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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8大奇案-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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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听席上，呜咽和叹息之声渐起。雅各布·范克斯终于忍不住站起身来，离开了法庭。
“绞死他们！绞死这两个狼心狗肺的杀人犯！”约瑟夫·萨瓦其最后说，“如果我们不以法律的名义对他们处以极刑，我们便是亵渎了法律。而且，我想对您——尊敬的法官大人说一句出自肺腑的话，如果这两名被告不被绞死，以往历史上所有的那些被绞死的罪犯都会觉得冤枉。”
据说在约瑟夫·萨瓦其发言结束后的休庭期间，纳森·里奥普一改开庭以来向公众展示出的轻松、随便和无所谓，在哥哥迈克面前痛哭失声：“哦，我的上帝！……迈克，你觉得我们真的会被送上绞刑架吗？”
与约瑟夫·萨瓦其的激愤形成鲜明的对比，被告辩护律师本杰明·巴赫拉奇的发言则非常冷静，非常学究气。他花了很长的时间向法庭内的听众们讲解当时新兴的弗洛伊德学派对人类精神状况的解释，说“精神疾病主要是指患者不可能对其所生活的环境，以及此环境中所发生的事件作出正确的判断”。所以处理这类案子需要的是学识与理解，而助理检察长约瑟夫·萨瓦其在其发言中却只是一味地煽动民众的成见和敌对情绪。
8月22日，星期五下午，当法官约翰·加维利午饭后返回时，发现刑事法庭大楼内外人山人海，几乎万人空巷，他必须左冲右突，才能上到六楼。等他终于进到了自己的审判室，加维利法官愤怒地命令法警立刻关闭大门。
用一位记者显然是比较夸张的说法，半个芝加哥都涌到了这里。人们是想亲耳聆听克拉任·达偌在本案中的总结性发言。
2点12分，克拉任·达偌博士站起身来。门外的嘈杂声，窗外的喧哗声，此起彼伏。克拉任讲了不到十句，便无奈地举起手：“如果您不介意的话，法官大人……”后面的话淹没在新一轮的声浪之中。旁听席上观众们只看见这位大名鼎鼎的律师踱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坐下。
加维利法官厉声命令法警必须在十分钟内将整幢楼里的人们全部撤空，并打电话给芝加哥市警署署长摩根·柯林斯请求增援。克拉任·达偌又试了两次，才得以在2点40分左右重新开始。
克拉任首先谈到了勃比·范克斯绑架谋杀案在全美造成的轰动。“当一个案子激起了民愤，舆论纷纷要求严办凶手时，人们只会想到一种惩治方法，那就是死刑，而不会考虑被告所犯具体罪行的轻或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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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机目标（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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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拉任要讲的第二个问题是人们关于“百万美元辩护”的议论。“我们曾公开地告诉过大家，我们在办案的过程中绝不会花高价聘请专家，也不会花高价做其他任何的事情。我们在这里再次公开地告诉大家，我们信守了这一诺言。”克拉任声称，被告方专家证人们的酬金标准和公诉方的专家们完全一致。“如果我方在本案中败诉，其缘由将不会是因为钱太少，而是因为钱太多。”克拉任说，如果纳森和理查德是两个穷人家的孩子，则伊利诺伊州的任何一位检察官都不会在他们承认“有罪”之后，再要求法官判处其死刑。
