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春花-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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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悲愁赶跑。唱呀！”春玲放开了喉咙。
　　淑娴起始不唱，却经不住春玲那妩媚的眼睛的引逗，也随着唱起来。于是，春景如画的田野上，又扬起动人的歌声。
　　曹振德和他互助组的人们天刚亮就下了地，到吃早饭的时候，他们已经种上两亩多玉米。曹振德掌着犁，牲口驯服地稳步走着。振德的眼睛象害病一样发红，擦的回数少了，眼角就糊上眼屎，这是长期的村干部生活所造成的。当村干部看起来管的范围不大，仅仅一村百多户人家，但其中的单位却应有尽有，工作种类五花八门，每家就是一个经济单位，各自独立。曹振德自一九四三年当上指导员——党内的支部书记，已经养成熬夜的习惯，有时，那一晚上没有事，反而觉得少了什么，很不舒心。
　　当村干部不脱离生产，没有任何物质待遇和照顾，完全是对革命尽义务。除了繁重的工作，还要种自己的庄稼，和群众一样分担给烈军工属代耕，出各种公差勤务。为此，一般说来，大多数村干部的生活比一般群众要差些。当然，除去为工作耽误生产的原因，还因为当干部的大都出身于贫苦之家的关系。
　　曹振德的家庭也是如此。早先他们住在昆嵛山里给地主看山峦，放柞蚕。有年大旱，桲萝不旺，茧收得不到地主规定的数字，振德又是血性刚烈的青年，和地主二少爷打了架，为此，被东家赶下山。老父亲领着一家人逃到黄垒河南岸来找振德的本家哥哥曹冷元。振德和父亲租种了几亩地，加上振德媳妇勤奋纺织，俭省理家，总算把日子糊弄住了。父母故后，剩下振德夫妻携儿带女苦度生涯。抗日战争的烽火在这里烧起来，继大女儿春娟之后，振德和二女儿春梅参加了共产党，大儿子明强穿上八路军的军装。春梅现在是本区的区委书记，明强仍在部队战斗。春梅的丈夫是本县县委的组织部长。
　　随着解放区的巩固扩大，特别是土地改革以后，曹振德的日子也有了起色。每次分配救济物资和斗争果实，他几乎没要过。有时别的干部背着他给春玲、明轩东西，但就连小明生也摆着手说：“俺不要，俺家不用！大叔，送给别人家。”人们都以为是振德叮嘱过他的孩子，其实他从来没嘱咐过。父母的行动对子女的影响，比千言万语要强烈有力得多。去年土改分地时，振德拣了最薄最边远的几亩，受到区上来的老赵的批评后，他才接受了一亩多粮食地。然而振德的生活过得还不差，从不断粮挨饿。
　　振德的劳动劲头是惊人的，庄稼种得赶得上全村种地最好的老东山家。他是全县闻名的劳动模范，地瓜、谷穗在区里展览过几次。可以说，村干部之中指导员的工作最重，误工最多，但这妨碍不了振德的生产。他夜里经常工作至大半夜，躺在炕上打一个盹，鸡叫头一遍就起床下地上山了。赶天亮村人上山时；他已干了顶别人一上午做的活计。他家的孩子，就连最小的明生在内，都是有空就参加劳动的。上区开会，振德总是带着拾粪的工具，拣不到粪，就在村头挖一篓黄泥倒进猪圈里。明轩上外村读高小，也要完成这个任务。
　　俗话说，累死十个庄稼汉，抵不上一个精明媳妇。家里女人对粮米油盐炊事针黹之计的操理，对生活常常起重大的作用。穷媳妇知米贵。振德妻子正是从贫苦的日子里熬出来的，有几斤米也能过得接下新谷来。姑娘是母亲的影子。春玲继承了母亲的这个特点，平时全家没吃过一次细米饭，逢上节日，也多是做点好的给父亲、弟弟吃，她自己咽粗饭食。正为此，虽然他们每人只有平均一亩多一点的还多是贫瘠的土地，还时常能超过规定多纳一些公粮。
