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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8大奇案-第5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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髯潘透业慕渲浮５忝遣荒苤竿易谀抢锷档龋＇感慨，直到把眼珠子都给哭出来。我总得给自己找点事做，对不对？”
在玛莉·凯回到女子监狱以前，松娜又将雅列克莎丝抱走了。从此，玛莉·凯每天花五个小时，在监狱医院里把奶挤出来放进一只专用的冰箱里。一位朋友自告奋勇，每周跑两趟替雅列克莎丝取奶。
按照已经商定的协议，《唯一的罪，爱情》由玛莉·凯负责翻译成英文。1999年的上半年，玛莉·凯在黑暗的牢房里靠着一盏床头灯熬更守夜，翻出了一多半。玛莉·凯越翻问题越多，越翻越觉得失望。书中从头至尾，充斥着威利·伐拉奥的自吹自擂，信口雌黄，松娜的偏见和不实之词，以及律师们的想当然。特别是威利口述的部分，简直就是一篇拙劣的色情故事。
威利向罗伯特·格兰姆赘述了他在学校和街坊女生中的各色艳遇，大谈他如何用20美元和朋友们打赌，说他有本事“把老师给睡了”，还详尽地描绘玛莉·凯胸罩内裤的颜色和图案。在不多的几处提到思蒂文·莱图纽的地方，威利以胜利者的口吻，对玛莉·凯的前夫极尽诬蔑贬低之能事，说他是一个“只配被挤下床的蹩脚丈夫”，甚至不合适宜地扯出那位名叫凯丽·瓦伦的空姐。威利在书中还说，玛莉·凯曾“很认真地”表示要将她和思蒂文的小女儿嘉娣许配于他。
玛莉·凯现在才明白，为什么巴勃·霍夫等一干人一直将法文版的事严严实实地瞒着她。
由于玛莉·凯的坚决反对，《唯一的罪，爱情》的英文版出版计划被取消。玛莉·凯的这一举动激怒了松娜，因为伐拉奥家“还指着出书的钱抚养两个孩子”。其后三个多月，松娜拒绝让玛莉·凯见她的两个女儿。
不久，威利又将属于玛莉·凯私人物品的一盒录像带卖给了一家电视台。玛莉·凯听说后，立即通过她的律师追回，因为那是玛莉·凯和学生们一起在学校里录制的，上面有不少其他孩子们的镜头。
作为对玛莉·凯的报复，威利公开了5封玛莉·凯写给他的私人信函——也是卖给了一家电视台。在其中的一封信中玛莉·凯威胁威利说，如果他胆敢对别的女孩子多看几眼，她就“阉了他”。还有一封信的内容是对松娜的种种指责，包括她“企图将我的孩子据为己有”。
据说，玛莉·凯看完电视后马上打电话给一位朋友，说她“感到震惊，感到自己被出卖了”。但随即又说：“我告诉过他们不能这样做，但是我猜想他们已经没有别的东西可卖了。所以如果威利一定要出卖我，就让他出卖吧。”玛莉·凯哽咽了一下，转回到她最关心的话题：“你说，威利还会等我吗？”
其实，不光是伐拉奥一家，也不光是她的律师们，思蒂文·莱图纽，玛莉·凯的一些同学、朋友、邻居和同事，以及曾经和她有过关系的其他人等，都在利用玛莉·凯的名字赚钱。一次，巴勃·霍夫对玛莉·凯私自在电话上与记者交谈很恼火，说：“你明白吗，每接受一次采访，你就会跌一次价。”
但是，身陷囹圄的玛莉·凯能做什么呢？
一位同监的女犯告诉记者：“有一段时间，她觉得自己很快就会出狱了。她总说威利正在替她想办法。我真为她感到难受。我不相信威利是个靠得住的人，他还只是一个孩子。而且我认为，威利根本就没想过要把她弄出去。因为只要她还关在这里，她就有一定的价值。这听上去很令人伤感，对不对？她除了是棵摇钱树，还是别的什么吗？”
显然，玛莉·凯也很快意识到了这一点。在媒体对她厌倦之前，她先摈弃了媒体。一年以后，人们已经很难在报刊杂志的字里行间找到玛莉·凯的名字了。她在自己狭小的牢房里安顿下来，安静下来。毕竟，时间正在一分一秒地滑过。7年，也许并不像她最初想象的那么漫长，那么遥远。
至于威利和他的家人，正如巴勃·霍夫所说：“他们就像有些中了六合彩的人，头一年腰缠万贯，第二年便一文不名。很令人难以置信，也很可悲。”
