实录》二十五年五月)

翻译过来的意思就是:刘备当初丧师失地,被曹操打的无落锥之地。诸葛亮给刘备出了一计,向孙权求援,这才有了赤壁大胜。主公您现在跟刘备境况差不多,所以该到请大明发兵的时候了。

看来那时候《三国演义》已经深入人心,就连外国君臣讨论国事,都能拿出来说事。这个比喻虽有些不伦不类,倒也颇具感染力。

反对的大臣不好意思再坚持说本国能独立支撑,只能另外找论据。比如其中一条反对理由是:大明辽东兵马军纪太差,来了以后只会把事情搞乱,荼毒百姓——这个逻辑非常成问题,如果没有大明出兵援助,恐怕朝鲜早完蛋了,更别说什么百姓了。

李昖不傻,自然知道其中利害,同意了李恒福的意见,正式派使者奔赴大明求援。

这是朝鲜第一次正式发出求援的请求。

求援发出去没多久,朝鲜人就接到消息,说大明派来了两名调查官员,来了解前线局势。

这一下子,两派官员都慌了手脚。朝鲜这仗打的太丢人了,实在不好意思说给大明调查官员听。于是尹斗寿的弟弟、礼曹判官尹根寿给李昖出了一个主意,他毛遂自荐说:平壤兵荒马乱,不太合适让大明官员过来,我略懂中文,不如就以迎慰的名义在义州截住他们,把事儿说清楚以后立刻礼送出境,平壤就不必来了。(《宣祖实录》二十五年六月一日乙丑)

这个提议李昖没答应。

李昖有他自己的考虑。大臣们义愤填膺,嚷嚷着誓死保卫朝鲜。可他这个当国王的,却有别的心思。

他太累了。

从四月三十日离开汉城之后,他没吃过一顿饱饭,也没睡过一个好觉,一直不停地在逃跑。如今祖先的江山尽毁,听说日本人在汉城连列祖列宗的陵墓都被掘开了,连陵寝都保不住了。身边的臣子,除了柳成龙靠得住,其他人只会唉声叹气。

“这样的国王,还当它做什么,不如回到明朝去当个王爷。”在逃亡过程中,一个念头钻进李昖的脑中,然后就如附骨之蛆一般,一直在脑中回响,挥之不去。

他的这种想法现在看起来石破天惊,在当时却不算什么。大明是朝鲜的父母之邦,孩子在外头被打了,去爹妈家蹭吃蹭喝,没什么不妥。

李昖最早流露出这个想法,是在汉城逃出来的半路上。当时车驾停在一处叫做东坡馆的地方休息,李昖靠着大树,把大臣们叫过来围成一圈,问他们以后咱们可怎么办?

李恒福说实在不行咱们就去义州,那里靠近大明。若是真的亡国了,还能投奔父母之邦。尹斗寿立刻反对:“去什么去!还不如咸镜道,那里有咱们的边防军,兵强马壮,足以保护朝廷!”

李昖有点犹豫,问柳成龙:“你们觉得李恒福的提议不好?”柳成龙连忙说:“绝对不行。您只要离开朝鲜一步,以后这片土地就不是我们的了!”李昖挠挠头,吐露出自己的心声:内附其实也不错啦。柳成龙吓了一跳,说您可千万不能这么想!(《宣祖修正实录》二十五年五月条;《再造藩邦志》)

一群大臣齐声反对,甚至以绝食相威胁,李昖见大部分人反对,也就不吱声了,就这么来到了平壤,但从来没死心,内附的念头一直埋藏在心底。

所以当他听说大明派了使臣过来调查,巴不得早早跟他们接触,沟通一下内附大明的可能性。

六月三日,林世禄、崔世臣抵达平壤。尹斗寿一向看不起李恒福,斜着眼睛瞪他:“你不一向最向往天朝码?你们家客人来了,赶紧去接待吧!”'Zei8。Com电子书下载:。 '

这话说的实在是不上道儿,于是柳成龙赶紧出来打圆场,主动请缨陪李恒福去迎接。

柳成龙清楚地看到,如今李朝生死存亡之际,大明的态度至关重要,如果怠慢了使者,只怕后患无穷。而且,从私心讲,这些明朝使者对于现在处于劣势的他,也是一个机会。

柳成龙的日子一直过的很痛苦。本来在汉城失陷以后,他借机发起弹劾,把北人党的领袖李山海轰下了台。后来开城也失陷了,西人党和北人党反扑,把他这个南人党的领袖也赶下了台。如今当权的,反而是咸鱼翻身的西人党尹斗寿。

他拥有敏锐的政治嗅觉,知道未来谁掌握了大明使臣,谁就能在朝中拥有最大的力量。

柳成龙接到两位调查官员以后,细细询问了一下来意,暗自松了一口气。原来这两位来平壤,不是兴师问罪,而是来澄清朝鲜和日本是否勾结到一起的问题。

想证明朝鲜跟日本没勾结,这还不容易嘛!

