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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加木失踪始末-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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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谣言传到了“专案”人员的耳朵里,他们信以为真,商量之后,决定用这样的办法试一试:把“梅花党”的传说稍微讲一点给彭加木听听,看看他的脸色如何。

试验开始了:

“专案”人员把“梅花党”的故事从头说起:“解放初,在上海的西郊公园,正当梅花盛开的时候,来了几个神秘的人物,来这里悄悄聚会……”

谁知彭加木听了,不仅没有一点惊讶的神色,反而直头,说道:“这个故事一开头就错了。刚解放的时候,上海哪里有西郊公园?你去西郊公园问问,他们是哪一年建立的?这简直是胡诌!”

彭加木的回答,弄得“专案”人员哑口无言。

然而,在背地里,“专案”人员又一次仔仔细细检查了一下从彭加木家里抄出的东西。检查的重点,是与梅花有关的物品。查来查去,一朵梅花也未查到。

不过,有趣的是,后来当彭加木落实政策时,领回了被抄去的东西。女儿彭荔突然发现,其中有两卷画轴,似乎不是他们家的东西。打开一看,见上面画着梅花!

这些梅花画轴是谁家的?为什么会混到彭加木的抄家物资中,不得而知。不过,它至少说明这样一个事实:“专案”人员对彭加木与梅花之间的关系有着莫大的兴趣!

◆王洪文的“批示”

由于进行逼、供、信,上海科研单位的“两线一会”冤案越搞越大。

这时,发生了触目惊心的悲剧:

一对夫妻都在上海科研单位工作。“专案”人员逼着那位丈夫按他们规定的调子写揭发妻子的材料。接着,“专案”人员把揭发材料拿到女方那里,说“连你丈夫也揭发你是‘特务集团’成员”。妻子经受不住刺激,在深夜里吊死,愤然离开了人世。

接着,又发生了令人捧腹的讽刺剧:

一个“专案”人员每天逼着一个“老特务”要他交代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发展了哪些“新特务”,特别是在最近又发展了哪些“新特务”。那个“老特务”火了,便当着好多人面前承认自己最近发展了一个“新特务”。至于“新特务”是谁?他指着那个“专案”人员说道:“就是他!”从此,那个“专案”人员被撤销了从事“专案”工作的资格。这下子,弄得“专案”人员也人心惶惶,看“牛”的人居然也怕起“牛”来了,生怕那些“老特务”指到自己头上来了。悲剧,讽刺剧,闹得沸沸扬扬。上面一看,再这样闹下去,越来越不好收拾。于是,敲响了收场锣鼓。彭加木整整被隔离审查了15个月,“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不了了之。什么“老反革命”,什么“老特务”,全是凭空捏造的罪名。

不过,彭加木的“专案”,来头颇大。既然把他进行隔离审查是“上面”批的,那么,撤销他的隔离审查,也是经过“上面”批的。

所谓“上面”,就是王洪文。他对关于彭加木的审查报告,作了如下“指示”:

“解除隔离,送干校劳动,继续审查,内部控制使用。”

在全院大会上,宣读了王洪文的“指示”。不过,只是最后“内部控制使用”六个字没有宣读。

1970年3月,彭加木终于获释,回到家里。那时,夏叔芳已经解除了隔离审查。多时不见,当彭加木出现在夏叔芳面前,使她深为震惊:他因为好久不见阳光,脸色苍白,双眼呆滞无光,胡子很长(在隔离室里,刮胡刀片被拿走了,怕他自杀),人消瘦无力。

当天,彭加木就被送往设在上海郊区奉贤县的上海科技“五七干校”。

◆又遭“猛轰”

一般的科技人员在“五七干校”经过为期半年的轮训,便回上海了。彭加木在那里却度过了三年岁月。

这所“五七干校”面临杭州湾,建在一片盐碱荒滩上。这里离上海100多公里,每月集中休假四天,让学员们回上海。

彭加木离开了隔离室,像鸟儿飞出了樊笼。然而,15个月的隔离生活,使他的身体变得非常虚弱。那时,他连晒太阳的权利都被剥夺了,只好在监视人员不注意的时候,做做体操,或者练练下蹲。初到干校,他手无缚鸡之力,干起活来比普通的女同志还不如!

