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荒混元仙君-第8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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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僧人仁山、智光、开悟等。

青年时代的太虚大师，思想十分活跃。1907年经同学华山、栖云等介绍，大师得读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章太炎、邹容等人的著述，深受激励，向往革命。他当时还读了不少空想社会主义者恨政府主义者，如托尔斯泰、巴枯宁、蒲鲁东、克鲁泡特金的书，甚至于马克思的著作。1911年，大师在广州期间，时与革命党人有联络，参加秘密活动。大师尝自述其青年时期政治思想之演变说：“我的政治社会思想，乃由君宪而国民革命，而社会主义，而无政府主义。并得读章太炎《建立宗教论》、《五无论》、《俱分进化论》等，意将以无政府主义与佛教为邻近，而可由民主社会主义以渐阶进。”（《自传》）广州起义失败后，大师因作《吊黄花岗》死难烈士诗，险遭不测，遂离粤至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及目睹国内时局的艰难，大师对前此自己的思想发生了怀疑，从而进行了一番反思，觉得不能再如此荒弃光阴了。于是，他在这一年的10月，谢绝俗缘，于普陀山锡麟禅院闭关自修。印光大师为之封关，并题其关房曰“遁无闷庐”，大师自署曰“昧庵”。在三年的闭关期间，大师悉心研习各宗著述，尤专心于唯识系之经论。

由于时代的变迁，中国佛教发展到近代已不可能再照原来的样子继续下去了，而必须在各个方面做适应时代的调整和改革。太虚大师是中国近代佛教改革运动中的一位理论家和实践家。他早年受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那时就认为，“中国政治革命后，中国的佛学亦须经过革命。”（《自传》）因此，他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振兴佛教、建设新佛教文化的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在创办僧伽佛学院，培养新僧人材；组织居士正信会，团结各界信众；出版书报杂志，宣传佛教文化等方面，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对于佛教改革的某些主张和意见，就是在今天也还有其重要的参考价值。

大师对于佛教改革的主张和实践是多方面的，而主要集中在两大方面。这就是他在《志行之自述》中所归纳的：“志在整兴佛教僧会，行在瑜伽菩萨戒本”。对此，他自述说：“斯志斯行，余盖决定于民四（1915年）之冬，而迄今（民十三，1924年）持之弗渝者也。”再进一步讲，此“志行之所在”，也是他“将奉之以尽此一报身，而为长劫修菩萨道之资粮者。”所以，从这两方面入手来探讨太虚大师对中国近代佛教发展的构想与贡献，无疑是最为恰当的。

所谓整兴佛教僧会，就是要从出家的主持僧（僧伽集团）和在家的居士正信会两方面来整顿和振兴佛教。大师认为，在家信众和出家僧众是相辅相行的，佛教的振兴必须落实到正信的俗世士女，才是圆满。所以，他积极支持和协助各地信众组织成立佛教正信会，为广大信众讲经说法。他主张以五戒十善作为在家信众的根本，培养善美的人伦道德，改善社会风尚。不过，与此相比，整顿僧伽制度显得更为重要和根本，因为僧伽是“住持三宝之本”。早在1913年，大师在寄禅和尚的追悼会上，针对当时佛教丛林存在的积弊，就提出了“教理革命”、“教制革命”、“教产革命”的佛教三大革命。这里，教理革命的中心是要革除愚弄世人的鬼神迷信，积极倡导大乘佛教自利利他的精神，去改善国家社会。教制革命的中心是要改革僧众的生活、组织制度，建立起适应时代需要的住持僧团。教产革命的中心是要变按法派继承寺庙遗产的旧规为十方僧众公有制，并作为供养有德长老，培养青年僧伽，兴办佛教事业之用。

在这三大革命之中，大师又认为以“教制革命”为根本。因为，只有培养出合格的僧伽，建立起严格的组织制度，“教理”和“教产”的革命才有可靠的保证。所以，他在以后的实践中主要是从兴办僧伽佛学院，培养新的僧伽人材着手。由大师亲手创立、主持或讲过学的佛学院有：“武昌佛学院”、“闽南佛学院”、“柏林教理院”、“汉藏教理院”等。当时，在大师僧教育思想和实践的影响下，还创办了许多佛学院。这些佛学院为中国近代培养一大批、好几代优秀的佛教弘法人材，其流泽惠及于今。

