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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帝国风云录-第46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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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赋没有办法增收，只要在商税上想办法，于是就有了蔡京的榷茶制度，新的盐钞法，变‘交子’为‘钱引’等等一系列掠夺制度，但这远远解决不了问题，蔡京一咬牙，巧立名目增收赋税，搜刮民田，增加免役钱，胡搞一气，结果官逼民反，新政失败，蔡京也身败名裂。”
“文荆公和蔡京的变法，单纯从财经制度上来看，都是理财。大宋财富就那么多，你不设法创造出更多的财富，那所谓的理财就是重新分配财富，而不是去创造财富。只有一块大饼，三个人分，你分得多了，其它两个自然分得少，矛盾自然就大了，所以这办法行不通。退一步说，即使文荆公变法成功了，也无法从根源上解决财政危机，迟早都要引爆新的危机。”
李虎认同范直昌的观点。
大宋财政危机的确不是土地兼并引起的，大宋的财政收入非常高，但大宋制度造成的三冗弊端造成国库入不敷出，一旦有了战争等额外支出，财政随即无法维持。
“土地兼并的最大弊端是地主想方设法少缴或者干脆不缴田赋，如果我们从土地兼并问题上着手，修改‘田制不立’这个基本国策，是不是可以增加赋税收入？”李虎问道。
“你这个想法蔡京试过了，西城刮田所就是负责干这个，这个办法作用有限，就算我们抛开贪赃枉法的因素让官田数量增加了，但总体财富没有增加，而且，它将严重影响粮食产量，继而直接影响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
范直昌这句话让李虎很惊讶，“有这么严重？”
范直昌点了点头，“本朝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正是得益于‘田制不立、不抑兼并’的土地制度，这个制度一旦改了，赋税收入不是增加，而是骤减。”
“本朝的土地制度允许农户将荒闲田土开垦为自己的恒业，并加以政策支持和鼓励，这导致农户们纷纷向过去荒闲的水域、滩涂、沙地要土地，出现了圩田、沙田等一系列新的土地，直接推动了土地垦殖数量的增加。这个制度如果改了，还有谁去开垦土地？”
“土地是自己的，所以不管是小农家庭还是大地主，都会竭尽全力将自己拥有的土地效益最大化。对于小农家庭来说，主要是勤恳劳作、利用更为先进的耕作技术及工具提高产量，以便养活自己，改善生活；对于大地主来说，不仅要在土地上进行规模化耕作，以获得最大收益，还要倾力投资以便把这份家产世代继承下去。这直接导致农业发展，粮食产量增加。如果土地都变成官田，土地都是官府的，农夫们为官府种田，还有多少积极性？官府又会在土地上连续投资以提高产量吗？”
“土地兼并导致租佃制出现，而租佃制对农业生产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地主有土地，将土地租佃给无地农户耕种，双方依照契约进行收益分成，在此制度下，佃农可以最大限度地规避风险，另外由于地主少、佃农多，有竞争，使得佃农耕地积极提高，而地主因此获得更多的土地收益。由此促进了农业发展，提高了粮食产量，提高了农夫们的生活水平。”
