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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8大奇案-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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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曼博士在乎的倒不一定是钱，虽然钱永远是债权人和债务人关系之所在。真正令博士气恼的，是他认为自己被韦斯特教授糊弄了、欺骗了，所以他才会说出“这是一种彻头彻尾的诈骗行为，理应受到惩罚”，“他要去找韦斯特教授，给他一点教训”之类的话，所以他才会多次闯入韦斯特教授的住宅和实验室，并当众对他进行羞辱。
如果派克曼博士确实是在1849年11月23日下午1点半以后的某一刻，死在了韦斯特教授的实验室，可能的情形只能是，两个人之间发生了争执，而且非常可能是激烈的争执。争执过程中派克曼博士意外死亡。普利尼·梅里克说，原因很简单，派克曼博士的咄咄逼人是有目共睹的，而韦斯特教授，据我们许多德高望重的证人们的证词，其性格特征中几乎完全没有冲动的成分，暴力的因素，或犯罪的倾向。“而且请注意，在这些证人作证的过程中，公诉方甚至没有交叉取证，一次也没有！这不能不被看做是一种默认。”
普利尼·梅里克继续构筑他的所谓“案情经过”，他说或者是韦斯特教授失手误伤了派克曼博士，或者是派克曼博士急火攻心，失去了身体的平衡或自制能力。但无论是哪种情况，其后果对韦斯特教授来讲都是一样的——他觉得自己就是“跳进乔尔斯江也洗不清”，所以才出此下策，毁尸灭迹。
之后，普利尼·梅里克花了很长的篇幅向陪审员们解释“预谋杀人”和“过失杀人”之间的区别，这在当时和后来都被法学界人士认为是被告方的一个重大失误。因为，第一，被告方在本案中作的是“无罪抗辩”，即如韦斯特教授自始至终所坚持的，他没有杀害派克曼博士；第二，在整个庭审过程中，法庭辩论的焦点也是围绕着韦斯特教授“是否杀人”，而从未引入过“为何杀人”的讨论。然而现在，被告方却在最后的总结性发言里毫无前因地大谈“预谋杀人”和“过失杀人”，不仅冲淡了陪审员们对“是否杀人”的印象，更引导他们去作“为何杀人”的考虑。往严重一点讲，可以说是使被告方前面所有的努力都功亏一篑，其后果是不言而喻的。
在长达7小时的发言接近尾声时，普利尼·梅里克终于如韦斯特教授的朋友们一直期望的那样，开始对伊弗任·利托菲尔德发起攻击。他说伊弗任口口声声讲，他那么劳命费力地爬过60英尺隧洞，在令人窒息的地下室里一锤一钎地钻开五层砖墙不是为了赏金，只是为了弄清楚事情的真相，试问，既然伊弗任怀疑韦斯特教授，为什么不向警方报告？既然他知道“楼里所有的地方都已经翻遍了”，唯有化学实验室的排污管道例外，为什么不请求警方进行搜查？星期三下午，当他因为墙壁烫手而翻窗进入韦斯特教授的实验室时，为什么没有查看卫生间？他认为教授在冶炼炉里生火很可疑，为什么当时没有检查炉膛？星期五那天，既然他在见到崔诺蒙警官之前“已经在墙上凿了一个大洞”，马上就可以见分晓了，为什么告诉该警官“过20分钟或半小时再来”？难道他不希望在砖墙挖开时有其他人在场？还有，排污管道在地下室里蜿蜒了“八九英尺”，为什么那些残肢刚好就摆在砖墙洞开处？
“听上去倒像是他自己放在那里的。”普利尼·梅里克说，“而且我认为，就是他放在那里的。”
