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传-第8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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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１９４９年４月１４日离开大陆时，在太平洋一只船上，为《陈独秀的最　后论文和书信》一书写了“序言”，竭力吹捧陈独秀的这些“独立思想”“实　
在是他大觉大悟的见解”，并将该书书名改为《陈独秀最后对于民主政治的　见解（论文和书信）》①。直到１９７７年５月，台湾《传记文学》杂志社　
召开的“陈独秀先生座谈会”，还吹捧陈独秀的“最后民主见解”，建议“编
印更完备的陈氏的‘最后见解’，并译成外文，广为流传（包括空投或邮寄　共党统治区），使国人与世人认识这位曾是共产党领袖的中国知识分子怎样　
经过沉思熟虑的痛苦经验，彻底否定了所谓无产阶级专政的共产制度。”②　这自然是痴人说梦，但也说明了陈的“最后见解”的客观效果有不好的一面。　
陈独秀的这些最后见解，当时主要表现在他与几个托派头目及郑学稼等　人的通信中，没有多少人知晓。只有《战后世界大势之轮廓》一文，登载在
１９４２年３月２１日的重庆《大公报》上（距他逝世前才两个月），该文　大肆散布悲观论调，认为战争结果德日胜利可能性“最大”，若此，“中国必　
然沦为殖民地”；若美国胜利，中国也只能恢复半殖民地地位。
文章还攻击苏联的内外政策，给正在艰苦进行的国内外反法西斯战争大　泼冷水，因此，该文一发表立即引起强烈反响。国民党认为其有碍对苏外交，　
在得知成都《新新新闻》也想刊登此文时，由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战时新闻检　查局主任委员潘①②《传记文学》编者：《关于“陈独秀先生座谈会”的几　
句话》，该杂志第３０卷第５期。
广州自由中国出版社１９４９年６月出版。　某署名拟文，指责陈文“内容乖谬，违反抗建国策”，指令中央图书杂
志审查委员会“查处检扣”①。《大公报》本来还要登陈文的续篇《再论世　界大势》，即被禁止，开了天窗。于是陈文被禁的消息不胫而走，流传开来。　
江津县国民党县党部立即对陈独秀组织围攻，并特地召开一个大会，请来外　省的一位老牌国民党员上台讲话，“大骂仲甫是反革命”。对此，陈独秀十分　气恼。
中国共产党对陈独秀的政治见解也持否定态度。早在德国希特勒发动侵　苏战争的第二天，即１９４１年６月２３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　
指示中就指出：侵苏战争“不仅是反对苏联的，而且是反对一切民族的自由　和独立的”。所以，“目前共产党人在全世界的任务是动员各国人民组织国际　
统一战线，为着反对法西斯而斗争，为着·保·卫·苏·联、·保·卫·中·国、
（一）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国共合作，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　即用此以援助苏联。
（二）对于大资产阶级中的反动分子的任何反苏反共的活动，必须坚决　反抗。
（三）在外交上，同英美及其他国家一切反对德意日法西斯统治者的人　们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②①②《关于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
《毛泽东选集》第７６４页。　军事委员会战时新闻检查局公函第８４３２号。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
会公函第１１６３号。　陈独秀这时的思想是违背这些方针的。虽然他站在“英美”一边与第三
条似乎相似，但陈的目标是打倒“德苏”，实质也是不同的。至于中国抗战　前途，毛泽东指出是“建设新民主主义的中国，也就是革命的三民主义的中　
国”。这个前景，在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已经实现，而且在全中国也　必将实现。“我们应发扬八路军新四军的战绩，反对一切失败主义者和投降　
主义者。”①这又是与陈独秀认为中国前途不是殖民地便是半殖民地的观点　相对立的。但是，鉴于陈独秀不是一般人物，他在抗战初期表示的瑕多瑜少　
的政治主张已经对时局发生过不良的影响，再加上“日特汉奸”事件促使他　产生了对中国共产党更加对立的情绪等原因，中共领导，特别是周恩来，在
执行上述方针时，曾通过周钦岳、朱蕴山、邓仲纯等友好人士，对陈独秀做　工作，希望他入川后“不要活动，不要发表演说，不要发表文章”②。可是，　
这位“老先生”真是本性难移，总要顽强地表现自己；尽管他自己也明白，　他的意见不要说“曲高和寡”，简直没有一个人赞同他，他还是那样“孤芳　
