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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加木失踪始末-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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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昆明,彭加木负责建立生物学家化学实验室,开展对紫胶及芳香油等次生物质的研究、分析工作。

这年秋天,彭加木离开昆明奔赴新疆,参加了新疆综合考察队的科研工作。

新疆,那么辽阔,占全国面积的六分之一。那里有雪山,有绿洲,有沙漠,有盆地。然而,那里的科学研究工作,却几乎处于空白状态。

彭加木在乌鲁木齐帮助筹建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这种筹建工作,恰如“从荒野中踏出一条道路”那样艰难。做实验没有实验桌,彭加木把那种装运仪器的木箱竖起来,就算是实验室;没有自来水,就把盛水的桶架高,用橡皮管把水引下来,算是“土自来水”……他以一个拓荒者的勇气,亲自帮助建立了新疆分院的第一个实验室。

彭加木来到大戈壁。汽车一边朝前开,他就一边进行考察。他的考察笔记,可以说是整个考察队中记得最详细的。沿途看到什么野生植物、动物,他都一一记入笔记本。

戈壁滩上荒无人烟,当然也就没有路。汽车在广袤无垠的沙漠中前进。有时,汽车的轮子陷了下去,彭加木总是第一个跳下汽车帮助推车。车轮向后溅起的沙粒常给彭加木淋了个“沙浴”,甚至连嘴里也满是沙粒。彭加木一边吐着沙粒,一边说:“不要紧,不要紧。”这“不要紧”三个字,差不多成了彭加木的口头禅。

深秋,戈壁滩上的夜晚寒气逼人。清晨,彭加木在帐篷中醒来,别人发觉他的头发都花白了。仔细一看,原来头发上结满冰霜。他毫不在乎地说:“那怕什么?太阳一晒,一会儿就化了。”

在野外,彭加木饱一顿,饥一顿。渴了,有时就喝一点河里的冰水。夜里,常常荷枪放哨。他并不觉得苦,反而认为野外的生活充满乐趣。

不久,他又从新疆千里迢迢回到昆明,参加了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亲自带领的华南热带生物考察队,奔赴广东雷州半岛及海南岛五指山麓,进行野外考察。

第五章 硬汉

◆“秘密”暴露了

1957年初,一个意想不到的打击,落到了彭加木头上。

那时,彭加木刚从海南岛来到广州,参加一个学术会议。

在吃晚饭的时候,彭加木感到一阵头晕,脸色突然刷白。旁边一个同事发觉彭加木神色不对,便问他什么地方不舒服。彭加木朝他摇摇手,示意叫他别声张。

彭加木赶紧把饭碗里的饭吃完,勉强慢慢站起来,想独自到房间里去,心想躺一会儿就会好的。

谁知当他站了起来,眼冒金星,眼前一黑,顿时扑通一声,昏倒在地。

这下子,惊动了全体考察队员。与彭加木在一桌吃饭的中国科学院竺可桢副院长,赶紧把他扶起,请来了医生。

没多久,彭加木清醒了,才知道自己的“秘密”暴露了。

原来,彭加木是一个充满自信的人。虽然他是一个早产儿,先天不足,可是他自幼注意锻炼身体,体质渐强。他自信疾病与他“无缘”,常以病历卡上一片空白而自豪,自诩为“保持不败纪录”。

不过,生老病死是人生常事,一个人生点病总是难免的。

早在1956年8月,他从滇西的景东县南下,经普洱,到墨江、元江和玉溪,在山区密林中考察了一个月,刚刚回到昆明。有一天,全体考察队员要进行体格普查。在照X光时,医生发现他的心脏有点扩大,怀疑他患心脏病,劝他要注意休息。

“心脏病?我会生心脏病?”这位自信与疾病“无缘”的人耸了耸肩膀,根本不相信医生的话。

没几天,他便离开昆明,奔赴新疆了。那时去新疆没有班机,火车只到甘肃,从那里还要换乘长途公共汽车。在这样长途颠沛之中,彭加木并不觉得什么,便把医生的话抛到九霄云外。

到了新疆,彭加木埋头于阿尔泰山区的考察之中,没日没夜,披星戴月,栉风沐雨。这时,病魔又悄悄地向他袭来。有一次,他背着枪,骑着马,与另外一个同事正在群山之中奔驰。那位同事在前面轻快地骑着马。他在后面忽然感到极度疲乏,吃力地坐在马背上。

彭加木后来这样说过:“过去我曾和他比赛过举重,并且以一次举起70公斤的优势打败了这个对手,而现在他骑在马上那样自在,我却感到疲乏和劳累,这是为什么?莫不是我真的有病了?”

