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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死于昨天-第5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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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人、军人、英雄母亲和失业人员。简短地说,一切都很像那么回事。没有冒牌货和招摇撞骗的,所有的医务人员都有文凭。

“在那儿根本无法展开刑事调查,”尤拉说,“基金会是国际性的,是钟爱慈善事业的私人组织,世界各地都有他们这种危机中心,这是私人产业。而深入私人组织,你也知道……所以,对不起,我只能尽力而为了。”

娜斯佳边听边若有所思地用圆珠笔敲打着一张没写字的纸。

“怎么,患者都禁锢在那里了?”她问。

“去你的吧!劳逸结合。有些人住在自己家中,到那儿只是去看心理医师和其他的专家。娜斯佳,那儿确实没有什么不轨行为,也很体面。”

“乍看是这样,”她肯定了他,“因为事实上有的患者为基金会赚到不少钱——他们都是经过专门挑选的,比如乌兰诺夫和我们的塔姬雅娜。调查,接近,然后为他们效劳,这需要有超人的道德凝聚力才不至于被暴露。因为没有什么束缚他们。即使发生了什么事,我们找到了给他们赚大钱的人,也无法证实是蓄意把这些人弄到那儿去的。你懂吗?人在困境中,当没有发生不可挽回的事时,我们伸出援助之手。不是他主动找我们的,我们迈出了相识的第一步,这有什么可耻的?我们见到人的危险处境,为什么眼看着他自杀?应当及时制止,否则我们的活动还有什么意义。并且我们组织的宗旨就是‘防止不幸’。很动听,是吧?我们警察也认为预防犯罪胜于揭露犯罪。是的,患者为他们赚到了钱,但这是他们心甘情愿的——首先是出于感激,其次是怀有基金会的理想,要尽力投入慈善事业,为世界上更多的人得到危机中心的帮助。固若金汤,尤拉,我们找不到任何漏洞。因为我们抓不住要害,找不出某些富裕的人陷入困境是他们基金会或中心故意所为的证据。这些患者的周围尸横遍地,忠实的妻子却被丈夫抛弃了,子女堕落成了罪犯和吸毒者,他们被驱逐出工作岗位,但是这一切,我们发现却和基金会纠缠不清。所以前景暗淡。我们能欺骗乌兰诺夫,把假造的带子偷偷塞进录像机,迫使他讲出——而事实上,报上的文章不是一个人花钱登载的,我们根本不可能找到他们。送给玛格丽特西装的不是卢托夫,而是另外一个人。伊拉的未婚夫又简直是神话人物,斯塔索夫在莫斯科的任何一个银行都找不到他的踪影,即使找到了,又能有什么用?追求漂亮年轻的女性,把心交给她,向她求婚,这难道违法吗?认错人也算犯罪吗?而他与基金会或中心的某个人偶然认识,这也不能构成刑事犯罪。罗列的间接罪证,证明不了什么。法庭对这种刑事案件会用破抹布擦掉。我和你,尤拉,永远也破不了这个案子了。如果,当然喽,偶然性是不会帮我们的忙的,惟一我们掌握的就只有卢托夫了,但我们能出示他的什么罪证呢?和节目主持人乌兰诺夫结识,然后,后者主动来寻求帮助——凭这不能坐牢。以记者的身份出现在塔姬雅娜面前,又能说明什么?他会说,在报上看到许多文章谩骂他喜欢的名作家,就征得中心的同意,在不幸尚未发生时援助她。为什么假冒记者?为什么不呢?他是演员,职业演员,他认为在跟女作家交往时这个职业更容易让人接受——因为他想引起她的注意。他还能怎么和她认识呢?噢,尤拉,当你费尽全力破一件案子,日以继夜地奔忙,‘绞尽脑汁’,直到理清头绪。理清头绪,结果又是一场空,没有确凿证据,一个罪犯也没上钩。假如我们能找到杀死安德烈、邦达连科、尤丽娅、伊涅萨或季姆的杀手,我们就能振作起来,但他们却跟中心有了瓜葛。哪怕抓到一个罪犯也好啊!你笑什么,尤拉?在想美事吧。”

