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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民律师-第3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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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小心谨慎地对付他，莫迪凯负责盘问他。“对不起，”他非常客气地说，“我叫莫迪凯·格林，是这里的律师，我能问你几个问题吗？”
我们俩都站着，俯视着迪斯先生，他抬起头道：“可以。”
“我们手上有件案子，涉及到住过一座旧仓库的人，那座仓库位于佛罗里达街和纽约街的交界处。”莫迪凯缓缓地解释道。
“我在那儿住过。”他说，我深吸了一口气。
“真的？”
“真的，被赶出来了。”
“那正是我们接这个案子的原因。我们代表那些被赶出来的人。我们认为那次疏散是非法的。”
“你说对了。”
“你在那儿住了多久？”
“大约三个月。”
“你付房租吗？”
“当然付。”
“付给谁？”
“一个叫约翰尼的家伙。”
“付多少？”
“每月一百块，只要现金。”
“为什么只要现金？”
“不想留下字据。”
“你知道那座仓库的主人吗？”
“不知道。”他回答时没有丝毫犹豫，我无法掩盖我的兴奋。如果迪斯不知道甘特利是业主，那他为什么要怕他呢？
莫迪凯拉过一张椅子，严肃地对迪斯道：“我们想让你做我们的当事人。”
“干什么？”
“我们正在就疏散一事起诉某些人，我们认为你们被赶出来就是受了不公平的对待。我们愿意做你的代理律师，代表你起诉。”
“但是那座仓库公寓是非法的，所以我付的是现金。”
“没关系，我们帮你索赔。”
“多少？”
“现在还不知道，你会有什么损失吗？”
“我想不会。”
我拍拍莫迪凯的肩。我们打过招呼，退回莫迪凯的办公室。“怎么样？”他问。
“考虑到基托·斯派斯的下场，我想我们该录下他的证词。就现在。”
莫迪凯挠了挠胡子：“好建议，我们来搞一个书面证据，让他签上名，索菲亚公证。这样即使他有什么不测，我们手中也有个证据。”
“有录音机吗？”我问。
他四下打量了一下房间：“有吧，我记不清放哪儿了。”
既然他说不知道在哪儿，得花一个月的时间才能找到。“用摄像机怎么样？”我问。
“这里没有。”
我想了一会儿，道：“我去把我的拿来。你和索菲亚稳住他。”
“他没打算离开。”
“很好。给我四十五分钟。”
我冲出办公室，驱车疾驰，开向西部的乔治顿。我用手机连打三遍，终于在克莱尔课间休息时找到了她。“什么事？”她问。
“我需要借一台摄像机，现在就要。”
“它还在老地方，”她慢慢地道，一边在盘算，“为什么？”
“为了一份作证书，介意我用它吗？”
“不至于。”
“仍在客厅？”
“对。”
“你换锁了吗？”我问。
“没有。”不知为什么，这个回答让我感觉好了点儿。我仍拿着钥匙，如果我愿意的话还可自由出入。
“有没有警报器？”
“没有，还是老样子。”
“谢谢。我迟些给你打电话。”
我们让马奎斯·迪斯坐在一间只有文件柜的办公室中。他坐在一张椅子上，后面的白墙上空无一物。我摄像，索菲亚速记，莫迪凯提问。他的回答简直是天衣无缝。
整个过程持续了三十分钟，所有该问的问题都问过了。迪斯说他知道两个被驱逐者的住处，答应去找他们。
我们计划替每一个我们能找到的被扫地出门的人单独起诉；一次一名，再把详细情况捅给《邮报》的记者，我们知道凯尔文·兰姆呆在“创建非暴力社区”，他和迪斯是迄今为止我们发现的两名证人，他们不会获得太高的赔偿额——如果每个人能得到二万五千美元的赔偿我们就心满意足了——但他们的加入会使我们的被告雪上加霜。
我几乎盼着警方对街头再来一次大扫荡。
迪斯走时莫迪凯警告他切不可走漏风声，我坐在索菲亚旁的一张办公桌上打了一份三页的起诉书，代表我们的新当事人马奎斯·迪斯控告原先的三名被告非法遣散租住户，随即又替凯尔文·兰姆打了一份，我把起诉书存进电脑，这样下次发现新的当事人时只要更改一下原告的姓名即可。
正午前，电话铃响起来，持续了几分钟。索菲亚在她的办公室打电话，我只得抓起听筒，“律师事务所。”我随口道。
听筒里传来一个威严的年长者的声音：“我是阿瑟·雅各布斯，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律师，我想跟莫迪凯·格林先生谈谈。”
我只能说：“好的。”按了一下等待键。我盯着话筒，慢慢站起身，走向莫迪凯的办公室。
“是谁？”他问，正埋头查阅《美国法典》。
“阿瑟·雅各布斯。”
“他是谁？”
“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
