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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电的帝国-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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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恒宁生知道自己的翻译日后是这么厉害的一个角色，不知在谈判桌上是否还能坐得住。
谈判一开始，恒宁生主动先提出来把上海的吴淞旱线给拆了，让盛、郑两位对朝廷有个交代，然后留着厦门的旱线不动。这建议貌似谦折，其实暗藏玄妙。当时上海诸国的旱线已经稠密如蜘蛛网，大北公司的吴淞旱线年代最早，虽然仍是干线，质量却大不如前，维护费高，利润却低，已成鸡肋；而福州、厦门沿海尚且还是一片空白，前年四国联合要求旱线登陆福建，都被朝廷拒绝。倘若他们能率先在那里开疆拓土，则又是一番赚钱的良机。
盛宣怀早对此洞若观火，他也不急，谈判桌上笑眯眯地说道：“既然贵公司如此有诚意，那吴淞口的旱线就按你们的意思，拆了吧。”恒宁生一喜，以为鱼上钩了，没料到盛宣怀还有后话：“……至于厦门旱线嘛，却不太好办呐，咱们得仔细商议商议……”
得，这条鱼把鱼饵吃下去，把钩给吐出来了。
恒宁生虽是个中国通，却不看京剧，不知道自己这回成了定军山上的夏侯渊，本来指望拿陈式跟黄忠换回侄子夏侯尚，却被黄忠先接回陈式，再一箭射死夏侯尚。他们也一样，算计厦门线不成，反先把上海线送到人家嘴里。估计盛宣怀那会儿肯定心里美得直在那儿唱“一封书信来的巧，天助黄忠成功劳”。
恒宁生咬了咬牙，上海线是保不住了，厦门线无论如何也得拿下来。孰料他刚提了一个话头，盛宣怀扔过来一份文件。
什么东西？同治九年清廷跟各国签订的那份海旱电报线条约，上面白纸黑字清清楚楚写着洋人海线不得接上自己的旱线——这里感叹一下丁日昌的远见。恒宁生见对手开始正面攻击了，只好催马上前，硬着头皮顶上去。
可惜这一顶，又是一个晕招。
当时大北公司在厦门敷设的电报旱线应用的是新技术，不用电线杆，而是从海滨地区直接挖了一条地沟，把海线直接顺着地下连到厦门田尾西面的电报馆内。这个电报馆早在同治八年，也就是1869年就修好了，本来是丹麦在鼓浪屿设立的一个领事馆。但不知为什么，丹麦没有派驻领事，领事一职由法国领事监理，后来大北公司来到厦门，顺理成章地把它接管过来，改成了电报房，这建筑至今尚在。
走地线的好处第一可以保证信号稳定和线路质量，不用担心风吹雨琳；第二也免去意外损毁的麻烦——自从丁日昌、李鹤年之后，老百姓们对拔电杆兴致高涨。不过地线技术尚不成熟，无法应用于长途线路，好在从厦门海滨到田尾没多远，正合用。
恒宁生说了：这个地下旱线其实不算旱线。我们挖的地沟很深，海拔是负的，严格来说是在海平面以下，所以仍旧该算是海线。这招“暗渡陈仓”当年大北公司在上海用过，成功地把海线接进了黄浦江。今天他们又祭出这个老法宝，试图故伎重演。
大北公司这个逻辑十分混账，既牵强又蛮横。但俗话说的好，人至贱则无敌，他们都耍赖耍到这份儿上了，反而不太好应对。盛宣怀正琢磨着该说什么好，一直在旁边不吱声的郑观应出手了。
说是出手，其实郑观应也只是出了一指。
他拿来一张欧洲地图随手一点，丹麦人立刻不说话了。
指的是荷兰。
荷兰是著名的低地国家，整个国家三分之二都在海平面之下，全靠堤坝撑着。这些常识丹麦人都是极熟的，此时突然被郑观应点破此节，立刻就懵了。
