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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8大奇案-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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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原告方隐瞒这些配方。但是既然原告方没有问起，他们也没有义务主动提供。
简恩·希莱曼遂请求法官允许原告方进入玛丽·莱茵事务所的储藏室查找相关资料。但司肯纳法官的回答却是：“你知道你在讲些什么吗？那是一间堆满了各种文件的储藏室。如此大规模的‘摸底’性查寻将导致一场新的庭审，而不是听证，你懂吗？好了，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就到此为止。”
简恩终于按捺不住了，他在法官席前挥舞着拳头：“这次的听证不就是因为被告方隐瞒了关键证据吗？我们刚刚听到，除了那份扬基公司的报告外，他们还扣留了更多的资料，譬如化学配方手册。你怎么可以？……”
司肯纳法官厉声打断了他的话：“我并不清楚在上次开庭之前的‘摸底’过程中，你是否曾向他们要求过你现在要求索取的这些东西。任何一方都没有义务主动提供对方不曾要求过的证据。现在，如果你愿意的话，请继续你对杰克·瑞勒先生的取证。”
简恩·希莱曼无奈。他开始向仍旧坐在证人席上的杰克·瑞勒询问一些关于那次搬运垃圾的秘密行动，然后拿出杰克三年前的证词，翻到第22页，念道：
杰罗·费歇尔：据你所知，是否有过任何形式的垃圾废料等曾经被倾倒在那块15公顷的空地上。
杰克·瑞勒：我已经说过了。
杰罗·费歇尔：请你再说一遍。
杰克·瑞勒：没有。据我所知，从来没有过，绝对没有过。
杰罗·费歇尔：你也没有从那里搬掉或运走过任何东西？
杰克·瑞勒：没有。
杰罗·费歇尔：你能讲讲为什么吗，先生？
杰克·瑞勒：因为我的律师告诉我说要对那里进行调查，所以什么都不能动。
这一次，没费什么周折，瑞勒先生就承认了他在上次的庭审中作了伪证。
坐在旁听席上的冬娜·卡能后来说：“我当时看见瑞勒先生的样子真替他难受。”
杰罗·费歇尔本打算以杰克·瑞勒的健康状况为他的记忆混淆作辩护，但是杰克不允许。
作证完毕，杰克·瑞勒步履蹒跚地走下证人席，走出法庭，嘴里喃喃道：“这一切和事实没什么关系，和伪证也没什么关系。这一切都是因为钱，因为钱……”
他问身边的一位记者：“这一切都要到什么时候才会结束？”
“大概还得一年吧。”记者说。
“一年？”老人摇摇头，“我恐怕活不到那一天了。”
最后两位出庭作证的是被告方辩护律师杰罗·费歇尔和尼尔·雅各布，他们发誓说从来没有拿到过扬基环境工程公司的调查报告等文件。
1989年7月，法官瓦尔特·司肯纳作出裁决，杰克·瑞勒在1986年的沃伯恩案审理期间犯有伪证罪，玛丽·莱茵则因蓄意扣留证据而犯有渎职罪。法官认为，杰罗·费歇尔和尼尔·雅各布在此期间的言行无可指责，并宣布，将于同年10月举行的另一次听证会上论证，与被告方有关的这两项罪责是否影响到了原告方对案情的陈述。
10月的听证会持续了两个星期，双方都没有传唤证人，只是凭借已有的文字资料等进行论证。最后，司肯纳法官要求简恩·希莱曼向法庭提交他当年在对J·J·瑞勒皮革厂进行调查和摸底时的笔记和各种文件，以供裁决时参考。
除了原定的议程外，玛丽·莱茵聘请了自己的律师，并向法庭提交了41件物证——信件、便函、电话记录和收据等，证明杰罗·费歇尔和尼尔·雅各布曾经分别收到过玛丽送给他们的那些所谓“被扣留和隐瞒的文件”，包括扬基报告和J·J·瑞勒皮革厂的部分化学配方。其中一张日期为1984年11月的收据上说明，法庭文书曾向尼尔·雅各布递交了扬基公司的报告，尼尔亦在收件人栏目里签了字。
但司肯纳法官仍不改初衷，维持原判。他认定，玛丽·莱茵在年初的那次听证中“有意”隐瞒了这些证据。如果不是因为被判有罪，她或许永远都不会交出这些证据。
