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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8大奇案-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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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理查德和纳森打电话到哈佛学校，指名点姓找一位老师。秘书告诉他们那位老师正在上课，理查德坚持说他有非常要紧的事情。等那位老师匆匆赶到办公室，理查德在电话上告诉他：“请把话筒插进你的屁眼里。”10分钟后，他们又打过去第二通电话要通一位老师，对方说该老师有事不能接听，理查德便留言道：“告诉他现在可以把话筒拔出来了。”
另一次，他们和两位朋友一起在库普…咖里顿饭店吃午饭，席间理查德打电话报警说该饭店失火。听到消防车的警笛声由远而近，两位朋友吓得赶紧躲开，理查德和纳森却若无其事地留在饭店，观看自己导演的闹剧。
专家们的报告中记载了这么一件事：“病人（指理查德——笔者注）继续说，有一次他和他的朋友计划烧掉一块空地上的棚子。他们先开着各自的车在五个街区以外停下，病人进入其同伴的车，两个人开车到了空地，在棚子的地板和墙壁上泼洒汽油后纵火。
“他们回到五个街区外的停车处，换乘病人的车再赴火灾现场，使病人能有机会欣赏自己亲手制造的混乱场面，和围观的人群交谈，听他们是否猜得出失火的原因，并提供一些不切实际的解决方法。病人说，他能从中获得一种心理上的极大满足。”
理查德·洛易最大的愿望，就是他们的这些犯罪活动能引起公众的注意，所以每次作案后，他都会在第二天买回所有的报纸，逐一翻看有没有相关的报道。几经失望之后，理查德决定干抢劫。1923年夏，他们计划在一位朋友全家去纽约度假期间洗劫那幢空无一人的房子，他们已经准备好了绳索、凿子和左轮手枪等作案工具，但终因一些临时出现的意外而未得逞。
同年11月的一天，理查德和纳森驱车200余英里，回到他们曾经就读的密执安大学安纳勃分校，准备在理查德当年与几个学生合租的一栋房子里行窃。理查德在那里住过两年，对房子的结构和学生们的习惯了如指掌。他们于凌晨时分潜入，盗走了所有能盗走的物件，并不是因为需要，只是想把案子作大，能多少引起一些轰动。那台后来打出了赎金索取信的昂德武牌手提式打字机，就是这次行动的赃物之一。二犯随后来到纳森当年的住处再次作案，因为刚好碰到一位学生起夜，只偷得一架照相机。
1923年11月13日，星期一，《安纳勃时代新闻》报第三版的“当地简讯”栏目里刊登了一则不足50字的消息：“警方正在调查今晨3时至5时发生在瓦西腾瑙街学生宿舍的偷窃案。被盗物品包括手表、现金、打字机、奖章、钢笔等。”
据纳森·里奥普的供词，就是从那时起，两名案犯开始酝酿一桩更大的犯罪活动。
1924年7月21日，星期一，芝加哥万众翘首的“伊利诺伊州人民诉纳森·里奥普及理查德·洛易”案，或按照比较通俗的说法，勃比·范克斯绑架谋杀案，在市中心刑事法庭大楼六楼，首席法官约翰·加维利的审判室里开庭。63岁的约翰·加维利已经做了14年法官，他个子不高，满头华发，戴一副金边眼镜，论其外表和气质都更像是一位学识渊博的教授。
被告方首席辩护律师克拉任·达偌博士今天穿戴得十分整齐，但仍不及他的两位委托人那般华贵潇洒，又因为天热而不停地擦汗——那时的法庭还没有安装空调——左胸衣袋中原本叠得有棱有角的手帕很快就皱巴了。虽然相处不到两个月，纳森·里奥普已经一改他对克拉任的最初印象，对这位法学界的老前辈崇拜得五体投地，而且言必听，计必从。许多年后，纳森甚至在其自传中称颂克拉任是一位英雄，因为在一桩曝光率极高的案子中为两位臭名昭著的杀人犯辩护，是需要有一些敢于“倒行逆施”的勇气的。
