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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死于昨天-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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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吧,”他冷淡地说,“您喜欢运动吗?”

“我?”娜斯佳吃惊地瞥了乌兰诺夫一眼,“不,您怎么想起问这个?”

“没什么,我见您的旅游鞋好漂亮呀,看得出是精心挑选的,十分贵重,可不是随便弄到的。一个现代警察买得起这玩艺儿吗?”

“瞧您说的,这是丈夫从美国带来的,是给我的礼物。要是我才不会买这东西呢,这玩艺儿对我来说的确太贵了。”

她不光是不会买这么“扎眼”的旅游鞋,而且,连穿都不会穿的——如果不是被逼无奈的话。娜斯佳喜欢穿廉价而又舒适的衣服,不要什么名牌,只要能不妨碍运动,可是或许只有她的一双脚,是她全身最弱的部位。她的脚每到傍晚,尤其是热天,就会肿胀,而要是穿着带有精致鞋带和高跟的皮鞋过一天,那对她更会是一种折磨,所以,为了身体的舒适,她不得不像人们常说的那样,违反常规。她坚决不穿阿列克赛给她带来的旅游鞋,理由是它们贵得太扎眼,总是固执地只穿运动鞋。这双运动鞋是她亲手挑选的,十分舒适,而且,最重要的是,她已经穿惯了,况且,它不会令任何人感到扎眼。可遗憾的是,任何东西都有其极限,而她喜欢的这双鞋也难逃劫运。前天,这双鞋穿帮了,而且,要穿帮就一块儿穿帮,破得不能再穿了。那双鞋经受不住每天每日的蹚水而行,而在四月份下过大量的雨加雪之后,这样的积水到处都是。娜斯佳沮丧了半小时后,不得不叹口气,从衣橱里拿出装新旅游鞋的红蓝色的纸盒。

但是,乌兰诺夫先生有点不大愿意继续讨论其两位同事被杀的原因。在他看来旅游鞋倒是个相当有趣的话题,抑或是更加安全的话题?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他兴许马上会把话题转到娜斯佳丈夫身上的。

“您丈夫是商人?”他问。

她竭力压制住笑意。

“不,是个学者。出国讲学去了。”

“讲政治学?”

“讲数学。”

“真的?我还以为外国人之所以看重俄国学者仅仅是为了政治学和经济学。俄国学者到国外,只会讲为什么我国的改革只会空转,讲从发达的社会主义过渡到不发达的资本主义有多么艰难。”

娜斯佳再也憋不住,索性哈哈大笑起来。而乌兰诺夫甚至连一丝笑容也没有,他的表情仍然阴沉沉的,还有些心不在焉,似乎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但他故意继续谈话,以便不至于显得忧心忡忡。那么,乌兰诺夫先生,您究竟在为什么而忧心忡忡呢?莫不是在为维克多·安德烈耶夫和奥克桑娜·邦达连科的死而忧虑吗?啊,是的,如若不然,那您肯定会心境怡然地继续讨论发生在他们身上的那件事的。那么,使您忧心的究竟是什么呢?

我不急着赶路,可我们终于还是开到娜斯佳的家了。遗憾的是,任何道路都有终点,不知为什么我想起了在新闻系读大四时,在冬天坐车去赶考的事,那时我患了考试恐惧症。那天天气奇冷,电车吃力地行驶在赫尔岑大街上,我坐在电车后门口,执著地凝视着玻璃上冰霜结成的花纹,在幻想这辆车也许会永远驶下去,而我就永远也不必走到街上,跨入大学教学楼进教室,拿考卷,回答考官的提问了。顺便说说,那一次,我的预感并未欺骗我,我真的只得了三分,那是我在大学整整五年当中得的第一个、也是惟一个三分。甚至就连记分册上那五光十色的全优评语也未能拯救我。