我们对视了几秒钟，他笑了，“终于来了。”他说，我点点头。
他去接电话，我坐下来。
交谈时间很短，大部分时间是阿瑟说，我想十有八九他要求面谈，而且越快越好。
搁下话筒，莫迪凯特意转告我谈话的内容：“他们想明天坐下来谈谈那件案子。”
“在哪里？”
“在他们的地方，上午十点，要求你不在场。”
我没指望他们邀请我。
“他们急吗？”我问。
“他们当然急。距申辩他们还有二十天的时间，现在就要求谈判，可见他们有多急。”
………………………………………………
第三十五章
第二天上午我在耶稣会为无家可归者进行法律咨询，这时我的技巧与已经在这行干了多年的律师不相上下，十一点一刻，我终于忍不住了，打电话问索菲亚有没有莫迪凯的消息，她说没有。我们期待在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会谈长一些，我一直希望他也许会打个电话来，说一切都很顺利。但是，我的希望落空了。
通常我睡得很少，尽管缺乏睡眠与身体上的不适毫不相干。为会谈一事我焦躁不安；我洗了一个很长的热水澡，又喝光了一瓶酒，可心情还是没有好转。我的神经一直绷得紧紧的。
我做咨询时，也不能收拢心神。当我的命运悬而未决时，我怎能对食品券、房屋补贴、少年犯的父亲等问题感兴趣呢？午餐准备好了，我离开了那里，我的存在远远不如吃饭问题那么重要。我买了两只素馅的面包圈和一瓶水，开车在环城公路上兜了一个小时。
我回到事务所，看见莫迪凯的车停在楼旁，他在办公室等我，我关上门。
会谈的地点在阿瑟·雅各布斯的私人会议室，在大楼的第八层，一个我从未涉足过的禁区，莫迪凯受到了贵宾般的礼遇，接待人员飞快地接过了他的外套，咖啡的味道调得正好，新鲜的松饼随意取。
他坐在桌子的一侧，对面坐着阿瑟、唐纳德·拉夫特、一名负责公司的过失保险索赔的律师和一名代表河橡公司的律师。蒂尔曼·甘特利也有律师，但没受到邀请。即使达成了协议，也没人指望甘特利出一个子儿。
对方阵线中的唯一缺口是那名代表河橡公司的律师，但这一点完全可以理解，两个公司的利益有冲突，莫迪凯说它们之间的分歧是显然的。
阿瑟代表他那一方做了大部分的发言，莫迪凯很难相信他已经是八十岁的人了。有关事实不仅记得清清楚楚，而且对答如流；尽管超时工作，分析问题时思路异常清晰。
首先双方同意这次会谈的一切内容不得泄漏；赔偿责任仅限于当天有效；任何建议在落纸成文并经双方签字之前不具法律效力。
阿瑟开言道这件案子的被告，尤其是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河橡公司，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对于公司的名誉损失和新闻界的猛烈抨击他们既恼火又束手无策。他对他心爱的公司所处的困境直言不讳，莫迪凯只是听着，在整个会谈过程中很少发言。
阿瑟指出本案涉及诸多问题。他首先谈到了布雷登·钱斯，并透露说他被赶出了公司。他没有主动辞职，是被公司开除的。阿瑟坦言直陈钱斯的过错，他独立负责河橡的业务，知道TAG公司关闭仓库的方方面面，并督导了整个行动。当他同意执行驱逐计划时也许犯下了过错。
“也许？”莫迪凯道。
呃，好吧，不是也许，钱斯批准执行那样的计划大失专业水准；他窜改了文件；他试图掩盖他的所作所为；他显然对他们撒了谎。阿瑟说这些话时没有丝毫不安。在人质事件发生后如果钱斯说出真相，公司就能避免这场官司，也不会受到潮水般的舆论攻击。钱斯使他们处境相当尴尬，他已成为过去。
“他是怎样窜改文件的？”莫迪凯问。
对方想知道莫迪凯是否已经看过文件，那该死的文件现在究竟在哪里？他不答。
阿瑟解释说钱斯抽掉了一些文件。
“你们见过赫克托·帕尔马一月二十七日的备忘录吗？”莫迪凯话声刚落，他们就警觉起来。
“没有。”阿瑟回答道。
这么说钱斯实际上把备忘录也抽了出来，连同朗蒂的房租收据，一起扔进了碎纸机。莫迪凯郑重其事、得意万分地从公文包中取出几份备忘录和收据的复印件，恩赐一般地扔向对面，吓得连大气也不敢出的律师们一把抓起。
接下来是长时间的沉默。他们把备忘录看了一遍又一遍，逐字逐句，希望发现其中的漏洞，妄想断章取义，死抠字眼，做出有利己方的解释，可是一无所获。赫克托行文非常清楚，叙述无懈可击。
“我能请教一下这份文件从何而来？”阿瑟礼貌地问。
“这并不重要，至少目前如此。”
很显然，他们一直非常在意这份备忘录。钱斯临走时肯定描述过它的内容，原件已被销毁。但是万一留下了副本，该怎么办？
他们手捧着备忘录，简直不敢相信。
但是他们是老练的律师，所以很快恢复了常态。他们把文件抛在一边，好像有把握来处理这件事。
