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狱中笔记 by 艾奥莉拉-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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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1月17日
☆、语言
我在中学时就开始主攻理化，读大学时，已经和研究生一起进实验室。但上帝赐予人的时间是相等的，我的德语和外语都十分破烂，不得不用背辞典的方式来增加词汇，应付作文考试。
这个经历是很幼稚的，却使我这种并无语言天赋的人受益良多。现在我对词汇的含义有了更精确的认识，并且能用这个后天习得的本领来遣词造句。大学时与一位学人文的朋友辩论使我掌握了快速组织词句的能力，后来我在安全局负责书报审查，又对词语的褒贬义和字里行间的立场有了更深的理解。我在分析情报时不得不速读很多英法的资料，这些旁门左道的经历最终使我变成一个牙尖嘴利之人。
世界真好笑，在得到这些后天能力之后，我的思维还是经常撞上南墙，语言只不过为它造出一堆冠冕堂皇的理由罢了。就像石头可以敲击出火花，却永远不能用作柴薪。我不相信宿命论，我只相信自我一旦确立，就永难更改，这是我与世界相联系的方式。
1947年1月30日
☆、相遇伊利亚斯
【原文】
我记得通往勃兰登堡门的路笔直向西，日落的阴影笼罩帝国。我也记得曦光落在道旁的菩提树上，八年里那些秀小的树木招展着帝国的新生，浅淡的黄色就像另一道景色。
现在帝国覆灭，我在囚牢里又见到那个景色。我的一位故友浅栗色的头发，让我想起人们用以回忆的东西：发黄的信纸，或模糊的照片。他站在监狱广场的另一侧，穿着谈不上款式的衣服。我认识他的时候，这个《人民观察家报》的年轻记者是柏林有名的花花公子，他穿着走遍世界的风衣走进周末舞场，总有三五个姑娘拥上来。
现在他那么朴素，近乎憔悴。
我惊讶的并非他的憔悴，这是所有困守兰斯贝格的人们的日常。你当然会在最高傲的人那里看见最深的苦难，因为他早已迈过普通的坎坷。我惊讶的是他在这里，一件红马甲昭示他的命运。
卖字为生的人或许真的比卖力为生的人要高贵，即使从未杀过人的纳粹记者也会被“历史”判罚。那些民主分子料必窃为之喜，因为只要我们仍然留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作为判罚的一方，他们就也无偿地不朽了。
这只是一个死囚的狂言。来到兰斯贝格后我时常感到一种死后的轻松，或说从柏林陷落的那天起，作为帝国情报官的我就无事可做了。但是今天我看见伊利亚斯，却觉得自己会活下去。死牢既然施舍给我一点时间，我就用来推翻它的统治。
顺带一提，盟军在两年前的今天进占维也纳，这真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1947年4月27日。
【编者注】
伊利亚斯？阿本德罗特是前《人民观察家报》第二版的记者和编辑，由于发表反犹言论而获罪，投入兰斯贝格监狱等待死刑。这天加兰与他相遇，几乎交肩而过却让二人心绪难平。他们在柏林相识，以异乡人的身份生活其中，成为朋友，各奔东西又在人生的末尾相遇。在阿本德罗特写于狱中的《兰斯贝格的日落》里，同样留下了名为《加兰，以及人生的断片》的一篇。其更为详尽的文字让我们得以了解他们对彼此的隐喻。
