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加木失踪始末-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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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叶永烈



总序

人们常用“日月如梭”、“白驹过隙”、“弹指一挥间”形容人生的短暂，但是在年轻的时候往往没有这样的感觉。昨日还被称为“青年作家”、“文坛新秀”的我，忽然接到上海作家协会电话，说是要为我庆贺70岁生日，使我猛然间感到岁月飞逝，连我也进入“古稀”之列。

也就在这个时候，湖南人民出版社副社长许久文先生一行专程从长沙飞来上海，跟我商谈出版《叶永烈文集》事宜。我与湖南人民出版社原本并无太多交往，只在1980年11月由该社出版过《碧岛谍影》一书（后来被译成法文在巴黎出版），此后就没有联系。他们要出版我的文集，有点出乎我的意料。从他们的谈话中，我得知他们是有备而来，他们“跟踪”我多年，读了我大量的作品，所以决定出版我的文集。

湖南人民出版社的诚意，很使我感动。我当即表示非常欢迎。我希望能够借助出版文集，回顾自己的60年创作历程（我在11岁时开始发表第一篇作品）；同时也趁出版文集之际，对作品进行全面的整理、修改、补充，以更好的质量、更新的面貌奉献给广大读者。

不过，我也如实、坦率相告，由于我的文集总字数多，卷帙浩繁，出版不易。

记得，在1993年作家出版社出版了5卷本《叶永烈自选集》之后，曾经有两家出版社打算出版我的文集，都半途而废：

先是人民日报出版社在1999年推出《叶永烈文集》，共50卷，1700万字，我已经全部交稿，但是在出版了13卷之后，没有出下去；

2000年，新疆人民出版社接了过去，把人民日报出版社尚未出完的《叶永烈文集》继续出下去，出了15卷，最后仍是半途而废，未能出下去。

在此后的10年之中，我又创作了许多新作。我虽然并不清楚作品的精确的总字数，但是超过2000万字、60卷是无疑的。事不过三。我希望第三次出版《叶永烈文集》，不再虎头蛇尾，能够有始有终，出全出好。

我的作品数量众多，无非是出于五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我“出道早”。我在19岁就写出第一本书，20岁成为《十万个为什么》的主要作者，21岁写出《小灵通漫游未来》。《十万个为什么》迄今的总印数达到2。1亿册。《小灵通漫游未来》印了300多万册。经我授权、取名于《小灵通漫游未来》的“小灵通”手机用户也达到一亿。所以有朋友笑称，我在二十一、二岁的时候，就成为“三亿”精神富翁。

二是我从事专业创作早。1979年1月及3月，由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方毅关心我的创作情况，作了两次批示，这样我在1980年离开了工作繁重的导演岗位，调往上海市科协担任挂名的常委，实际上是从事专业创作。1987年，我调往上海作家协会，成为专业作家，直至2000年退休。我退休之后，毫无退休之感，仍像担任专业作家那样埋头于创作，所以我前后有30年时间从事专业创作。

三是我用电脑写作早。我是中国作家中第一批“换笔”的作家之一，在1992年就开始用电脑写作。电脑大大提高了写作效率，减轻了写作的劳动强度。其实，我在用笔写作时，也大都是一次成稿，即便是给《人民文学》、《收获》杂志写的小说，也是一稿完成。在用电脑写作之后，如虎添翼，我的写作速度就更快了。

四是我的“拼命三郎”脾气。从事专业创作之后，30年来我过着“5＋2”、“白＋黑”的生活。所谓“5＋2”，即除了每周5个工作日之外，周六、周日我也都在写作。所谓“白＋黑”，即白天加夜晚。我习惯于早上6：30起床，开始工作。在晚上，除了看电视新闻之外，我差不多都在写作中度过。一年到头，我除了出差、采访、旅游之外，“全天候”写作。