事实上，克拉任·达偌指出，在伊利诺伊州的历史上，还从未有过任何30岁以下的被告在承认“有罪”之后被判处死刑。“然而，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我听到的只是以血还血的呼声，我听到的只是被检察长办公室愈煽愈烈的仇恨，我听到的只是人们不断地援引那些毫无人性可言的原始酷刑，我听到的只是人们不断地敦促法庭将两个孩子送上绞刑架，而无人屑于认真地去考虑本案提供的证据，考虑可资参照的史实，考虑两名被告人的年龄。”
克拉任列举了若干统计数据，列举了芝加哥历史上的90例绞刑判决，其中只有三例被告承认“有罪”。而在过去的30年里，“芝加哥共有350人被指控谋杀并承认‘有罪’，其中只有一人被绞死。”“将此人送上绞刑架的那位荣耀无比的检察官，便是我们在本案中的首席公诉人朋友。但是请注意，他的那位‘受害人’已经年满40岁。”
罗伯特·科罗检察长听到这里，狠狠地瞪了一眼他的对手。
达偌博士接着说：“在我经手过的案子中，公诉方对案情的形容无一不是‘有史以来最冷血、最恐怖、最凶残、最不可饶恕’等等等等。”“如果是一桩谋杀案，那一定是迄今为止最血腥的。如果是一起抢劫案，那一定是迄今为止最可怕的。如果是一宗策划阴谋案，那一定是迄今为止最险恶的。”克拉任直言，以他的经验，勃比·范克斯命案其实算不上十分残酷，虽然凶杀本身是残酷的。“可怜的小勃比实际上并没有太遭罪。从他进到车里开始，所有的一切在15分钟内就全部结束了。”
克拉任·达偌再次分析了公诉方关于二犯“谋取赎金”的作案动机，“这两个从不知道缺钱是什么滋味的孩子，会为了区区一万美元杀人？”“不，这一切不是为了金钱。这一切只是两个孩子毫无意义，毫无目的，毫无用处，也毫无动机可言的恶作剧。”
克拉任历数纳森和理查德作案过程中的种种细节：他们为了物色目标而在哈佛学校附近长时间地逗留，却丝毫没有意识到那里几乎所有的人都会认出他们；他们劫持勃比·范克斯的地点就在范克斯家的视野范围之内，却丝毫没有意识到“四周围任何一扇窗户的后面都可能有眼睛”；他们带着尸体在熙熙攘攘的闹市区穿行将近20英里，甚至停下车来吃晚饭，却丝毫没有意识到：“一丁点儿的差错，一丁点儿的疏忽，一丁点儿的事故，甚至一丁点儿的霉运，哪怕只是微不足道的交通违章，都可能给他们招来杀身之祸，灭顶之灾。”“所有的这一切为了什么？什么也不为！就我所能想到的，只有《李尔王》中那个傻瓜的疯狂举动，可以与我的两位委托人相媲美。”事后，他们又跟朋友、记者，甚至警察大肆谈论此案。“没有人相信，一个头脑清醒的人会做出如此蠢事。对所有这一切的唯一解释只能是，他们的神经出了问题。”“他们在本案中自始至终的所作所为，没有一件事是正常人的行为。”
“当本案从头到尾所有的细节都一一呈报法庭之后，公诉方的立场依然是，如果不绞死这两名被告，整个宇宙都会塌陷。我必须指出，在我几十年的职业生涯中，我还从来没有见过对死刑如此狂热的推崇，尽管此前曾有过上千宗比本案恐怖不知多少倍的、动机险恶的凶杀案。是的，以前已经有过了上千宗，今后也许还会有上千宗，无论这两个孩子是被绞死，还是坐牢。如果绞死他们可以阻止未来更多的谋杀，我或许会亲手将他们送上绞刑架。事实上，如果杀一真的能够儆百，我会赞同所有的死刑，只要被绞死的人不是我自己。但是说实话，我并不这么认为。因为我知道，那些该发生的事情还是会发生，就像它们曾经发生过一样，至少就这个话题而言。”
“我们的法律中写进了考虑减刑的变通条件，其中之一便是年龄。为什么？”达偌博士环顾四周，而后自问自答，“很简单，因为孩子们不可能对生活对社会作出和成年人一样的判断和决定。”
