狱中笔记 by 艾奥莉拉-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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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证人就事论事地回答问题，您本人所犯下的战争罪行，是否由您的上司授准——请回答‘是’或‘不是’。”

　　蹩脚的律师总是用是与否来刁难，颇类于女人。

　　“不是。我的罪行是贵院授准的。”

　　我不知道他是否在这一刻也笑了起来，略带疲惫和无奈。

　　审判只是形式。冗长的庭审和庭外监视占据了全部时间，他无法与任何人或政府做交易——他站在被告席上，就宣告了失败。

　　但他还不想旁观自己的命运，偶尔会用那双大眼睛看着我。

　　我则要思考这一局棋的收官。

　　我通过一位友人得知盖伦已经加入CIA，代理其在德国的反谍事务。他旧日的上司古德里安也成为美军顾问。我的同事、施伦堡的得力属下斯科尔兹内在法国间谍的帮助下逃狱，其后前往西班牙，料想亦在CIA的控制下。东线外军处和安全局六处是帝国末期仅存的情报机构，在战后的这条逃亡之路上，它们胜负已分。

　　我在1946年被判处死刑，两年来并未执行。——是谁将我置于死地，又让我在狱中全活，那个口齿笨拙的OSS菜鸟办事员受谁指使？

　　一切迹象都指向同一个幕后主使。

　　“请问证人，齐柏林飞艇计划具体有哪些行动？”

　　法庭审讯仍在继续，控方律师的问题从战争罪转到破坏和平罪，收获寥寥后又进展到反人道罪。他说飞艇计划是利用苏联战俘进行爆破、刺杀等破坏活动，是恐怖袭击。

　　“据我所知，飞艇计划是在1942年末开始的，这年7月，我出任六处在东线外军处的联络人，此后对总局的事务知之寥寥，关于飞艇计划也仅止于耳闻。”我给出这样的证词。

　　“您耳闻到怎样的情况？”他果然穷追下去。

　　这项计划的负责人是埃里希？亨格尔豪普特博士，六处东方科科长。计划的关键是为战俘提供假证件，而苏联的军政部署信息由外军处掌管，他向我打探过是否能得到外军处的协助。当时盖伦在支持一位俄国流亡将军建立军政府，这是被元首严令禁止的，而施伦堡带来了“希姆莱愿意给予协助”口讯。双方的合作水到渠成。

　　我想，亨格尔豪普特只对美军透露了部分实情，否则盖伦就会被起诉，甚至被苏联引渡回国。（作者并不知道，亨格尔豪普特已于1945年离世，其遗孀声称他拒绝与盖伦合作——编者注）

　　“我听到一些消息源并不明了的传言，齐柏林飞艇计划是从集中营里寻找那些可以改造的斯拉夫人，让他们回到苏联，从事反对斯大林政府的活动。”我也只讲部分的事实。

　　“具体有哪些活动？”控方律师绕过了集中营。只要他追问下去，就会得到集中营里的斯拉夫人全部是战俘，而战俘受东线外军处控制的事实。

　　“我并不知道。每个部门都竭力保护自己的权力，不向无关部门的人透露内幕。”

　　“按照一贯的工作办法呢？”

　　“按照一贯的工作办法——我在此讲述的仅仅是推论——地下活动是根据行动人的特长来展开的。文化人去放映民主色彩的电影、撰写传单，工人在工会传播外国同行的薪酬待遇，司机利用工作之便运送联络人或资料……”

　　审讯已经偏离了要旨。当我开始谈及军人如何从事地下活动时，一位女翻译官离席向法官说了什么，问询便结束了。

　　施伦堡被起诉的多数罪名并未成立，最后外交部审判宣判他六年徒刑，从45年算起，这样他还有三年便刑满。但在他被宣判的这一年，盖伦已经成为CIA在美占区的代理，施伦堡的努力付诸东流。

　　我想起四年前。我与东线外军处的一些密谋分子有过来往，720事件爆发时他秘密审讯了我，错过了接掌东线外军处的机会。其后我们在阿登反击战上意见相左，他单独去了瑞典，我前往美军的战俘营。