是啊，这还能不懵么？你不是说厦门旱线在海平面以下，所以算海线吗？那荷兰呐？你们大北公司只要承认荷兰境内的电报线全是海线，我们立马就给你们开放登陆权。
大北公司哪儿敢承认这个！以后还想不想在欧洲混了。
恒宁生又折了一阵，心想再这么下去，自己手里一点筹码也没有了，回去跟几个幕僚商议了一下，只好悻悻退了一步。谈判再开的时候，他不敢再坚持旱线登陆的话题，转而搬出中丹两国传统友谊和大北公司在中国的业绩，唠唠叨叨说了半天，最后图穷匕见抛出一套方案：既然旱线权您要收回，没问题，不过大北公司希望能继续租下去。也就是说，旱线还是一如既往地运营，只不过所有权变换了一下。他希望中国方面能够承诺永远只租给大北公司，不和别人发生业务来往。
盛宣怀心中冷笑，这恒宁生也忒天真，只要线路在我手里，想干吗还不是我一句话的事。他让恒宁生拟一个纸面上的方案出来。恒宁生不知是计，几天就呈递了一份合约草案，其中有两条核心条款。第一条：“厦门旱线，由大北公司出资拆除；吴淞旱线由电报局用白银3000两赎回。”——这条吴淞旱线，就是丹麦人偷偷架设、险些气死沈秉成的那条非法线路。
第二条是：“不准他国及他处公司于中国地界另立海线，又中国欲造海线、旱线与大北有碍者，不便设立。”作为交换，大北公司允诺中国政府大臣及公务往来“凡从大北电线寄发者，不取报费”的优惠政策不变。
盛宣怀把谈判结果拿给李鸿章看，很快得到了批准。中国在沿海的旱线权益至此收回，如果用史书口儿来写的话，就是简单一句话：“折冲月余，丹人为之气夺。”
大北公司呢？虽然他们被迫拆除了上海、厦门的旱线，但被允许在上海附近的羊子角、福州在海上的川石山二处设趸船，将线头设于其上，权当浮动电报站，算是个折中的办法。更何况，尽管损失了旱线专利，但公司得到了中国保证的海线专营，排除了竞争对手。恒宁生觉得这次谈判失之之桑榆，得之东隅，算是从盛宣怀手里扳回一目。
他浑然不觉盛宣怀早在谈判前就和大东公司眉来眼去，这顶绿帽子早戴到大北公司头上了。
等到大北公司刚刚移交上海的旱线到中国电报局手里，没过两天，合约内容——尤其是关于海线专营的条款——就神秘地“泄露”出去。列强尤其是英国一听就急了，这不是搞垄断么？那我们大东公司该怎么办啊？
结果英、美、法、德四国大使一边照会清政府，一边给丹麦施加压力。丹麦蕞尔小国，扛不住这些大国压力，恒宁生心急火燎去找盛宣怀商量，后者两手一摊：“这件事我也没办法，这是国际形势啊，国际形势你懂不？”恒宁生又说那咱们那合同就作废了吧，盛宣怀又是两手一摊：“合同我们李大人都批准了，上海和厦门的旱线该改造的改造，该拆除的拆除，没法再恢复了。”
恒宁生这才知道自己上了一个大当。盛宣怀从一开始就摆好了口袋等他钻，事先故意让大东公司延缓施工，好教大北公司不致觉察。等到旱线移交完毕，中国电报局立刻翻脸不认人，大北公司若是再闹，就等于把四大国也推到对立面去了。
盛宣怀这一连串手段细致缜密，滴水不漏，堪称大师。
经过多方足足两年的扯皮，到了1887年总算有了一个结果。盛宣怀和大北、大东两家公司签订了一个《华洋电报三公司会订合同力款》，详细规定了“洋海华旱”的电报线路如何分账，生生把大北公司的蛋糕分给了大东公司一块儿。中方坐收渔翁之利，坐看争端。
两家争来夺去，最后又把旱线的控制权送回到中国手里——我拿不到的，你也别想要了。盛宣怀的以夷制夷，终于大获成功。盛宣怀搂草打兔子，还顺带着逼迫大北、大东公司签了一个《渔团保护海线章程》，要求这两家公司每个月掏2000块大洋给川沙、南汇、宝山和县渔团，因为这三个厅是电报水线必经的水域，上面渔船纵横。盛宣怀的意思是可以让这三个厅和渔团代为维护电报线路——其实说白了就是保护费，你给我钱，我就不给你捣乱。大北、大东公司想起丁日昌当年发动老百姓拆电报杆的手段，心里有点发毛，心想还是花钱消灾吧，乖乖认掏了这笔费用。