玛莉·凯的父亲约翰·希密兹因患癌症医治无效，于2001年1月去世。玛莉·凯曾向狱方要求请假回加州奔丧，但没被批准。这时候，人们又发现了这对父女之间更多的“相似性”：他们都和自己的学生生了两个孩子，还都出版了自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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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生之间（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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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像缓缓流淌的江河水，抚平了心灵的创伤，也打磨掉了岁月的棱角。时过境迁，媒介平静下来了，本案中的当事人及家属亲友等，因为之间的利害冲突渐趋和缓，也开始心平气顺，不再计较往日的纷争。松娜·伐拉奥每月两次带着奥迪璐和雅列克莎丝去女子监狱探视，远在阿拉斯加的思蒂文·莱图纽也取消了对玛莉·凯四个大孩子的禁令，允许他们在放假的时候前往西雅图看望母亲。
2004年8月3日，星期二，42岁的玛莉·凯瑟琳·莱图纽被获准保释出狱。
这则消息招来了众多的记者和围观者，他们从星期二晚上开始苦守在监狱的大门外。一群年轻人举着的牌子上写着“亲爱的，我已经18岁了”，“请带我走”等字样。但是他们始终没有见到玛莉·凯的身影。第二天天亮以后，人们才从有关方面得知，玛莉·凯已经在拂晓时分静悄悄地“溜”出了华盛顿州立女子监狱。
同时有消息传出，称威利·伐拉奥已通过他的律师司各特·斯铎尔向法庭提交了请求撤消本案有关法庭命令的动议。因为玛莉·凯不是刑满释放，而是保释出狱，琳达·刘法官当年下达的法庭命令仍旧有效。
这时的威利·伐拉奥已是21岁的大小伙子，没有工作，据说正在准备相当于高中文凭资格的考试。
司各特·斯铎尔在动议中说，7年前玛莉·凯被起诉，以及法官颁发两道法庭命令的唯一依据，是基于受害者的年龄。鉴于本案中的受害者威利·伐拉奥业已成年，没有理由认为案犯玛莉·凯将继续对他形成威胁，或造成伤害。“他现在已是一名成年人，并以成年人的身份向法庭请求，允许他与任何由他自行选择的其他成年人接触，尤其是玛莉·凯瑟琳·莱图纽。”
肯恩地区检察长办公室发言人于当日宣布，有关部门目前正在考虑威利·伐拉奥的请求，但他们尚未决定是直接由法庭批准这项动议，还是需要经过听证。
威利告诉他的一位朋友，他“非常渴望与玛莉·凯见面”，还说“我很难准确地表达出我现在的感情，但是我知道我爱她”。而公众中的不少人认为，威利的出发点非常实际，因为只要是和玛莉·凯在一起，他便会名利双收，且不管是什么样的名。
当被问及同样的问题时，玛莉·凯对记者说：“以我目前的身份，我不允许自己去想他。……我们曾经有过一份不同寻常的感情。不管别人看法如何，我都会将那段美好的记忆珍藏心底。”
两天后，8月6日，星期五，肯恩地区一名法官正式批文，撤消了历时7年之久的法庭命令。
同年10月11日，星期一，玛莉·凯出狱后首次接受电视访谈。她告诉中央新闻网络的著名节目主持人拉瑞·金，她已经与威利·伐拉奥订婚。也许是为了避免“狗仔队”的追踪，玛莉·凯称他们婚礼的日期还没定下来。在访谈接近尾声时，玛莉·凯表示，她自认是“一个很幸运的人”。玛莉·凯列举道：“我身体健康，我的孩子们也很健康。我母亲尚健在。我的家人们都很爱我。而且，我还有威利。”
随着婚期的逼近，这对未婚夫妇收到了寄自全美各地的结婚礼品和祝福，其中绝大部分来自与他们素不相识的人们。
2005年5月20日，星期五晚上，玛莉·凯瑟琳和威利·伐拉奥举行婚礼。据有关报道，婚礼的地点是在距西雅图东北约20英里的乌丁维尔。尽管其保密及保安程度皆不亚于国家元首出行的级别，现场附近仍聚集了众多的记者。200多名应邀出席的宾客在进入教堂前必须经过安全检查，并被要求留下所有的手机、相机和录像机。