　　犁到地头，振德喝住牲口，向四外看了看。虽然有雾，他看不清什么，而且也不用从那大多是老人和青年女子的声音上去分辨，他心里早已不知想过多少次，全村能参加生产的男劳动力太缺乏了。
　　从抗日战争开始，尤其是一九四六年春天以来，一批批青年走上了前线，而长年不断地送公粮、抬担架等支前任务，更是天天有。参加生产的人，除去一些四十岁开外的壮年、老年人，主要劳动力是青年妇女了。去年因春旱夏涝，缺少劳动力，造成严重的减产。今年的春耕春种，还幸亏上级从地主家清算出的浮财中拨给每村一部分，用来买了些牛、驴，加上从地主家里没收来的牲口和农具，使生产的力量大大加强起来。
　　振德的目光回到他们这个互助组上。他们一共是四家，就有三家烈军属。除振德和冷元外，玉珊的哥哥是去年参军的，家里只剩她一个姑娘能参加生产；而冷元的二儿子吉禄是有三分之二的时间不在家——担任支前勤务；唯一的一个二十几岁的青年，是村里著名的“瞎”新子——夜盲眼。振德心里紧张地想道：“再不能走了！剩下的那几个青年，应付支前任务还吃力，人再走，生产就垮了。”可是他转念又想：“不，还要走。看样子军队还是要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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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叔呀，怎么俺春玲姐还不送饭来呢？”玉珊提着盛种子的小篮子走过来，向振德说。
　　“饿啦？”振德微笑着。
　　“我倒不要紧，是肚子咕噜咕噜直‘打雷’。”她俏皮地两手卡着肚子，“春玲是不是把咱们给忘啦？”
　　冷元放下撒完的粪筐，摸索着烟袋，笑笑说：“不用急，春玲不等你‘下雨’就来啦！”
　　玉珊侧耳一听，喜欢道：“嗬！她真的来啦……”
　　“在哪？我怎么看不到！”新子用力睁大眼睛张望。玉珊忍住笑，指着叫：“在那里，在那！”
　　新子还是说看不到。冷元被逗笑了：“新子，她耍弄你眼睛不好使。”
　　新子不服气：“我眼夜里瞎，白天好好的！”
　　“那末，只到夜里才叫你瞎新子哪！”玉珊大笑。“尖嘴闺女，瞎新子是你叫的吗？”新子抓住玉珊的头发，“快说，在哪？”
　　“嗳呀！不敢啦！不敢啦！”玉珊尖声求饶，“大叔、大爷！快救救我呀！”
　　振德笑着吩咐：“快说实话吧！”
　　“我说，我说！”玉珊叫道，“我是听歌听出来的。”
　　冷元抽着烟问：“好几个人唱，你怎么听出有春玲在里面？”
　　“那还听不出来？俺玲姐唱的又清又脆，又响又亮，和敲钟似的，不听也得听，歌自己住你耳朵里钻，聋子也听得”玉珊兴致勃勃地说，忘记头发还被人揪着，又想起什么转朝振德问：“咦，大叔，听说春玲的名字和她的嗓子还有点关联呢，是吗？”
　　“不假，”振德回道，“这孩子刚生下哭声就大，她妈说和铃铛响一样，就叫个‘铃’吧，尔后她自己写成王字旁的‘玲’了。”
　　“哈哈，真有趣！”玉珊高兴地叫着要跑，头发挣得头皮痛，才发觉还被新子揪着，“快放手，我迎春玲姐去啦！”新子胜利地说：“叫我声哥。”
　　“好，新子哥。”尖嘴闺女屈从了。但新子一松手，她跑出几步回过头来，一连串叫道：“瞎新子，瞎新子！一百个瞎新子！”向歌声起处飞奔而去……晨雾在阳光下消散，田野西面南面的山上，一片翠绿。露水盈盈的山里红花，异常娇艳、明媚，宛如衬雪的红梅那样显眼耀目。松软黝黑的泥土，散发着醉人的气息。成双并对的春燕，在翻起的田地上空飞旋，时而闪电般地俯冲下来，捕捉冬蛰出土的虫蛹。
　　人吃饱，牲口喂足料，播种的速度加快了。