随着门啪嗒一声,娜斯佳走进了单元门,而我又形单影只了。谢天谢地,我总算把她给送到家了。一路上我没有察觉任何汽车曾尾随我们从农庄广场直到谢尔科夫路,尽管这一路上我对身后的汽车加倍留意。在家里,正如我已经说过的,我不会受到任何威胁,而且,在我家附近,亦复如此。维卡未必会同意那帮人把我在她住处的附近给干掉。尽管这一点无从得知……在我与她共同度过的所有岁月中,我都天真地相信自己是了解妻子的,可如今我不得不对这一点表示怀疑。

又过了50分钟后,我走进了家门。此前我已在这套房里住了六年,它在我的一生中不能算是最糟的房子。天呐,仅仅在几天之前,一切的一切还曾是那么美妙,我和维卡出门选购英式餐具,计划如何庆祝她的生日,憧憬九月份到地中海旅游。我们总算从暗无天日的赤贫中摆脱出来了,它使我们整个青年时代蒙上了阴影。我们在一切方面克制自己,为了买房而积攒每一枚戈比,咬紧牙关忍受我那发了疯的,酷爱折磨维卡的,想要做我们这套小小的、年久失修的住房之全权女主人的我的母亲。我们憧憬有自己的住房,我们推迟要孩子,直到最后,我们终于努了最后一把力,借了一部分钱,给自己买了住房。这套住房的到手令我们多么欢欣啊!最初一段时间我们睡在地板上,从同一只碟子里吃饭,慢慢地,随着每一笔工资,每一笔酬金,我们逐渐添置了家具、餐具、毛巾被和床单。两年前,我们的爱巢终于建成了,在花钱上我们的自由度大多了,我们买了一部车,穿上了讲究的衣服。今天,我可以满怀信心地妄自尊大,我们的所有痛苦都已经结束了,我们从长期债务中解脱出来了,如今,我们已经开始过上了人所应有的生活。

可突然间却发现,维卡对这一切并不满意。我成了她的障碍,而她的愿望就是我根本不存在。既然如此那为什么不离婚呢?这要简单合算得多。可她并不愿离婚。也罢,我理解她。一旦离婚就得分割财产——从住房到英式餐具中的每一只碗。她不愿分割,她清楚地记得,所有这一切是多么来之不易啊。她想一步到位。或许每天晚上她得怀着惊恐听着我开门的响声。我又回来了,那帮人没把我给干掉。可怜的人……或许她都等累了吧。

“萨沙?”屋里传来了她的声音,“怎么回得这么晚?”

她穿着睡衣来到门厅,也许,她已准备上床就寝了。她走到我身边,习惯地把脸贴上来要吻我,而我也同样习惯地俯身吻了她。她身上的香水味令人不快地刺激着我的鼻膜。洗澡之后洒香水,。电子书这是多么愚蠢的习惯啊!见鬼,要知道这可是我一直都喜欢的呀。是的,从前我喜欢这样,从前我喜欢她身上的香水味儿,而我们的床上也洋溢着这种香水的气息。

“萨沙,出什么事儿了?”她担心地问道,“电话一晚上响个不停,都在问今天演播的事。”

“没什么。”我无法压制自己的怒气,或许我的话说得太严厉了点儿。

“可人们都说,这事是不可思议的!可惜我没看见,演播时我正在回家路上。你倒是给我说清楚,究竟出了什么事。”

“没什么了不得的。你别管了,只不过是因为今天被迫搞直播,而且嘉宾的样子也不太雅观罢了。如此而已。”

她斜着眼看了我一眼,恼恨得掉头就走。或许她生气了。当然是的,从前我可从未用这么冷淡的口气和她说话。而且一般说来,凡是与我和她的工作有关的问题,我们总会热烈而又关切地讨论一番的。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就是今天,无论有过什么不愉快,我也愿意和维卡交流与电影制片人谈话中的每个详情细节的,可我明白她要听的不是这些。而她的生气纯粹是装出来的。她其实一点儿都不气。无论在我的演播室发生什么,她都应绝对保持无动于衷。她如今只对一件事感兴趣:还需要多久,她雇的那个杀手才能令她摆脱我那令她感到压抑的在场。