凭借这一次漫长的电报谈判所收获的权利，海旱线相接巨大的经济利益很快凸显了出来。1882年，中国电报局的电报费收入为6万余两；5年后上升为41万余两；又5年达63万余两；到1895年上升到115。5万余两。
而到了1883年，中法战争在越南开战，此战中，已经架设好的电报线路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军令通过电报得以迅速坚决地贯彻，很大程度上左右了战局。特别【文、】是老将冯子材【人、】在镇南关取得【书、】大捷的电报一两天【屋、】内就从越南递到了北京城，给渴盼胜利消息的中央政府带来了很大惊喜，充分体会到了电报的迅捷优点——尤其是电报掌握在自己手里的好处。要知道，当时欧洲各国都对这场战争严守中立，如果被大北公司或大东公司控制了旱线，中国政府可能就会因这些电报线的“中立”而贻误战机。
大北公司眼看煮熟的鸭子飞走了，恼羞成怒，唯一能作的只有取消自1871年就实行的中国政府公务电报免费的福利，该收多少钱就收多少钱，聊作报复。恒宁生临回国前，给盛宣怀发了份正式公函，称“自十月初三日为始，所有中国头等官宝报由大北电线寄发者，须照章付足电资，方为发报”，羞愤之情，溢于言表。
可惜庚子国变的时候，盛宣怀向英商大东公司、丹麦大北公司商借21万英镑，敷设由大沽至上海海底电线。两家公司借机抬价，“中国官商交困，复绌於力，于是以购价作为息借，分三十年偿还”。算是报了一箭之仇，不过这就是后话了。
大北公司被盛宣怀玩退了，中国电报局乘胜追击，其余诸线传檄而定。盛宣怀杀得性起，甚至一路追杀到香港，不知用什么办法说服港督弃置港英当局架设的新安线，以中国线路代替，并在九龙设了中国电报局的分号。
有了上海大捷的经验，其它边境重镇也纷纷如法炮制。如镇南关、东兴、蒙自、思茅与法国旱线相接，腾越边界红蚌河与英国旱线相接，珲春、黑河屯、恰克图、伊犁与俄国旱线相接，这些边境在商定与外国的电报线转接条款时，签的都既详细又慎重，基本上没吃什么亏。盛甚至还顺便帮当时的大清附属国朝鲜造了两千多里的电报线。至此列强所铺设的电报线都只能接到海岸，然后再接上中国方面的旱线头，无有敢造次者。
这起中国与大北公司的争端甚至惊动了万国电报协会。该协会觉得这种事不利于国际电报业的长治久安，打算把中国也吸收进去作会员国。盛宣怀却不干，他的理由非常简单：“人家都是玩了几十年的老油条，咱们现在经验不足，贸然掺和进去，就得按照人家的游戏规则走，到时候自己吃亏。”（盛原文：“现在中国创办未久，虽规模初具，然未便遽行入约，一切电报交涉事件，须按万国通例办理。恐未得其利益，先被其掣肘。只有坚守自主之权，不为侵占，将来再行斟酌。”）
于是中国电报局礼貌而坚决地回绝了邀请。盛宣怀的这份英明，就算搁到现在也是很有参考意义的。
因此这份战果，李鸿章在向清廷为其请奖的折片中，特意盛赞了盛宣怀主持中国电报局的业绩：“沿江沿海各省电线系派布政使衔直隶候补道盛宣怀总理其事，该道首赞成议，会商各省地方官次第筹办，事属创始，而规划精审，调度悉合机宜，用能妥速告成，远近无忧。复以经费有常，劝集华商巨款，将各省正线改归商办，俾公家久享其利，商人亦获什一之盈，实能裨益大局。各国觊觎已久，英丹电报公司且于九龙及上海至吴淞安设陆线，方谓非常之举，中国末必果行，遂群起相争，多方挠阻，该道奉饬设法抵制，相机操纵，一面集资赶设沿海陆线，使彼狡谋废然中止，保我自方之权，尤于国体商情所关匪细。今线路绵亘万数里，京外军谋要政瞬息可通，成效昭著，其功实末可泯。该员才具优长，心精力果，能任重大事件，足以干济时艰。”