　　我们的光荣孤立让各自沦为囚徒。

　　1948年6月11日—6月14日

　　（中篇完）

　　☆、逃亡之路（下）

　　【原文】

　　审判后我回到兰斯贝格，等待一位不速之客。搞情报的往往以为自己能谶知未来，我用证词向盖伦发出信号，一周后，他旧日的副官找到了我。

　　格哈德？韦塞尔中校来自荷尔施泰因，面色严峻而手段灵活。他作为盖伦的副手和代表人前来探监，意图别无其他。

　　“我记得外军处重建时，您提出的交叉分析法。”他具有情报分析家常见的清晰，和罕有的交谈能力，“它让这个一穷二白的部门在有限的信息里洞悉更多真相，就像一滴明矾滴进了浑浊的河水。后来我在工作中每每想起您。”

　　只不过明矾的常态是固体结晶。

　　1941年盖伦上任时，东线外军处是个混乱庸碌的冗余部门。他重建了搜集科（一科），但多数情报仍然仰赖军谍局、安全局六处、空军部等机构的施舍。他又建立了分析科（二科），运用交叉分析法，把芜杂而看似零碎的信息编织成网，便显示出其他情报部门都未察觉的真相。

　　二科是外军处的核心，管理者是韦塞尔，交叉分析法则是我的手笔。那时东线战局开始露出败相，我想在军事谍报上做出挽救，谁知世事无可逆料。

　　“贵处现在仍是分为一科和二科吗？”我随口问及。

　　“如果您愿意视之为自己的单位……”

　　这番话让我想起在措森陆军部的一个下午，当时他问我对盖伦重组外军处的分组办法怎么看。我和韦塞尔像是读同一本逻辑学教材的同窗，尽管我出身海德堡的化学系，他毕业于陆军参谋学院。

　　“我从没见过这样简洁的布置，情报搜集科和情报分析科！”他和我一样擅长抽象思维，拙于四处打探消息。这种截然的工作划分很适合他，而他的本职又具有更核心的地位。

　　“确实十分简洁，虽然不是长久之计。”

　　“如果您愿意视之为自己的单位……”他那时如是说。

　　他继而滔滔不绝地谈起东西两线，意图招兵买马。“西方是可以谈判的君子，套取西方的情报再多，也不过是在邻里吵架时占上风。东方则是必须抵抗到底的猛兽，东线情报涉及你死我活的争斗。”

　　当时外军处的情报有一半来自我所供职的六处，但劝诱一个人走进激昂的历史，总是比劝诱他坐揽既得的实利更奏效。

　　我受史诗的蛊惑有多深？

　　“如果您愿意视之为自己的单位……”三年后他为美国打工，我成为死囚，韦塞尔再次说起这句话，没有像从前那样口若悬河。

　　他能说什么呢。盖伦何以取得美军信任，成为其在德国的耳目，他的斡旋与交易、手段和奇谋？肯定是一段独出心裁的传奇，但缔造传奇的无非桌下交易。

　　我们是发过誓的军人，今天我们对誓言缄默不语。

　　“我只能选择合理性，不是吗。”我这样回答，“我一直在猜，我在狱中的两年里并未被绞死，或许是仰仗……”

　　“施奈德博士，他现在的名字。”

　　我们默契地对视，不发一言。

　　后来韦塞尔间或到狱中找我，交换各自的筹码，刺探对方的把戏。这是个不动刀枪的时代，施耐德只有一群军队出身的老部下，他们是否会在出外勤时操正步，吓跑一条街的鼹鼠？

　　他需要政情处的案官和线报网。

　　他和施伦堡互不相帮，因而找到我。

　　“可是政情处的档案已经被销毁。”我对韦塞尔虚晃一枪，“他派一个少尉和我一起办的。您也许认识这位荷尔施泰因人。他后来怎样了？”

　　韦塞尔顿了顿，没有讲出少尉的名字，他在躲闪，“他死于柏林保卫战……兵荒马乱，什么都有可能发生。”

