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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8大奇案-第4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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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任何人。我记得我很想倒回去，记得我躺在车后厢里，不敢动弹。戴文后来告诉我说，他也是同样的心情，他很想将车调头，送她回去，但又怕我过后跟他闹。戴文的身上几乎总是带着枪的，我知道他那天带的是9毫米的马卡洛夫。我也知道他带了杠铃。我不认为他真正清楚他将会做什么，我们好像就是开车出去，把该做的做完了事。戴文并没有说过我们要去的具体地点，因为他根本就不知道他会把车开到哪儿。我们接上了亚蒂安，带着她开了15到20分钟。车后座的上方是空的，所以你如果把椅背放下来，就可以从后厢通到后座。戴文将车开到路边停下，亚蒂安已经把她的椅背放平了。戴文伏过身去，我猜他是假装要吻她，一面又和我打着手势。我记得从后厢爬出来时，正好瞧见他们俩那样，我更加生气。我知道他并不是真的要吻她，但那一幅幅丑恶的画面马上又浮现在我的脑海里。这时，她看见了我，顿时慌了。戴文压在她身上不让她起来，说：“没事儿，我们只是想找你谈谈。”我觉得当时听着他的口气，好像他准备放她一马。我问亚蒂安她和戴文做爱的事，她说她实际上并没有好好做，因为她觉得那是不应该的。我想可能是她说话时看着我的眼神，使我特别愤怒。直到现在，我也只能想起她的眼睛，想不起她的脸。我记得我又开始冲着戴文叫喊，突然之间，所有的一切变得如此真实。我想我当时已经歇斯底里，我叫道：“动手啊，快动手啊！”亚蒂安挣扎着想要摆脱戴文，戴文便和她扭作了一团。我记得当时我很害怕她伤了他，就伸手在背后摸索。我知道杠铃在哪儿。我举起杠铃朝她砸去，但是落空了。我太紧张了，手直哆嗦。大概直到第三次，杠铃才砸到了她的头上。似乎顷刻之间，一切都安静下来，但我还在瑟瑟发抖。我问自己到底做下了什么事，但也明白，现在想要停下来已经是不可能了。而且，就此罢手似乎比彻底解决更可怕。我想不起戴文为什么背转了身去，亚蒂安便趁势爬出窗户逃掉了。我们赶紧开车跟着她。但是没跑多远，她就摔倒在路旁的牧场草地上。戴文提着枪跳出车去，因为他不想留下什么人事后指控我们。他跟着她追，还没等追上她就又跌倒了。他跑回到车里说：“她死了。”我特别害怕，我说：“你敢确定吗？不，她没有死。”我告诉戴文必须开枪，她还没有死。他慌乱得不行，想赶快逃掉，但还是又走回去，因为我逼着他回去。他朝她的头上开了两枪。他跑回来跳上车，以最快的速度逃离现场。我记得他说出的第一句话是：“我爱你，亲爱的。你现在总该相信我了吧？”我说：“是的，我相信你，我也爱你。”我又说：“我们都干了些什么呀？”他说：“我不知道。我简直不敢相信我们居然真的干了。”我们就开车走了。……
后来，警方拿着黛安娜的交代找戴文证实时，他只指出了其中的一点。他说亚蒂安的原话不是讲“她实际上并没有好好做，因为她觉得那是不应该的”，而是“她实际上并没有做成……”
次日，曼斯菲尔德警署署长约翰·扬格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9月6日，星期五，黛安娜·扎摩拉和戴文·格兰蒙因涉嫌亚蒂安·琼斯凶杀案而分别被依法逮捕。……曼斯菲尔德警方和大草原警方根据戴文·格兰蒙的交代，在格兰蒙家中查抄到了本案的凶器：几只从25磅到10磅不等的杠铃和一把俄国造9毫米马卡洛夫手枪。