也就是说，杰罗·费歇尔和尼尔·雅各布仍然是清白的。也难怪，哈佛大学的法学教授，法律不过是他的手中玩物，怎么可能被判罪？
1989年12月12日，星期一，简恩记得他做了一宿的噩梦。早晨刚上班，法官瓦尔特·司肯纳的办公室就打来电话，说法官已经就10月的听证会作出了裁决，他可以在今天的任何时候去取。简恩马上和比尔·克诺利一起赶往法庭大楼，他觉得他等候这个裁决已经太久太久了。当他从司肯纳法官的秘书手里接过裁决后，简恩迫不及待地匆匆翻阅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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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城故事（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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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上面说，法官查阅了简恩对沃伯恩案进行调查和摸底时的笔记等文件，其中并无任何要求查看皮革厂配方等资料的文字，也没有任何关于皮革厂在其辖区内排放化学废液的具体证据的记叙。由此可以作出结论，在办理沃伯恩案的过程中，简恩自始至终“知道原告方并无确凿的证据证明J·J·瑞勒皮革厂在其辖区内排放了化学废液”。因而，法官裁定，简恩违反了《民事诉讼程序条例》第11款，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向法庭提交了“不负责任的诉讼”。法官将呈请有关部门就此事追究简恩的责任。
如此，沃伯恩案历时数年，又回到了它的起点，回到了当年威廉·契士曼的“第11款动议”。
简恩一把揪过秘书，愤怒得浑身发抖：“他要追究我的责任？这个老魔头！”
秘书掰开简恩的手，连连说道：“这不关我的事。这不是我的裁决。”
比尔紧紧地抓住简恩的胳膊，把他一路拖出法庭大楼。到了外面的邮电广场，简恩犹自大喊：“这个老魔头！他要追究我的责任？”
那天晚上，沃伯恩的六户人家——除了安妮和佐纳夫妇——一起来到希莱曼…康威…克诺利律师事务所，陪简恩坐到深夜。
后来，简恩·希莱曼又曾先后三次向各级法院上诉，均被驳回。
1990年，简恩向联邦法庭申请破产。他所列举的全部个人财产，按价值从低到高依次为：14美元银行存款、一个价值50美元的收音机、100美元现钞和价值500美元的服装。他的负债总额达1231542万美元。
同年，国家环保署正式向比却斯集团和W·R·格拉斯公司提起诉讼，指控他们污染了沃伯恩城东的大片土地、河流和地下水。经调停，两家公司同意共同出资6940万美元治理已经造成的污染。
不久，J·J·瑞勒皮革厂和W·R·格拉斯食品机械厂相继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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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父其子（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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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维列山庄，这个地名在美国人的心目中是与一流影星、大牌导演及著名艺术家连在一起的。其实巴维列山庄的居民中还有包括前美国总统在内的社会各界名人，也有削尖脑袋企图跻身于上流社会的暴发户。