老实说,我对这个问题也很感兴趣。当然啦,我的兴趣与她的在色彩上略有差异,但我同样也感兴趣。

………………………………………………

 

在对付由窃贼闯入这一事实而引起的精神负担方面,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戈托夫齐茨觉得相对而言比较容易。未丢失任何物品——谢天谢地。门上的锁被撬坏了这不假,可这用不了多久就能修好。可是,她越是观察丈夫,心里便越是忐忑不安。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戈托夫齐茨——开业的心理分析医师、医学博士——对未遂盗窃案的反应,要按妻子的观点看,明显不适当。他神经紧张、惊恐异常、不加掩饰,从而使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心里不光惊慌,而且还产生了怀疑。这疑心远非那么令人愉快。她所得出的结论是,鲍里斯一定有一些家庭预算外的财物丢失了,可他既不敢对警察,也不敢对她本人说。

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一直努力做一位诚实的纳税人,她可不愿以此而给自己招惹什么不愉快,因此,她亲自掌管家庭所有的财务,并亲自关注诸如及时向当地税务局交税单的事。她想睡得安稳。作为一个大商人的女儿,她在童年时代度过的不眠之夜真是大多大多了。她父亲的诡计终于破产,而通向监狱囚室的道路,又被一个绳套打断了——她父亲在即将被捕的前夜,把它套在自己的脖子上了。十四岁的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就是在那时,暗暗发誓今后在自己的一生中,绝不能允许任何有碍平静生活的事情发生。众所周知,一个人不可能选择自己的父母,但自己的生活却可以由自己来安排。

早在丈夫鲍里斯刚开始着手私人行医时,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就立刻开诚布公地说:“你要是不对我发誓从今以后我们诚实做人的话,我立马就走,和你离婚,”她决绝地说,“这样的恐惧我早在小时候就已受够了,那时每一声风吹草动,都能使父母从床上蹦起来。我再也受不了这一套了。”

她觉得她的话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听懂了,至少,他们以后再没有谈起过这个话题。当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承担起监督财务和与税务部门打交道的职责时,丈夫并没有提出异议,这使得她相信他没有向她隐瞒什么事。难道他到底还是把部分收入隐瞒起来了吗?他会不会参与了某种可疑的交易,而把这笔收入作为“启动资金”投入商务运转中。而如果他参与的并非什么可疑的,而是犯罪的交易呢?喏,这不,那些打日工的这会儿不是正和鲍里斯分赃吗?对丈夫的惊恐不安和神经过敏,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想不出任何其他解释。况且,她力图弄清情况的所有尝试都毫无结果。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在不做咨询的业余时间里,总是久久地坐在自己的办公室,系统整理书籍和文件,像是在寻找什么,而对妻子的提问则含糊地咕哝了句什么。

“鲍里亚,你可要老实告诉我,你有什么东西不见了?”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每天都会这样问他。

“什么都没丢,”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心神不安地说,“可使人害怕的恰恰在于什么都没丢。”

“你的话我不信。如果你什么都没丢的话,你急什么?你一直在找什么?你总是什么东西找不到了,才会以为人家偷走的正是这件东西吧?”她套问道。

“我能找什么东西!”丈夫发了火,“你让我安静一会儿吧。”

“你是不是有一笔钱瞒着我?你为什么要对我隐瞒呢?我们不是已经讲好,鲍里斯……”

“我什么钱也没有!这样的话你要让我重复多少次才是个够呀?没有就是没有。”

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生气地闭了嘴,进了卧室,可是,过了一会儿,委屈之情就被担心所取代了。要知道只要你略一分析,那么一切是再简单不过了:家里有钱,只要你愿意,这不难找到,可钱却没被人动过。家里也有珠宝,同样完好无损,放在原地,既然如此那究竟是什么把贼给招来的?答案很明显:吸引他们的根本就是另外一笔钱,也许其数目远比这要大得多,且来历不明。而且,这些罪犯都知道这笔钱是单独存放的,而且还知道存放在哪儿。由此能得出什么结论呢?结论就是: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瞒着妻子在暗中从事某种肮脏的金钱交易,而在这件事上,说轻一点儿,他有消息灵通的帮手;而说得重一点儿,是有一伙帮凶。在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稳定而又安逸的生活中,光有这个就够了!她在中学时代受到的精神折磨还少吗?莫非如今还得为丈夫做下的蠢事而恐惧得发抖吗?