“也许是感冒了!”彭加木这么猜想。他咬咬牙,追了上去。

后来,他回忆起这件事时,曾这样说过:“当时满心想到的是边疆丰富的植物资源,简直来不及去想自己到底有什么病呵!”

渐渐地,他感到每天晚上躺下去睡觉的时候,气闷得很,很不舒服。他试着把枕头垫高,就好一些。

“瞧,古人说‘高枕无忧’,倒有点道理哩!”安慰自己,不当一回事。

当他从新疆来到海南岛,他明显地感到不适了。他常常咳嗽。每天晚上,光是“高枕”,已不能解决问题了。他呼吸急促,胸部有窒息的感觉。他把被子垫在背上,半躺半坐,才稍好些,这时,他用镜子照照自己,发觉脸上有点浮肿,颈部的青筋隆起。

他常常感到疲乏无力。

这时,一向自信无病的彭加木,也不得不承认自己的身体大不如从前。不过,他不露声色,绝不对别人讲半句,也不找医生查看。

后来,咳嗽加重了。同事们有点发觉他的病情,他满不在乎地说:“感冒,没事儿!”

他在给夏叔芳的信中,也从未透露半个病字。他总是对她“报喜不报忧”,生怕妻子牵挂他。

一直到他在广州昏倒了,这才来了个“大暴露”。同事们把他送进了广州医院。这时,他猜测自己大约是心脏病发作了,暗自思忖道:“我可能真的患了心脏病!不过,心脏病也不要紧,一时也死不了,我照样可以为党工作!”他对朋友们的关切问候,总是答复三个字——“不要紧”。

俗话说:“有病瞒不过医生。”广州医院的医生经过初步检查,认为彭加木的病情不轻,应当赶紧回上海治疗,不再适宜考察队的野外工作。

尽管彭加木焦急万分,坚持留在考察队,但是,竺可桢副院长亲自找他谈话了。竺可桢副院长拿出他亲自签署的介绍信,嘱咐他回上海详细检查。

彭加木知道已经没有回旋的余地,只得答应暂时离开综合考察队。他心里想:“到上海检查一下也好,没什么病,我马上就归队。”

◆面熟的“陌生人”

“笃、笃、笃!”“笃、笃、笃!”有人曲着手指敲门。

夏叔芳跑去开门。门开了,外面站着一个脸熟的“陌生人”:他的脸古铜色,胖乎乎的,笑嘻嘻地看着她。

夏叔芳揉了揉眼睛,仔细一看,失声惊叫起来:“加木!”

彭加木突然回来,顿时使全家处于高度兴奋之中,他,半年多以来,第一次回家呢!

彭加木一看,儿子长高多了,女儿变化更大,开始牙牙学语了。

夏叔芳问:“你的脸怎么那样黑?”

彭加木答道:“野外晒的。”

夏叔芳又问:“你的脸怎么那样胖?”

彭加木答道:“胖还不好?难道瘦才好?”

夏叔芳感到奇怪,如果说他开始“发福”,为什么只“发”在脸上,身体还是那么瘦骨嶙峋?

