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民律师-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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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我说。
　　“而且他们还可能把我们也推上被告席。人们对于任何事都可能会控告的，这你是知道的。”
　　谢天谢地，我心里说，如果没有诉讼案我们这些律师还有什么用？
　　我对他的关心表示了感谢。他接着又去找下一个人质。
　　九点钟时人们开始一个接着一个地来到我的办公室，其中不乏好心善意的人，也有好传闲话的人，都表现出对我的关心，但更对一些细节感兴趣，都急于知道洋情。可是我有太多的工作，无法满足他们。在客人来访停下来时，我坐下来，看着我那成堆的需要处理的文件，我感到麻木了，我没有伸手去取。
　　情况不一样了，工作不重要了。我的办公桌并不是生命也不是死亡。我已看到了死亡，甚至感受到了死亡。我天真地想我可以耸耸肩就把这一切忘掉，或很迅速地恢复过来，就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那样。
　　我想到德文·哈迪，以及他那红棒棒，还有五颜六色东倒西歪的导火线。他恐怕要花上几个小时去搞这些玩艺儿来筹划这一行动。他偷了枪，又选择了我们的公司，结果犯了一个严重错误把命也丢了。而且同我一起工作的人中没有一个人曾谴责过他。
　　我终于离开了。交通状况会越来越差，有一些我很难忍受的人也同我搭讪，两个记者打来电话。我告诉波利我有些事要出去，她告诉我别忘了同阿瑟的会晤。我钻迸我的汽车，发动后打开暖气，我坐在车里坐了很长时间，思想在斗争到底有无必要再旧事重提。如果我不去，阿瑟会不安的，没有人对阿瑟的约会爽约。
　　我把车开起来。这是做傻事的少有的机会，我已受到心理的创伤，我不得不离开，阿瑟和公司的人会让我休息一会儿的。
　　我朝乔治顿那个方向驶去，也没有具体目标。云层越来越黑，人们在人行道上匆匆忙忙地走着，清理路面积雪的人已做好了准备。在M大街我看见一个乞丐，我当时怀疑他是否是德文·哈迪。这些流浪汉在暴风雪中到哪儿去呢？
　　我给医院打电话，他们告诉我说我妻子正在做抢救手术，要几个小时才能结束。我们打算在医院进行的浪漫的午餐看来就算告吹了。
　　我转向东北方向驶去，经过洛根广场，进入这座城市比较差的区域，我来到十四街，找到那个律师事务所。我把车停在十四街和西北Q街交界处的路边，我想我肯定将再也见不到我的车了。
　　事务所占了整个大楼的一半，它是一个维多利亚式的大楼，曾经有过它的辉煌时期。顶楼的窗子上钉着胶合板，那胶合板已有年头了。与搂相邻的是个自助洗衣店，门面看起来很脏，不远处就是许多破旧的房屋。
　　入口处有一个天篷，是刺眼的黄色，我不知道是应敲敲门还是直接闯进去。门没有锁，我轻轻地扭动门钮，进入了另一个世界。
　　那是按类别划分的律师办公室，但与德雷克和斯威尼的办公室大不相同，那里是大理石地面，红木家具，而这里在我面前的大办公室是四张金属桌子，每个上面都堆满了档案材料，足有一英尺高，桌子四周的破地毯上也堆满了档案材料，看起来乱七八糟的。废纸篓已满满的，一些法律文件都团成了纸团，扔得满地都是。靠一面墙立着文件柜，颜色不一。文字处理机和电话机都有十年的历史了。木制书架每层隔板中间都塌陷了，一张很大的已褪色的马丁·路德·金的照片歪歪斜斜地挂在后墙上。从这个屋子还隔出几间小办公室。
　　这间屋子又脏又乱却很繁忙，我被这里的景象吸引住了。