五是家庭和睦，妻子支持。妻“承包”了全部家务，使我能够全力以赴从事写作，无后顾之忧。妻还是我的作品的第一读者、第一评论者，也是一位仔仔细细的校对者。她常帮助我把一些资料、引文输入电脑，或者把1992年之前手写的作品输入电脑。

令我扼腕叹息的是，1963年从北京大学毕业之后，直至1978年，前后整整15年，被“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及“五七干校”所浪费。这恰恰是我从23岁到38岁的年富力强的人生黄金时期。如果那15年用于专业创作，岂止可以多写1000万字。这是最大的时间的浪费，生命的浪费。更何况那无休无止的澎湃在中国大地的极“左”思潮，造成了极大的思想混乱，以致后来不得不花费很多精力去拨乱反正，这才终于走上真理的轨道。

我视创作为生命，把作品看做是“凝固的时间”。笔写来的，斧头也砍不掉。自从11岁发表第一篇作品以来，我一辈子可以说是“从一而终”，只从事一项事业，即文学创作。

其实，有两个时期，我完全可以不写作：

一是“文革”时期，出书时除了送50本样书之外，没有一分钱稿费。在那样的岁月，我白天在农村下地劳动，或者在电影厂里做“煤渣砖”、挖防空洞，夜晚像做“地下工作”一般悄悄写作，居然也出版了10本科普、童话等“6离政治”的书，还写好一大批书稿，压在我的抽屉或者出版社编辑的抽屉里，所以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我的作品如同喷泉涌出，在1978年我一度创造了“月出一书”的记录。

二是现在，我的两个儿子都事业有成，我自己也拥有一批知识产权，很多人都劝我不必写了，含饴弄孙，坐享清福。我却依然不停地写作。我先后12次应邀出席全国书市，还多次出席北京书市、上海书市、羊城书市，就是因为我不断推出有影响的新着，出版社借助于书市“造势”，举行新书首发式或者签名售书。

在中国作家之中，我是很另类的一个。我的作品除了数量多之外，而且体裁多样。我是一个写作兴趣非常广泛的人，早年写诗，后来写过小说、散文、童话、寓言、电影剧本、杂文、评论以至相声、快板、歌词，最后定位在当代重大政治题材的纪实文学。

我是中国作家之中不多的出身理工科的作家之一。我在北京大学读了6年化学本科，毕业之后却“背叛”了化学，从事电影、文学创作。正因为我有着理科背景，所以早年写了《十万个为什么》、《小灵通漫游未来》等科普、科幻作品；此后转向报告文学、纪实文学创作，进行“大题材、高层次、第一手”的采访，写下从中国共产党诞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150万字的“红色三部曲”，写下关于1957年全景式的纪实长篇《反右派始末》，写下182万字的长卷《“四人帮”兴亡》，写下关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纪实长篇《邓小平改变中国》等等；随着我的两个儿子分别在台湾、美国安家，我5次去台湾，7次去美国，并开始世界性的漫游，足迹遍及五大洲，拍摄了十几万张照片，写下二十来本图文并茂的“行走文学”作品，从历史、文化的角度记述异域风情，诸如《美国自由行》、《星条旗下的生活》、《樱花下的日本》、《真实的朝鲜》、《欧洲自由行》、《澳大利亚自由行》、《一半沙漠一半海—埃及和迪拜》以及《大陆脚游台湾》、《台湾那些事儿》等等。其中在美国“9？11事件”爆发时赶往纽约所写的长篇《受伤的美国》以及苏联解体10周年时访问俄罗斯、乌克兰所写的长篇《行走俄罗斯》，则已经超出“行走文学”的范围，成为国际重大事件的纪实文学。科普、科幻作品，纪实文学，行走文学，形成了我的作品的三大板块。