当夏叔芳再问他为什么突然回来,他支支吾吾把话岔开了。

彭加木放下行李,骑车到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去了,虽然他已调离那里,但是他去像媳妇回娘家似的,充满怀念之情。

王应睐教授一见彭加木,也差点认不出来了。

他追问彭加木是不是生病了,彭加木说:“脸有点浮肿,不算病。”

接着,彭加木便把话题转到半年多来的所见所闻,娓娓而谈,有声有色。王应睐听了,当即约彭加木给全所作个报告,介绍考察中的见闻,介绍边疆的丰富资源。彭加木答应了。临走时,王应睐一再叮嘱彭加木要到医院去检查一下,彭加木这才拿出竺可桢亲笔签署的介绍信。王应睐一看,立即请有关朋友办理了医疗手续——因为彭加木当时户口、工作单位均不在上海,不办理手续,不能在沪治疗。

回到家里,彭加木有说有笑,把全家逗得乐呵呵。

晚上,彭加木在灯下整理考察笔记,为给全所作报告做些准备工作。

直到睡觉时,夏叔芳才发现彭加木病情不轻:他无法像过去那样平卧着睡,只能倚着垫在背后的被子半躺着睡。他颈部青筋暴起。像筷子一样粗。他呼吸急促、睡眠不安。

夏叔芳问他:“到底生了什么病?”

彭加木笑笑:“没病!”

夏叔芳不相信,说道:“没病?没病会这个样子?”

彭加木解释道:“那是因为我稍微有点不舒服,过几天就会好的。我这个人,什么时候生过病?到现在为止,我还是‘不败纪录’的保持者!”

◆打破“不败纪录”

出乎彭加木的意料之外,这一次,他的“不败纪录”被打破了。

那天,彭加木来到上海中山医院,像一个普通的病人一样,排队挂号,到内科看病。

内科医生稍作检查,便知道病情不轻,便把他转到急诊室。

在急诊室,一位三十多岁的女医生,仔细检查了彭加木病情。这位主治医生叫曹凤岗,她富有经验。经过检查,她在病历卡上记下了彭加木的症状:

眼球突出,上半身已水肿,颈部及左胸静脉怒张,静脉压330毫米汞柱。不能平卧,呼吸急促,胸口作痛。

静脉压330毫米汞柱,这比正常人要高出一倍多呢!

曹医生初步诊断的结论是“上腔静脉压迫综合征”。

检查完之后,彭加木坐在长椅上,等待曹医生给他开药方,谁知曹医生给他开的不是药方,却是一张住院通知单!

“住院?”彭加木愕然,这是他万万想不到的。

“是的。”曹医生用斩钉截铁般的口吻说道,“你必须马上住院。回家准备一下,明天就住进来!”

这时,彭加木感到有点不妙;他从普通门诊,一下子就“升级”到急诊;从急诊,又一下子“升级”到住院。当时,中山医院的病房相当紧张,有的病人想住院还住不进来呢。

回到家里,夏叔芳关切地问他:“医生说些什么?”

彭加木轻描淡写地说道:“她说没什么病,只是叫我住院详细检查一下。”

这真是天下奇闻:没什么病,居然要住院!彭加木住院了。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平生破天荒地第一次住院。”

曹医生对彭加木详细地进行检查,因为“上腔静脉压迫综合征”只是初步结论,引起这种病症的原因很多,只有查明病因才能对症下药。

曹医生用X光透视彭加木的胸部,接着,她又对彭加木进行多方面的化验和临床观察。不久,曹医生把诊断结果通知了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托他们转告彭加木所在单位——中国科学院综合考察委员会。另外,曹医生还把夏叔芳请来了,把诊断结果告诉了她,并嘱咐她必须对彭加木严格保密,不许走漏半点风声。

曹医生的诊断结果是什么呢?她经过反复检查及与别的医生共同会诊,确定彭加木患“纵膈障恶性肿瘤”。

恶性肿瘤,就是癌。纵膈部位,是气管、食道以及大血管等器官必经的通道,是要害部位。彭加木身上的恶性肿瘤,便长在气管、食道与心脏之间,当时已经有两个拳头那么大。

正因为这样,它压迫呼吸,压迫静脉血管,造成“上腔静脉压迫综合征”。

曹医生如实地告诉夏叔芳,根据医学文献记载,这种病人一般只能够活半年,最多不过活两年。

曹医生劝夏叔芳给彭加木多买点好吃的东西,让他心情愉快点——他的“余年”已是屈指可数了。

夏叔芳的双腿像灌了铅似的。她家就在中山医院附近,这么一小段路竟走了好久,她的内心矛盾极了:知道丈夫病入膏肓,可是,在他的面前又要强作笑颜,不能流露丝毫悲伤之情。“纵膈障恶性肿瘤”,这真是晴天霹雳,打在她那幸福的小家庭头上。要知道她的丈夫才32岁,儿子才5岁,女儿才2岁!她,多么希望丈夫能够挣脱死神的魔爪!然而,医生的话,俨然像宣读“死刑判决书”似的,她的幻想破灭了。