所谓“瑜伽菩萨戒本”，是指从玄奘译《瑜伽师地论》“本地分菩萨地·初持瑜伽处戒品”中节录出的《菩萨戒本》。太虚大师认为，佛教统摄于教、理、行、果，而其要则在于行。行有无数量，而其本则在于戒。戒有种种，而其归则在于菩萨戒。大师之所以要以“瑜伽菩萨戒本”所示之菩萨戒为归，这是因为他认为，此戒以“饶益有情，专以舍己利他为事”，而这正是“菩萨之入俗，佛陀之应世”的根本宗旨。由此，他强调指出：“必能践行此菩萨戒，乃足以整兴佛教之僧会”；反之，又“必整兴佛教之僧会，此菩萨戒之精神乃实现。”（《志行之自述》）

基于以上对于佛教根本精神的认识，太虚大师指出，近代佛教应当朝着建设“人生佛教”的方向发展。他在1928年发表的《对于中国佛教革命僧的训词》一文中，从四个方面具体地阐发了建设人生佛教的问题。他认为，由于时代的发展，中国从前儒化文化地位，必将为提取了“中国民族五千年文化及现代世界科学文化的精华”所建设起来的新文化取而代之。因此，第一，“佛教亦当如此，而连接以大乘十信位的菩萨行，而建设由人而菩萨而佛的人生佛教”。第二，“以大乘的人生佛教精神，整理原来的寺僧，而建设适应现时中国环境的佛教僧伽制”。第三，“宣传大乘的人生佛教以吸收新的信佛民众，及开化旧的信佛民众，团结组织起来，而建设适应现时中国环境的佛教信众制”。第四，“昌明大乘的人生佛教于中国的全民众，使农工商学军政教艺各群众皆融洽于佛教的十善化，养成中华国族为十善文化的国俗，扩充至全人世成为十善文化的人世”。这是太虚大师构想的一幅“人生佛教”的理想蓝图，虽说后来这些理想并未能实现，大师晚年还写了《我的佛教革命失败史》一文来总结过其中的教训。但是，大师所指出的佛教改革的总方向和他的实践精神，至今仍在激励着中国的广大佛教僧伽和信众去为之奋斗。

太虚大师提倡“人生佛教”的根本宗旨是在于：以大乘佛教“舍己利人”、“饶益有情”的精神去改进社会和人类，建立完善的人格、僧格。他尝说：“末法期佛教之主潮，必在密切人间生活，而导善信男女向上增上，即人成佛之人生佛教”。因此，他提出了“即人成佛”、“人圆佛即成”等口号，以鼓励僧众和信众从现实人生出发，由自身当下做起。这也就是说，成佛就在人的现实生活中，就在人的日常道德行为中。否则，人格尚亏，菩萨的地位便无处安置，更谈不上佛陀果成了。太虚大师有一首自述偈充分说说明了人生佛教的这一特征，偈曰：“仰止唯佛陀，完成在人格，人圆佛即成，是名真现实”（《即人成佛的真现实论》）。本书选入的《真现实论》是大师为揭示佛教为一面向现实的宗教所做的理论论证，也是他建设人生佛教的理论基础。

太虚大师一生可书之行实极多，这里仅就一个方面做了一些简要的介绍。大师学识广博、思想深邃，他兼通内学外学、旧学新学，融会唯识中观、法性法相，在佛学和世学理论上，都提出了不少精深的见解。大师著述等身，今已由其弟子印顺法师等汇编成《太虚大师全书》，甚便研究。