玛莉·凯17岁的大女儿玛莉·科蕾儿·莱图纽是婚礼的女傧相之一，8岁的奥迪璐和6岁的雅列克莎丝担任撒花女童。玛莉·凯的大儿子小思蒂文·莱图纽也出席了母亲的婚礼，他今年19岁，只比新郎倌小一岁。
按照西方国家的习俗，新娘应该由一位娘家的男性陪伴着走过长长的过道，并在过道的终端交给新郎。据说，玛莉·凯原本请了她的一位哥哥担任此职，但不知何故，正式的婚礼上，走过那条过道的只有她一个人。
在复诵结婚誓词时，玛莉·凯哽咽了。她将原文中威利·伐拉奥名字前面的形容词“我的丈夫”扩展成“我最好的朋友，我永远的恋人，我的孩子们的父亲，我亲爱的丈夫”。
目前，这对夫妇和他们的两个女儿居住在西雅图的诺曼底公园。威利·伐拉奥仍在追逐着他的艺术家之梦，玛莉·凯仍在希望着能够重执教鞭，尽管她目前的身份依旧是警方注册的“性侵犯罪犯”，不得从事任何与“未成年人”有关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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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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狭小的楼梯间形似深井，更让她产生了一种身陷囹圄的不安和无助。其实在英语中，这种半封闭式的楼梯间本来就叫“楼梯井（stairwell）”。“楼梯井”——“死亡陷阱”，这个陡然冒出的联想令堪戴丝为之一惊，全身不寒而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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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日审判”（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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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4月20日，一个难得的阳光明媚的好天气。经过了一冬漫长的冰雪和严寒之后，人称“英里高城（Mile…HighCity）”的丹佛市民终于迎来了世纪末年的第一个又暖和又晴朗的春日。科罗拉多州首府丹佛市地处横贯美国中西部连绵起伏的洛基山脉，海拔1600多米，正好是一英里的高度。恶劣的高原性气候和贫瘠的岩质型土壤，使这里的许多地方几乎寸草不生，终年见不到一丝绿色，但却吸引了不少好莱坞的西部片导演。
位于这个大都市西南郊的利托顿距离丹佛市中心不过数英里，35万居民中的绝大多数皆为知识分子或白领型中产阶级，其中不乏19世纪中期淘金人的后代，更有70年代“能源危机”时涌入此地的石油开发者，据说市中心的那十几座摩天高楼就是在那个时候拔地而起的。利托顿人口构成的另一个特征是，有色人种极少，很难看见黑人，或亚裔，或南美族裔。比如在皮尔兹街和波耳斯路西南角的科伦拜中学，2000多名学生中只有不到十名黑人。
科罗拉多州的冬季占去了全年将近一半的时间，而且奇冷，所以这里的中小学大都只有一幢大楼，或是彼此相连的数幢楼群，其中除了教室、实验室和办公室外，还有医务室、图书馆、食堂、集会厅、体育馆、游泳池等等。总之，建筑师们的设计构想是，到了冬天，孩子们早晨一进学校，在下午放学之前就不用再出去了。科伦拜中学在1995年夏天竣工的新楼总共占地约130英亩，三栋不同形状不同颜色的二层楼房像拼图的图块一样相互镶嵌，构成一个大致的六边形。主入口内楼道顶端的拱状结构上刻着一行醒目的大字：“最优秀的学生从这里走过。”是年秋季首批步入这幢新楼的99届的“幸运儿”们在科伦拜度过了四个寒暑，再有一个月就要毕业了。