但在最后的几分钟里，普利尼再次偏离航道。他说还有一种可能，就是韦斯特教授和伊弗任以外的另一个目前尚不为人所知的“神秘的第三者”杀害了派克曼博士，而后将他的尸体或部分尸体藏在哈佛医学院内。可以想象，在派克曼博士放贷的过程中，和他生出龃龉，结下私仇的肯定不会只是韦斯特教授一人。普利尼引用韦斯特教授被捕当晚对警方说过的一句话：“我不相信那些就是派克曼博士的遗骸，但我确信，我根本就不知道它们是如何跑到医学院里来的。”普利尼·梅里克对陪审员们说，这便是约翰·韦斯特教授无辜的写照。“他不能告诉你们那些断肢是怎样被藏进医学院的，他无法解开这些使他自己身陷囹圄的谜团。正因为他清清楚楚地知道自己不是作案人，他向你们指示了那位‘神秘的第三者’的存在——那是一个公诉方提交法庭的所有证据都无法排除的极其合理的可能性。”
公诉方的总结性发言从庭审第11天，3月30日，星期六的上午9时开始。
州检察长乔恩·克立夫首先将矛头指向被告方最强有力的辩护点——不止一位证人发誓，他们在1849年11月23日下午1点半以后看见派克曼博士活着——但不是直指。检察长说，如果陪审团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警方在哈佛医学院找到了派克曼博士的遗骸，而且有足够的证据将“囚犯”和那些遗骸联系起来，那么，有人在那天或任何一天，看见或没看见派克曼博士，又有什么关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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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肢之谜（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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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神秘的第三者”一说，克立夫检察长提醒陪审员们不要忘了，这个“第三者”必须具有相当程度的解剖学和化学方面的知识。而且，“我怀疑有哪位‘第三者’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将那些断肢在医学院里藏起来，而不为韦斯特教授或利托菲尔德先生所察觉。”
乔恩·克立夫认为，被告方对伊弗任·利托菲尔德的抨击也是同样可笑的，“试想，如果伊弗任的所作所为是为了领取赏金，那他为什么要毁掉受害者最容易辨认的脸和双手？”况且，如果伊弗任杀害了派克曼博士，那他的动机又是什么？“什么也不是，我们在他身上找不出作案动机。但另一个人却不然。”
乔恩·克立夫检察长说，被告方总结性发言中最精彩的章节，便是对派克曼博士与韦斯特教授之间矛盾的描述。他请陪审员们想象一下两个人的关系一路发展到1849年11月，应该是什么状况。“在经济上，韦斯特教授几乎可以说是一贫如洗。除了房子里的家具，他在这个世界上一无所有。而且，他已经借遍了所有的朋友熟人，没有地方可以再告贷了。”
乔恩·克立夫详尽地回顾了韦斯特教授的经济状况，不时地对照手里的笔记本念出一些数字。他说，当韦斯特教授谈及他与派克曼博士那天的会晤时——第一次是向弗然斯·派克曼神甫；第二次是对警方——从来都只提到一张条子，但后来办案人员在他家里查抄到了两张。如果韦斯特教授只还了部分欠款48364美元，为什么总欠款条2432美元也在他手里，而且也被用黑笔注销？常识告诉我们，派克曼博士绝对不可能将没有付账的欠款单据注销并还给债务方，何况在这份单据上，韦斯特教授欠下的不仅是派克曼博士的钱，还有其他人的钱。
结论显而易见：韦斯特教授因债务所迫，杀人赖账。
下午5点，乔恩·克立夫检察长疲惫地回到公诉席。除去2点到3点半的午餐时间，他也讲了将近7小时。
出乎法庭中所有人的意料，时值薄暮，首席法官列缪尔·肖并没有宣布休庭。他与法官团的成员们简短地交换了一下意见，随即开始对陪审团作指示。
列缪尔·肖又讲了两个多小时，晚上8点左右，陪审团进入审议室。不到3个小时，10点50分，12名陪审员回到法庭。