他把林世禄、崔世臣带到江畔的练光亭,往江东看。日本人挺给面子,很快对岸树林里就若隐若现地出现了人影,又过了一阵,从林子里走出两、三名日本士兵,闲庭散步,谈笑风生。柳成龙对林世禄说:“这就是倭寇的斥候。”林世禄靠着柱子张望了一阵,不信,说你别扯淡了,怎么会这么少?柳成龙说:“日本人心眼儿多,斥候故意派的少,其实大军都在后头藏着呢。”

几个人从练光亭下来。柳成龙又带着他们在平壤城内外转了几圈,让他们看看朝鲜军队的惨状。林世禄这才相信,朝鲜人确实没跟日本人勾结。他紧紧地握着柳成龙的手,说我一定把朝鲜同志的艰苦状况转达回国内。(《再造藩邦志》)

柳成龙回报国王,说如今大明的官员已经回奏北京,相信天兵马上即至,看来朝鲜有救了。

柳成龙不知道的是,大明早已经开始动了。

对于壬辰战争,一直有个普遍的误解,认为大明是应朝鲜再三要求,方才缓缓发出援军,迟钝而漠然。

这是一种错误的刻板印象,真实的情况是:大明对于朝鲜半岛的警惕心,从苏八、许仪后的报告之后,始终不曾消退过。

面对朝鲜半岛一日数变的紧张局势,大明的反应很隐晦,但却出乎意料地积极。

壬辰年的六月二日,万历皇帝下了一道谕令,让辽东抚镇发精兵二支应援朝鲜,还带了两万两银子充作军费,另外还拨了二十万两银子给辽东军区。(《神宗实录》二十年六月庚寅)

这条命令写的冠冕堂皇,说出兵的目的是为了犒劳朝军,抚慰朝鲜国王,但仔细一琢磨,就会发现这里颇有蹊跷之处。

蹊跷之处,有二点:

在谕令颁布的六月二日,朝鲜求援的使臣还没到北京。大明在没有得到正式请求的情况下,居然主动派遣辽东军团前往鸭绿江附近,于外交规矩不合。这是第一个蹊跷之处。

而且在这时候,林世禄、崔世臣两名调查官员尚未抵达平壤,朝鲜与日本合谋的嫌疑还未得到廓清。在这种立场未明的情况之下,这条谕令里却已经使用“应援朝鲜”、“赴彼国犒军”、“赐国王……慰劳”之类的字眼《|wRsHu。CoM》,早早摆出一副亲善态度,俨然已把朝鲜当成洗刷了冤屈的恭顺藩国——难道万历皇帝未卜先知,早知道朝鲜人是冤枉的?这是第二个蹊跷之处。

为了解答这两个蹊跷之处,让我们来看看在这条命令发布的前后,大明都干了些什么。

在北方抗倭的重要枢纽天津,当地驻军截留了漕粮七八万石以充军资,还把一大批运输船拉过来改造成战舰。改造的舰只数量不算太多,四百只。

在宣大军区,官府动员了足足一万六千名精兵,专待倭警。朝廷为此拨了十几万两银子,还派遣了一位官员督理相关粮饷,以防万一“有事”的时候手忙脚乱。

朝廷还大老远地从福建调来一个人进神机营,这个人叫陈璘,是个倭战专家。

种种迹象都表明,大明——至少大明皇帝——在没搞清楚朝鲜的来龙去脉之前,就已经下了决心要动用武力。

万历一朝在抵御倭寇时,有一条明确的原则:“御敌人于国门之外。”要打就在外头打,绝不让战火烧到国境内。从天津到山东再到浙江、福建、广东,所有的沿海军队都是按照这一训令行动,尽力把敌人拦截在外洋予以歼灭。

牢记这条原则,再结合那条谕令发出的蹊跷时间,便能很容易地理解大明朝廷的用意:

朝鲜究竟发生了什么,他们其实根本不关心。派遣那两支部队援朝,完全是为了大明自己的战略安全考虑。

如果朝鲜是清白的,那么这两支精兵将成为先锋军团,入朝支援,掩护朝鲜王室撤退;如果朝鲜果然和日本人合谋,那么这两支精兵,将会变成两柄匕首,直插向朝鲜半岛,把战火拦截在鸭绿江的另外一侧——总之,要决战于境外,把危机解决在朝鲜的领土上。

这两支精兵,就是埋在中朝边境的预备队,不是为了朝鲜人,而是为了大明自己。

这一点,连朝鲜人自己都看得很清楚。在战争爆发后两年后,朝鲜国王李昖和柳成龙酸溜溜地说:贼若欲犯中原,则必由我国;中原欲征讨此贼,亦必由我国……中原若不守我国,则辽东必先动摇,则天下之势危矣。(《宣祖实录》二十七年七月丙申)

有意思的是,这一条用心深刻的谕令不是群策群力的结果,并未得到大臣们的普遍支持,甚至没有拿出来公开讨论过。那会儿首辅王家屏刚刚告老还乡,内阁只剩下一个老糊涂赵志皋代首辅之职。

