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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8大奇案-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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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务所开张一年多，简恩·希莱曼只接到了一些诸如遗嘱、离婚、酒后肇事之类的案子，而且入不敷出。正当他开始怀疑自己是否作出了正确的人生选择时，洛尔·伊顿走进了他的办公室。洛尔说，他的独生子，3岁的斯图尔特，五年前淹死在他家近旁的一个废弃的石料坑里。那天是星期六，他和妻子都在制鞋厂上早班，就请了孩子的祖母临时过来照管。祖孙俩在后院玩了一会儿，老太太进厨房拿点东西，出来孩子就没影儿了。后来在石料坑里找到时，斯图尔特脸朝下浮在一汪脏水中。石料坑是一个建筑公司施工后留下的，经过一个雨季就成了水凼。孩子出事的第二天，那家建筑公司派来几辆推土机把坑给填平了。伊顿家已经请过一位律师，律师也向法院递过状纸，但是没有任何结果。不久，老太太便过世了。几年来，洛尔不时地给律师打电话，最后一次律师劝他算了，说老太太一死，没了目击者，案子就更难办了。但洛尔就是咽不下这口气。
简恩·希莱曼接了这个案子。这是他接到的第一桩“真正”的案子，需要录证词、请证人、上法庭，需要挑选陪审团、对对方的证人进行交叉取证，还需要准备开场发言和总结性发言，等等等等。简恩雇来摄影师乘直升机从空中拍摄肇事现场的图片，又根据当地报社提供的线索，从外州找到出事当天曾到现场采访过的记者，还请了医生和土木工程师等作为专家证人出庭。到七个月后正式开庭时，简恩已经为本案花费了15万多美元，而且拖欠了数月的房租和秘书的工资。
简恩在开场发言中指责建筑公司渎职，没有在施工结束后及时填平石料坑，或修筑篱笆将水凼围起来，或竖立昭示牌告诫人们小心。被告方是一位身经百战的名律师，根本就没把乳臭未干的简恩放在眼里，他一上来甚至矢口否认曾经有过这么一个坑。八天的诉讼下来，当简恩提交了一件又一件的证据，传唤了一个又一个的证人之后，对方妥协了。庭审的最后一天，法官将双方律师召到法官席前，说被告方提出调停，表示愿意支付75万美元的赔偿金以了结此案。简恩说他需要征求一下委托人的意见。
在法庭外的楼道里，一位工作人员把简恩叫到一旁，忠告道：“一个醉鬼把车开进了人家的园子，撞死人家的小孩，才赔了2万。75万不少了。”
但是，在经过了大半年的辛勤工作后，简恩·希莱曼着实想听听陪审团的裁决。他如实地告诉了伊顿夫妇对方的提议，然后说：“我感觉我能赢。”
洛尔说：“我们听你的。”
双方的总结性发言在午饭前结束。当陪审员们在审议室进行审议时，简恩在楼道里来回踱步，紧张得吃不下饭。陪审团只用了1小时15分钟便向法庭送回了他们的裁决：25万美元赔偿，外加5万美元利息！按协议，简恩提成三分之一。
简恩用这10万美元还清了所有的债务，给秘书发了一个大大的红包，又去裁缝铺里定做了几身像样的西服。简恩觉得自己已经具备了重返大都市的条件，遂向波士顿的几家专事个人伤病赔偿案的律师事务所发出了求职信，其中就有里德…缪里根。但是一连数月都没有人搭理他。
就在简恩等着的时候，碰上了一桩大案子。一位纽勃利港商人开着他新买的单引擎飞机“派普箭”号，带着三个朋友去大西洋赌城度周末，回来的路上就出事了。飞机一头栽进纽约长岛的海滩，四个人无一生还。其中一位女士不久前刚离婚，4岁的儿子跟了前夫。孩子的爸爸与简恩的秘书在酒吧里邂逅，聊起这件事，说他准备请一位律师代表儿子向保险公司索赔。
“我的老板就刚好是你所需要的律师。”简恩的秘书说。