彭加木开始每天跑步,加强锻炼,拼命干活,以恢复体力。渐渐地,他的体力增强了,以致能够一手夹起一袋100公斤的水泥,疾步如飞。

好景不长。不久,开始清查“5。16分子”,一查,又查到彭加木头上。大字报又开始围攻彭加木。这时,他们用一个崭新的名词称呼彭加木——“双料反革命”。

何谓“双料反革命”呢?

因为彭加木本是“老反革命”、“老特务”,如今旧账未清,又欠新账,成为“5。16分子”、“现行反革命”,于是,新账、老账一起算,成为“历史加现行”的“双料反革命”。

唉,那时候人们的创造力,不是用在科学研究工作中,却花费在大字报上,花费在数不清、没个完的政治运动中。彭加木的命运,真是多劫多难。

其实,彭加木被指责为“5。16分子”的依据,只不过是因为他当分院革筹会头头的时候,在社会上参加过几次会议,据说与会者中有“5。16分子”。尽管会议的内容与“5。16分子”活动无关,但是,“专案”人员便按照如此逻辑加以推理了:

彭加木与“5。16分子”有联系→“5。16分子”与会的会议当然是“黑会”→彭加木参加了“5。16分子”的“黑会”→彭加木是“5。16分子”

经过大字报的一阵“猛轰”,并没有在彭加木身上打开缺口。

随着时间的推移,清查“5。16分子”的高潮过去了。对彭加木的审查,又是不了了之。所谓“历史加现行”,都查无实据。

彭加木埋头在劳动之中。对他的审查稍一放松,他又去长跑、游泳。一个月难得回家四天,他却没有待在家中,而是骑着他那辆破自行车去旅行了。他骑车到苏州,到杭州。尽管自行车已经“老掉牙”了,由于彭加木总是随车带着修理工具,所以即使作长途旅行,也未在半途之中抛锚——哪儿坏了,自己动手修一下,几分钟之后,又骑着车前进了。

有人以为,大约彭加木长期住在干校,心境不好,想乘休假之际,外出旅游一番,散散心。

万万没想到,从彭加木嘴里,蹦出了这么一句话:“我在锻炼身体,我要为重上边疆做准备!”

“啊,你还想去边疆?”人们都以为他为被打成“老特务”、去边疆被说成“搜集情报”而寒心,谁知他的心里还在念叨着边疆。

彭加木点点头:“我还想去边疆!”

就这样,彭加木差不多每次休假,都骑车旅行。

如果刮风,他逆风而骑,笑着说:“阻力越大,我越要前进。这叫‘风游’。

“如果下雨,他更高兴,称之为‘雨游’。

“如果下雪,他最高兴,称之为难得的‘雪游’。”

◆吡啶中毒

直到1972年,彭加木离开了干校,回到了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

不过,彭加木并没有回到实验室,却被分配去做煤渣砖。那时候,上海流行把煤渣与泥拌在一起,做成煤渣砖。这种煤渣砖作为燃料烧过之后,泥变成了砖,可供砌墙之用。

彭加木做了一阵子煤渣砖,又被分配去蒸馏吡啶。吡啶是一种常用的有机化学试剂,有毒。彭加木在一间小小的不通风的房间里,整天蒸馏吡啶。本来,这项工作是由好多人轮流做的,此时硬要他独力承担。他的脸浮肿了,开始剧烈地咳嗽。