　　一个长得很凶的西班牙裔女人停下打字机看了我好一会儿，说：“你在找谁？”这简直是找碴儿而不是询问。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接待员如果这样接待客人早被解雇了。
　　她叫索菲亚·门多萨，我是从她桌上的名牌知道的。我很快就发现她的工作不仅仅是接待。从旁边的屋子里突然传来一声吼叫，把我吓了一跳，可是索菲亚却安之若素。
　　“我找莫迪凯·格林。”我很有礼貌地回答道。就在这时，他随着那声吼叫从里屋来到这间大屋，他的脚步很重，每迈一步地板都跟着颤抖一下。他刚才是朝屋子另一端名叫亚伯拉罕的人吼的。
　　索菲亚朝他点点头，接着丢下我不理又去打字。格林是个大个子黑人，至少六英尺五英寸，块头很大，体重一定不轻。他刚刚五十出头，胡须是灰白色，眼镜是圆形的，红色镜框。他看了我一眼没有说什么，一边在咯吱咯吱响的地板上从屋子这头走到那头，一边喊着亚伯拉罕。不一会儿他走进了另一间办公室，不见了，几秒钟之后又从那间办公室里走出来，仍然没看见亚伯拉罕露面。这时他又看我一眼，然后问道：“有事吗？”
　　我走上前去先做了个自我介绍。
　　“很高兴见到你。”他说道，但看上去他是不得已而为之的。
　　“你在想什么？”他接着问道。
　　“德文·哈迪。”我说。
　　他看了我一会儿，然后把目光转向索菲亚，这时她正在埋头工作。他向自己的办公室走去，我跟在他的身后，那是一间十二英尺见方的屋子，几乎可利用的每一平方英寸的地面上都堆满了马尼拉纸的档案和破破烂烂的法律书籍。
　　我把一张我的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烫金压花名片递给他，他皱着眉头看了看，又还给了我，说道：“要去走访贫民窟吗？”
　　“不。”我答道，把名片收了起来。
　　“你要干什么呢？”
　　“没有什么要紧的事。昨天射向哈迪的子弹差一点击中我。”
　　“你当时和他都在屋里？”
　　“一点不错。”
　　他深吸了一口气，紧皱的眉头舒展开了。他指着我身旁的一把椅子，说：“请坐，可能会弄脏你的衣服。”
　　我们都坐了下来，我的膝盖抵着他的办公桌，我的双手深深插进大衣衣袋里。暖气在他身后发出响声。我们目光相遇，然后又都移开。既然是我来造访，我总得说点什么，但他却先开了口。
　　“我猜想你昨天一定很倒霉。”他说道，他那刺耳的嗓音低多了，声音中充满了同情。
　　“还不像哈迪那么倒霉。我在报上看到你的名字，所以我来找你。”
　　“我还是不知道你想要我做什么。”
　　“你认为他的家人会起诉吗？如果起诉的话，我应该提供情况。”
　　“他没有家室，也不会有什么官司的事，我倒是可以就这件事大做文章，我想开枪射击的那个警察一定是个白人，这样我可以从市政府敲笔钱。这么做虽然他们不高兴，可是可以解决问题。不过这可不是我开玩笑的想法。”他把手在桌子上一挥，“这类事儿我干得多了。”
　　“我没有看见那个警察。”我这时才意识到这个问题。
　　“不提官司的事了，你就是为这事儿来的吗？”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到这儿来的，今天早晨我上班后，坐在办公桌旁，就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一样，可是思想总是不能集中，我开了车出去转了转，就转到这儿来了。”
　　他慢慢地摇了摇头，好像他在努力捉摸这件事：“你喝杯咖啡吗？”
　　“不，谢谢，你很了解哈迪先生吧？”
　　“是的，德文是定期来这儿的。”
　　“他现在在哪？”
　　“大概在特区总医院的停尸房里。”
　　“如果他没有家人，他怎么办呢？”
　　“市政府会把他当无人认领的尸体埋葬的，书上管这叫做乞丐的葬礼，在体育场附近有一个公墓，他们就把这些人埋在那儿，你要是知道有多少无人认领的人埋在那儿你都会吃惊的。”
　　“我肯定会的。”