简恩·希莱曼正开始着手这件案子，便接到里德…缪里根律师事务所的电话，说收到了他的求职信，问简恩是否愿意到波士顿一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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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城故事（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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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待简恩的是事务所的大老板巴瑞·里德。他把简恩带到培根山庄一家极高档的意大利餐馆，这里经常有州长、市长和各界社会名流出入。在跟着侍者穿过厅堂时，巴瑞不时地停下来与熟人握手、寒暄。巴瑞正在他名气的巅峰，他写的一部小说《裁决》刚被好莱坞改拍成电影，50多岁的巴瑞本人也长得不亚于一位电影明星，依然健硕的身材，依然浓密的波浪式鬈发。电影在波士顿拍摄期间，当地媒体曾连篇累牍地报道过巴瑞在司法界和文艺界的种种传奇。现在，他又跟简恩滔滔不绝地讲起了这些故事。简恩心里纳闷，这位老板怎么不问问我的情况？
两个钟头过去了。签单的时候，巴瑞·里德仿佛突然想起一样，说哦，那起飞机失事案中有两名遇难者的家属刚和我们签了约。“派普箭”的主人生前为乘客投保了上百万美元，只要我们能证明他在出事之前有违章操作，保险公司就得付七位数字的赔偿金。听说还有一位家属委托了你？我看咱们这么办，孩子。你把案子转给我们，事成之后，我们会付给你一笔不菲的报酬。你就等着拿钱，什么事也不用做。你可以去忙你手头别的案子。
“我手头没有别的案子。”简恩·希莱曼很固执地说，“如果你真有兴趣，咱们可以合作。”
两人又争执了一番，见简恩丝毫没有放弃的意思，巴瑞·里德说：“OK，你搬到我的事务所办公。我让他们在会议室里给你挪出个角落。”
简恩·希莱曼开始到里德…缪里根律师事务所上班。巴瑞·里德在路过会议室时会不时地探头看一眼“孩子”在做什么。通常在巴瑞上班时，“孩子”早已经到了，在巴瑞下班时，“孩子”还没有走的意思。偶尔，“孩子”也会消失几天，回来时总是兴高采烈地向巴瑞炫耀他的新发现。就这样，简恩从大西洋城的赌场带回了商人的信用卡收据，证明在星期天晚上6点驾机起飞之前，他一直在喝酒，从纽约的肯尼迪机场调控中心带回了失事前的通话录音，说明商人当时已经丧失了判断力，调控员指示他右转时，他却向左转，他马上道歉说：“Iamsorry。”然后就是一片尖叫声，然后，“派普箭”就从雷达屏幕上消失了。
过了三个月，案子递进了法院。保险公司接到法院的通知后立即打电话到里德…缪里根律师事务所。双方谈判的结果，被告方同意按最高投保额付赔。
巴瑞·里德对这个结局非常满意，他告诉他的合伙人乔·缪里根：“这孩子就像一只猎犬，一旦咬住了猎物，打死都不松口。”
那年冬天的一个晚上，乔·缪里根在下班前邀请简恩·希莱曼到附近的酒吧喝一盅。两个人端了酒在角落的火车厢里坐定，乔对简恩说：“我们还有很多不错的案子。其中有一个，我特别希望由你来办。”
第二天，一只文件夹放在了简恩在会议室的“办公桌”上。文件不厚，不足一英寸。封面上写着：沃伯恩案。
简恩·希莱曼第一次到沃伯恩时，距五家人家与乔·缪里根签订合同已经八个月。会晤的地点安排在安德森家里。吉米刚刚病故不久，安妮看上去苍白而憔悴。简恩花了两个多钟头向他的委托人们解释说，几个月工作下来，他认为目前还没有足够的理由提起诉讼。他已经查阅了所有能够弄到手的有关资料，包括不久前全国疾病防治中心与州卫生部联合提交的调查报告，但是，一、没有人确切地知道G号井和H号井中污染物的来源，也就是说，没有人知道被告方应该是谁；二、没有科学的证据证明那些污染物会导致白血病。
简恩离开安德森家时心里充满了内疚。在开车回波士顿的路上，简恩总忆起理查德·图梅说的一句话：“我们打这场官司不是为了钱，我们只是要讨个说法。这么多的孩子病了，死了，却没有任何人可以告诉我们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
简恩想，你说得很对，但我实在是爱莫能助。这个案子对我来说实在是太庞大了，太复杂了，也太昂贵了。我力所不能及。