自赏”，不顾后果地发表自己的政治见解。
为了消除陈独秀在《大公报》上那篇文章的不良影响，中共中央机关报
《解放日报》发表了一篇署名文章③，指出陈文的“主旨是在否认苏联社会　主义，否认中国三民主义，否认①②③李心清：《斥陈独秀的投降主义理论》，
《解放日报》１９４２年５月８日。　朱蕴山：《关于陈独秀的几点回忆》；《周钦岳谈陈独秀》。
《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揭破远东幕尼黑的阴谋》，同上书，　第全世界的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否认反法西斯阵线的存在和力量，否认战　
后世界的任何光明前途。”这确是点出了陈文的要害。尤其是陈认为战争是　两个帝国主义集团争夺霸权，其他任何国家不是依附于这个集团，便是依附　
于那个集团的观点，中国抗战的前途是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以及否认苏联　是反法西斯战争的中坚，否认苏联已经开始扭转苏德战场局势的观点，正是　
当时德日反动派和汪精卫汉奸们所需要的“理论”。文章还指出：“这样的‘理　论’的出现和传播，决不能是偶然的。今天正是全世界战局相持不决。正是　
德国宣传着要发动春季攻势，日寇也要卖力气以相配合，正是反法西斯战局　紧急关头，而一部分民族立场不坚定的人，为法西斯的宣传所吓倒，因而悲　
观动摇的情绪和倒行逆施的行为逐渐增强起来”。正是这些人需要陈独秀的
“理论”。　实际上，陈独秀在中国抗战前途问题上的悲观论调——做日本或英美的
殖民地或半殖民地，是他过去“二次革命论”的回潮。他过去曾严厉批判过　刘仁静说的在国民党统治下，国家统一、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对工人阶级重新　
集结、发展、壮大，组织政党，发动革命有好处的观点，可是现在，他却一　再宣传这种观点。他认为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只有“在工业发达的资本主义　
社会才能够生长起来”。①因此，他不承认中共是无产阶级的政党，主张“须　等待一个时期”，到那时，即“战后工业开始恢复（无论在外国或本国的统　
治之下），才①陈独秀：《资本主义在中国》，《陈独秀先生抗战文集》第６集，　亚东１９３８年版。
是我们工作较顺利之时。我们的工作较顺利之时，号称马克思主义的秘　密或半公开的小团体，必然在好些地方发生。没有大运动，没有中心势力，　
这些小团体是很难统一的。只有组织上获得相当数量的工人群众，？？？才　能够得上做重新创造无产阶级政党的中心势力”①。
按照这种说法，中国无产阶级政党不知何年才能产生，中国革命的胜利　更是遥遥无期。
因为在国民党统治下，中国要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完全是一种幻想。　陈独秀的这些政见与他批判的托派“失败主义”论调有异曲同工之妙。　
二者都认为第二次大战是两个帝国主义集团争夺殖民地的战争，无论哪个集　团胜利，中国得到的都是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地位。为此郑超麟主张以革命
来干涉战争，不惜使抗战失败以引发革命；陈独秀则只希望“恢复以前半殖　民地的地位”，同样瓦解抗日阵营的意志。
陈独秀的思想如此悲观，却还要为别人指出前途。他在临终前１４天（１
９４２年５月１３日）写的最后一篇文章——《被压迫民族之前途》中这样　说：“我认为在资本帝国主义的现世界，任何弱小的民族，若企图关起门来，　
靠自己一个民族的力量，排除一切帝国主义之侵入，以实现这种孤立的民族　政策，是没有前途的，它的唯一前途，只有和全世界被压迫的劳动者，被压　
迫的落后民族结合在一起，推翻一切帝国主义，以分工互助的国际社会主义　新世界，代替商品买卖的国际资本主义旧世界，民族问题便自然解决了。”　
陈独秀的这①陈独秀：《给托洛斯基的信》（１９３９年１月）。
个意见，有正确的成份，也有片面性。正确者，在现世界，无论争取民　族独立或建设社会主义，都不应采取闭关政策，单靠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　
力量，应该争取国际援助。片面性之一，只强调国际援助的重要性，忽略了　仍应以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为主的方针；片面性之二，只强调“全世界被压　
迫的劳动者、被压迫的落后民族结合在一起，推翻一切帝国主义”，没有看　到在帝国主义与殖民地、半殖民地、落后国家及社会主义国家长期共存的历　
史时期内，无论革命和建设，都应利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争取外援，　并吸收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长处，为我所用。陈独秀　