后来,让他和另一个“牛”轮流,一星期做煤渣砖,一星期蒸馏吡啶。

浓烈的吡啶蒸气,使彭加木咳嗽得越来越厉害,牙龈出血,四肢无力,食欲不振。他发烧了,依旧去上班。他没有去医院看病,除了他本来不大愿意上医院之外,还由于他的病历卡上盖着一个“黑章”。这“黑章”,表示患者是“牛”,提醒医生“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夏叔芳着急了,去请一个熟悉的医生帮忙想想办法。这个医生深知彭加木的倔脾气,便附在夏叔芳耳边,吩咐如此如此……

晚上,彭加木正在家看书,响起了敲门声。夏叔芳装着没听见,彭加木放下书本,便去开门。

门开了,来访者就是那位医生。她多日不见彭加木,刚坐下来,便细细打量起他来,惊讶地说道:“老彭,你脸色不对呀,是不是生病啦?”

彭加木强忍着咳嗽,头说:“没病,好好的。”

那医生便用手摸他的前额,连连说:“没病?你好像在发烧!”

医生转身问夏叔芳:“家里有体温表吗?”

夏叔芳说时迟,那时快,一拉开抽屉,就拿出了体温表。

彭加木没办法,只好坐在那里,量了体温。

医生一看体温表,又吃了一惊:“唷,都快40℃了,怎么还不去看病?”

这时,夏叔芳在一旁,也连连催促彭加木去看病。

谁知彭加木来了个“缓兵之计”,说道:“现在医生们都下班了,明天去吧。”

医生早料到这一手,说道:“医院规定,体温39℃以上,就可以挂急诊。我陪你去,现在就挂急诊。”

这下子,彭加木无可奈何,只好在医生和夏叔芳的陪同之下,到中山医院去了。

夏叔芳一边走,一边暗暗佩服医生的妙计。倘若不用如此妙计,即使用拖拉机拖,恐怕也难把彭加木拖到医院里来。

后来,夏叔芳背着彭加木,把他的病情反映到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请求不要再让他蒸吡啶。但是,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根本不理,仍然叫彭加木蒸吡啶,致使他早已得的吡啶慢性中毒越来越严重,大大地损害了他的健康。

◆“只有一个人也干!”

直到1973年,彭加木才结束了蒸吡啶的生活,回到科研岗位上来。

领导找彭加木谈话,问他愿意干什么工作。

出人意料,彭加木提出了正式申请:“我愿到西藏工作!”

领导一听,怔住了。因为他牢牢记住,王洪文的“指示”中有“内部控制使用”这么六个大字,这样的人怎能到西藏去呢?可是,又不好把话讲明,便故意制造障碍,说道:“到西藏去,户口也得迁去!”

谁知彭加木一听,很痛快地答道:“行,把我的户口也迁去,我愿意在那里干

一辈子!”

领导无话可答,只好在屋里来回踱着方步。半晌,才说道:“这件事,我们再研究研究。你再考虑一下,如果把你留在所里,你想干什么?”

“继续过去的工作,研究植物病毒。”彭加木答道。

“研究植物病毒?在运动中,植物病毒组不是散伙了吗?现在,这个组连一个人也没有。”领导以为,彭加木在“牛棚”中关了多年,消息一点也不灵通。

“只有我一个人,我也干。”彭加木深知研究植物病毒,在农业上有着重要意义,所以无论如何要坚持这项研究工作。

就这样,彭加木又回到了电子显微镜实验室,用这“科学之眼”继续探索植物病毒的奥秘。不过,植物病毒是庄稼的大敌。要研究它,第一步就是到田间去观察庄稼病状,采集样品。不下乡,不到农业第一线去,研究植物病毒成了无米之炊。这时“内部控制使用”这六个字,像紧箍咒似的,束缚着彭加木。

彭加木来了个“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当时,正刮起“开门办科研”之风,彭加木要求下乡,他们没有理由可以阻拦。

于是,植物病毒组又恢复了,被锁困多年的彭加木,终于又在祖国各地奔忙了:

他来到江苏、浙江,考察桑树萎缩病;

他来到广东、福建,调查柑橘黄龙病;

他来到山东泰安,了解枣疯病;

