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死于昨天-第5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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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人、军人、英雄母亲和失业人员。简短地说，一切都很像那么回事。没有冒牌货和招摇撞骗的，所有的医务人员都有文凭。

“在那儿根本无法展开刑事调查，”尤拉说，“基金会是国际性的，是钟爱慈善事业的私人组织，世界各地都有他们这种危机中心，这是私人产业。而深入私人组织，你也知道……所以，对不起，我只能尽力而为了。”

娜斯佳边听边若有所思地用圆珠笔敲打着一张没写字的纸。

“怎么，患者都禁锢在那里了？”她问。

“去你的吧！劳逸结合。有些人住在自己家中，到那儿只是去看心理医师和其他的专家。娜斯佳，那儿确实没有什么不轨行为，也很体面。”

“乍看是这样，”她肯定了他，“因为事实上有的患者为基金会赚到不少钱——他们都是经过专门挑选的，比如乌兰诺夫和我们的塔姬雅娜。调查，接近，然后为他们效劳，这需要有超人的道德凝聚力才不至于被暴露。因为没有什么束缚他们。即使发生了什么事，我们找到了给他们赚大钱的人，也无法证实是蓄意把这些人弄到那儿去的。你懂吗？人在困境中，当没有发生不可挽回的事时，我们伸出援助之手。不是他主动找我们的，我们迈出了相识的第一步，这有什么可耻的？我们见到人的危险处境，为什么眼看着他自杀？应当及时制止，否则我们的活动还有什么意义。并且我们组织的宗旨就是‘防止不幸’。很动听，是吧？我们警察也认为预防犯罪胜于揭露犯罪。是的，患者为他们赚到了钱，但这是他们心甘情愿的——首先是出于感激，其次是怀有基金会的理想，要尽力投入慈善事业，为世界上更多的人得到危机中心的帮助。固若金汤，尤拉，我们找不到任何漏洞。因为我们抓不住要害，找不出某些富裕的人陷入困境是他们基金会或中心故意所为的证据。这些患者的周围尸横遍地，忠实的妻子却被丈夫抛弃了，子女堕落成了罪犯和吸毒者，他们被驱逐出工作岗位，但是这一切，我们发现却和基金会纠缠不清。所以前景暗淡。我们能欺骗乌兰诺夫，把假造的带子偷偷塞进录像机，迫使他讲出——而事实上，报上的文章不是一个人花钱登载的，我们根本不可能找到他们。送给玛格丽特西装的不是卢托夫，而是另外一个人。伊拉的未婚夫又简直是神话人物，斯塔索夫在莫斯科的任何一个银行都找不到他的踪影，即使找到了，又能有什么用？追求漂亮年轻的女性，把心交给她，向她求婚，这难道违法吗？认错人也算犯罪吗？而他与基金会或中心的某个人偶然认识，这也不能构成刑事犯罪。罗列的间接罪证，证明不了什么。法庭对这种刑事案件会用破抹布擦掉。我和你，尤拉，永远也破不了这个案子了。如果，当然喽，偶然性是不会帮我们的忙的，惟一我们掌握的就只有卢托夫了，但我们能出示他的什么罪证呢？和节目主持人乌兰诺夫结识，然后，后者主动来寻求帮助——凭这不能坐牢。以记者的身份出现在塔姬雅娜面前，又能说明什么？他会说，在报上看到许多文章谩骂他喜欢的名作家，就征得中心的同意，在不幸尚未发生时援助她。为什么假冒记者？为什么不呢？他是演员，职业演员，他认为在跟女作家交往时这个职业更容易让人接受——因为他想引起她的注意。他还能怎么和她认识呢？噢，尤拉，当你费尽全力破一件案子，日以继夜地奔忙，‘绞尽脑汁’，直到理清头绪。理清头绪，结果又是一场空，没有确凿证据，一个罪犯也没上钩。假如我们能找到杀死安德烈、邦达连科、尤丽娅、伊涅萨或季姆的杀手，我们就能振作起来，但他们却跟中心有了瓜葛。哪怕抓到一个罪犯也好啊！你笑什么，尤拉？在想美事吧。”