克拉任·达偌率先发言。后来有记者在报道中认为，他实际上是抢先发言。克拉任针对当时媒介的猜测和议论指出，他知道，今天上午的听证对被告方来讲是一次机会，他们可以就本案提出任何动议。但是第一，被告方不打算要求“异地审判”，因为他的两位委托人认为，民众对他们的不良印象已经遍及全美，如果他们不能在芝加哥得到“公正裁决”，在别的任何地方也同样得不到。第二，如果公诉方提出将谋杀与绑架分案审理，被告方亦不会有任何异议。
克拉任一口气讲了十几分钟，然后话锋一转：“坦率地说，我们中没有任何人认为，两名被告可以或应该被无罪开释。我们相信，他们必须永远地与社会隔绝……在经过缜密的思考和充分的讨论后，我们决定，撤回我方在预审中提出的‘无罪’抗辩，两名被告对被指控的所有罪名均承认‘有罪’。”
“有罪？”克拉任的最后两个字如同一颗重磅炸弹，震撼了法庭中所有的人，特别是公诉人罗伯特·科罗检察长，尽管他还能够保持镇静，还能在公诉席上正襟危坐。纳森的父亲老纳森·里奥普痴痴地从座椅上站起，茫茫然若有所失。理查德的叔父捷科·洛易则垂头蒙面而泣。只有两名被告神情依旧，仿佛不为所动。与此同时，记者们蜂拥而出，争先恐后地将此“爆炸性新闻”通报给自己的主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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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机目标（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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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纳森和理查德是在那天早晨刚刚听说，他们的律师希望他们改变抗辩。两个人的兄长、迈克·里奥普和亚伦·洛易，在开庭前几小时才告诉他们，律师事前曾对两家人作过详细的说明，大家经讨论后一致同意，承认“有罪”对两名被告而言是最好的选择，舍此便几乎不可能逃避极刑。
“科罗检察长指控你们二人绑架与谋杀，”克拉任·达偌后来向他的两位委托人解释道，“如果你们仍然坚持‘无罪’抗辩，他就有权要求将两条罪名分案审理，比方说，先审谋杀罪。假如得到的裁决低于死刑，他再回过头来审绑架罪。要避免这种情形只有一个方法——在他提出分案审理，并被获准之前，我方对两项指控均承认‘有罪’。所以，保守秘密是绝对必要的。”
其实，克拉任此举还有一个目的。根据伊利诺伊州法律，如若承认“有罪”，纳森和理查德则有可能免却陪审团审案，而仅由法官一人决断。克拉任认为，这样便能最有效地削弱公众情绪对审判结果的影响。又因为已经有了“有罪”的“裁决”，所以法官要做的，实际上只是为两名被告量刑。而所谓“审判”，也在无形之中变成了与人们的预期大相径庭的“听证”。
如此一来，罗伯特·科罗检察长历时两月精心准备提交法庭的证据，从理论上讲，就与本次法庭辩论没什么关系了，因为所有的那些人证和物证要证明的，是两名被告业已承认的——“有罪”。而被告方的克拉任·达偌则可利用这个机会，在法庭上充分施展才华，抨击死刑，以为他的两名未成年委托人争得苟且人世的机会。
另一方面，假若被告方以纳森和理查德的精神状况为由进行“无罪”抗辩，并由12名陪审员裁决他们的命运，在民众中要求处二犯以极刑的呼声如此高涨之时，可以想象，没有哪位陪审员敢斗胆对两名案犯网开一面，否则在审判结束之后，他们将如何面对自己的熟人朋友、邻里街坊？就算有某一位陪审员原本是反对死刑的，他也会因为自己不过是陪审团中的一员，最多只承担十二分之一的责任，而聊以自慰。