“我想这把我们带到了失窃的卷宗的问题上。”阿瑟说，急于扭转劣势。他们有一个目击证人，在我取走文件的那天夜里看见我逗留在钱斯的办公室旁；他们有指纹；他们在我的办公桌上发现了那份包着钥匙的神秘的文件；我曾向钱斯要过有关河橡和TAG公司的文件，我有作案动机。
“但是无人可以作证，”莫迪凯道，“这些全是间接证据。”
“你知道那份文件现在何处？”阿瑟问道。
“不知道。”
“我们不想让迈克尔·布罗克蹲监狱。”
“那你们为什么坚持要以刑事罪起诉他呢？”
“一切都在桌面上明摆着，格林先生。如果就此案达成了协议，我们当然会罢手。”
“太妙了，你的建议是？”
拉夫特递过来一份十页的调查概要，附有五颜六色的图表。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证明在非法致死案中儿童和年轻的文盲母亲值不了多少钱。
这是典型的大公司的办事作风，细致、全面。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幕僚们花费了无数的时间调查全国范围内的侵权赔偿案的最新行情。最近一年的行情，最近五年的行情，最近十年的行情，各个地区、各个州、各个城市的行情，学龄前儿童的死亡陪审团会判多少？没多少。全国平均数是五万五千美元，在南部和中西部要低得多，在加州和大城市略高些。
学龄前儿童不工作，没有收入，法院一般不允许预测他们将来能挣多少钱。
对朗蒂工资损失的估计相当公允。考虑到她的工作时断时续，他们做出了一些颇有分量的假设。她今年二十二岁，有朝一日会很快找到一份全职工作，拿最低工资，这是一个慷慨的假设，但是拉夫特也愿意承认。她要戒酒戒毒，就业期间不得怀孕，又一个好心的假设。她边就业边接受培训，然后换个工作，薪水是原来的两倍，保持这份工作直到六十五岁。考虑到物价上涨的因素，把她一生的收入折合成现在的美元，拉夫特得出的数字是五十七万美元。
没有外伤也没有烧伤，没有任何痛苦，他们在梦乡中死去。
为了了结这场官司，洗刷公司的名声，公司慷慨地补偿每个孩子五万美元，再加上朗蒂的工资损失，赔偿总额为七十七万美元。
“这个数字不够，”莫迪凯道，“单为一个孩子我就能从陪审团那儿拿到这个数。”他们一下子瘫坐在椅子上。
他接着几乎对拉夫特精心准备的摘要中的每一点都提出了异议。他不管达拉斯或西雅图的陪审团是怎样判决的，也不管其可比性，他对奥马哈的法律程序也不感兴趣，他只知道怎样与华盛顿的陪审团打交道，这才是事情的关键。如果他们以为只花这点钱就能过关，那他该走了。
拉夫特在找莫迪凯话中的漏洞时，阿瑟重申了自己的立场。“这事好商量，”他忙不迭地说，“这事好商量。”
他们的调查摘要中有意避开了惩罚性损害赔偿，莫迪凯指明了这点。“一个富有公司的富有律师故意纵容非法的疏散行为，而这么做的直接后果是导致我的当事人被抛向街头，活活冻死，坦白说，先生们，这个案子难道不应科以惩罚性赔款吗？这里是华盛顿。”
“这里是华盛顿”只意味着一件事：黑人陪审团。
“我们可以商量，”阿瑟重复道，“你预想中的数字是多少？”
我们曾讨论过第一次的开价数，在诉状中我们索赔一千万，这个数字不是天价，否则的话赔偿额会高达四千万或五千万甚至一个亿。
“每人一百万。”莫迪凯道。他的话重重落在红木桌面上。坐在另一侧的人清清楚楚地听到了，但过了一会儿才反应过来。
“五百万？”拉夫特问，声音几不可闻。
“五百万，”莫迪凯大声道，“每个受害者一百万。”
四个人突然意识到手中拿着记事簿，每人都写下几行字。
过了一会儿，阿瑟重新分辩说我们的索赔理由并不完全站得住脚，天气的影响——暴风雪——是造成死亡的部分原因，随后是关于天气的一通长篇大论，莫迪凯打住话头道：“陪审团成员知道二月份还下雪，二月份仍很冷，二月份有暴风雪。”
在整个会谈中，只要他一提起陪审团，对方总有短暂的沉默。
“他们对庭审怕得要命。”他告诉我。
他对他们说，我们索赔的理由经得起他们的反驳。不管是出于蓄意而为，还是由于严重的疏忽，驱逐住户的行为终归发生了。我们的当事人被迫在二月里流落街头，无处藏身，这是可以预见的后果。他可以向任何地方的陪审团陈述这个极其简单的道理，但对华盛顿的正直的公民来说就更有说服力了。
在索赔上没占到上风，阿瑟转而打出了他们的王牌——我。具体说来就是我从钱斯的办公室窃取文件的行为，而且这种行为是明知故犯。他们的立场很强硬，他们愿意庭外和解，可对我的不道德行为却绝不放过。
“他们要怎样？”我问。
“吊销执照两年。”莫迪凯沉重地说。
我说不出话来。整整两年，没有商量的余地。
“我对他们说他们疯了，”他说，可是语气不如我期待的那样强硬，“绝对办不到。”
我还是无言以对，只是心里不断重复着：两年，两年。
他们在赔偿金额上又交锋了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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