……手枪子弹与地区首席验尸官马科·克劳司博士在亚蒂安·琼斯的体内和头发里找到的子弹完全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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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障碍”（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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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曼斯菲尔德市长杜恩·摩斐正在科罗拉多度假。他记得那天观光后回到他们在丹佛的旅馆房间，杜恩让妻子打开电视，转到当地新闻台。杜恩其实对科罗拉多州的当地消息并不感兴趣，他只是想知道明天的天气。科罗拉多州海拔一英里，即1600米，气候变幻无常。气象预报还没有开始，所以杜恩先忙着做些别的事儿。突然，他听见了“曼斯菲尔德”几个字，心里好生纳闷，想自己的小镇怎么会从科罗拉多州的播音员嘴里念出来。
杜恩·摩斐后来对记者说：“曼斯菲尔德难得闹一次新闻，却是因了这样的一出悲剧……不过我相信，一切都会很快过去的。”他指的是媒体对曼斯菲尔德的关注。
消息传到曼斯菲尔德中学和克罗利中学，星期一那天，好多孩子都哭了。没有人幸灾乐祸，甚至也没有人义愤填膺，大家都为曾经是他们中最优秀的戴文·格兰蒙和黛安娜·扎摩拉感到痛心，感到惋惜。特别是，当孩子们后来得知，戴文告诉办案人员，他其实根本没有与亚蒂安·琼斯发生过性关系。不错，在送亚蒂安回家的路上他们确曾拐进了一所小学的停车场，也确曾差点儿就要做了，只是在最后一刻，戴文的理智战胜了欲望。戴文的不理智之处是，他后来故意编撰出那一套虚实参半的故事，企图试探黛安娜的反应，或刺激一下女孩子的嫉妒心。因为黛安娜过分看重自己的贞操，每次和戴文做爱都要思前想后，犹犹豫豫的，不痛快，让戴文觉得很扫兴。
就是这样的一句“无稽之谈”，葬送了三个年轻人的青春、前途和生命！
得克萨斯州的孩子们当时尚且不知，被这段公案毁掉的还有第四个人。捷·盖尔德因知情不举而在9月9日被美国海军官校除名。1998年初本案开庭以前，公诉方把他列到了证人名单上，才几经周折，在芝加哥郊区一家比萨饼店里找到了捷。他在那家店里送外卖。人们也许会说，捷还年轻，还有东山再起的可能。但他关于海魂衫和飘带帽的“光荣与梦想”却是一去不返了。
曼斯菲尔德一位退休法官司各特·默尔在谈到本案时讲了一句发人深省的话：“孩子们和成年人最大的区别，或者说，导致青少年犯罪的最重大原因之一，是孩子们不懂得珍惜生命——自己的和别人的。”
《时代周刊》的马可·辛普森则从另一个角度道出了本案的另一个方面：“就像他们在课堂上和运动场上竭尽全力克服种种艰难险阻一样，他们把亚蒂安·琼斯也当作了自己与目标之间的障碍物，必欲除之而后快。”
而大多数美国民众的反应则是：“空军官校和海军官校？那可是掌握着国家安全的特殊优秀人才！”
9月中旬，戴文·格兰蒙被从科罗拉多引渡回得克萨斯，关押在位于沃斯堡东南的泰兰特地区监狱。黛安娜·扎摩拉也在同一所监狱里，但按照狱方的有关规定，他们不得见面。这对自誉为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昔日情侣咫尺天涯，只能靠书信传情，也全靠相互之间的书信支撑着，度过了最痛苦难熬的第一年铁窗生涯。双方各自的律师曾竭力反对他们这样做，因为所有的书信都要经过狱方审查，律师们不想授公诉方以把柄。也因为律师们业已与公诉方达成协议，将戴文和黛安娜的案子分案审理，到时候替自己的委托人争取较轻的判决，也许就全仗着指责他或她的同案犯了。然而，两位年轻人置律师们的忠告于不顾，在本案开庭前的一年多时间里，写下了1000多封信，平均每人每天一封以上。律师们只好无可奈何地说：“不管怎么样，这是宪法赋予他们的权利。”