“我们都曾经年轻过，我们都知道孩子们的头脑中充满了幻想，我们都知道他们生活在梦一样的世界，我们都知道在孩子们的世界中，并非一切都是真实的。我们也知道很多孩子们不懂得珍惜，不懂得感激，不懂得尊敬，不懂得负责任。因为他们自己还很幼稚，还需要成年人的引导。因为他们自己还很弱小，还需要成年人的保护。现在坐在被告席上的，就是这样的两个孩子，一个18岁，一个19岁（克拉任在这里犯了一点小小的错误。理查德·洛易的生日是6月，他刚刚满了19岁。也有一种解释说，克拉任指的是他们作案时的年龄——笔者注）。法律尚不允许他们签订合同，不允许他们未经父母同意私自结婚，不允许他们投票选举，为什么？因为他们还不成熟，还不具备可靠的判断能力，因此，也不可能对自己的行为负完全的责任。”在1924年，参加投票的法定年龄是2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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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机目标（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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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能想象，像这样的两个孩子，在一个灰蒙蒙的早晨醒来，换上一套干净的囚服，走上绞刑台。在那里，他们被蒙上双眼，捆缚手脚，推到活动踏板上。绞索徐徐地降下来，绕过他们的脖颈，在后面打一个结。然后，行刑者一摁机关，脚底的踏板便被抽掉。我不能想象，他们在空中坠落，又陡然被绕在脖子上的绞索止住。”
“历史上曾有过各种各样惨无人道的死刑：火烧、水煮、凌迟、分尸等等。在英国，罪犯是被吊在十字路口，让所有的人们都能看得到。……一个小偷被绞死了，结果在围观的人群中，更多的人被掏了钱包。一个杀人犯被绞死了，结果有人在前往观看绞刑的途中或回家的路上被人杀害。”
“历史上曾有过那么多的死刑，我们生活的社会因此而变得安全和平了吗？”克拉任·达偌悲哀地摇摇头，“没有。”
“这三个月以来，我就像是一个人站在海边，竭尽全力想要抵挡住铺天而来的大潮。我盼望着风能够停息，海能够平静。我相信它们终究会的。顺便说一句，请大家不要误解了我这个比喻的意思。我知道，在这场官司中，最简单，也最能迎合民意的做法，就是对我的委托人处以极刑。一些没有头脑的男人和女人们会为这样的判决鼓掌，一些心胸狭窄或生性残忍的人会为这样的判决喝彩。但是，在芝加哥，以及比芝加哥更宽更广的土地上，还有无数的父母们，无数心地善良的、对未来抱有希望的人们，他们看到的不光是这两个不幸的孩子，还有他们自己的孩子，邻居的孩子，以及后代中成千上万的孩子。或许有一天，那些孩子们也会站在纳森和理查德今天的位置上。”
“尊敬的法官大人，您现在正处于过去和未来之间。您可以把这两个孩子送上绞刑架，在他们的脖子上套上一根绞索，直至他们停止呼吸。但是，假如您这样做了，您便是将您的脸转向了过去。……您也可以拯救他们，同时也拯救了现在和今后千千万万和他们一样的孩子们，拯救了那些心地善良、对未来抱有希望的人们。我祈求未来，祈求有一天，仇恨和残忍不再占据人们的心灵。那时候，人们将学会如何去分辨和判断，如何去理解和信任。那时候，人们将懂得，所有的生命都同样地值得挽救。那时候，人们将懂得，仁爱与宽恕是人类灵魂的最高境界。”
克拉任·达偌讲了整整三天。当他说完时，法庭中的不少人流下了眼泪，包括约翰·加维利法官。
在后来的年代里，许多法学教授要求学生们熟读达偌博士的这篇总结性发言。
1924年9月10日，星期三，法官约翰·加维利早晨5点半就起来了，6点以前吃过早饭后，由两名警员陪同在公寓的附近散了步。听证结束后的十几天里，约翰·加维利收到了不少恐吓信和恐吓电话，有的威胁说，如果法官不判处二犯死刑，他就要炸毁法庭大楼。有的则宣称，如果法官胆敢将二人送上绞刑架，他就将会被电缆线活活勒死。一天，法官出门参加一个葬礼，有人打电话到公寓通知加维利夫人说她丈夫被刺，等老太太匆匆赶到葬礼上，发现法官安然无恙。从此，加维利夫妇掐断了电话线，摩根·柯林斯署长为刑事法庭大楼增派了50名警察，为法官安排了保镖，还在他们夫妇住的公寓楼派了持枪门卫。