然而，仅由法官一人量刑就不同了，他必须对自己的决定负起全部的责任。克拉任·达偌推理道，对纳森和理查德来说，精心策划一起谋杀案也许不难，但对法官约翰·加维利而言，在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之后仍作出剥夺两条性命的决定，那恐怕就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了。克拉任深信，他了解加维利法官，也知道在他以往主持的案子中，有五桩经陪审团审议的，最后都是以死刑告终。克拉任明白，他劝说纳森和理查德将“无罪”改为“有罪”，实际上也是在赌博，也不能百分之百地保证他能将两位委托人从绞刑架上解救下来。但是至少，约翰·加维利是一位训练有素的老法官，他能够在断案时力求独立思考，力保头脑清醒，尽可能不受来自民间和新闻界的影响和干扰。“如果现在坐在法官席上的是罗伯特·科罗，”克拉任对本杰明·巴赫拉奇说，“那我恐怕就得另想他法了。”
因为无需挑选陪审团，法官宣布，本案的审理将在两天后的星期三正式开始，而非原定的8月4日。
那天休庭的时候，约翰·加维利法官神情凝重。现在，克拉任将那只“HotPotato（烫手山芋）”硬塞到了他的手里，迫使他必须在这场官司中独自对被告席上的两名年轻人作出生死决断。加维利法官摇摇头，他不喜欢他目前的这种处境。
约翰·加维利的刑事庭共有300个座位，右侧靠前的30个是为受害者及被告人的家属们预留的，还有200个新闻界的“红票座”（Pink…TicketSeats），即根据各媒体的申请发放给记者们的“凭票”座位，向公众开放的只有70个。然而，就是这70个座位，亦不可能完全归市民们所有，因为不少没领到“红票”的记者也在天亮之前赶到法庭大楼，夹杂在排队的人群中。1924年是美国法定的总统选举年，此前不久在纽约召开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参与采访报道的记者达600余名。有当地的报纸调侃说，那600多人现在差不多全都开进了芝加哥。
7月23日，星期三。开庭之前，纳森和理查德一支接一支地抽着香烟，一面心情轻松地和聚集在他们周围的记者们开着玩笑。
“我听说在前天的报道中，你们中的一些家伙不知道该怎样描述我们的穿着。我不希望你们再犯同样的错误，因为今天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日子，对吧？现在，请看着我，”纳森站起身，双手撩开西服的衣襟，“我穿的什么？假如我在这一刻离开法庭，我敢打赌，你们中间没有任何人能够讲得清楚。所以，请听仔细了。理查德戴的是浅顶软呢帽，暗灰色。我的这种呢，叫蓝灰色。”纳森嘬起嘴，喷出一串烟圈，“都记下了吗？好……”
“哦，纳森，闭嘴吧，你。”理查德打断纳森的话，两个好朋友乐不可支。
根据惯例，由公诉方的罗伯特·科罗检察长首先致开场白。尽管被告方撤回了“无罪”抗辩，公诉方仍准备按原定方案，向法庭呈交警方已经收集到的证据。
“我方将向法庭证明，纳森·里奥普，现年19岁，和理查德·洛易，现年19岁，都是来自本地富裕而体面的家庭。他们自小便深得父母的溺爱，自小便享有金钱所赋予他们的各种特权。他们在本地最好的私立学校上学，家里还为他们聘请了私人教师。他们和所有上流社会的年轻人一样，待人接物十分得体，为人处世也十分符合身份。但是有一个例外，他们喜欢赌博，不停地赌博，而且筹码越来越高，高到连他们富有的家庭都无法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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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机目标（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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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方将向法庭证明，大约在去年的10月或11月，两名被告开始炮制一宗巨大的阴谋，其目的是勒索金钱。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不惜谋杀。”