盛宣怀因此大得圣眷，成为晚清一代名臣。而另外一位居功阙伟的郑观应，也因为在谈判中表现出色，被粤东防务大臣彭玉麟调往前往广东，总办湘军营务处事宜，以应付中法战争。彭玉麟与两广总督张之洞谋划偷袭西贡法军屯粮之地时，还派这位智勇双全的官员秘密潜入，在西贡、金边一带侦察敌情，暗中联络南洋反法势力。他回国以后，隐居数载，一部《盛世危言》横空出世，震惊中外。世人皆叹其眼光深远，却不知郑观应的这种见识，正是肇始于对电报的深入研究呢。
就这样，外有列强的重重压迫，内有洋务诸名臣的极力推动，几经反复，发端于西洋的有线电报终于在中华帝国奠定了自己的地位，获得了国人的认同。
有了丁日昌、沈葆桢、盛宣怀、郑观应等一众先辈苦心孤诣的铺垫，到了马可尼发明无线电报的时候，中国对这个新生事物的接受程度，已经远不像从前那么闭塞，引进速度之快，态度之开放，令人咋舌。
马可尼在1985年进行无线电报通讯试验，获得成功并取得专利。转年8月9日，由黄遵宪、梁启超等著名革新派人物创办的期刊《时务报》上，就刊载了这样一条消息：《无线电报》。这条消息用的笔法，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有趣的很，兹转录如下：“意大利人马考尼，年少而好学，尤精于传电，新得其悟，其传也无事于线，不用电磁石，但用摩擦而生之电，凭空发递，激而成浪，颤动甚疾，每秒跳二万五千万次，所谓汉忒象浪是也。其发也性直，返射之角度，与透物之斜度，与光无异致。近挟其术抵伦敦，……表演无线电收发”，“发报与接报处，并无尺寸之线，其电报器具，不过两木箱。演说时，远置厅事两旁，一箱电发，则他箱内之小钟铮然应之”。文中的马考尼，就是我们现在翻译的马可尼，“汉忒象浪”就是赫兹发现的电磁波。
等到了1987年马可尼创办了“马可尼无线电报有限公司”的时候，《时务报》不失时机地又登出一篇消息《电浪新法》：“用大小合度、力量相当之电机，数英里之遥，凭空发信，现用哈子（赫兹）法之电浪试验”。“于一英里之外，设一电机，并在隔一山处，亦设一机，激动电浪，则两机俱应，是则电浪竟能穿山水矣。”这两篇报道，使国人及时了解了无线电报的特性和原理。
1899年初，中国购买了几部马可尼旧火花式无线电机，安装在广州两广总督督署、马口、威远等要塞以及南洋舰队各舰艇上，以便远程军事指挥之用。这是无线电波首次飞越在中国大地上。十分难得的是，这一次中国对无线电报的应用，基本上与欧美同步。要知道，在同一年，马可尼才刚刚说服英国邮政部在南福兰角建立了一个无线电报站，用来与法国维姆勒之间的通信，通讯业务方才起步。中国的反应速度，已在大部分欧洲国家之上了。
到了1904年日俄战争期间，俄军在烟台至东北的牛庄架设起来无线电台，来指挥作战。保持“局外中立”的清政府受此影响，斥巨资购买了7部马可尼式无线电机（每台约白银2000两），安装在北京附近的南苑以及几艘海军舰艇上，其功能不问可知，也是军事所用。
观一叶而知秋。清政府在对无线电报的安排只是一些小小的历史细节，却并非无关宏旨。从其中的细微处，我们可以揣摩到，电报已经从一头国人眼中避之不及的洪水猛兽，逐渐变成了与军事、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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