“陪审团的先生们，请问你们是否已经做出了裁决？”法庭文书约基·威尔德问道。那时的陪审团里没有妇女。
“是的。”众陪审员齐声回答。
“谁将代表你们宣读裁决？”
“陪审长。”
“陪审长先生，请问陪审团裁决‘囚犯’约翰·崴特·韦斯特有罪或无罪？”
“有罪。”
旁听席上顿时一阵骚动。约基·威尔德只得稍稍提高嗓门，用依旧机械而冷漠的声音字正腔圆地“唱”道：“有罪，法官大人，裁决有罪！”
约翰·韦斯特教授以前的学生，曾为公诉方出庭的“职业化学家”查尔斯·杰克逊博士在后来寄给家人的信中写道：
W教授站立着，举起右手。当宣布裁决有罪时，他仿佛陡然中弹，那只举着的手无力地垂了下来。他低着头，沉重地坐回到椅子上。大约有5分钟，法庭内一片肃静。我看见许多陪审员都在擦眼泪，法官们亦深为所动。W教授的辩护律师普利尼·梅里克先生走近“囚犯厢”与他耳语，大概是说他会给他的家属捎个信。开庭以来第一次，W教授流下了眼泪——我看见他推上眼镜，用手帕捂住眼睛。然后垂头、闭目，做沉思状，或默祷状。5分钟后，法庭的官员们开始重司其职。法官命令将囚犯送回牢房，但没有人动——无论法警或囚犯——静坐数秒后，W教授突然叫道：“把我带走——为什么让我留在这众目睽睽之下！”这是我所见到过的最揪心的场面，法庭内的不少人都掉下了眼泪。
人们并没有在当天晚上将消息传给W教授的家人，但很多朋友去了他家，和往常一样，暗示她们作最坏的打算。第二天，由普瑞斯科先生出面，告诉了她们裁决的结果。他的孩子们的哭声整条街上都能听见，其情其景真的是悲惨至极。
我没有去法庭听判决。我不想再听到什么。仅只是裁决就已经足够了。
判决是在两天之后，庭审的最后一天，4月1日，星期一。
这一天，所有五位麻省最高法院法官全部到齐——连生病的理查德·弗莱切法官也到了。陪审团业已完成了他们的使命，在星期六裁决完毕后即被遣散，所以仅由首席法官列缪尔·肖宣布，依法判处“囚犯”约翰·崴特·韦斯特死刑。肖法官在他的宣判中特别强调了“依法”二字，他说这不是我们这几个人的决定，而是法律已经作好的规定，因为按照马萨诸塞州当时的法律，凡犯有“预谋杀人”罪者，皆应被处以绞刑。
列缪尔·肖法官的宣判在民众中引起了极大的震动，连原来认为韦斯特教授确实有罪的人也觉得这样的惩罚太过于严厉。经上诉被驳回后，被告方的律师们将教授的案子递到州赦免法庭。在定于7月初举行的听证会之前，包括助理州长在内的赦免法庭执行委员会收到了寄自全美各地的有数千人签字的请愿书。
在听证会上作证的若干证人中，有一位来自多彻斯特的医生爱德华·加维思。他说乔治·派克曼博士在失踪前几天曾去过他的诊所，后来博士的弟弟、另一位派克曼博士小沙缪尔向他问起过对其兄精神状态的看法。“派克曼家族担心，博士以前曾犯过的精神失常会复发。”加维思医生在听证会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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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肢之谜（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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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几天以后，爱德华·加维思就翻供了。他在写给赦免法庭执行委员会的信中收回了他的证词，说“那并不是我的观点，而是别人灌输给我的印象”。在与小沙缪尔·派克曼博士又一席谈话之后，“我相信我确实是弄错了”。信的末尾，有小沙缪尔·派克曼写下的一行字：“我认可上述纠正。S·派克曼”不少人认为，这和乔治·派克曼博士生前的那桩“乔斯街监狱地皮交易”一样，也是“相当可疑”而且“极具丑闻色彩的”。试想，派克曼家族甚至可以以重金聘请公诉方律师，要封掉一个医生之口还不是易如反掌？