　　“实际上，你会对那些无家可归的人生活的任何一个方面都会吃惊的。”
　　这是可以推测出来的事，我没有心情去深入了解。“你知道他有艾滋病吗？”
　　他把头仰过去，望着天花板，想了想，问道：“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呢？”
　　“我就站在他的身后，他脑袋开花时，我满脸溅的都是血，所以我问一下。”
　　这样一来，我就从一个坏家伙变成了一个普通的白人。
　　“我想他不会有艾滋病。”
　　“他们死时有人给他们检查吗？”
　　“你说那些无家可归的流浪汉们？”
　　“是的。”
　　“多数情况是要检查的，不过德文的死不一样。”
　　“那你能查一查吗？”
　　他耸了耸肩，情绪缓和多了。“没问题”，他说，但不那么情愿。他从衣袋里掏出钢笔：“你就是为这而来吗？担心染上艾滋病？”
　　“这是一个原因，难道你不担心吗？”
　　“当然也担心。”
　　亚伯拉罕走了进来，他身材矮小，是个外勤，年龄四十岁左右，这种人是受尽公共利益法律师欺侮的人。他长着一副犹太人似的黑胡子，戴着牛角镜框的眼镜，衣服皱皱巴巴，帆布胶底鞋脏兮兮的，可是那副神情却像可以拯救全人类似的。
　　他没有向我打招呼，格林也不是那种讲社交礼仪的人。“他们预报说要下大雪，”格林对他说，“我们得把所有能开放的避难所都开放。”
　　“我就在忙这件事呢！”亚伯拉罕答道，说完就匆匆地离开了。
　　“我知道你很忙。”我对格林说。
　　“你就是这个要求？验一验血？”
　　“我想就这些，另外想知道他为什么要这么干？”
　　他取下红框眼镜，用一块软纸擦着镜片，然后又揉了揉眼睛。“他有精神病，他们中这样情况很多。你要是整年呆在大街上，泡在烈性酒里，靠可卡因来提精神，在寒冷的露天睡觉，还要让警察和社会上那些人踢来踢去，你也会发疯的。另外，他这么做也还有个原因。”
　　“被人从住处赶出去？”
　　“不错，几个月前，他搬进纽约街和佛罗里达街交界处的一个废弃的仓库。那里有人用一些胶合板隔成一个个的小屋，就像公寓似的，这对那些无家可归的人来说就算不错了，有个屋顶，有个厕所，还有水。可这也得要每月一百美元的房租，他们得向那个搭建房子的地头蛇交钱，他说这个房子是他的。”
　　“这个房子是属于他的吗？”
　　“我想可能是吧。”他说着，从桌子上的一堆材料中抽出一份薄薄的档案，说来也巧，他一翻就翻到他要找的那一页。他仔细地看了看上面的内容。“这一下子就复杂了。这份房产在上个月被一家叫河橡的公司收购了，这个房地产公司很有实力。”
　　“那么河橡公司就把这些住户都赶出去了？”
　　“不错。”
　　“巧的是河橡公司将由我们公司担任代理人。”
　　“真是够巧的了，可不是吗！”
　　“为什么复杂了呢？”
　　“我间接听说他们在驱赶住户之前并没有出告示，这些住户说他们已经付了房租给那个地头蛇，如果这样的话，他们就不再是擅自强住的人，他们是房客，这就需要有适当的法律程序才行。”
　　“那么擅自强住的人就不需要有通知吗？”
　　“不需要。这类事是常有的。那些街头的流浪汉常住进一些废屋中去，大多数情况都什么事也没有，所以他们认为这个房子就属于他们了。一旦房主出现，就可以把他们赶走，根本不要什么告示。这些流浪汉什么权利也没有。”
　　“那么德文·哈迪是怎么跟踪到我们公司的呢？”
　　“那谁知道。他可一点也不笨。尽管他疯可一点也不傻。”
　　“你认识那个地头蛇吗？”
　　“认识，他可完全靠不任。”
　　“你说那个仓库在哪儿？”
　　“现在已经没有了，上星期就拆了。”
　　我已占用了他不少的时间了，他看了看表，我也看看我的表。我们互记了电话号码，并说要保持联系。
　　莫迪凯·格林是个热情而且热心的人，他在街道上工作，负责保护那些成群的靠社会救济的无名的主顾。他的法律工作比我需要更多的热情和一种精神。