“农业发展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随即出现。朝廷为解决这一问题，积极发展工商、采矿、纺织、加工、运输等行业，以帮助乡村的剩余劳动力生存下去，并确保国家的稳定。假如土地制度改了，农业发展陷入停顿甚至倒退，那么我们拿什么养活一亿人口？土地是国之根本，土地制度更关系到国祚兴亡，今日中土的土地制度有利于国家发展，为什么要修改？”
“不管是我祖父，还是文荆公，蔡京，没有人对大宋的土地制度提出质疑。”范直昌郑重说道，“大宋的土地制度绝对不能改。”
“当然，土地兼并的弊端非常严重，它直接导致贫富分化，尤其到了今天，贫富悬殊更是可怕，由此导致叛乱迭起。早年王小波、李顺起义，檄文里就提出要‘均贫富’，宋江、方腊起义同样如此，但贫富分化不仅仅是土地兼并造成的，还有其它各种原因，而解决贫富分化就是要修改财经制度，合理分配财富。为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变革，但像文荆公、蔡京这样变革显然不对，虽然他们的初衷都是好的，他们也不想搜刮百姓，把百姓逼上绝路，但结果偏偏把百姓逼得造反了。”
“总帅现在的变革属于是拨乱反正，以换取民心。”
“拨乱反正的后果是赋税锐减，赋税锐减的后果可想而知，虽然现在朝廷的机构和官员大量精简，废除了所有不合理的费用开支，包括京都扩建都停了下来，而军队仅保持在四十万不再增加，但天下三分，战争不断，目前的赋税收入只能维持正常开支，进行一统天下的征伐大战绝对不可能。”
“我们在此情况下，继续走文荆公的变法之路肯定不行了，我们必须走其它的路，而最好的办法就是农工商并重，在进一步发展手工业，增加总体财富的同时，进一步发展商业，然后在此基础上修改赋税制度，合理分配财富，以实现国富民强的目标。”
第二十二章 声讨范直昌
范直昌至此把他的变革思路说得很清楚了。
本朝赋税收入来源于城市和乡村，来源于土地制度和公商制度。土地制度和田赋是国之根本，不能改，而且从一百多年的实践来看也没有修改的必要。工商制度和商税随即成为本朝增赋的重要途径，而本朝的工商制度尚不完善，商税还有提高的巨大空间，这是财经制度改革的重点。
土地私有化制度造成贫富分化越来越严重，贫富分化造成国家动荡，本朝为此要想方设法建立一种有效的资源优化机制和合理的财富分配机制来平衡和缓解这种矛盾，以此来赢得民心，稳定王国。
本朝的变革目标是国强民富，为了达到这一目标，首先要最大程度地优化资源，把更多的剩余劳动力投入到除农业以外的其它行业中去，而大力发展工商业是第一选择，以增加国家总财富；其次就是合理分配财富，而合理分配财富是建立在总财富的增长基础上，并用商税调节等各种手段让国库增收，确保普通百姓的利益，同时维护官僚富豪和商贾的利益，竭尽全力缩小贫富差距，缓解社会矛盾，稳定国祚。
“总帅下令召集西北、川蜀、荆湖、京西、中原各地巨商富贾到长安共议变革大计，的确是一招妙棋，可以让朝廷在最短时间内拿出财经制度改革的原则和具体措施，同时也能得到大量的援助，并利用这些人和他们背后的地方势力迅速稳定各路州府。”范直昌称赞道，“总帅高瞻远瞩，非同凡响啦。”
“我请他们来，不会是想打劫而已。”李虎笑道，“但是，听你这么一说，我思路大开，知道接下来应该干什么了。”
“王荆公也好，蔡京也好，变法的最大对手就是官僚富豪和巨商富贾。”范直昌说道，“文荆公被他们打败了，而蔡京上台后，实施雷霆手段，先是把元佑党人踩到了脚底下，接着又连续颁布榷茶制度、修改盐法、滥放钱引等一系列财经新政，让各地富豪商贾蒙受了巨大损失，尤其是川蜀商贾，因为被蔡京强行实施‘钱引’制度，其损失之大更是惨不忍睹。总帅主政后，马上废止了蔡京推行的那些新政中的蜕变部分，赢得了各地富豪商贾的称赞，尤其是川蜀商贾，更是对总帅感恩戴德。”