多年后，本案又爆出两宗与派克曼家族有关的事件，或乔奇·贝密斯所称之“派克曼计划”。一是赦免法庭执行委员会的五名成员之一、州议员萨穆尔·伍德在定于1850年7月18日举行的最后一次听证会前，给公诉方的另一位律师、州检察长乔恩·克立夫写了一张条子：
绝密
议员会议
1850年7月17日
朋友克立夫
委员会将向议会提议，于8月30日，星期五，执行韦斯特教授死刑。
你的忠诚的
S·伍德
也就是说，在听证尚未结束之前，委员会已经决定否决被告方的申请。这纸短柬被史学家们认为是乔恩·克立夫涉嫌“派克曼计划”及“策划阴谋的罪证”。
二是，社会上曾流传过一份所谓的“由普特南牧师笔录的韦斯特教授自白”，称韦斯特教授在“自白”中承认，他于1849年11月23日与派克曼博士在化学实验室里因债务发生口角时，失手误伤了对方，凶器就是那根为实验课“木材的性质”做准备的木棍。几乎在《波士顿旅游者报》登出“自白”的当天，其他报纸便以文中数处明显的破绽而一口咬定“这是一场骗局”。后来有证据证明，这场“骗局”的导演者正是几位公诉方的成员和派克曼博士的儿子、律师小乔治·F·派克曼。
1850年8月30日凌晨，夜空刚刚透出一点天光，便有人群开始聚集在列维利街监狱的刑场。到上午9点，刑场上已经人山人海，波士顿警察完全失去了控制。
9点25分，一支小小的队列从监狱方向缓缓走过来，穿过刑场，登上绞刑台。狱卒安德鲁扶住囚犯的胳膊，警官强恩·埃维雷斯伸手整理好罩在囚犯头上的黑色头套，这才转向众人——
“现在，本人以马萨诸塞州的名义，奉马萨诸塞州之命令，对人犯约翰·崴特·韦斯特行刑。愿上帝保佑马萨诸塞州！”
随着一声令人直酸到牙根儿的金属摩擦声，犯人脚底下的活动踏板被猛地抽掉，身子便铅锤般地骤然跌落了8英尺半（合26米），又在空中戛然而止。几秒钟后，放了一个很响的屁，两条腿一阵抽搐，而后渐趋笔直。
尸体在风中荡悠了正好半小时，10点零5分，埃维雷斯警官割断绳索。
据《波士顿旅游者报》报道：“尸体被装进一副极粗劣的棺材……全身上下没有一点走形，看上去与熟睡无异。只有变成酱紫色的肌肤显示出，韦斯特教授死于非命。”
稍后，哈佛大学图书管理员兼历史学家乔恩·思伯黎听韦斯特教授的好友亨利·隆斐洛教授说起，那天早晨，临刑之前，他和哈佛大学校长加尔德·斯巴克斯一起到了韦斯特教授那间6乘8英尺的空徒四壁的牢房。整个过程中，教授闭口不谈他自己的事，“只滔滔不绝地述说他那位早逝的唯一的儿子”。
隆斐洛教授言毕一声长叹：“这是我一生中最痛苦的经历。”
律师们说，要想了解一个人，最简单也最可靠的方法，就是看一看这个人的私人物品细目表。
以下便是韦斯特夫人赫丽叶向萨伏克地区遗嘱检验法庭提交的约翰·韦斯特教授的全部个人财产：化学仪器若干，矿石收藏若干，各类名目书籍几百册，科学论文660篇，音乐文献几百份，长笛一支，钢琴曲谱102页（没有钢琴），坛装酒满满一地窖，和与约纳斯·崴萨先生签署的花园街22号住房租赁合同（年租金200美元）一份。
自韦斯特教授被捕之后，尽管他的两个女儿玛莉安和赫丽叶分别找了份教授绘画和音乐的工作，家里一直是入不敷出，全靠朋友们接济。教授被处死后，周遭的人们再次慷慨解囊。据主持这项工作的威廉·阿勃顿先生说，替韦斯特家募捐并不难，他曾有一次半天就募到了4000多美元。到1850年9月底，韦斯特母女一共收到各类捐款2万多美元，相当于教授生前10余年的工资。据说其中有500美元是派克曼博士的遗孀依丽莎捐赠的。
三年后，1853年10月，教授夫人赫丽叶·韦斯特因积郁成疾，久病而逝。这时，也叫赫丽叶·韦斯特的三女儿已经出嫁，玛莉安·韦斯特遂带着最小的妹妹凯瑟琳远渡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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