第二卷　成长篇　道典

序

明素蟾序

欧阳天璹序

虚无卷第一

金丹大要序

《道德经》序

道可道章解

上药卷第二

精气神说

妙用卷第三

金丹妙用章第一

药物妙用第二

鼎器妙用第三

采取妙用第四

真土妙用第五

火候妙用第六

还丹妙用第七

颠倒妙用第八

神化妙用说第九

须知卷第四

运火行符须知章第一

朔望弦晦须知章第二

防危护失须知章第三

卯酉刑德须知章第四

沐浴涤虑须知章第五

生杀爻铢须知章第六

脱胎换鼎须知章第七

七事须知章第八

积功卷第五

金丹诗

判惑歌

咏剑诗五首

醒眼诗五十首

道德经转语偈

金丹五事

与定阳子

累行卷第六

与至阳子田至斋

与初阳子王水田

与一阳子潘太初

与九宫碧阳子车兰谷

与宗阳子明素蟾

与玄阳子欧阳玉渊

与谷阳子周允中

与复阳子欧阳玉田、全阳子周草牎

与心阳子余观古

与西阳子张性初

与南阳子徐仁寿

与南阳子张彦文

与来阳子李天来

与回阳子张工部

九宫山交泰庵记

与得阳子夏彦文

与扶阳子赵仁卿

与南阳子邓养浩

与至阳子赵伯庸

与义阳子韩国仪

与真阳子

与东阳子

发真问答卷第七

生死事大一

圣人之德第二

天地之大第三

道本阴阳第四

金液还丹第五

仙佛长生第六

道非言显第七

脱胎去留第八

三教一家第九

世人皆得第十

观水得道第十一

见性成佛第十二

图像归原卷第八

一、太极图

二、太极分判图

三、先天太极图

四、后天太极图

五、金丹九还图

六、金丹七返图

七、金丹五行之图

八、太极顺逆之图

九、元炁体象图

十、金丹三五一图

十一、清浊动静之图

十二、宝珠之图

十三、金丹四象之图

十四、金丹八卦之图

十五、形物相感之图

十六、明镜之图

十七、紫阳丹房宝鉴之图

十八、悬胎鼎

十九、铁牛图

二十、偃月炉

二十一、紫清金丹火候诀

二十二、丹法参同十八之诀

二十三、林神凤金丹法象投壶图

仙派

太极先天老子（缺）

后圣玄元太上老子（缺）

钟吕二仙庆诞仪（缺）

钟离祖师贺表（缺）

仙派源流

越格卷第九

与王祥翁

普说

超宗卷第十

见性成道

法器

法器是科仪中的用具。主要有两类，一类是专供布置科仪坛场之用的幡等物，另一类是科仪过程中使用的法剑和九节杖等。《道书援神契》和《上清灵宝大法》等书，屡有记述其制作和要义。

道教“建斋之始，近斋坛空隙地，立长竿，预期扬幡，启闻穹厚，普告万灵”，使得“显幽共睹，鬼神遥瞻”。幡的种类很多，据《灵宝无量度人上经大法》称，有引魂明光之幡、接魂洞照之幡、威灵拔度之幡。玉皇赦罪之幡等二十四种。但据南宋道士金允中称，古幡仅二种，即迁神和回耀。迁神宝幡以“绛缯七尺或四十九尺，造幡一首，以朱砂雌黄合研，书日月斗形于幡首，书幡名于幡身，左手书三天内讳，右手书三天隐讳。亡魂睹此则得罪障解脱，神迁南宫”。回耀灵幡以“白素黄缯，造幡长二十四尺或四十九尺，幡身书青玄全号。左足书太微回黄旗，无英命灵幡。右足书摄召长夜府，开度受生魂。左手书茫茫酆都中云云，右手书功德金色光云云。以长竿悬于坛下，任风吹扬，十方幽魂，睹此灵幡，一念皈依，则夙生罪障，应时消灭，以至尘劳大罪，皆得原除，上生南宫，地狱开泰，死魂更生”。但是明代的《天皇至道太清玉册》认为“世制之幡，皆以荷叶为顶，莲花为坠，鄙亦甚矣”，因此，朱权“更其古制，幡顶用桐梓之木为之，上用日月星辰云霞，内画天尊于二，以表天也。幡腹书天帝之名，脚俱用龙凤。两边带取象于手，皆以云龙飞凤为副之，取象于人也。坠脚亦用桐梓之木，画山河大地，五岳四渎，取象于地也”。不过，此幡的制作并未流传于后。