巴维列山庄位于洛杉矶城西，与好莱坞毗邻。山下星罗棋布着各大电影厂家和娱乐公司。山庄的西面是风景秀丽的石谷自然保护区，南侧紧挨着著名的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
榆树路和巴维列山庄的大多数街道一样，依山势而建，不是那么直，也不是那么平。1989年8月20日晚上快10点时，一位少女站在榆树路下端自家的门口，她正在等她的男朋友。一辆小轿车经过少女身边，停在榆树路上端的722号。两个男子的身影从车上下来，一个打开后箱盖，另一个径直朝房子走去。不过是夜幕下的寻常街景，少女兴味索然地扭头转向别处。如果离小轿车稍微近一点，或稍微多看一会儿，她就会发现，那两名男子的手里都握着长枪。
榆树路722号是一栋白色地中海式大宅，当时值价400多万美元。宅内共有23个房间。四周高高的铁栏杆围定偌大的园子，园内林木参天，枝叶繁茂，将整栋巨宅掩映于绿阴之中。722号的前庭也比邻居家宽敞，房子因而退缩得相对靠里，离人行道比较远。房前半圆形的车道入口处有一道铁栅门把守。
722号的房主人姓蒙纳戴兹，男主人霍塞，44岁，女主人凯蒂，47岁。家里还有两个儿子，约瑟夫·莱尔，21岁，和艾瑞克，18岁。这天是星期日，用人们都放了假。两个小伙子在家里呆不住，也邀约了几个朋友一起看电影去了。晚饭后，蒙纳戴兹夫妇往起居室的放像机里塞进一盘007——詹姆斯·邦德录像带，一面懒懒地靠在沙发上，一面吃着饭后的甜点奶油蓝莓。
枪手们没费什么事就进到了院子。前院的铁门敞开着，防盗警报系统也已被关闭。两个人推开书房那扇通往院子的法式门，穿过书房，来到与起居室连接的过道。起居室里暗暗的，没有开灯，只有电视屏幕发出忽闪忽闪的光亮。此刻，霍塞靠在棕色皮沙发的一头，昏昏欲睡。他面向过道，双脚架在咖啡几上。凯蒂头枕着丈夫的腿，拥着一床毯子躺在沙发上。她已经睡着了。咖啡几上零乱地放着两只咖啡杯和吃过甜点的盘碟。
一名枪手举起一支12毫米口径摩斯堡步枪朝霍塞连发四弹。第一枪打在了他的左肘，后两枪击中他的右臂，还有一颗子弹飞过霍塞的头顶，落在沙发后面的法式门上。枪手或另一名枪手绕到霍塞身后，对准他低垂的头又是一枪。这一枪掀掉了霍塞的后脑勺，飞起的血肉喷溅了凯蒂一身。最后，霍塞的身子侧倒在沙发上，脚着地，手搭在腹部。
第一声枪响便惊醒了蒙纳戴兹夫人，她仓皇失措地起身正准备逃跑，接连而来的两发子弹击中了她的右腿和右臂。凯蒂应声倒在沙发和咖啡几之间的地毯上，又挣扎着站起来，摇晃了两下，滑倒在自己的血泊中。凶手赶上前来对着她一阵乱射，凯蒂的左腿、左胸和右臂连中数弹，但她还没有咽气，还在喘息着试图爬离她倒下的地方。
子弹打空了，枪手们犹豫片刻，大概还是怕给警方留下活口，最后决定回到小轿车里取子弹。这次他们取来的是鸟枪子弹，而不是第一次用的大号铅弹。
枪手回到起居室，隔着咖啡几瞄准蒙纳戴兹夫人的左脸颊连开四枪。凯蒂的身上共有九处枪伤，颅骨被那四颗鸟枪子弹打得粉碎。霍塞一共中了四弹。
凶手们在撤离现场之前没有忘记捡干净地上的弹壳。
以上便是巴维列山庄警署的办案人员和公诉方的专家们根据现场勘查和验尸结果拼凑起来的霍塞…凯蒂·蒙纳戴兹双命谋杀案的案情经过。
霍塞·蒙纳戴兹于1944年出生于古巴首都哈瓦那一个中上阶层家庭。霍塞的父亲曾是古巴知名的足球明星，从绿茵场上退役后开办了自己的会计师事务所。母亲年轻时也是红极一时的游泳健将，曾被评选为古巴全国优秀运动员之一。蒙纳戴兹家尽管不算十分富有，但由于夫妻俩在体育界的声望，霍塞的父母一直算是哈瓦那上流社会的名人。霍塞还有两个姐姐，泰莉和玛塔。作为家中唯一的儿子和最小的孩子，霍塞自幼备受母亲的宠爱和呵护。
50年代末期，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的革命推翻了弗根西奥·巴蒂斯塔王朝，哈瓦那的有产阶级纷纷逃离古巴亡命海外。1960年，16岁的霍塞·蒙纳戴兹随大姐泰莉的未婚夫卡罗斯·巴拉特来到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海若顿。第二年，他的父母也先后辗转赴美。