“娜斯佳,你想要我卖给你一个绝妙的主意吗?那么你的梦想会成为现实。”

他有点像开玩笑,但眼神却透着严峻。娜斯佳慢慢把手放在桌上。探讨这个她都觉得可怕,因为了解她的老朋友,老同事,尤拉,能准确无误地猜出她的心思。

“尤拉,不行,”她坚决地说,“快把这个念头打消。”

“你怎么了,娜斯佳?我们会很顺手的,连根毫毛都伤不着。”

“说了,不行。千万要那么做,不然到死我们都不能原谅自己”。

“算了吧,你,”尤拉失望地挥了挥手,“你总是在飞的时候把翅膀折断。你今天脾气很糟,不太讨人喜欢,你去睡一觉,明天我们再谈。”

塔姬雅娜不慌不忙走出妇科诊所,她今天已经是第三次来这了。她步履艰难,小心翼翼地向前挪动,表情忧愁痛苦。坐地铁下车,她又换乘公共汽车。汽车站离家很远,塔姬雅娜慢慢走着,贪婪地呼吸着充满温暖的春天气息的空气。“新区的惟一优势,”她想,“有害气体比莫斯科中心少,虽然也能吸到一些。”快走到商店时,她更放慢了脚步,想是不是要买点东西回家。好像冰箱里满满的,所有必备食品都有。但要是漏掉了什么呢?偏偏又是某种好吃诱人的东西呢?怀孕期间,塔姬雅娜被突如其来的想吃到某种美味的渴望折磨着,一忽儿想吃海带沙拉——虽然过去吃过两次并不觉得可口;一忽儿——就像前不久——馋冰激凌馋得要命,平时她可对它敬而远之。

她走进商店,几乎一下就看到了那个目光善良的记者。现在她记住了他的姓——卢托夫。他正在奶品部买酸奶和布丁。塔姬雅娜决定不跟他打招呼,就停在靠门口的柜台旁。

“塔姬雅娜。”她听到了他的声音。

培姬雅娜回转身,礼貌地笑着。

“您好。您又来看望母亲?”

“是呀。我常在她这过夜。真让人感到惊奇,过去从没在这碰到您。您还好吧?”

“不太好,”她发愁地叹了口气,“健康出了问题。”

“您到底怎么了?”他同情地说,“病情很严重吗?”

“我担心出事。您知道吗?我这样年龄第一次生孩子是很危险的。况且又是超重,心脏不好。医生嘱咐我多加小心,情绪一旦稍有波动就会致命。简而言之,重重厄运降临到了我头上。我这是造了什么孽啊?”

“好了,好了,塔姬雅娜,”卢托夫温柔地安慰她,“别那么说。顺便问一句,您考没考虑我的建议?”

“我……您知道,我不知怎么对这件事不太上心。我身体状况很糟,全部心思又放在孩子身上。对不起,我并不想伤害您。”

“看您说的哪的话,”他友善地微笑着,“您要原谅我才对。您处在这种状况下,我还拿这些无聊的小事来烦您。您大概需要找一个好医生吧?我可以帮忙,我在医院有关系。”

“噢,不,谢谢您,我有这样的医生。但即使他也说对我的心脏无能为力。我得加倍小心,不能闹情绪,不能哭,不能神经质。反正不小心谨慎,就得死掉。”

她迅速掉转身,向出口走去。卢托夫没有追上去。

“我们有个好消息:塔姬雅娜面临着失去孩子的危险。所以我们只需做点手脚,就能促成这件事,神不知鬼不觉。”

“要是那样,就不用费力了,静等事态发展吧。”

“假如没有自然而然发生呢?突然她很顽强地顺利分娩呢?医生说她千万不能激动,发神经,受到惊吓。生活充满了意外,任何时候,任何地点都可能发生意外——惊吓到她或使她心情不好。她的状况会很糟,头晕,心脏病发作。这时就会出现一个带着注射器和药的医生。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任何时间,任何地点。盯住她。”

“好呀,你还指手画脚。头不在,你觉得自己有权了?过两天他回来就会对你发号施令的。”