在这之前，乔·缪里根已经指示秘书将安妮·安德森和冬娜·卡能的电话转给简恩·希莱曼。很快，留言条叠成了高高的一摞。简恩强迫自己不去看它们，也不去想它们，强迫自己若无其事地埋头于其他的案子。
一个秋天的下午，安妮在下班回家的路上拧开车里的收音机。WRKO台的主持人请来了两位律师作为嘉宾，回答听众的提问。安妮把收音机开在那儿，也没有认真去听，但突然，她听到了简恩·希莱曼的声音。其时，安妮刚刚拐进一家超市的停车场，又匆匆忙忙地退出来，以允许驾驶的最快速度直驰家中。安妮推开房门，冲进厨房，抓起墙上的电话。
“我想问希莱曼先生一个问题。”安妮上气不接下气地说。
“请讲。”主持人的声音。
“如果律师不回你的电话，你该怎么办？”
“等等，”简恩·希莱曼说，“我知道这个声音。是安妮吗？”
“简恩，我给你打了无数个电话，但从来找不到你。”
简恩当即答应，明天一定给安妮去电话。
根据马萨诸塞州法律，个人伤亡赔偿案的原告方从事发之日起三年内若不提起诉讼，便算做自动放弃。按官方的算法，沃伯恩案的起始日期为1979年5月22日，即G号井和H号井被关闭那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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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城故事（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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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眼到了1982年，简恩·希莱曼知道他已经不能再拖下去了，他必须尽快作出决定。如果打算放弃，就得亲自去沃伯恩对委托人们当面说清楚。如果准备起诉，则必须在5月22日之前把状纸递到法庭。
简恩选择了前者。
2月的一天，简恩·希莱曼来到布鲁斯·扬格牧师的三一圣公会教堂，这是他与患者家属们的第二次会晤。“也是最后一次会晤。”简恩对自己说。
临来之前，他在里德…缪里根律师事务所的同事兼好友凯文·康威问：“当你从沃伯恩回来时，所有有关沃伯恩的档案都可以封存入库了，是吗？”简恩点点头，说：“是。”凯文一直在规劝简恩放弃沃伯恩案，他形容沃伯恩案就像一个“无底黑洞”，无论扔进去多少钱都几乎见不到任何动静。
简恩向他的委托人们重复了一遍上次讲过的那些话：没有被告人，没有科学证据……“我们有很多很多的问题，但是却找不到任何答案。”然后又说起了斯图尔特·伊顿的案子。那么简单的一个案子尚花去了简恩七个月的时间和一万五千多美元。简恩无奈地摇摇头，说你们的案子确实太棘手了。
众人无语，等着律师起身与他们握手言别。这时候，一直在一旁默不作声的扬格牧师说话了：“假如我告诉你我能弄到一笔钱呢？”
简恩心想，一场诉讼的花销可不是靠教堂的募捐和义卖就能筹到的。
扬格牧师继续说，就在那天下午，他接到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办公室的电话，一个新成立的民间法律机构——律师公益协会——获得了一笔赞助基金，想请参议员办公室替他们寻找一个有代表性的环境污染方面的案子，肯尼迪参议员便想到了沃伯恩。参议员的秘书当即安排扬格牧师和律师公益协会执行主席安东尼·罗思曼的三方电话联席会议。一切都没有问题，安东尼说，但是，他不能插手别的律师正在办理的案子。
这简直是天作的巧合！简恩·希莱曼详细地询问了电话会议的细节，告诉众委托人他将尽快与安东尼·罗思曼取得联系，向对方表明他的合作意向。
安东尼·罗思曼40多岁，毕业于哈佛大学法学院，在卡特政权期间曾任司法部有害物品处处长，其经验之丰富自不待言。简恩与安东尼一拍即合。两个人通话的第二天，安东尼即从华盛顿飞抵波士顿。双方讲定各自承担一半的花销，律师公益协会拿三分之二的报酬，另外三分之一归简恩和里德…缪里根律师事务所。安东尼还指派他的一名助手专事查阅收集与本案相关的污染物的科学及医学资料，安东尼自己则通过关系获得了尚未正式定稿的国家环保署关于沃伯恩污染物来源的调查报告，其中列举了G号井和H号井周围方圆一英里内的几家工厂，但是对污染物的具体来源并未作明确的结论。