言语不通，身无分文，从小娇生惯养的霍塞只能一边读书一边打工贴补家用。但争强好胜的天性使他难以甘居人下，霍塞发誓一定要在合众国打出一片天地。由于经济上的原因，霍塞·蒙纳戴兹没能够如愿以偿地进入美国东部的“常春藤学院”——老牌的著名大学如哈佛、耶鲁、普林斯顿等，他对自己许愿说，将来他的孩子们非得就读于名校不可。霍塞当年只是靠着游泳获得了南伊利诺伊州大学的奖学金，但他并不喜欢那儿。同届的学生们记得他总是闷闷不乐，很少与人交往，还记得他学习非常刻苦，为了专心于功课，霍塞后来甚至放弃了游泳。多年后，南伊利诺伊州大学留在霍塞心中的唯一记忆，是他在那里遇到了凯蒂·安德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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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父其子（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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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在1962年，霍塞刚上一年级，凯蒂·安德逊已是大四的学生。这位来自芝加哥郊区橡树坪的姑娘曾有过一段幸福而又不幸的童年。凯蒂的父亲在家乡的小镇上拥有一个规模不算小的空调及暖气设备公司，家资富足，日子也过得很体面。凯蒂记得，在她很小的时候，母亲是不用外出工作的，她只是操持家务，照顾好凯蒂和她的两个哥哥。后来父亲为了另一个女人离开了家。离婚后，母亲在芝加哥米德威机场的联合航空公司找了一份事。不久，父亲又在橡树坪成了家，而母亲却从此寡居，再也没有结婚。她孤独，忧郁，整日沉默寡言。
凯蒂从她母亲的身上知道了，离婚是一个女人一生中最大的不幸，她因此而痛恨父亲，几乎不再与他来往。父母的离异也在凯蒂幼小的心灵上留下了终生的伤痛，从小学到中学，她一直郁郁寡欢独来独往，没有什么朋友。1959年，凯蒂·安德逊进了南伊利诺伊州大学通讯及传媒学系一年级，课余经常到学校广播站工作。在那里，凯蒂学会了编导广播剧和电视剧，也重新建立了自信心。1962年夏天，她回家乡报名参赛，并被当选为那年的“橡树坪小姐”。
抑或是两个人性格上的相似使霍塞和凯蒂走到了一起。其实无论外表多么孤僻的人，在其内心深处也是渴望着爱与被爱的。这对年轻人如干柴烈火，很快便被激越的爱情融为了一体。
他们的结合当然还有一些别的原因。对霍塞·蒙纳戴兹而言，娶一位白人女子意味着离他的“美国梦”又近了一步。少数民族毕竟是少数民族，要想在星条旗下闯荡，首先得让美国社会的主流承认和接受自己，让自己进入社会的主流。况且凯蒂并不是一般的白人女子，她的父亲怎么也算得上是商界中人。
而凯蒂·安德逊所看上的，还有霍塞身上更深刻的、不为周围的青年人所理解或欣赏的一面。霍塞雄心勃勃，又脚踏实地，特别是，他的毅力之坚强，能吃常人所不能吃的苦。凯蒂相信霍塞肯定会成功。
霍塞和凯蒂的结合并非易事。60年代初的美国，“只供白人”（WhiteOnly）的牌子举目皆是，对有色人种的歧视屡见不鲜。霍塞和凯蒂在南伊利诺伊州大学的校园里手拉着手，简直就成了那座保守的卡波德尔小镇上的一道风景线。路人们明目张胆地朝这对“混合情侣”驻足、注目，甚至指手画脚、议论纷纷，丝毫不掩饰一脸惊愕的表情。
压力还来自双方的家庭。安德逊家自然是不愿意他们唯一的女儿找一个黑不溜秋的女婿。而凯蒂的父母曾经离异这一事实，又有悖于蒙纳戴兹家族的宗教信仰。但是，什么也挡不住这对叛逆的青年男女，1963年夏天，当凯蒂获得南伊利诺伊州大学的学士学位后，便立即和霍塞举行了秘密婚礼，给自己的名字后面加上了一个西班牙姓氏——蒙纳戴兹。
婚后，霍塞从南伊利诺伊州大学退学，随凯蒂一起到了纽约，不仅因为年轻的蒙纳戴兹夫人想在广播电视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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