　　我在狱中，也是什么都有可能发生。

　　“他没有去报告？”

　　“但博士不相信。任何头脑正常的人都不会相信，您会把这份厚重的筹码扔进火堆？”

　　他和我都笑了起来。

　　我想告诉韦塞尔，人和胆小鬼分属在字母表的M和F，不太容易混淆。六处的档案记载了它的工作方式、重要人物、可供要挟的弱点。掌握它就能掌握德国乃至国外的政治情报工作。我烧了它，但他们相信我另有底本，我就凭空多得一份筹码。

　　“那么，用这些内情能交换什么？”

　　韦塞尔的眼睛直了。

　　盖伦希望与我交易，或是他的亲信韦塞尔想拉拢我。这两条路有着细微的差异，现在还不清楚。直到我走出监狱，成为他们的一员，了解其内情并成为同谋，才能知道今天的应许意味着什么。

　　可以确定的是，我用国家机密与美国合作。

　　有几成把握不当卖国贼？

　　这段时间我过得平稳。时间仿佛回到从前，情报工作新鲜刺激，挑战思维和耐力的极限。我在窄小的囚室里，接收更多的外界信息，思考一些不符合死囚身份的事。

　　迷索逻格斯给我寄信：古德里安成为美军顾问，盖伦主持了CIA派属不明的地下机构。斯科尔兹内从西班牙前往阿拉伯。

　　我试图在零丁的拼图碎片上窥见全图。它们暗示什么？国防军高层幸存的关键人物已是美国附庸。阿拉伯是一次大战时德国的势力范围，此后归英国统辖，又在45年后易手美国，再往东就是苏联的控制区。——德国分为东西两半，各为美苏的桥头堡。我再也坐不住，立刻找到那位CIA菜鸟，“请帮我把这管牙膏放进信箱。”

　　三天后，韦塞尔气急败坏地找到我，“害我找错了接头对象！”他把牙膏扔在桌上。

　　他曾经说过如果我要找他，就把一件能说明我是谁的东西交给菜鸟，让他放进死信箱。我猜他的重要人物里，使用美军监狱的牙膏而又用漱口杯把它轧扁后再折起来的人只有一个。

　　但他没有注意牙膏厂牌。

　　不知道他找错了谁，看来没少吃瘪。

　　“……很高兴您能全身而退。”我们瞪着对方，同时笑了起来。

　　这次乌龙说明了两点：一、韦塞尔和此类正规军人真的不擅长跑外勤（我也蹩脚于此道）；二、韦塞尔与我的联系并未让盖伦知道全情。

　　“我想起来了，六处另有一批档案备份。”我坐在秘密谈话室里，语速缓慢，韦塞尔的眼睛像鼬鼠那样亮起来。

　　“你也许知道，它们涉及六处使用过的案官和线人，如何联系他们，采用何种诱饵或手段能与之合作。还有各国政界要人的丑闻、文化界人士的思想倾向。以及欧洲各城市的哪些咖啡厅、酒吧、下级旅馆可供接头——你也许不知道，六处还有许多尚未动用的鼹鼠，他们捱过了战后搜捕，现在仍在潜伏。”

　　我说这番话并无把握，但韦塞尔比我知道得更少。

　　“您开个价吧。”

　　我已厘清了道路。盖伦组织的格局已经改变，战争时代由军人主导的东线外军处变为和平时代的情报机构，分析科科长韦塞尔希望进入情报搜集的领域，与盖伦的其他几张王牌相抗：这些人对苏联以及东欧的军事情报了如指掌，但并未涉及德国境内或西方。韦塞尔想与我联手取得这片空地，成为盖伦手下的一号人物。

　　我看着这个荷尔施泰因人。他与我年纪相仿，有着相似的思维方式，逻辑上我胜一筹，交际是他的强项。曾经我们一起设计外军处二科的编制，互知底细，棋逢敌手，与这种人合作势在必然。