“娜斯佳，你想要我卖给你一个绝妙的主意吗？那么你的梦想会成为现实。”

他有点像开玩笑，但眼神却透着严峻。娜斯佳慢慢把手放在桌上。探讨这个她都觉得可怕，因为了解她的老朋友，老同事，尤拉，能准确无误地猜出她的心思。

“尤拉，不行，”她坚决地说，“快把这个念头打消。”

“你怎么了，娜斯佳？我们会很顺手的，连根毫毛都伤不着。”

“说了，不行。千万要那么做，不然到死我们都不能原谅自己”。

“算了吧，你，”尤拉失望地挥了挥手，“你总是在飞的时候把翅膀折断。你今天脾气很糟，不太讨人喜欢，你去睡一觉，明天我们再谈。”

塔姬雅娜不慌不忙走出妇科诊所，她今天已经是第三次来这了。她步履艰难，小心翼翼地向前挪动，表情忧愁痛苦。坐地铁下车，她又换乘公共汽车。汽车站离家很远，塔姬雅娜慢慢走着，贪婪地呼吸着充满温暖的春天气息的空气。“新区的惟一优势，”她想，“有害气体比莫斯科中心少，虽然也能吸到一些。”快走到商店时，她更放慢了脚步，想是不是要买点东西回家。好像冰箱里满满的，所有必备食品都有。但要是漏掉了什么呢？偏偏又是某种好吃诱人的东西呢？怀孕期间，塔姬雅娜被突如其来的想吃到某种美味的渴望折磨着，一忽儿想吃海带沙拉——虽然过去吃过两次并不觉得可口；一忽儿——就像前不久——馋冰激凌馋得要命，平时她可对它敬而远之。

她走进商店，几乎一下就看到了那个目光善良的记者。现在她记住了他的姓——卢托夫。他正在奶品部买酸奶和布丁。塔姬雅娜决定不跟他打招呼，就停在靠门口的柜台旁。

“塔姬雅娜。”她听到了他的声音。

培姬雅娜回转身，礼貌地笑着。

“您好。您又来看望母亲？”

“是呀。我常在她这过夜。真让人感到惊奇，过去从没在这碰到您。您还好吧？”

“不太好，”她发愁地叹了口气，“健康出了问题。”

“您到底怎么了？”他同情地说，“病情很严重吗？”

“我担心出事。您知道吗？我这样年龄第一次生孩子是很危险的。况且又是超重，心脏不好。医生嘱咐我多加小心，情绪一旦稍有波动就会致命。简而言之，重重厄运降临到了我头上。我这是造了什么孽啊？”

“好了，好了，塔姬雅娜，”卢托夫温柔地安慰她，“别那么说。顺便问一句，您考没考虑我的建议？”

“我……您知道，我不知怎么对这件事不太上心。我身体状况很糟，全部心思又放在孩子身上。对不起，我并不想伤害您。”

“看您说的哪的话，”他友善地微笑着，“您要原谅我才对。您处在这种状况下，我还拿这些无聊的小事来烦您。您大概需要找一个好医生吧？我可以帮忙，我在医院有关系。”

“噢，不，谢谢您，我有这样的医生。但即使他也说对我的心脏无能为力。我得加倍小心，不能闹情绪，不能哭，不能神经质。反正不小心谨慎，就得死掉。”

她迅速掉转身，向出口走去。卢托夫没有追上去。

“我们有个好消息：塔姬雅娜面临着失去孩子的危险。所以我们只需做点手脚，就能促成这件事，神不知鬼不觉。”

“要是那样，就不用费力了，静等事态发展吧。”

“假如没有自然而然发生呢？突然她很顽强地顺利分娩呢？医生说她千万不能激动，发神经，受到惊吓。生活充满了意外，任何时候，任何地点都可能发生意外——惊吓到她或使她心情不好。她的状况会很糟，头晕，心脏病发作。这时就会出现一个带着注射器和药的医生。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任何时间，任何地点。盯住她。”

“好呀，你还指手画脚。头不在，你觉得自己有权了？过两天他回来就会对你发号施令的。”