但这还不是最糟糕的。问题不在这儿。当年,许多年以前,她完全还是个孩子,无论她的父亲做出什么坏事,多大的责任也无需她来承担。如今情况不同。万一查出来,鲍里斯在与国家的金钱关系方面不干净,她也脱不了干系。谁会相信她一无所知,什么都没参与了呢?无怪乎人们都说:丈夫和老婆原为一体。而假如闹出丑闻,那么她,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也洗不清。她,一个税务纪律的热情斗士;她,女议员戈托夫齐茨,以无情揭露贪污受贿的政客闻名的女记者戈托夫齐茨,也说不清。拜拜了吧,名望!可这一切鲍里斯怎么就不明白呢?要知道我跟他说过多少次,又是祈求又是央告的……

于是,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做起了以前从未允许自己做过的事。当丈夫在电话里跟人谈话时,她摘下并联机的听筒偷听他们的谈话。她在他的口袋和办公室书桌上的抽屉里翻找东西。当丈夫接待顾客时,她躲在门后偷听。当然,所有这些人都是来咨询的,可万一里面混进一个那样的家伙呢?这些事下流到了令人恶心的地步,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在长达三十六年的婚姻生活中,一次也没有做过这样的事,她认为这种事太可耻,是一个尊重自己的人所不屑于做的。可她太想了解真相了。而丈夫对她,这一点显而易见,并没有说真话。

娜斯佳那位于彼得罗夫卡的办公室,已经热得够呛,窗户洞开,街上汽车刹车时发出的疯狂尖叫声迫使她向窗外望了一眼。还好,谢天谢地,不是出车祸。不过是伊戈尔·列斯尼科夫,“啪”的一声怒气冲冲地甩上他那辆亮光闪闪的德国巴伐利亚新型车车门,疾步走进楼里。还没过3分钟,他就闯进了娜斯佳的办公室。

“到底是我对啦!”他不知为何得意洋洋地长出了一口气。

娜斯佳莫名其妙地望着他。

“这对我也算新闻。你总是对的。这次是怎么回事?”

“你还记得我跟你讲过的心理分析医生家里发生偷盗的事吗?准确地说,是发生了撬窃案,可什么东西也没丢失。”

“记得。”她点点头。

“那你肯定还记得,我早在那时就跟你说过,我觉得这位医师有些不大对劲儿?”

“我也记得。他今儿个又犯什么事了?”

“这我暂时还不知道。可是,现在又有了他老婆的尸体。还没凉呢。”

“干得漂亮,”娜斯佳伸展身体,仰在椅背上,舒展着由于久坐在文件桌前变得酸麻的肩膀说,“可为什么这么大的喜事不向区里报,而要给我们报呢?”

“因为被吓得惊恐万状的心理分析医师的妻子不是别人,乃是国家杜马的议员。这就是实情,可爱的娜斯塔霞。你就等着阳光明媚的好天气和一大堆愉快的工作吧。”

“去你的,”娜斯佳沮丧地一挥手,“议员凶杀案,这不是我的专业。找我办的最好是与生命、爱情和世仇之类有关的。这我会。对政治我反正是一窍不通。”

列斯尼科夫狡猾地一笑。

“正如一位曾经为我填写毕业证的教授说的:没文化,这不成其为理由。你别指望科洛布克会饶过你,他才不会在意你对政治和经济的病态仇恨呢。”

“那倒也是,”娜斯佳听天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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