他们对死亡的见解是截然相反的。加兰信仰瓦哈拉的烈火，而伊利亚斯用游历世界的方式证言生命的热力。帝国覆灭在前者而言是一方可以长眠的棺材，却让后者死无葬身之地。他们在狱中的相遇因此具有了哲学意味。
我在后来的调查里得知，加兰在这次相遇后一改常态，开始暗中联系从前被他拒绝的一些人，包括三个月前试图让她写“赎身状”的美国OSS菜鸟办事员。当时他甚至不知道OSS已经更名为CIA，但很快就找到了其在德国的代理——盖伦组织。
此后的事或许都在这条隐秘隧道里完成：伊利亚斯在1948年获释，不久后在慕尼黑找到一份不起眼的工作。1952年加兰走出监狱，旋即参与BND（联邦德国情报局）的组建。带着这些假设，这本笔记里的《纪念720》《相逢》《国家法官》等篇章就有了另一层意味。
“他不会让任何利益——包括生命——成为信仰的一般等价物。”伊利亚斯这样评价加兰，但我想，他或许会为一个新的国家利益，付出自己的信仰。以下附录伊利亚斯写在同一天的日记。我在萃集这本笔记时，已经无法征得他本人的同意了，作为我年幼时撒欢膝下的人，我妄揣这位亲切的长者会宽恕我的冒昧。
http：//。jjwxc/onebook。php？novelid=672072&chapterid=15
☆、纪念720
晚饭后，人们聚在读报栏下盯着到处开天窗的报纸（盟国向在押战犯有选择地提供报刊信息，凡不适合提供的即行剪辑——编者注），报端上日期写着7月20日，我是这样想起三年前的刺杀元首事件的。
诺曼底登陆后一个月，施陶芬堡的伯爵把炸弹放到希特勒的桌下。他很快逃离现场，爆炸时已经走在通往政变的路上。一群预备役军官想颠覆政府，但众所周知，希特勒活到1945年夏，伯爵的计划破产了。
当时我正在东线外军处，接到调遣令时，事情已经过去整整一天。再一天后我回到安全局，却接到了对我本人的稽查。奉命平叛的帝国官员戴着手铐走进自己的单位，这就是当时的局面。我被隔离审查数日，幸而获得信任，进而参与这件事的审理。
那时施陶芬堡已经死去，涉案人员大都押送安全局，余下的正由四处（秘密警察——编者注）加班搜捕。穿上制服的便衣侦探冲进五处（刑事警察——编者注）的大小部门，由于五处长奈比已是叛国嫌犯，这些意法联军迫不及待地鲸吞同僚留下的势力空洞。
那位独目断臂的伯爵则死得大事化小。比起这位现在被奉为大英雄的人，其党羽引发的帝国军政界洗牌更令人焦头烂额。“据传，缪勒（四处长——编者注）也抓到了卡纳里斯的把柄。”我板着脸对我的上司施伦堡汇报。国防军谍报局和我处同样署理国外情报，是一对欢喜冤家，缪勒对军谍局局长下手，难免要顺藤摸瓜，给他的死对头施伦堡下个绊。
施伦堡摇着半杯兑了伏特加的威士忌，若无其事，但烈酒实是他减压的办法。几天后卡纳里斯的案子神鬼不知地移行六处，大量文件在搬迁中仗着盟军的高爆弹付之一炬，我们甚至把军谍局也接管了过来。
“总不能为了捉几只蟑螂，把房子给拆了。”他扑闪着明亮的眼镜耸耸肩。可是在美军压到了西墙（德国西境的军事防御系统——编者注）的节骨眼上搞垮军谍局，我们和刺杀国家元首的施陶芬堡们有什么不同。
他玩味颇深地看着我，“您会知道有什么不同。”随即把我也关了起来。
“眼下几十个将军尚未受审，以你的少校军衔，甚至还不够格上军事法庭吧。”他倚在禁闭室的简陋桌子边上，西装前襟斜斜地敞着。720事件引发国防军高层的洗牌，有干系的中层军官塞满了审讯室，更低层的直接枪毙。
“枪毙我对您并无好处。”
“有时也只好鸡飞蛋打。”
他笑着，眼睛里写满天真的残忍和世故的人情。“我一贯不喜欢强迫人，这您是知道的。不过……我想您有一位左派的父亲？”