4月20日是一个星期二，一向贪睡的12年级学生布鲁克·布朗却例外地起了个早。他今天不想迟到，因为7点15分开始的第一堂课是体育课，老师要带他们玩道奇球（Dodgeball）。布鲁克瘦瘦的，不善运动，但像道奇球这种不需太多体力和技巧的活动却是他的拿手。临出门前布鲁克看了天气预报，今天的气温将高达60华氏度，相当于16摄氏度。布鲁克只穿了一件白色T恤衫，连外套都没带，反正他不是在车里就是在楼里，从停车场到校门口那段不足百米的路程，就算是冷极了跑两步也就到了。
布朗家的二儿子阿荣也是科伦拜的学生。阿荣比布鲁克小两岁，正在上10年级。他几个月前刚满16岁就拿到了驾照，现在哥儿俩轮换着开车去学校。今天星期二，由阿荣开车。
还有比布朗兄弟来得更早的。那天的保龄球课6点15分开始，埃里克·哈瑞斯准时到了。同班的女生嘉西卡·罗丝可兰当时并没有看出来这个个子不高的男孩子与往日有什么不同：“他还是平时的举止，平时的装束。他穿了一件法兰绒外套。”
埃里克·哈瑞斯是布鲁克·布朗的朋友，或者说，他们俩同属一个五人的圈子，但埃里克跟阿荣·布朗却不对付。哈瑞斯家的书房窗口正对着路口，人们开车经过时总能看见埃里克坐在电脑前，家长们回去后便跟自己的孩子夸奖埃里克有多用功，无非是想小施激将法。有一天，阿荣在学校食堂里对埃里克说：“埃里克，你得有自己的生活。你不能总玩电脑。”因为是当着众人，埃里克没有言声，但神色间颇有愤懑之意，而且从此便不再答理阿荣。
布鲁克·布朗是到上第三节课时才心生蹊跷的。坐在他旁边的蓓卡·衡斯问他有没有看见埃里克·哈瑞斯。两个人都不知道埃里克去哪儿了。
不错，埃里克经常撬课，特别是到了12年级。但是第一，以他和布鲁克的关系，埃里克每次撬课差不多总要先和布鲁克讲一声，其目的倒不一定是为了打个招呼，多半是问布鲁克要不要和他一起逃学。第二，今天这堂课非比寻常，是中国哲学课的期终考试。在布鲁克的印象里，埃里克再顽劣，也从不敢在考试时无故缺席。
到了第四节写作课就更不对了，不仅埃里克·哈瑞斯，连狄伦·柯勒勃德也没来。狄伦和布鲁克从小学一年级就在一个班里，后来布鲁克转学，两个人分开了几年，但两家的妈妈一直是好朋友，也就一直有来往。到了高中，狄伦和布鲁克又都进了科伦拜。狄伦也是埃里克和布鲁克所在的五人圈子中的一员。
布鲁克·布朗猜对了，埃里克·哈瑞斯和狄伦·柯勒勃德都不在学校。布鲁克猜不到的是，埃里克和狄伦正在忙些什么。
极少有人知道或忆起，4月20日是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德国纳粹党元首阿道夫·希特勒的生日，1999年的这一天，是这位法西斯分子的110岁诞辰。
埃里克和狄伦等待这一天已经很久很久了。在他们的日记本里，这一天被称作“末日审判（Judgmentday，或审判日）”。他们对这一天的安排精确到了每一分钟，因为在上午11点以前，他们有许许多多的事情要做。狄伦·柯勒勃德的记事本上写着：
5∶00，起床；6∶00，在肯·苏普尔超市碰头；7∶00，到‘逆反者’家；7∶15，他去换煤气，我去加油；8∶30，在他家聚集；9∶00，准备行李袋；9∶30，装配武器，练习；10∶30，给定时器上弦；11∶00，开车去学校；11∶10，放置行李袋；11∶12，回到车旁等候，子弹上膛；11∶17，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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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日审判”（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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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反者”是埃里克·哈瑞斯的化名。
上午10点30分到11点之间，万事俱备，剩下的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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