“总帅只要利用这次难得的机会，赢得这些富豪商贾的信任和支持，不但变革可以顺利推行，还能迅速稳定地方形势。”范直昌神色凝重，语气非常诚恳，“从目前形势来看，总帅必须摄政，否则没办法安抚虎烈诸将，但总帅独自摄政，必定会引起一些人的反对，地方上极有可能发生叛乱。这时候，总帅如果能让这些富豪商贾心甘情愿地拿钱拿粮出来帮你打天下，形势就完全不一样了。”
李虎用力点点头，对范直昌非常感激，本想说几句感谢的话，但旋即觉得多余。有了范直昌这番话，变革大计中的最核心最关键部分已经有了解决的办法，这份功劳太大，几句感谢的话已经难以表达。
六月十一日上午，李虎召集宰执大臣、东西两府和御史台主要官员，听取范直昌在财经制度上的变革策略。
这是一种全新的变革思路。过去不论是范仲淹还是王安石，在变革思路上都是“开源节流”，但他们的“开源”实际上还是在一块大饼上做文章，说白了还是“节流”，而范直昌则旗帜鲜明地指出，新的财经制度是创造财富，是做大饼，是增加总财富，把资源优化和财富分配紧密结合在一起。
如果把大宋的财政危机当作一场洪水来比喻，那范仲淹和王安石的变革就是筑堤围堵，而范直昌的变革则是疏通分洪，这两种变革的后果一个是激化矛盾，一个则是缓和矛盾，其执行的效果当然大相径庭。
中土是个农耕王国，在土地上耕作的人口超过了九成，因为土地兼并严重，这九成人口中至少又有九成是贫穷的普通百姓。大宋的所谓富裕，正是由不到一成的人口占据着整个中土绝大部分财富而形成。
同样因为土地兼并，农耕技术发展很快，粮食和其它农作物的产量都超过了历史水平，因此田赋是大宋赋税收入的绝对大头。这也是变革者们总是把增赋的目标牢牢指向土地的原因，但物极必反，当蔡京、王黼之流把农夫们榨干吃净之后，河北山东的大起义也蓬勃而起，一发不可收拾。由此可见，这条改革的路走到头了。
大宋的城市人口在历代历朝中是最多的，超过总人口一成以上的人居住在大约三千多个城镇里，这些城镇里集中了工商业和其它行业。以商税来统计城市的富裕，其中汴京、兴元（今陕西汉中）和成都为最，每年的商税收入都在四十万贯以上。每年商税收入二十万到四十万贯左右的城市有五个，而十万到二十万贯的城市超过二十个。大宋有三千多个城镇，如果平均每个城镇每年收入商税一万贯，那就是三千万贯，已经超过了田赋收入。
很明显，把思路改一下，把目光调换一下，大宋增赋的目标应该是城市，是除农业以外的以工商业为主的其它行业，是商税，朝廷只要把财经制度变革的方向引向城市、工商业和商税，那么增赋不但可以成为现实，有效缓解财政危机，还可以缓和各种社会矛盾，稳定国祚，富国强民。
范直昌的变革思路当即引起了激烈争论。
争论的焦点还是一如既往，抑兼并还是不抑兼并，采用放任自由的经济模式还是国家垄断的经济模式。
范直昌是元佑党人的后代，是范仲淹的孙子，范家有两个著名的元佑党人范纯仁、范纯礼，而范直昌这个变革策略恰好就是地地道道的旧党策略，只不过他比旧党更为激进，他采用了更为大胆的方式，进一步扩大了经济的放任自由，坚定地高举着“不抑兼并”的大旗阔步前进。
当今朝堂上，无论是虎烈人还是大宋人，都是变革派，或多或少受到了王安石变法理论的影响，尤其是李复，新关学的变革理论就直接吸收了新学的变革理论，而推动这一变革理论出现的则是赵明诚。范直昌的这个变革思路，明显就违背了新关学的变革理论和朝廷的变革策略，所以李复和赵明诚的激烈反对也就不以为奇了。
从当今形势来说，朝廷需要钱财，需要大量的钱财，而增赋的策略从历朝历代来看，都是果断采取国家垄断的经济模式以便迅速掠夺财富，比如汉武帝时期的经济变革，他为了挽救财政，甚至直接颁布《告缗令》把商人打进了地狱。李纲、李复、赵明诚等人拟定的财经制度改革就是秉承了王安石和蔡京那一套，只不过步子较小而已。范直昌的这个变革思路则反其道而行之，不但继续在经济上放任自由，而且步子还越来越大。