　　我出去时没有同索菲亚打招呼，她当然也没有搭理我。我的车仍在路边停着，已经盖满一英寸厚的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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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章
　　雪花在飘落着，我在街上漫无目的地开着车。我已不记得我上一次是何时驱车驶过特区的街道而没有耽误开会的时间。坐在车里，我感到又热又有些口渴，我只是随着车流在向前行驶着，没有什么地方可去。
　　这时最好不去办公室，要是阿瑟对我发火怎么办？我得接待一百个来访的不速之客，几乎都以同样的声调虚情假意地问：“你怎么样啊？”
　　我车上的电话铃响了起来，是波利打来的，听声音有点惊慌，“你在哪儿？”她问道。
　　“是谁要知道我在哪儿？”
　　“很多人都想知道，阿瑟就是其中之一，还有鲁道夫，一位记者也打来电话。还有几位客户想向你咨询。克莱尔也从医院打来电话。”
　　“她要干什么？”
　　“她担心你，就像我们大家一样。”
　　“我没事，波利，告诉大家我在医生这儿。”
　　“你现在就在医生那儿吗？”
　　“不，我很可能去那儿，阿瑟说了些什么？”
　　“他倒没打电话来，是鲁道夫打的电话，他们在等你。”
　　“让他们等一会儿吧！”
　　她停了一会儿，又接着慢慢地说：“好吧，那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我也不知道，我想医生让我走时我就会回来的；你怎么不回家？我们现在正在风暴的中心区，我明天打电话给你。”我说完把电话挂了。
　　这座公寓我在白天是很少看到的，一想到一边烤着火一边赏雪更是情不自禁。如果我去了一个酒吧，我可能就不会离开了。我驾着车驶上大街，这时家住在马里兰和弗吉尼亚郊区而在城里上班的人们正匆匆向家赶去。我轻松地沿着几乎没有什么车辆的街道又回到城里，在体育场附近我找到了那块墓地，他们就是在这里把那些没人认领的死者埋葬的。在十七大街我经过了循道宗使命大街，我们昨天还没来得及吃的晚餐就是从这儿运来的。我驶过城里的几个地段，这些地段我几乎从没见过，以后可能也不会再见到了。天气越来越黑了，雪下得很大，路上积雪已足有好几英寸了，但预报说雪还要下得更大。
　　当然，就是暴风雪也不会让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关门。我知道那儿的律师喜欢半夜和星期天，因为只有那些时候电话铃是不会响的。大雪也是令人欢喜的，因为它可以推迟那些单调乏味的没完没了的各种会议的电话。
　　在大厅里一个保安告诉我所有的秘书和大部分职员已在三点钟时回家了。我又进入了电梯，还是昨天那位先生用过的那一部。
　　我桌子上整齐地摆了一排粉红色的电话留言条，足有十多个，没有一个让我感兴趣的，我走到我的计算机桌旁开始寻找我那些客户的索引。
　　河橡公司是德拉维尔总公司的成员，一九七七年成立的，其总部设在马里兰的黑格斯顿。它是一家私人公司，因此资金情况不易了解。他们的法律代理人是N。布雷登·钱斯。我对这个名字不熟悉。
　　我在大的数据库查找到了他。钱斯是我们房地产部的一个股东，就在四楼。他年龄四十四岁，已婚，杜克大学法学院毕业，本科阶段在葛底斯堡大学学习。这是一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并且十分富于预见性的简历。
　　由于公司一共有八百名律师每天接受各种诉讼案件，我们有三万六千份使用中的档案。为了确保我们纽约办公室不起诉我们在芝加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