这条谕令,恐怕是万历皇帝乾纲独断,一个人把这事儿拍了板,再交给兵部尚书石星去办。

万历皇帝在历史上的风评并不好,本身毛病也很多,但别忘了,他有一个老师,叫做张居正。张居正虽然已经倒台,但他的学生却继承了他两个优点:一个是眼光,一个是手段。

有眼光,便能够先于群臣看到朝鲜对于大明之价值。

有手段,便可以冲破重重阻挠,去进行布局。

这一位君主,像是个懒散的武林高手,平日绝少出手,但一旦出手,却很少有失招的时候。

万历的这一条谕令,带有相当深远的历史渊源和战略思考。

中国属于农耕文明,加之自然环境相对封闭,文明性格偏向于保守内敛。历代中原王朝衣食无忧,缺乏向外扩张的源动力。所以当它们决心突破地理界限去攫取领土时,首要目的从来都不是为了通商或是获取资源,而是为了满足一个简单目的:让中原更加安全。

所以历代中原王朝的战略原则是:凡是事关国家安全的土地,要尽量抓到手里;于国防安全无关痛痒的土地,即便你主动给我,我也不一定要。

这是一种心理上的长城情结,我们可以称之为“长城”战略。中国这几千年来的疆域盈缩背后,一直都是在被这一指导思想所支配。

当初汉朝不惜靡费钜亿凿空西域,占领河西走廊,最强烈的动机,乃是为了从侧翼钳制匈奴,削弱对中原北部的威胁,维护丝绸之路不过是搂草打兔子。

终北宋一世,对燕云十六州的归属问题始终耿耿于怀,成为赵匡胤以降所有皇帝的心结;可同样是这批人,却对安南的丧失显得漠不关心。理由也很简单,燕云关系到中原兴衰,安南却是可有可无。

更典型的例子,是台湾岛,虽然与大陆只相隔一个海峡,可古代中国没有来自海洋的威胁,也就没有战略上的急迫需求——因此台湾要一直到明末清初才被中原王朝懒洋洋地收入版图。即便收下来了,还是有大臣屡次上书让台湾军民内迁,觉得这块蛮荒之地无甚价值。一直到西方的坚船利炮打破了海洋的藩篱,台湾对中国的战略价值才真正凸显出来。

明确了这个特点,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朝鲜半岛的地理位置,便会恍然大悟。

这一条西接辽东、东入黄海的狭长半岛,是深入太平洋的一座大陆桥。当海洋文明强盛时,会循这条通道进入大陆——比如日本;当大陆文明强盛时,则会利用这条通道进入海洋——比如元朝。

可东亚最强大的中原文明奉行的是“长城”战略,它既不需要借道朝鲜去进攻海洋文明,也不担心有海上的敌人通过朝鲜进入大陆——在工业革命之前,没有一个海洋文明有足够的资源和技术能力,能威胁到中原王朝的生存。

所以在中原王朝的战略框架中,朝鲜半岛的地位十分尴尬:占了吧,没多大意义;不管吧,又不太好。它无论是从形状还是战略价值,都象是一块鸡肋,弃之可惜,食之无用。早期半岛与中原关系史中的政权更迭与领土纷争,与这种尴尬、混乱的战略不无关系。一边“怎么打都不服”,一边是“怎么打都打不过”,两边都没想明白该拿对方怎么办,陷入打打停停的怪圈。

经过了数百年的磨合、反复与拉锯,一直到了公元六七六年,中原与朝鲜半岛才算找准了两者关系的定位。大唐承认朝鲜半岛的独立治权,而新罗王国则称臣事大——所谓的“事大字小”。

这是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从此以后,中原王朝与朝鲜半岛的关系便被体制化了。朝鲜半岛从此再不用担心来自大国的军事、政治压力,保持着独立发展;而中原帝国则为自己找了一个听话的小弟,可以替自己看守一个不太重要的门户,省了许多麻烦。

当日本即将入侵朝鲜的消息传到北京时,大明的文武百官还在以老眼光看待朝鲜,认为是一场无关宏旨的藩属之战。他们的观点很简单:日本是夷狄,朝鲜也是夷狄,夷狄跟夷狄打架,犯不上去掺和。要跟这些人解释出兵朝鲜的战略意义是很费嘴皮子的,再说朝鲜还没正式请援,贸然出兵会被扣一顶名不正言不顺的大帽子,凭空给那些言官们提供炮弹。

但万历皇帝已经敏锐地意识到,以往鸡肋一般的“朝鲜”大陆桥,随着日本在东方的崛起,战略价值飙升变得前所未有地重要。战争如对弈,必须要占得先机,方能有取胜之机。

可是大明这时候还不能动。

此时在宁夏,大明还在进行着一场国内战争。简单来说,宁夏之乱的起因是一个蒙古族的戍边明将啺萦氲钡厥鼐唇幔谕蚶甓缕鸨崖摇3⒋铀脑路菘季龆ㄅ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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