8点15分，约翰·加维利法官的车在一前一后两辆警车的护送下驶向刑事法庭大楼。当他步入法庭时，公诉方和被告方的律师们，以及里奥普家人和洛易家人们，已经齐齐地等在了那里。缺席的只有被害者家属，范克斯先生曾在事前通知法庭，说他们更愿意留在家里。
在法官宣布他的决定之前，他问两名被告有没有什么要说的，纳森和理查德都摇头表示没有。
加维利法官在发言中指出，毫无疑问，纳森·里奥普和理查德·洛易被指控之绑架谋杀罪成立，公诉方向法庭提供的大量人证物证，以及两名被告自己的供词都确凿地证明了这一点。同时，在综合分析了双方专家证人们的证词和相关的诊断报告之后，法官不认为纳森或理查德患有任何形式的精神病或神经病，尽管他们的一些行为有异于常人。法官说，目前还没有针对这类案子的具体法律条文，但他同意克拉任·达偌博士的观点，两名被告的年龄尚小，尚不适合被判处死刑（Theyarejusttooyoungtogetthedeathpenalty）。
“本庭在量刑时选择了监禁，而非死刑，其主要的考虑，是基于两名被告的年龄。……这并不意味着，本庭将不在今后的任何案子中使用死刑，或一概地反对死刑。但本庭确信，他有权拒绝对尚未成年者判处死刑。”
加维利法官严肃地看着纳森和理查德：“在伊利诺伊州的历史上，只有两起未成年者被处以极刑的案例。本庭不希望由他亲手将那个数字增加一倍。”在那两例中，被告方做的是“无罪”辩护。
后来，纳森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幽默道：“早知如此，我们就不需要聘请那些专家证人了，甚至连律师也不用，只消将出生证交给法官就行了。”
约翰·加维利法官最后宣布：
对两名被告所犯之谋杀罪，本庭依法判处他们无期徒刑。
对两名被告所犯之绑架罪，本庭依法判处他们有期徒刑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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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年后，这一判决赫然出现在纳森·里奥普自传的封面，书名就叫《终生监禁加99年》（LifePlus99Years）。
记者们在庭审结束后的第一个发现是，约翰·加维利法官从公众的视野中消失了。几周之后才知道，他和他的妻子都住进了医院。据说加维利夫人是因为在勃比·范克斯命案审理期间受到过度的惊吓，至于法官本人，他在出院后递交给刑事法庭的辞呈中说：“在过去的六年里，由本人主持审理的六桩大案中，有三名被告被判处死刑，两名被判处无期徒刑……本人的健康因此而受到了极大的影响。”有关方面根据他的请求，将加维利法官调到了民事法庭，而且只主持离婚判决。约翰·加维利法官于1939年8月去世，享年78岁。
克拉任·达偌博士后来又在名噪一时的所谓“猴子案”中免费为21岁的青年教师约翰·施柯普辩护，此人因在田纳西州一所学校的课堂上宣扬达尔文的进化论而被捕。克拉任·达偌博士于1938年3月13日去世，享年81岁。
罗伯特·科罗检察长在接踵而至的连任竞选中如愿以偿，1928年离任后又回到自己的律师事务所重操旧业。他曾在1940年被选举进入民主党在伊利诺伊州的执行委员会。罗伯特·科罗于1958年1月去世，享年78岁。
1924年12月，罗伯特·科罗检察长和摩根·柯林斯署长联合宣布了本案中赏金的分配。各家报纸在案发初期拿出的资金仅用于购买独家新闻，所以，可供警、检两方支配的实际上只有范克斯家的5000美元和柯林斯署长后来追加的1000美元。
在总共6000美元的赏金中，《芝加哥每日新闻报》的两名记者詹姆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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