安东尼又请来一位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地下水污染及有害物品研究专家乔治·平德尔。平德尔教授对各种资料进行综合分析后认为，井水中的三氯乙烯，即TCE，有两个主要来源，一是位于两井北面的W·R·格拉斯公司食品机械厂，二是阿波卓纳河西岸一块属于J·J·瑞勒皮革厂的约15公顷的空地。J·J·瑞勒的母公司即总部设在芝加哥的比却斯集团，它和W·R·格拉斯当时都在全美500强公司中名列前茅。也就是说，它们都非常有钱。
5月14日，离起诉的最后期限还差八天，简恩与安东尼代表沃伯恩的一共八户白血病患者及家属——后来又有三家人与事务所签订了合同——向W·R·格拉斯公司和比却斯集团提起诉讼。为避免路上耽误，简恩亲自将起诉书送到法院。起诉书上说，W·R·格拉斯公司和比却斯集团下属企业排放的有害化学废液污染了原告的生活用水，其中浓度最高的TCE是一种“中枢神经抑制剂，可导致一些严重的症状如头晕、厌食、动作不协调，以及肝脏病变和癌症等等”。污染的自来水“造成了该社区的白血病异常高发率，造成了五名儿童的死亡，并损害了其所有家庭成员的身体健康”。
5月底的一天，比却斯集团派人将沃伯恩案的起诉书送给了波士顿豪勒…杜尔律师事务所庭审部主任杰罗·费歇尔。60出头的杰罗瘦小精明，脾气古怪，已经灰白的鬈发剪成极短的平头。在过去的20年里，杰罗还一直在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庭审实践》（TrialPractice）课。
豪勒…杜尔律师事务所占据了国务街60号摩天大楼中的10层，但杰罗却只拥有一间与他身份不相称的小小的办公室。事务所几次提出给他换间大一点的，都被杰罗谢绝了。他用不着大办公室，因为他并不喜欢在办公室里办公，他只是每天早晨来这里取取邮件，听听电话留言，然后就消失在了他的不知哪一处“藏身之地”。其中之一是在21层走廊尽头，一扇大铁门的背后。铁门里面是一间巨大的灯光暗淡的储藏室，这里那里堆放着成箱成架高及天花板的行将销毁的过期资料。杰罗在房间中央用三张桌子拼成了一张大办公桌，桌上的文件堆积如山，甚至蔓延到了旁边的一张沙发上。每当杰罗接到了案子，他就这样孜孜不倦地蜷缩在这些故纸堆中，每小时收费数百美元，每年收入超过50万美元。到目前为止，杰罗·费歇尔一共在法庭上打过60多场官司，绝大部分都赢了。经他手的更多的案子则是在正式开庭审理之前，就已经在谈判桌上调停解决。这也难怪，有人讲，民事诉讼的要旨实际上就是双方坐下来谈条件。若能谈成了，至少可以节省一笔上法庭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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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城故事（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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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罗·费歇尔的手头通常都有三四十个齐头并进的案子，他也有若干固定的大公司主顾，比却斯集团便是其中最大、也最富有者。然而这一次，杰罗却没有把沃伯恩案放在眼里。他听说过好几起这种与环境污染有关的伤病索赔案，一开始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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