“那可要好几天,亲爱的,不会太早。既然我现在说了算,你放老实点,照我的命令办,一个钟头后让医生带上药做好准备。至少三个人,三班倒,不能掉以轻心。在塔姬雅娜家附近昼夜监视。她一出门,就寸步不离跟上她。你们要是错过机会,我把你们的脑袋拧下来。”

今天娜斯佳总算在莫斯科自己的住宅过了一夜。公公的病情稳定了,挪到了普通病房,不允许昼夜看护,再说也没这个必要。

娜斯佳觉得房子像废弃没人住的,很陌生,特别是与刚刚修葺一新、窗明几净的斯塔索夫的家相比。“有什么办法,”她想,

“斯塔索夫有两个得力的家庭主妇,而这个家里只有她一个,既懒,工作又得从早忙到晚。可是这并不能算做理由,我确实做得很不像样。”

没有东西做晚饭——她已经一周多没在家住了,什么吃的也没买,而冰箱里剩的,要么过期了,要么能用也不卫生。油,色拉油,柠檬,像通常所说的,熬不了粥。“博士肠”残骸痛苦和孤独地抽搐着,甚至有些发绿,满脸愤懑,怪没人及时吃掉它。惟一可做的就是用凝乳熬养麦粥了。列沙怎么教她的了?好像热水和养麦的比例是二比一,用小火煮。好吧,我来试试看,可不要饿死呀。

把水坐到炉子上,娜斯佳进房里换衣服。她还没来得及脱下羊毛衫,电话铃就急促地响了起来。原来是她的大学女友打来的。她们很少通话,但这些年一直保持着友好的关系。女友列娜嫁给一个出色的律师,但娜斯佳不认识他,也没同他见过面。

“娜斯佳,对不起,我没提前跟你打招呼。我需要你的帮助,”她说,“你还在刑侦处工作吗?”

“还没被赶走,”娜斯佳笑着说,“你遇到什么难题了?”

“我需要找一个人,你能帮忙吗?”

“要着你找他的原因。”娜斯佳谨慎地回答。

她不喜欢这样的请求,因为她知道即使最好的朋友也会以这种方式使你陷入复杂的境地。

“这……不,不是这样。我不想说……”

列娜不吭声了,娜斯佳觉得她好像在哽咽。

“怎么回事,列娜?”她惊慌地问,“你在哭吗?”

“瓦吉克死了。”女友在话筒里痛哭失声。

瓦吉克?这是谁?啊,对了,这是她的丈夫,娜斯佳想起来了。那可真不幸!

“请原谅我,”列娜尽力止住哭泣,继续说,“我不想对你说,一说我就想哭;但不说你又不会明白。”

“没关系,不要道歉。他是怎么死的?”

“汽车……他失事了……车毁人亡。现在,对不起……”

话筒里传来抽泣声,深深的叹气声。

“好了,”列娜已经平静些了,“我好了,从出事,每次都这样,一说到它,就会流泪。怎么能不说呢?给他打来的电话,我能怎么回答呢?说他出去买面包了?好了,别烦你了。总之,这是一场恶梦,但我挺过来了。瓦吉克随身带的材料也一起烧毁了,但家里还有一些。不全,但毕竟还有一些。他在‘戈尔什泰因股东集团’律师事务所工作。他们和国外合作伙伴经常有业务往来,瓦吉克没能办完的案子显然转交给了伙伴。但有些任务他是单独接的,独自完成的,瞒着所里,你懂我的意思吗?”

“我懂。这和你要找的人有什么关系?”

“完成这些任务的酬金很高,因为保密性极高。而我现在手头拮据……我决定做瓦吉克没来得及做完的事。我指的是这些保密的任务。我好歹是个学法律的,干吗不试试呢。于是我钻进他的材料堆,找到一张寻找居住在俄罗斯的继承人的定单。他的确没完成定单。我想借助你的帮助……这没有一点坏处,是吧?”