法剑：古之学道者，都有好剑随身。因为宝剑难于铸造，剑身如流矢，故传有神异。作大剑之法，要“斋戒百日，乃使锻人用七月庚申日、八月辛酉日，用好铤若快铁，作精利剑。镮圆二寸六分，柄长一尺一寸七分，剑刃长二尺四寸七分，合长三尺九寸”。剑身左右面和镮背上均以金银镂字，要求“此剑恒置所卧床头上栉被褥之间，使身以自远也”。眠卧之时，要祝呼剑之名字，则“神金晖灵，使役百精，令我长生，百邪不害，天地相倾”。道教科仪中常用法剑召遣神将。

九节杖：亦称策杖。《洞玄灵宝道学科仪》称：“凡是道学，当知九节杖，辅老救危，各有名字，不可不知。”九节各以星为名，其顺序为太皇星、荧惑星、角星、衡星、张星、营室星、镇星、东井星、拘星等。

印：科仪中的章表奏申、关牒符檄，都要用印。印者信也，因也。《上清灵宝大法》称：“隆古盛时，人鬼各安其所，阴阳不杂其伦，故道之用唯见于修真炼本，以致轻举飞升。中古以降，慢真日益，正道日晦，邪伪交驰，上下返覆，于是出法以救其弊。

尸解

道教认为道士得道后可遗弃肉体而仙去，或不留遗体，只假托一物（如衣、杖、剑）遗世而升天，谓之尸解。《后汉书·王和平传》李贤等注云：“尸解者，言将登仙，假托为尸以解化也。《无上秘要》卷八十七云：“夫尸解者，形之化也，本真之练蜕也，躯质之遁变也。”故又喻之为“蝉蜕”，“如蝉留皮换骨，保气固形于岩洞，然后飞升成于真仙。”但《洞真藏景灵形神经》又云：“尸解之法，有死而更生者；有头断已死，乃从旁出者；有死毕未殓而失骸者；有人形犹存而无复骨者；有衣在形去者；有发既脱而失形者。”可知失去骸骨或仅留骨或衣者，皆称尸解。

尸解之说在汉代十分流行。《仙苑编珠》卷下载：“倩平者，沛人也。汉高卫卒也。得道，至光武时，不老，后托形尸，假百余年却还乡里。”《抱朴子内篇·论仙》引《汉禁中起居注》称：李少君病死，“久之，汉武帝令人发其棺，无尸，唯衣冠在焉。”葛洪曰：“按《仙经》云：上士举形升虚，谓之天仙；中士游于名山，谓之地仙；下士先死后蜕，谓之尸解仙。今少君必尸解者也。”又称费长房、李意期“皆尸解者也”。南北朝至隋唐亦流行尸解之说。《无上秘要》卷八十七所引《洞真藏景录形神经》《洞章琼文帝章经》《洞真太上隐书经》《洞真八素真经》《真迹经》等，即出于南北朝，书中多论尸解术。《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三十一《万振传》称万振“龙朔元年尸解于京师，数日启棺，惟有一剑一杖而已。”道教发展出许多所谓“尸解之方”。《云笈七签》卷八十五《太一守尸》称：“夫解化之道，其有万途。……或坐死空谷，或立化幽岩，或髻发但存，或衣结不解，乃至水火荡炼，经千载而复生，兵杖伤残，断四肢而犹活。”同卷《太极真人遗带散》称“凡夕解者，皆寄一物而后去，或刀，或剑，或竹，或杖，及水火兵刃之解。”据《无上秘要》卷八十七和《云笈七签》卷八十四至八十六所载，即有尸解法十种以上，较着者有：

（一）火解。《无上秘要·尸解品》云：“以药涂火炭，则他人见形而烧死，谓之火解。”《云笈七签》卷八十五《太极真人飞仙宝剑上经叙》也称：“以录形灵丸涂火炭，则他人见形而烧死，谓之火解。”（二）水解。《道迹灵仙记》说：“段季正，隐士也，晚从司马季主学道，渡秦川溺水而死，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