“那可要好几天，亲爱的，不会太早。既然我现在说了算，你放老实点，照我的命令办，一个钟头后让医生带上药做好准备。至少三个人，三班倒，不能掉以轻心。在塔姬雅娜家附近昼夜监视。她一出门，就寸步不离跟上她。你们要是错过机会，我把你们的脑袋拧下来。”

今天娜斯佳总算在莫斯科自己的住宅过了一夜。公公的病情稳定了，挪到了普通病房，不允许昼夜看护，再说也没这个必要。

娜斯佳觉得房子像废弃没人住的，很陌生，特别是与刚刚修葺一新、窗明几净的斯塔索夫的家相比。“有什么办法，”她想，

“斯塔索夫有两个得力的家庭主妇，而这个家里只有她一个，既懒，工作又得从早忙到晚。可是这并不能算做理由，我确实做得很不像样。”

没有东西做晚饭——她已经一周多没在家住了，什么吃的也没买，而冰箱里剩的，要么过期了，要么能用也不卫生。油，色拉油，柠檬，像通常所说的，熬不了粥。“博士肠”残骸痛苦和孤独地抽搐着，甚至有些发绿，满脸愤懑，怪没人及时吃掉它。惟一可做的就是用凝乳熬养麦粥了。列沙怎么教她的了？好像热水和养麦的比例是二比一，用小火煮。好吧，我来试试看，可不要饿死呀。

把水坐到炉子上，娜斯佳进房里换衣服。她还没来得及脱下羊毛衫，电话铃就急促地响了起来。原来是她的大学女友打来的。她们很少通话，但这些年一直保持着友好的关系。女友列娜嫁给一个出色的律师，但娜斯佳不认识他，也没同他见过面。

“娜斯佳，对不起，我没提前跟你打招呼。我需要你的帮助，”她说，“你还在刑侦处工作吗？”

“还没被赶走，”娜斯佳笑着说，“你遇到什么难题了？”

“我需要找一个人，你能帮忙吗？”

“要着你找他的原因。”娜斯佳谨慎地回答。

她不喜欢这样的请求，因为她知道即使最好的朋友也会以这种方式使你陷入复杂的境地。

“这……不，不是这样。我不想说……”

列娜不吭声了，娜斯佳觉得她好像在哽咽。

“怎么回事，列娜？”她惊慌地问，“你在哭吗？”

“瓦吉克死了。”女友在话筒里痛哭失声。

瓦吉克？这是谁？啊，对了，这是她的丈夫，娜斯佳想起来了。那可真不幸！

“请原谅我，”列娜尽力止住哭泣，继续说，“我不想对你说，一说我就想哭；但不说你又不会明白。”

“没关系，不要道歉。他是怎么死的？”

“汽车……他失事了……车毁人亡。现在，对不起……”

话筒里传来抽泣声，深深的叹气声。

“好了，”列娜已经平静些了，“我好了，从出事，每次都这样，一说到它，就会流泪。怎么能不说呢？给他打来的电话，我能怎么回答呢？说他出去买面包了？好了，别烦你了。总之，这是一场恶梦，但我挺过来了。瓦吉克随身带的材料也一起烧毁了，但家里还有一些。不全，但毕竟还有一些。他在‘戈尔什泰因股东集团’律师事务所工作。他们和国外合作伙伴经常有业务往来，瓦吉克没能办完的案子显然转交给了伙伴。但有些任务他是单独接的，独自完成的，瞒着所里，你懂我的意思吗？”

“我懂。这和你要找的人有什么关系？”

“完成这些任务的酬金很高，因为保密性极高。而我现在手头拮据……我决定做瓦吉克没来得及做完的事。我指的是这些保密的任务。我好歹是个学法律的，干吗不试试呢。于是我钻进他的材料堆，找到一张寻找居住在俄罗斯的继承人的定单。他的确没完成定单。我想借助你的帮助……这没有一点坏处，是吧？”

“是的，”娜斯佳同意她的看法，“一切都很合理。那为什么你断定你丈夫没完成这定单？我和你动用我们全部的聪明才智，找到一大群有关的人，突然却发现这个信息毫无用处，因为瓦吉克已经找到了继承人，并得到了酬金。”