　　春玲点了一气种子，就和冷元换过来，她要向犁沟里撒粪。别看她身子细苗苗嫩少少的，可是背起五六十斤重的一筐细粪，腰向后仰着，两腿敏捷地迈动，撒得很快，不亚于年轻的瞎新子。
　　此时，顺路走来一个人。她腰束皮带，手提小白包袱，步伐又壮又快，若不是她那黑油油的长发，从行走上很难辨出是个女性。春玲的眼睛就是亮，她立时认出是谁，朝父亲叫道：“爹！俺姐来啦，到这儿来啦！”她撒腿迎了上去。
　　区委书记曹春梅跟着妹妹走上来。春梅的相貌和春玲相仿佛，只是姐姐比妹妹壮实些，脸也大些。在她那拂着乱发的前额上，留有浅浅的细纹。她身着一套粗旧的黑裤褂，因为身体的丰满，加上腰间的皮带，衣服绷得紧紧的，胸部自然地高出来。看样子春梅走得很累，两颊殷红，几缕头发贴在汗浥浥的腮边。
　　“大爷，爹！你们种包米呀！”春梅向冷元和父亲招呼道。然后，对玉珊、新子笑笑；接过妹妹递过来的一碗水，一气喝光。
　　“啊，又有好些天没见着，回家看看？”冷元亲切地说道。“这些日子在马山前村啦，回来有事。”春梅看着冷元布着尘土的苍老慈祥的脸，心一收，脸一沉，有些勉强地笑笑，关怀地说：“大爷这些天身子好吗？可要保重些啊！”冷元轻松地笑道：“没干什么活，懒啦！”
　　“哪里，”玉珊插上说，“春梅姐，大爷他一点不闲着，还只拣重活干！”
　　“别听玉珊瞎说，嘿嘿！”冷元快活地抹一把胡须，“我干得动，不干还不舒服哪！你说，春梅，人心里痛快，有点病也不觉怎么的。我这在蒋殿人家打活摔坏的腰骨痛，也没怎么治它，倒愈来愈好啦！”
　　“大爷，这叫心里痛快百病消呀！”春玲兴奋得墨黑的大眼睛也笑细了，喜声说道，“咱们往后的日子越过越好，等打光反动派，建立了新中国，大爷你会更痛快，更年少啦！”“哈哈哈！”一阵欢快的笑声，把停在旁边的牲口惊得睁大了眼睛。
　　振德留心到女儿春梅虽然笑，可是眼睛里象躲藏着哀伤的东西。他知道女儿一定有事，就说：“春梅，有工作就干吧。”“好，要马上开会。”春梅应道。
　　振德抓起脱在田埂上的外衣，吩咐春玲道：“跑着去通知你江合叔、水山哥，马上回村开会。”
　　“哎。”春玲应着，向南面跑去。
　　父女俩大步向村中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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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任务挺重！”春梅的语气很严肃，象试试父亲能不能经得住，又似给他一个预先的准备。
　　振德成习惯地回答：“重吧，反正要完成。什么任务？”“参军。”
　　“嗯！”振德梗噎一声，象钉子扎地似的，猛地停住。“参军，数字还挺大！”春梅明快地说，也站下来，注意着父亲的表情。
　　“俺们村多少？”
　　春梅听出父亲担心的口气，平静地回答：“至少十八名。”“多少？”父亲的声音又惊又高。
　　“最少十八名，争取超过！”女儿的声音更硬更响。沉默。父亲紧看着女儿的脸，女儿紧望着父亲的眼睛。春梅看到父亲的脸在发胀，变红。
　　“要什么样的人？”振德避开女儿的目光。
　　春梅装着听不出问话里的不满成分，仍平静地回答：“按原来的条件：十八至三十岁，身体无大残疾的健康青年。”“女的也算数吗？”振德很不冷静了。
　　“不算数。”春梅明知是气话，仍然平心静气地回答，“妇女参军再说，这次是上前线，拿枪。”
　　曹振德紧接着呕气地说：“你，区委书记！亲眼看看吧！”
　　他转着身子，指着在田里耕作的人们，忿忿地喘息着，“咱村的青年都在这里，你数数吧！”
　　春梅瞥一眼父亲那由于日久没刮而杂芜的胡子，镇静又缓慢地说：“不用看我也知道，大都是壮年、老人、妇女在生产，可是……”