罗伯特·科罗摘下眼镜，掏出一张手帕仔细地擦拭。后来有《芝加哥论坛报》的记者报道说，在整个开场发言中，科罗检察长共擦拭眼镜“50次”。现在，检察长走到靠墙摆放的证据台旁，逐件审视着排列其上的物证：纳森在现场丢失的眼镜，从湖底捞起的残破不全的手提式打字机，深蓝色威利骑士牌轿车中被鲜血浸透的脚垫……科罗检察长展开一封信念道：
亲爱的先生：
请马上带着盒子到列车尾部的平台。在你的右边，即铁道的尽东面，你将看到一幢高大的红砖厂房，房顶的水塔上写着“冠军”的字样。等列车完全经过了厂房的南端，你数到五，然后迅速将盒子尽可能远地扔向东面。
切记，这是拯救你儿子的唯一机会。
你的忠诚的
乔治·约翰逊
科罗检察长解释说，警方是在每天下午4点整开往印第安纳州密执安城的列车上，最后一节车厢的信号箱里找到这封信的。
科罗检察长继续道：“我方将向法庭证明，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伊利诺伊州的库克地区。然后，待公诉方听证结束，被告方听证结束，而且双方的总结性发言结束之后，我们将以全体伊利诺伊州人民的名义，以母亲们和父亲们的名义，以伊利诺伊州所有孩子们的名义，要求法庭对这两名冷血的、残忍的、邪恶的刽子手处以极刑。”
克拉任·达偌代表被告方的开场发言只有5分钟：“我们将坚持认为，法官大人，这桩惨案，如同所有的杀戮一样，已经非常血腥，非常暴力了。如若再将两名如此年纪的小伙子送上绞刑架，在他们的脖子上套上绞索直至他们咽气，这无疑将只会增添整个事件的血腥与暴力，而不可能让勃比·范克斯死而复生，或使我们所生活的社会更加和平安定。”
那天休庭之前，公诉方传唤了15名证人。公诉方的策略是，尽可能详尽地、生动地向法庭展示纳森和理查德作案过程中的各个方面和所有细节，以加深法官对事件恐怖性的印象，达到将两名被告刻画为杀人恶魔的效果。
尽管如一名《芝加哥论坛报》的记者在其报道中所形容的，“绞索就在他们的头顶上晃悠着”，第二天一早，纳森和理查德仍是一副没心没肺的样子。“对于今天，我们抱有一个巨大的希望，”理查德一本正经地向记者们宣布道，“里奥普先生和我经过长时间的分析和讨论，最后达成了一项共识。我们只有一个愿望。我们衷心期望：今天比他妈昨天凉快。”说罢开怀大笑。
本案庭审期间，共有81位证人为公诉方出庭作证，其中包括勃比·范克斯的父母和叔叔，发现尸体的托尼·曼考斯基与铁路信号工们，参加办案的警方人员和验尸官们，出售给两名被告那些绳子、凿子和盐酸等等的商店职员，以及来自默尔逊饭店、海德公园州立银行、租车公司、凡德波格与罗斯药铺、火车站等处与纳森或理查德打过交道的工作人员们。公诉方不仅想要证明两名被告绑架杀人，还要证明他们在事前曾精心部署，以使自己能逃避惩罚，还要证明他们的作案手段十分残忍，而且对自己所犯的罪行毫无悔恨之意。罗伯特·科罗检察长希望所有这些因素加起来，可以促使约翰·加维利法官作出死刑的判决。
被告方显然明白对手的意图，所以在公诉方的整个取证过程中，克拉任·达偌几乎不作任何交叉提问，以免因重复而加重证词的分量，使人们对具体的案情刻骨铭心。但有一次例外。一位名叫詹姆斯·戈兰的警探作证时，提到他与纳森·里奥普在6月1日晚上的一次谈话：“我问：‘你的律师们将如何为你辩护？’他说：‘这要看我父亲和律师们的意思。如果他们希望我被绞死，我就作无罪抗辩，陪审团自然会判处我死刑。或者呢，我要是想终生监禁，就在一位友好的法官面前承认有罪。”
克拉任闻听此言立即转身紧盯着纳森：“你是这么说的吗？”
“我没有！”纳森低声叫道。
次日，待詹姆斯作证完毕，克拉任开始了他在本案中唯一的一次交叉取证。
“当时在场的还有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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