我的父亲是社民党人，几十年来一直不认同纳粹的政策，我很少与他往来。但没有人会把筹码当作威胁，而逻辑从来不是我的弱项：“如果您打算‘保护’家父，我相信您一定能为他找到躲避轰炸的上佳地点，日后遇有万一，这将成为您的善举，和暗中释放集中营里的人是一样的。”
“您一定也不会畏惧更为极端的手段。”他的声音很轻，带着失望和不经意的疲惫。
我的上司在1942年就主张与西方和谈，那时德军首次露出败相，但陆军部相信只要冬装配给到位，德军一定能再度围剿列宁格勒。现在战争又进行了三年，兵力难以为继，航空燃油的匮乏让战役只能在地面展开，地中海战线破裂，盟军从诺曼底登陆，明眼人都看得出德国的败局。
几年来他四处寻求援手，包括他一手培养、如今负责与陆军总参联络的属下，但那时我站在陆军部的一边，直到此时相遇，他柔和的目光里已经有了越来越多的淡漠。
“您从不是个怕死的人，威胁您不会有任何结果。那么让我听听您拒绝的理由。”
在我担任他直系下属的几年里，他一直告诫我为人不要过于黑白分明，往日的盟友会成为未来的敌人，而曾经的仇雠也会联起手来。“何况那些本无仇怨的人。说说看，现在您还对统一欧洲抱有希望吗？”
他的眼里露出少有的锋芒，这在当时无异于篡逆之言。
而我也露出鲜有的抗逆：“但如果投降只会让德国回到1918年，军人又是在为什么而战。”
“让您改变初衷也是徒劳的。”
“我会跟您走。”我把戴着手铐的双手抬起来，看见他稍纵即逝的讶异。能够让一只灵巧的狐狸片刻失算，也不枉我跟随他多年。“让我们谈谈，如果无法让军队停火，盟军如何相信您的诚意。”
从海德里希在任的时代起，安全局一直试图插足军部，但直到720事件国防军试图以刺杀元首的形式夺取政权，始终没有得到大角色。42年后，六处和陆军东线外军处曾有合作，但也随着这次政变告终。我恰巧负责六处与总参的联络，和外军处过从甚密。“但是您不信任我。”我对施伦堡说，他挑起了眉。
“我刚下飞机就被蒙头带进审查室。您在孤立无援时还考验我的忠诚。”
他很有些孩子气地垂下眼，话音柔软，“我无法否定您所说的。”
“您因此错失了一个机会，”我忽然把他摁在墙边，惊讶于自己的愤怒，“端掉那个从骨子里烂掉的军谍局有什么用？反而和英美闹僵。我们该端掉的是拥有大量苏联情报，对德军主力举足轻重的东线外军处。”
陆军总参素来轻视情报，直到莱因哈特？盖伦成为东线外军处的指挥。他通过行之有效的办法取得大量情报，也打通了总参的人脉，使自己成为人物。但左右逢源也让他不可避免地陷入了720事件，如果趁此将外军处收编，安全局在军方就有了一份厚重的筹码，顺藤摸瓜进而牵制东线战局也未可知。
“以他的上校军衔，也是不够格上军事法庭吧。”我直视施伦堡的眼睛。
“您让我惊叹时间的伟大。”他沉默良久，说出这句话。
我进入安全局还是个只知道扛枪冲锋的傻小子，那时他对我的坚硬和固执报以苦笑，然后带我走进间谍这个灰色的世界。六年以后，我终于学会在不分敌我的时代韬光养晦，在背叛的关头倒戈一击。但我失去了信任，一切晚矣。
720事件后，古德里安成为陆军总参，羽翼未丰因而让盖伦成为他的眼线和左膀右臂。此后战局急转直下，外军处成为六处的对手，在这局满盘皆输的棋局里，争夺那一点狭窄的求生之路。
“事已至此，我将和您在一起，直到战争结束。”我对我的上司，帝国安全局六处长瓦尔特？施伦堡少将说，那就是我们最后的合作了。