我母亲说我属“劳碌命”，还说我是吃“英雄饭”的。大约命中注定，我要劳碌一辈子。这一回我应湖南人民出版社之约，着手整理、修改我的2000多万字的作品，分卷、分批出版，这无疑是一顿“英雄”才能吃下的硬“饭”，我又要“劳碌”一阵子了。我的体质向来不错，常以病历卡保持空白记录而逞“英雄”。然而2008年秋日的一场突然袭来的大病差一点给我的生命画上句号。我是写好遗嘱上手术台的。由于大夫的精心治疗，我算是从手术房里捡回一条命。经过这次与死神搏斗，我倍感时间的宝贵、生命的有限。2009年我以近乎“疯狂”的速度“抢点运行”，出了十几本书，又一次创造“月出一书”的纪录。我还日夜兼程赶写了42万字的长篇新着《钱学森》，在“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院士去世之后一个月发行全国。

2010年1月底，我接到医院统计员的电话，她一再问，接电话的是不是叶永烈本人，我告诉她我刚从迪拜、埃及归来，听得出电话那头传来吃惊的声音。我在出院之后已经第二次接到这样的电话，明白这是在“跟踪”统计手术后的“存活率”。我不在乎我能“存活”多少年，但是我很在乎我能写作多少年。写作着是美丽的，写作的人生是灿烂的。“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如今的我，一切正常，照样出国，照样采访，照样写作，只是多了一种强烈的时间紧迫感。我希望在完成《叶永烈文集》的整理工作之后，能够全力以赴写出几部长篇新着。

需要说明的是，目前出版的《叶永烈文集》，只收入我在中国内地能够出版的着作。我还有一部分在香港、台湾出版的着作以及已经完成的《“风波”三部曲》（即150万字的《出没风波里》、《现在可以说了》、《树欲静而风不止》）的后两部长篇，尚不能收入。

还要说明的是，我从各地书摊上买到近50种署名叶永烈着的伪作，诸如“赖昌星黑色三部曲”之类，还有以《叶永烈文集》名义出版的《毛泽东与邓小平》、《毛泽东与林彪》、《毛泽东与周恩来》、《毛泽东与刘少奇》等等，皆非我所着，自然也不能收入《叶永烈文集》。

叶永烈

2010年4月18日于上海

序言　追求彭加木的精神

2010年6月17日，是著名科学家彭加木在新疆罗布泊遇难30周年忌日。6月10日，怀着对彭加木的深深敬意，在彭加木的故乡——广州举行了“在罗布泊库木库都克建立彭加木纪念塑像”新闻发布会。这一纪念活动的5位发起人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原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叶笃正，中国科学院新疆罗布泊综合科学考察队队长（彭加木的后任）、着名罗布泊地理学家夏训诚，着名大气物理学家、中国科学探险协会主席高登义，广东省科学探险运动俱乐部悦耘韵、青年探险家黎宇宇和我。

彭加木纪念塑像高3米，大理石雕刻而成，矗立在彭加木当年所率科学考察队在罗布泊库木库都克搭建帐篷的地方。彭加木正是从那里出发，消失在茫茫沙海之中。

我从上海专程飞往广州，在珠江之滨的华夏大厦出席新闻发布会，与彭加木挚友夏训诚先生再度相见，感慨万分。年已七十有六的夏训诚先生，专程从乌鲁木齐赶来。整整30年前，当彭加木在罗布泊库木库都克不幸失踪，我从上海赶往那里，参加搜救彭加木的队伍。正是在罗布泊库木库都克的帐篷里，我采访了夏训诚先生。我也正是在30年前采访了彭加木先生的50多位亲友，写出了这本书。

为了永久纪念彭加木，广州市在白云区槎龙彭加木故居附近建立了彭加木公园，公园里矗立着彭加木铜像，设立彭加木事迹展览室。位于槎龙的广州第65中学，也即将改名为彭加木中学。

在广州举行彭加木遇难30周年的活动的同时，新疆也举行了一系列纪念彭加木的活动。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在乌鲁木齐隆重举行纪念彭加木殉难30周年展览开展仪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有关领导、彭加木生前同事、广东方面代表、自治区党校部分学员及中央和疆内各级媒体等参加了仪式。彭加木遇难30周年的各项纪念活动，表明彭加木烈士的献身科学、献身边疆的精神感人至深。