案子很快转到泰兰特地区检察长办公室，并被指派给了助理检察长麦克·帕里奇。经过整整两个月的调查核实，1996年11月11日，公诉方正式向法院提交了两份起诉书，分别指控戴文·格兰蒙和黛安娜·扎摩拉“极刑”谋杀罪（CapitalMurder）。根据得克萨斯州法律，谋杀即有预谋地杀害他人，而“极刑”谋杀罪则适用于以谋取财产为目的的谋杀，以及实施谋杀的过程中涉及到诸如绑架、抢劫、强奸、纵火、妨碍公务等等其他严重的犯罪行为。在本案的例子中，公诉方认为有理由相信，被害人亚蒂安·琼斯从她家门口到福斯特牧场之间的那一段应该被算作“绑架”，因为第一，亚蒂安虽然是自愿上车，但却是被从家里“骗”出来的；第二，在路途中的最后一段，亚蒂安肯定是“被违反其意愿地扣留”在车上，这便符合了“绑架”的标准定义。
同时，两名案犯还涉嫌“妨碍公务”，因为他们违反了在得克萨斯州极为严格的“禁杀证人”的条律。麦克·帕里奇在对起诉书进行诠释时指出，亚蒂安·琼斯头部受伤并翻窗逃离马自达后，她当时的身份除了“被害人”外，还是本案的“证人”，因为她亲历和目睹了凶犯们作案的全过程。这个时候，戴文和黛安娜“本来是可以给她留条活路的，但他们却选择了杀人灭口”。两名案犯也分别在其供词中承认，“但我马上意识到，我不能留下活口，于是将枪口对准了亚蒂安”（戴文·格兰蒙），和“戴文提着枪跳出车去，因为他不想留下什么人事后指控我们”（黛安娜·扎摩拉）。
“极刑”谋杀罪，亦即“死刑罪”或“死罪”，顾名思义，其罪犯是应该被判处死刑的。而且得克萨斯州素以执法严厉著称，该州的死囚犯人数和死刑执行的数目一直都是全美最高的。人们经常可以听到其他各州的温和派政治家们宣称：“我们不想成为第二个得克萨斯。”但是在本案中，考虑到戴文和黛安娜在作案时尚属未成年人，麦克·帕里奇明确表示，公诉方不准备在庭审期间寻求死刑或极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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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障碍”（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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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使公诉方作出这一决定的另一个原因是，被害人的父母比尔和琳达·琼斯曾表示，他们所要求的对案犯的最高惩处是终身监禁，他们宁愿看到戴文和黛安娜在高墙背后无谓地、毫无价值地、甚至是痛苦地消耗掉自己的一生。
但对于两名案犯的父母，琼斯夫妇却寄予了真切的同情。在刚刚得知戴文和黛安娜被捕的消息后，琳达对前来采访的记者说：“九个月前，当警方通知我那具牧场上的尸体是我女儿时，我失声高叫：‘不不不！那不可能是我的孩子。’现在，他们肯定也是这样说……他们生儿育女绝不是为了这个。事实上，没有哪个家长会指望他们的孩子长大后成为一名罪犯。”
麦克·帕里奇说，比尔和琳达·琼斯“饱尝了失去孩子的痛苦，他们每天都在经历着生活中没有了亚蒂安的缺憾和煎熬。他们不希望戴文和黛安娜的父母经历同样的不幸”。
1998年2月2日，对黛安娜·扎摩拉的审判先行在沃斯堡开庭。其时，黛安娜刚刚在一月份过完她的生日——两年前亚蒂安·琼斯谋杀案发生的时候，她还不满18岁。不难想象，这又是一起令媒介轰动的事件。
记者们的主要兴趣在于，陪审团将如何定位这名20岁的前海军预备军官在本案中的地位和作用？她到底算是一位——如某些人所争辩的负心男友的受害者，还是妒火中烧的驱动者？
第一位替公诉方出庭的证人是黛安娜当年的闺中密友克里斯丁娜·梅莘。在亚蒂安·琼斯命案发生后一周，黛安娜即与她谈到过本案。克里斯丁娜在证人席上告诉陪审团，黛安娜当时曾说，是她“命令”戴文杀了亚蒂安，以证明对她的爱情。