回到家里,夏叔芳关上门,瘫倒在床上,热泪纵横……

◆出色的答卷

彭加木是一个敏感的人。他察言观色,从医生、护士、妻子的脸色之中(尽管她们都躲躲闪闪,假装太平无事),从他所住的癌症病房,已经明白了自己患什么病。他几次三番向医生打听,医生总是“王顾左右而言他”,答非所问。

一天,曹医生查病房,来到彭加木床前时,偶然看见他的枕边放着厚厚的一本书,封面上赫然印着三个大字:“肿瘤学”!

曹医生的脸上掠过惊讶的神色。她立即恢复常态,若无其事地劝告彭加木道:“不要胡思乱想!”

谁知彭加木却坐了起来!郑重其事地对曹医生说:“请如实地告诉我,我经受得起!我手头还有许多事情要做,你把病情告诉我,我好安排时间。另外,我知道了自己什么病,也好跟你们更好地合作进行治疗。”

曹医生曾给许许多多癌症病人看病,像这样的病人却遇到不多!曹医生深受感动,正想把真情告诉他,话到嘴边又缩了回去。因为根据一般的情况,不把真情告诉病人,不会加重病人的思想负担,有利于治疗。于是,曹医生只好含含糊糊地对他说:“你的胸口,有一个硬块。”

“是肿瘤?”彭加木立即追问道。

“你别一听肿瘤就害怕。”曹医生连忙安慰道,“肿瘤分为良性和恶性两种。大多数肿瘤都是良性的,很容易治的。你的肿瘤,经我们诊断,是良性的。”

彭加木敏锐地从曹医生那言不由衷的神色中,看出她的话是在安慰自己。

彭加木的心情是复杂的。生活,又给他出了一道严峻的考题。

彭加木想些什么呢?他自己的话,是最真实的。他曾这样写道:

当时我的心情是十分沉重的,我正要为祖国的科学事业做一点事,却偏偏生了这种讨厌的病,而且我患的病是不能维持很久的,生命是有了限期的。

怎么办呢?当时,我想,既然病了,就要面对现实,怕,有什么用呢?如果在疾病面前害怕起来,意志消沉,一天到晚想着,吃不下,睡不着,那么小病也会变成大病,我想这绝不是办法。那么怎么办呢?

吃得好一点,喝得好一点,马马虎虎等死吗?这种态度也是不正确的。人活着只是为了吃吃喝喝吗?不,我们共产党人有着崇高的革命理想,作为一个人,活着究竟是为了什么?我们应该为革命,为建设社会主义出力。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是如果能够尽自己的力量为革命事业作出贡献,那他就活得有意义,哪怕只有一天,一小时,我也要把工作做好。当时,我又想起了许多前辈同疾病搏斗的英雄事例,像吴运铎、高士其,这些不都是我学习的榜样吗?同时也想起了我入党时在志愿书上写下的决心:我准备接受最严峻的考验。我想既然已经病了,就应当一不要怕,二要积极治疗,争取让体力恢复到一定程度时,就抓紧时间努力工作,把应该做的事情赶快做好,至少也作个交代。我想作为一个革命者,对待疾病应该有革命者气概。

我查了查医学文献资料,对疾病前途作了分析估计,得出三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是彻底治好,成为医学上的特例;第二种可能是病时好时发,这样也可以争取时间再到边疆去做一些工作;最后一种是最坏的估计,那就是只能延长时间。即使这样,我也要尽量争取时间,能干一天就干一天。

这,就是彭加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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