　　“可是什么！”指导员激动地叫道，“你们上级就知道分数字，不想想下面的情况吗？你数一数，山河村不过一百三十四户人家，按户数，军工属是三十七家，论人算，出去的是四十六名；不算抗战以前的，烈属是五家，牺牲的是六名烈士！再走十八个青年，就是全村的人集合起来排队，也难挑出十八个一点毛病没有的青年。这任务我完不成！”春梅望着父亲扭过去的背，大眼睛惊讶地忽闪了两下，接着无声地笑笑，柔和地说：“爹，你先别急好不好？咱们研究一下再说。困难是有，要想法克服。”
　　“克服困难要有条件，空口白话不行！走吧，到支委会上再说，反正我要讲价钱！”振德一挥手，沉重地向前走去。春梅略微一怔，跟在父亲后面，脑子里反复地思考起来。
　　春梅对父亲的这种态度不是完全没有预料，在父女俩相处五六年的工作中，也时常争执得面红耳赤。在早先，有时振德激愤起来还骂过女儿，忘记他们除父女关系之外，还有层上下级的关系。这几年来，振德是习惯这种情况了，不过多少总还有父女感情掺杂在工作关系里面。春梅了解父亲的脾性，他一向是嘴不瞒心，尤其当着上级的面，弄不通的非争不可，直到完全被说服，或者虽然不大服，但组织已做了最后决定的时候，他才坚定不移地去执行；并且对待被他领导的干部的态度，和上级对待他一样十分坚定。不过，在自己女儿加区委书记面前，振德却显得更容易烦躁，不顾一切地发泄自己所有的想法。
　　这次参军的任务，别说指导员沉不住气，的确是相当繁重的。曹春梅在县上接受任务时，一开始也感到压力很大，担心完不成，不过她没有提出，只是在心里翻腾。然而还是被县委组织部长发现了，严肃地批评她一顿。当时春梅还真感到有点委屈，可是仔细想想，她是多末感激自己的这位领导人和丈夫呵！
　　春梅想着父亲的性情，心里说：“要先把支部书记的思想弄通。只要分析清楚，他……”
　　“爹，”她见父亲走上村头西河的堤坝，叫着赶上去，“歇会吧！”
　　等父亲在杨树底下坐好，春梅凑近坐在他身旁，拢了把头发，带着孩子对父亲的感情说：“爹，对我有意见，批评吧！”振德为之一愣，问：“我对你有什么意见？”
　　“那你为什么向我发火呢？说我们当上级的只知分数字……”
　　“别说那些啦！”振德心里已经平静一些，感到了刚才对上级的态度太生硬，但毕竟是对自己女儿，他没想到应该对她赔不是。振德很为难地说：“春梅，我们是真有难处，难道你们还不了解？”
　　“了解！”春梅见父亲冷静下来，她要展开攻势了，“看事情不能光瞅自己村的、区的，要看全面。我们做后方工作的，不能以充足的人力物力支援解放战争，怎么能战胜敌人？爹，你想过这些没有？”
　　“这些理，我懂。”
　　“我知道你懂，为什么办起事来，落到自己身上就糊涂了呢？”春梅的口气严厉而有力，毫不客气地看着父亲，“难道就我们这一村烈军工属多吗？党支部书记就是算困难账给区委书记听，就是围着一百三十四户人家转吗？这是本位思想，追其根也是为自己打算。共产党员不该这末想的！”
　　振德一声不响，垂头静听。春梅见父亲的情景，知道他的心被打动了，就改以温和的语调说：“爹，你知道，国民党发动内战时，有四百多万军队，我们才九十几万战士。现在战线正一天天扩大，我们的大反攻就要到来，原来那些部队是不够用的。再说，战争要流血牺牲，部队需要补充。爹，你说这不需要吗？”
　　“我没说不该参军，我的意思是，我们走的人太多了，现在生产就很吃力，民工越出越多，再走人，你说这后方工作还搞不搞？”振德申诉着，为难地叹息一声。
　　“困难是有，”春梅充满信心地说，“可是工作要做好，任务要完成！这次参军任务的确重，但非完成不可！爹，随着战争的发展，更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