“不会的，我敢肯定。他完成的定单都封好在档案袋里——他是个非常有条理的人，每张纸都放得很整齐。我找到的那些纸张放在档案袋里，是当前要处理的，还没有封。怎么样，娜斯佳？你知道，钱可是很有用的。”

“那当然了，列娜，没有钱太难过了。你说，都有了哪些情报。”

边用肩夹着电话筒，娜斯佳边认真记录女友口述的话，并随时补充一句，她明天应给谁打电话，应去哪，才能尽快找到多年前离开莫斯科的那个人的亲属。

放下话筒，她来到厨房，糟糕地发现做养麦粥的水快烧干了。她重重地吁口气，只好从头再来。往锅里倒上水，这次比上次多，坐在火上，就去洗淋浴了。

任热水起劲地冲洗，她咀嚼着列娜说的话，多么奇怪的人啊！差不多世纪初，还是在革命前，很小的时候就被父母带离了俄罗斯，躲开了布尔什维克的进攻，不想与留在社会主义阵营的亲戚有来往；在西方成了一个大企业家。积攒了大笔财产，九十二岁的高龄就要结束自己短暂的一生时，突然在弥留之际想起儿时的玩伴是同一曾祖的兄弟，是同龄人——他依稀记得好像是同龄人。兄弟留在俄罗斯——因为不赞同亲戚对历史前景的悲观看法，认为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但是据我们所知，一切都还是老样子。九十二岁高龄的加籍俄人德姆科韦茨被儿时兄弟的回忆熬煎着。同时一大群亲戚聚集在他的床榻前，准备瓜分他的遗产。不知为什么他极其厌恶他们，他对所有人直言不讳地说，他想着他们，就遗赠给他们一点点（维持生活必需的最低限度），其余的留给俄罗斯的曾祖兄弟的后代或他自己，如果他死不了的话。当然怀疑警察在其临死时会做出蠢事，但医院没有证实这点，亲戚没有及时出手，结果遗嘱已定好了。不得不履行死者的遗愿。假如俄罗斯继承人在死者死后一年仍没找到，那么所有遗产将留给加拿大的继承人。遗嘱做了这样的规定。并且，明智的德姆科韦茨，预见到寻找兄弟一家的重重阻碍，专门在遗嘱中指出，他的律师找到俄罗斯继承人，就会得到一大笔酬金。老人希望律师把地球翻个遍，不要在太阳下打盹。

这些律师求助列娜的丈夫共同寻找，答应给一笔可观的奖金。如果列娜赚到这笔钱，而几百万美元的好运又落到那个俄罗斯继承人身上，这有什么不好呢？皆大欢喜。当然，除了加拿大的亲戚之外。

沉浸在自己想法里的娜斯佳又忘了熬粥的那点水。突然想起后她吃了一惊，痉挛地用长绒手中搽干身子，披上睡衣，冲进厨房。水早已经开了，但幸好还剩下很多。

她好不容易等到粥熬好。几天没好好吃饭了，娜斯佳美美地喝粥填饱了肚子，钻进被窝，很快就进入了梦乡。

第二天醒来后她有种奇怪的感觉。她一点也记不起都梦见了些什么但却有一种感觉……无法说得清。常见到这句话“她感应到了”。你读到这句话，会觉得是骗傻瓜的神话故事，可现在娜斯佳觉得这却在她身上应验了。她感应到了。

这她连想都不敢想。

“没有的事。”洗漱时，她使自己确信。

“这不可能。”她想。她手里拿着颤动着的、发出震耳嗡嗡声的咖啡磨。

“这是我的幻觉。”她往咖啡磨里加着水。

“这是偶然，仅仅是一种巧合。”把香啧啧的咖啡倒人了陶瓷杯子。

“命运不会送来这么好的礼物，这简直太容易了。”吞下两口热乎乎的咖啡，她无精打采的身体为之一振。

“应当得到命运的赏赐。而我却没得到过。”吸完早起的第一支烟，她舒服地使劲伸了第一个懒腰。

“我干吗这么苦恼呀？”她大声地说，从自己的声音里她感到了信心，“应当先检验再确定。就这么办。”

伊拉已经忧伤两天了，房间里再也听不见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