1980年6月17日，彭加木在罗布泊失踪之后，在当时曾经引起海内外媒体广泛而强烈的关注。成千上万的读者通过报刊关注着在罗布泊搜救彭加木的进展情况，关注着能否找到彭加木。

然而一次又一次的搜救，一直没有发现彭加木的踪影。彭加木在留下“我往东去找水井”的字条之后，消失在大漠之中，从此杳无音讯。

虽然彭加木踪迹全无，但是人们对于彭加木的关注度并没有随着时光的流逝而减退。在2006年4月13日，彭加木再度成为新闻热点。当天，新华社发出关于在罗布泊发现疑似彭加木遗体的干尸的电讯之后，种种报道和评论接二连三，在全国掀起了一股彭加木热。在诸多报道之中，我注意到这么一句话：

经专家对干尸牙齿、头皮等各部位骨骼进行测量和鉴定，初步判断，该具干尸对应人的死亡时间距今26年左右。

这说明，这具干尸在库木库都克彭加木失踪处已经静静地躺了26年左右。

在彭加木失踪之后，曾经进行了多次的搜索，却并没有发现这具干尸。这清楚表明，无论是“飞机地毯式搜索”，还是“地面拉网式搜索”，毕竟疏而有漏！参加过库木库都克现场搜索的我，当时就深感地方太大，地形又复杂，因此疏而有漏是必然的。

倘若这具干尸是彭加木遗骸，显然是在一次又一次的搜索中被“漏网”了。即便这具干尸不是彭加木遗骸，而真正的彭加木遗骸是躺在另一处，那么也极易如这具干尸一样被疏忽了。

对于这具干尸的DNA鉴定，固然重要。倘若确系彭加木遗骸，当然可以安慰彭加木烈士的在天之灵。然而，彭加木毕竟已经牺牲30个年头。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具干尸究竟是不是彭加木遗骸，已经变得并不那么重要。

我们今日追寻彭加木，最为重要的是追寻彭加木精神。今日年轻人，绝大多数已经不知道彭加木为何人。那具疑似彭加木遗骸的干尸的发现，重新拾起人们对彭加木的记忆，重新唤起人们对彭加木的怀念，重新唤起人们对于彭加木精神的追寻。

什么是彭加木精神呢？

那就是甘当铺路石子的精神，那就是献身科学、献身边疆的精神！

诚如彭加木在1964年发表于上海《新民晚报》上的“人活着究竟为了什么？”一文中所言：

我想作一颗铺路的石子，让别人踏在自己的背上走过去，也是光荣的。我愿一辈子作这样的铺路石子。

在今日，在“开发西部”的热潮中，特别需要彭加木精神，特别需要千千万万像彭加木那样的年轻人。千千万万的彭加木，千千万万颗铺路石子，将铺就开发西部的闪光的康庄大道。

1980年盛暑，除了一位新华社新疆分社记者之外，我是唯一获准进入罗布泊搜索的作家。我在上海，在乌鲁木齐，在马兰核基地，在“720基地”以及库木库都克搜索现场，采访了五十多位彭加木亲属、好友、领导以及相关人士，其中包括彭加木夫人夏叔芳以及儿子彭海、女儿彭荔，胞兄彭浙，导师王应睐、曹天钦教授，入党介绍人王芷涯，好友及同事陈善明、夏训诚，为彭加木治疗癌症的曹凤岗大夫，彭加木失踪时的科学考察队同事，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副院长兼党委副书记王熙茂，搜索部队现场总指挥、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作战处处长周夫有等，以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写出了《彭加木传奇》一书。由于种种原因，《彭加木传奇》一书在当时未能出版。

如今，当年接受过我的采访的彭加木夫人夏叔芳、胞兄彭浙、导师王应睐及曹天钦教授等，已经离世。那些留在我的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