“是的,”娜斯佳同意她的看法,“一切都很合理。那为什么你断定你丈夫没完成这定单?我和你动用我们全部的聪明才智,找到一大群有关的人,突然却发现这个信息毫无用处,因为瓦吉克已经找到了继承人,并得到了酬金。”

“不会的,我敢肯定。他完成的定单都封好在档案袋里——他是个非常有条理的人,每张纸都放得很整齐。我找到的那些纸张放在档案袋里,是当前要处理的,还没有封。怎么样,娜斯佳?你知道,钱可是很有用的。”

“那当然了,列娜,没有钱太难过了。你说,都有了哪些情报。”

边用肩夹着电话筒,娜斯佳边认真记录女友口述的话,并随时补充一句,她明天应给谁打电话,应去哪,才能尽快找到多年前离开莫斯科的那个人的亲属。

放下话筒,她来到厨房,糟糕地发现做养麦粥的水快烧干了。她重重地吁口气,只好从头再来。往锅里倒上水,这次比上次多,坐在火上,就去洗淋浴了。

任热水起劲地冲洗,她咀嚼着列娜说的话,多么奇怪的人啊!差不多世纪初,还是在革命前,很小的时候就被父母带离了俄罗斯,躲开了布尔什维克的进攻,不想与留在社会主义阵营的亲戚有来往;在西方成了一个大企业家。积攒了大笔财产,九十二岁的高龄就要结束自己短暂的一生时,突然在弥留之际想起儿时的玩伴是同一曾祖的兄弟,是同龄人——他依稀记得好像是同龄人。兄弟留在俄罗斯——因为不赞同亲戚对历史前景的悲观看法,认为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但是据我们所知,一切都还是老样子。九十二岁高龄的加籍俄人德姆科韦茨被儿时兄弟的回忆熬煎着。同时一大群亲戚聚集在他的床榻前,准备瓜分他的遗产。不知为什么他极其厌恶他们,他对所有人直言不讳地说,他想着他们,就遗赠给他们一点点(维持生活必需的最低限度),其余的留给俄罗斯的曾祖兄弟的后代或他自己,如果他死不了的话。当然怀疑警察在其临死时会做出蠢事,但医院没有证实这点,亲戚没有及时出手,结果遗嘱已定好了。不得不履行死者的遗愿。假如俄罗斯继承人在死者死后一年仍没找到,那么所有遗产将留给加拿大的继承人。遗嘱做了这样的规定。并且,明智的德姆科韦茨,预见到寻找兄弟一家的重重阻碍,专门在遗嘱中指出,他的律师找到俄罗斯继承人,就会得到一大笔酬金。老人希望律师把地球翻个遍,不要在太阳下打盹。

这些律师求助列娜的丈夫共同寻找,答应给一笔可观的奖金。如果列娜赚到这笔钱,而几百万美元的好运又落到那个俄罗斯继承人身上,这有什么不好呢?皆大欢喜。当然,除了加拿大的亲戚之外。

沉浸在自己想法里的娜斯佳又忘了熬粥的那点水。突然想起后她吃了一惊,痉挛地用长绒手中搽干身子,披上睡衣,冲进厨房。水早已经开了,但幸好还剩下很多。

她好不容易等到粥熬好。几天没好好吃饭了,娜斯佳美美地喝粥填饱了肚子,钻进被窝,很快就进入了梦乡。

第二天醒来后她有种奇怪的感觉。她一点也记不起都梦见了些什么但却有一种感觉……无法说得清。常见到这句话“她感应到了”。你读到这句话,会觉得是骗傻瓜的神话故事,可现在娜斯佳觉得这却在她身上应验了。她感应到了。

这她连想都不敢想。

“没有的事。”洗漱时,她使自己确信。

“这不可能。”她想。她手里拿着颤动着的、发出震耳嗡嗡声的咖啡磨。

“这是我的幻觉。”她往咖啡磨里加着水。

“这是偶然,仅仅是一种巧合。”把香啧啧的咖啡倒人了陶瓷杯子。

“命运不会送来这么好的礼物,这简直太容易了。”吞下两口热乎乎的咖啡,她无精打采的身体为之一振。

“应当得到命运的赏赐。而我却没得到过。”吸完早起的第一支烟,她舒服地使劲伸了第一个懒腰。

“我干吗这么苦恼呀?”她大声地说,从自己的声音里她感到了信心,“应当先检验再确定。就这么办。”

伊拉已经忧伤两天了,房间里再也听不见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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