在被告方律师约翰·林伯格交叉取证时，克里斯丁娜又谈到她亲眼所见的一件事。那是在凶杀案发生后半年左右，1996年6月初的一个周末，几个好朋友一起去山里露营。那天晚上，戴文和黛安娜为了什么事吵起来了，不一会儿，黛安娜慌慌张张地跑进克里斯丁娜的帐篷，一边哭诉一边请求克里斯丁娜允许她在这里住一晚上，因为“她害怕戴文”。两个女孩子正说着话，戴文已经冲到了帐篷外面，并挥舞着一把近40厘米的长刀，把克里斯丁娜的帐篷划得稀烂。被告方想利用这个例子证明，在戴文和黛安娜的关系中，前者才是居主宰地位的，同时也证明了戴文的所谓“暴力倾向”。
接下来出庭的是捷·盖尔德，他说黛安娜曾告诉他，当她听说了戴文与亚蒂安之间的事情后，“她非常生气，要格兰蒙先生杀死琼斯小姐”。
“扎摩拉小姐说，她要他这么做的原因是她憎恨她。”
“后来扎摩拉小姐问我，我是否认为她应该为她的所作所为被判处死刑，我则反问她今后是否还会再做类似的事情，她说会的。在我们的谈话中，我曾多次问她为什么要这样做，她说当时她只是觉得这件事必须彻底解决，而且今后若再发生类似的事情，她还将如此行事。我问她真的还会再做吗？她说是的。扎摩拉小姐还说，琼斯小姐是咎由自取，死有余辜，因为她明明知道他在和扎摩拉小姐约会。”
“扎摩拉小姐说，她也曾向格兰蒙先生许下了诺言，假若她欺骗了他，她自己就会把那个人杀掉。”
“扎摩拉小姐说，她很同情琼斯小姐的父母，这使她心中十分不安。但她并不同情琼斯小姐本人，因为她明知格兰蒙先生是她的，但还是窃取了本不属于她的东西。她要让她付出代价。她说任何人想要插足于她和戴文之间，都只有死路一条。”
黛安娜在海军官校的另外两名同学，简妮·摩可尼和蔓娣·葛契，也先后走上证人席。
简妮·摩可尼告诉陪审团，黛安娜亲口说过，当她和戴文将亚蒂安骗上车后，亚蒂安“问他们是不是准备杀了她，黛安娜说是的，他们要杀了她”。
“黛安娜说她一点儿也不感到后悔，因为她对亚蒂安怀有很深的仇恨。”
“黛安娜说她在葬礼上看见了亚蒂安的父母，她为他们感到难过。但如果一切重新开始，她还是会照做不误。”
蔓娣·葛契则作证说：“她说她太爱戴文了，如果谁要是碰了他，她就杀了谁。”
当黛安娜得知戴文与亚蒂安睡觉时，“她告诉他如果想和她重归于好，就必须杀了亚蒂安。黛安娜说：‘我要你杀了她。’”
“黛安娜说她和亚蒂安之间有深仇大恨，杀了她一点儿也不算罪过。”
“我们问她是否为自己的行为感到后悔？她说亚蒂安长得很漂亮，她只是在这一点上为她觉得惋惜。她说：‘我想我是太恨她了，所以今后如果再遇到类似的情形，我还会这样做的。’”
被告方法庭辩论的重点，是指责戴文并推卸责任。一上来，约翰·林伯格便向陪审团展示了一个全然不同的黛安娜以及戴文…黛安娜关系。这位辩护律师在开场发言中指出：“在与黛安娜的关系中，戴文·格兰蒙集多种角色于一身，他同时扮演着她的父亲、她的母亲和她的情人……是戴文操纵着黛安娜，而非反之……黛安娜是一个什么样的女孩？她成年累月地照顾着她的弟弟妹妹们，她非常珍惜与戴文·格兰蒙的爱情，她视她的贞操为神圣。”
迈可·罗勃博士是被告方聘请的心理学专家，擅长分析各种家庭关系，特别是夫妻和男女朋友关系。他的证词支持了约翰·林伯格关于戴文…黛安娜关系的论点——“一个飞扬跋扈、盛气凌人的男孩子控制着一个连生活必需品都必须由他提供的女孩子。”罗勃博士说，他的这些结论是基于对黛安娜的观察和心理评估，以及这对情侣之间的来往信函。罗勃博士在法庭上出示了1996年8月9日，当戴文听说黛安娜和捷·盖尔德接了吻后，发给未婚妻的电子邮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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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障碍”（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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