　　他现在的棋谱是借由我所掌握的六处档案，组建德国境内的情报网，而我的身价，是介入他此后将无暇顾及的情报分析工作。

　　这是盖伦组织的核心，我要成为盖伦拔不掉的一颗眼中钉。

　　我坐在秘密谈话室里，墙外的世界在思维里呈现出来。经历威廉时代和第三帝国，两次覆灭，德意志兰又回到三十年战争。为何一个死囚想到即将与己无关的事情，会死而不宁。

　　这让我走上逃亡之路。

　　三年前我带着必死的信念穿过美军的封锁线，成为战俘，现在为世变后的“合理性”愧对誓言。我变了节，再也不是那个旗帜下庄严宣誓的少年。

　　与任何主义无关，背弃内心本身是一种责罚。但后悔是推卸责任的表现，我别无遗憾。

　　1948年6月19日—6月21日

　　（下篇完）

　　☆、豚鼠

　　【原文】

　　午后的阳光斜射进来，我把瞳孔对准太阳的方向。这种消磨时光的方法让我想起埃尔文。大学时他总是把自己镶嵌在一堆抱枕里，说要在黄金般的午后享受字面义的“度日如年”。

　　我在大三那年认识了他。他是慕尼黑来的交换生，比我低一级。欢迎会后他抓着我抱头痛吻，用浓重的巴伐利亚口音打着响鼻，说重感冒在身不便行大礼。谢谢感冒病毒，让他简化了礼仪。

　　那年的交换生里有不少青年团员，组织让本地生一帮一的接待他们。由于他那极其特殊的打招呼方式，当支队长问我对谁最有印象时，我就脱口而出了这小子的全名。

　　他第二天就跑到我租的公寓里安了窝。

　　那天他提着“反应颠沛流离的波西米亚人的生活”的花布袋出现在我家门口，大喊“这里怎么干净得像停尸间”，我从不知道寄人篱下也可以这么趾高气扬。

　　他真的把这里当成自己家，试图用随处乱扔的衣服和鞋袜来对床和桌椅让它“变得更有人味儿”，虽然在我的威逼之下没有得逞。

　　但某天当我从实验室回来时，却看见屋顶的吊扇赫然变成了火红色。

　　“被这种颜色的风扇吹着，是多么的温暖啊！”

　　我真想拧开消防水栓把他冲出去。但我们居然这样住下去了，除了他间断性发作但终告流产的“创造”之外，也算安平无事。

　　他学艺术史，文科生的课程少，他进而把十点以前的课全画了删除号，取而代之的是通宵不知所踪。自然界的智慧永远超过那些高喊“为德意志的犁取得土地”的人类，在这个仅有一张卧榻的小房间里，只需调配生物的作息习性就能解决生存空间的问题。

　　说到艺术史，海德堡在个学科没有太出名的教授，那反而是慕尼黑的传统强项。对此这家伙笑出整排牙齿，“如果教授太牛，学生就无处开荒啦。”

　　“教授不就是教你的人么。”

　　“是谁教会莫奈画画？谁教会兰克书写历史？”

　　“没有第谷，就不会有开普勒和他的三大定律。”

　　“那就给我一个第谷！让他去搜集堆垛成山的资料，由我来当那个从资料中提炼出宇宙真理的开普勒。”

　　我想告诉他，没有玻尔就没有哥本哈根学派，但这个文科生不懂物理。他倒是说对了一点，那些认为学生非得在自己的牵引下才能够行走的人，其实也没有懂得取得智慧的正确方式。

　　他还用怪诞装束来证明自己和艺术的关系，并给出一个地理名词以蔽之，“波西米亚”。我不明白为何他要用法文来念这个词，这个地方位处苏台德东南，讲捷克语。

　　我的公寓是一座两层小楼的二楼，格局并不规整。我用尽办法使它看起来像一个立方体，埃尔文则致力于破坏这个立方体的空间结构。宇宙定律每时每刻都在这里横生，他制造熵，而我和一切终归徒劳的人类文明一样，试图把熵灭绝。

　　这让我想起玻尔的“互补性”。不单微观世界如此，宏观世界也是由彻底相反、但并非二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