他来到河南新乡,探索小麦黄矫病;

他来到北京、河北,研究小麦丛矮病;

他来到上海郊区,探讨蔬菜病毒……

彭加木以“植物病毒组”的名义,在短短的几年之中,连续发表了多篇科学论文,请注意,彭加木的这一系列论文,绝大部分是在《中国科学》杂志上发表的。这一点便说明了这些论文是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

其中,特别是详细研究了柑橘黄龙病。为了调查这种植物病害的病因,仅福建一地,彭加木便去过多次:

1964年,到了福州、龙溪;

1965年初夏,到龙溪工作了一个月;

1965年下半年,到龙溪采集柑橘黄龙病样品;

1966年,到龙溪;

1967年,到福州、龙溪;

1973年,又来龙溪。

1974年、1977年、1978年、1979年,又多次到福州、龙溪……

彭加木的论文,正是在这样反复考察、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写出来的。他的关于柑橘黄龙病的论文,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

所谓柑橘黄龙病,是指柑、橘得病之后,树梢的叶子全部发黄,看上去像条黄龙。得病之后,根系腐烂,全树衰竭,产量大减,是柑、橘生产中的大患。

早在1943年,我国科学工作者陈其,首次对华南柑橘黄龙病作了研究,发表了论文。但是,柑橘黄龙病是由什么原因引起的,不清楚。从此,人们开始探讨这种病害的病因,多年悬而不解。

1965年初,陶铸邀请彭加木到广东考察柑橘黄龙病,他便开始着手深入研究这个问题。当彭加木用电子显微镜观察样品时,初步看出可能是由病毒感染引起的,可是,当时大部分人认为,这是由一种“类菌原体”引起的。

彭加木在政治上、生活上是倔强的,在科学上也是那股倔脾气。他不随波逐流。他到各地采集柑橘黄龙病的病叶,终于初步分离出病毒。就在这时,那场政治风暴打断了他的研究工作。

当他重操旧业,首先便着手继续研究柑橘黄龙病。他与持“类菌原体”感染的科学工作者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在科学上,彭加木有一股子“牛劲”,但也有一股子“牛脾气”。他轻易不服输。他鲜明地坚持自己的观点。经过多个日日夜夜,他用电子显微镜拍出了清晰的柑橘黄龙病线状病毒的照片!这是在国内首次用事实证明,柑橘黄龙病的病因是由线状病毒引起的。

这么一来,连那些支持“类菌原体”论的科学工作者,也不能不在事实面前承认,的确存在着柑橘黄龙病的病毒。不过,他们也并不轻易放弃自己的论点,因为他们也有许多事实证明“类菌原体”引起了柑橘黄龙病。

经过双方多年激烈的论战,如今双方得出共同的结论:柑橘黄龙病的病因是复杂的,既有“类菌原体”感染,也有病毒感染——这叫“复合感染”。

彭加木是倔强的。正因为倔,他坚持了下去,找到了病毒;也正因为倔,他有时听不进别人的意见。不过,当他的“牛脾气”转过弯来了,真正感到别人说的也在理,这时,他就听进去了。正因为这样,他最后还是同意了“复合感染”的理论,认识到“病毒论”与“类菌原体论”并不是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成的。

◆“我就是不签名!”

中国的政治风云是多变的。

正当彭加木沉醉于科学王国之中探索珍宝时,“四人帮”把矛头指向了周恩来总理。

在制订十年科学规划时,周总理曾说过:“在广泛深入实际的基础上,把科学研究往高里提。”

“四人帮”反其道而行之,大砍基础科学研究。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的七个基础科学专题小组,被解散了六个,只剩下彭加木的植物病毒组还在那里工作,不断写出科学论文。于是,种种流言飞语,向彭加木袭来:

“植物病毒组是一个针插不入、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

“植物病毒组是打着联络实际的旗号,干着脱离实际的工作!”

彭加木没有理睬。他的回答是:“他说他的,我干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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