另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因素，那就是自古以来“崇本抑末、重农抑商”的思想深入人心，尤其深入到士人的灵魂之中。本朝重视工商业发展，首要之务是解决社会矛盾，也就是人口和土地的矛盾，以工商业来解决剩余劳动力，但是，无论是工匠还是商贾，地位并没有提高，当然了，比前朝提高了不少，不再是社会最低层的贱民了，但工商这两个行业依旧是贱业，被人瞧不起，所以要大力发展工商业，首先要解放思想，要从学术理论上予以支持，让天下百姓都能接受，然后配套政策才能起到作用，否则你有政策，但没人理会，大部分剩余劳动力还死死守着一亩三分地过苦日子，你能怎么办？
在这个被“士”控制了权力、文化和舆论的世界里，创造财富的工商业者始终是个低贱的行业，以致于其从业者自己都瞧不起自己，这从另一个角度反应了“士”对有效资源的牢牢控制，继而牢牢控制着社会财富的分配权。假如工商业要大发展，那么首先就要提高从事工商业者的地位，工匠和商人的地位提高了，随即可以控制和使用一部分有效资源，继而拿到一部分社会财富的分配权，这将深刻影响“士”的利益，这将触犯整整一个阶层的利益，这是不可想象的事。
十一日中午，议事大堂内，范直昌成了众矢之的，从宰相到各府署官员，几乎是一致声讨。
范直昌夷然不惧，据理力争。
他现在有蔡京的新政做例子，而蔡京新政蜕变主要原因还是连绵不断的战争、灾难和皇室的过度挥霍导致国库入不敷出所致，蔡京、王黼说到底还是为了挽救财政，实在没办法了，只好一次又一次地以国家的名义公开掠夺百姓。
某种意义上，新政蜕变和蔡京、王黼祸国的罪名都是不公平的，当时就算范仲淹、王安石坐在宰相的位置上，也要为了填补国库不足而搜刮钱财，退一步说，就算没有童贯的西征和北伐，没有蔡京的横征暴敛，结果还是一样，大宋还是无法阻止女真人灭亡辽国，无法阻止金国大军南下入侵，因为大宋的体制培养了一批无耻的官僚和士人，这些无耻的官僚和士人已经腐蚀了大宋，大宋逃不过这场劫难。
议事堂上，范直昌一句话就把李纲等人问得哑口无言，“今年的财政支出至少要七千万贯左右，而赋税收入最多只有两千多万贯，其中的亏空怎么办？”
第二十三章 交子制度
李虎和范直昌都已经估计到实施此策的阻力非常大，但此策看来是挽救财政的唯一办法，必须要尝试一下。
范直昌在川蜀的时候曾为变革之策做了一番深入思考，并且和川蜀富豪商贾们多次研讨，对此策的成效非常有信心，不过他必须说服李虎。幸运的是，李虎被财政危机逼急了，急病乱投医，听到范直昌这番高论，就象抓到一根救命稻草似的，至死也不放了。
李虎宣布议事结束。当前朝廷都在忙着新皇登基和建立最高权力架构的事，这时，李虎突然抛出一个石破天惊的财经变革策略，当即在长安引起轩然大波，朝中上下更是摸不清李虎的意图，个个惴惴不安。
李虎回到帅府，急召燕青。
燕青在李虎回到长安后就等在帅府里，但李虎根本没有时间见他。直到第二天中午，原野才匆匆出现，说总帅有请。
“我有多长时间？”燕青跟在原野后面问道。
“大约一刻时间。”原野说道，“总帅请你一起用餐，边吃边谈。你抓紧时间，捡重要的说。”
燕青苦笑。一刻时间能说什么？
“明天是皇帝的登基大典，接下来要忙先帝的葬礼，另外还有商议摄政辅弼的事，总帅这几天肯定没有时间。”原野小声解释道，“你也看到了，候在府里要见总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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