那也是帝国内部最后的联合。在希特勒的授意下，古德里安动用未成年人组成的军队发动阿登反击战。施伦堡想将之作为和谈的筹码，他联系瑞典的贝纳多特伯爵以获取海外燃油，并借由这条线与西方联系和谈事宜。而我意图保障这场行动的威慑力，于是前往路德维希港，确保地面补给线的通畅。这条在720事件后重新组建的阵线牵动了战争末期的策略，德国到1945年夏才战败，当中有我们的负隅顽抗，或称丧心病狂。
现在我身陷战犯监狱，读着开满天窗的报纸，看到新政府纪念720事件的新闻。施陶芬堡的塑像被安插进总参旧院，德国大小的街道以他为名。这真是值得纪念，他成为德国的光荣，我也在这光荣无比的烈士报道里，猜出了一些高墙外的事。
阿登战役开启时，东线外军处放弃了军事侦察，开始整饬人员和资料。他们想用苏联情报向西方讨个好出身，现在料必如愿以偿。连同在720事件里不清不白的处境，也变成其首领在新国家里的功绩了。
1947年7月20日
☆、艾丽大街
我们谈到失去故土的感觉，悬浮在半空中的生命是孤苦无依的，伊利亚斯说。当时我们用勺子刮着碗里最后一口汤，兰斯贝格的贫乏让人幻想更大的世界。
我游历过世界，但是当岁月无出其外地剥夺一个人的富庶——无论物质或心灵，人们便眷恋故土。乡音与亲友能让亡魂安宁，热爱思考的人向往的精神故乡，也无非是它的抽象化。
此刻我看着窗外奇怪而高的天空，铁栏阻止不了这样的好高骛远。从布列斯劳到斯特拉斯堡的地名已被兰斯贝格僭越，人们聚集在这里，老德国蜕化成孤独的信念，我们有了共同的葬地。但这个葬地是无法让人瞑目的，因为在共有的信念之外，个体仍有独特的皈依。正如所有天主教徒都向牧师告解，忏悔则从不雷同。人们师习语言、获得思维的方式殊异，宗教也无法消弭这样的独立性。
出生档案记载我是法兰克福人，但法兰克福包罗万象，人们回忆的却是自己所在的那一小片地方。我真正的故乡是维多利亚—艾丽大街。
这条大街名不副实，只一条隐藏在城市边沿的小巷，居民是一些五方杂厝的读书人。他们因为附近一座大学和附设初等教育的建立而前来此地，真理是这些自由骑士毕生侍奉的领主。
我的父母就是这样的骑士。他们不讲本地方言，我最初的口音是汉诺威标准音，童年在一群言谈千奇百怪，而又吊诡地热衷于普遍真理的父辈当中度过，他们领我进了一扇知识的窄门。
知识界自成一体，俨然新教弘扬后复生的另一个跨国教会。艾丽大街的人会为某个见解而大声吵闹，他们来自萨尔茨堡、吕贝克还是哥本哈根，则是“上升到理论层面的爱国主义”。世界以抽象的形式栖息在这条小巷，国家是信仰的选择，地域观只在真知与冥顽之间壁垒森严。我的母语是汉诺威音，后来学会明斯特方言、柏林话，我最意气相投的朋友、渊源最深的人来自其他的城市。
何处是故乡，这个问题容易得到感伤而肤浅的回答。兰斯贝格隔断了正见与异端、生活与反常，哲学意义上的荒漠给予思想无限空间，我有足够时间思考一个不失分寸的答案。
故乡是意识的入口，一个人成为其个体的意识根植其中。我的故乡在哪里？海德堡温和民主的气氛滋养了最善辩的纳粹，年轻的警卫旗成员在利希特菲尔德度过激昂岁月，后来他在柏林笔直而空洞的大道上忘记生活，又到过东斯拉夫的冷冻土、荷兰内涝的海港、不列塔尼扎着都铎古楼的荒地。作为地理坐标的故乡毫无意义，我只眷念艾丽大街上一扇铁枝的矮小院门。
庭院里没有多少花草，白墙顶着红屋檐，一双父子伶仃地站着。我的父亲在妻子亡故后没有续娶，他精心饲养我，带我去看他走过的世界。我们之间并无太多不合，家里饭菜至今是我牵肠挂肚之物，但一些抽象问题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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