这里表现的片面性，显然来自托洛茨基“世界革命论”的影响。所以，他到　死也并未完全抛弃“托洛茨基主义”。由于他高估了帝国主义的力量，看不　
起各国人民的力量，因此就看不到在第二次大战中有些国家民族解放战争有　取得胜利的前途，更看不到胜利了的国家有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从而只能　
像托洛茨基那样，寄希望于将来各国人民一起来进行世界革命。所以，郑超　麟认为，陈独秀一直到死还是一个“世界革命的老战将”。郑说他们虽和陈　
之间“有意见分歧”，但仍“视他为领袖”，“最有经验的、最忠诚于革命的、　最富刚强性格的领袖”①。王文元更进一步说：“假使‘天假以年’，陈独秀　
获见中国第三次革命的来临，那末，不管他今天怀着的思想是多么错误，在　大事变的刺激之下，他仍能显出一个正①意因：《悼陈独秀同志》，载《国际　
主义者》第３期。
确而光辉的革命家来的。”①他甚至认为，那时的陈独秀“仍将是托派　的同志”②。而彭述之则认为陈独秀“有始无终”，“以一个光耀的民主主义　
者踏上中国的政治舞台，而以一个最不名誉的民主主义者钻进他的坟墓里　去。”“从革命的无产阶级阵营退到反动的资产阶级阵营。”“我们确是无情地　
批评他，攻击他，因而在情感上厌恶他，乃至仇视他？？为了挽救他免于悲　惨的堕落。关于最后一点，我们失败了。”③陈独秀宣称要跳出一切“理论　
及主义的圈子”，做推翻以前一切见解的“终身反对派”。他的愿望很好。实　际上他没有也不可能完全摆脱某些传统理论和主义的影响，虽然他有些思想　
有创新的意义。
贫病交加风骨健叶落归根回故里陈独秀的晚年生活贫病交加，十分凄　凉。
据现有资料记载，他入川后，生活没有正常的经济来源，除了一点微不　足道的很不固定的稿费收入外，主要靠亲友的接济，具体是：通过原“无产　
者社”成员薛农山的关系，任《时事新报》名誉主笔，每月只领一点少得可　怜的津贴；偶尔为《东方杂志》和编译局写稿的稿费；“北大同学会”经常　
捐赠给他一些生活费；大姐家在陈困难时也给一点帮助，因为①②③犀照：
《悼陈独秀》，载《斗争报》第６卷第１期。
《双山回忆录》第２６７页。
连根：《托洛茨基与陈独秀》，载同上。　姐丈父子是经商的，侄女是个中学校长，侄女婿又是一个珠宝商，经济
较宽裕；友好蔡元培、邓蟾秋叔侄、杨鹏升等人的私人资助，连印有“独秀　用笺”和“仲甫手缄”的信纸信封，也全由杨鹏升包赠。陈独秀对人家的赠　
款并非都接受的：第一，“素无知交者，更不愿无缘受赐”①。第二，国民　党著名的官僚（以“北大同学会”的名义除外）或共产党的叛徒赠送的，即　
使出于同情而并非政治拉拢，他也坚决拒绝。如罗家伦、傅斯年等曾亲自送　钱给他，他不要，弄得二人很尴尬。
临走时，陈对他们说：“你们做你们的大官，发你们的大财，我不要你　们的救济。”朱家骅曾赠他五千元支票一张，他拒之；朱又托张国焘转赠，　
又遭拒之；张再托郑学稼寄赠，还是不收②。叛徒任卓宣汇给他２００元，　汇去不久，就退回了。③第三，“无功不受禄”。他的《小学识字教本》原定　
由国民党教育部出版，还前后两次预支给他共一万元稿费，这在当时是一笔　相当可观的款子。但是由于与陈立夫发生了改书名的争执，书未出成，一万　
元钱到他去世前也未动用。④他临终时，还嘱其妻，不得死后将其卖钱（即　利用其声望乞求救济）。陈独秀以此留下了一世清白，如他晚年赠友人题写　
的于谦幼年时写的一首诗云：①②③④访问陈松年记录，（１９７９年８月
１６日，张永通、刘传学整理）。１９４０年千元，与陈松年说的两万元有　出入。
任卓宣：《我与陈独秀先生》，《传记文学》第３０卷，第５期。　郑学稼：《陈独秀先生晚年的一些事》，《传记文学》第３０卷第５期。　
陈独秀致杨鹏升的信（１９４０年１月３１日）。　碎骨粉身都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①陈独秀这种威武不屈，富贵不淫，
贫贱不移的崇高品格，赢得了人们普遍的崇敬。因此朋友们都主动热情地来　帮助他，其中最突出的是当年北京大学毕业的社会名流和国民党官僚组成的　
联谊会组织“北大同学会”。该会不仅定期资助陈独秀生活费，还具体委托　罗汉照顾陈独秀入川后的生活。１９３９年５月重庆大轰炸，罗汉遇难，又　
继托何之瑜（即何资深）照顾陈。罗、何二人是忠厚之人，一贯对陈独秀尊　如父师。“北大同学会”及罗汉、何之瑜的照顾和帮助，是陈独秀晚年生活　
安定度过的重要保证。为此，陈独秀十分感激。他把书稿《古音阴阳入互用　例表》和《连语类编》赠给北大，以资报答。
对其他亲友的资助，他也以字条、字联、碑文或金石篆刻相赠，虽然这　种报答是象征性的。而有些亲友因知其这种“无功不受禄”的脾气，在接济　
他时，故意请他写字破石。他自然也心中有数。１９４２年４月５日，在又　一次收到友人杨鹏升的赠款时，他回信说：“前两承厚赐，于心已感不安，　
今又寄千元，且出于吾兄之请求，复觉惭恧无状，以后务乞勿再如此也。前　敬题大联，恐未曾寄到，来函云收到者，欲伪造此言以慰我耳。”这种迫于　
生活、却之不恭而受之有愧、近乎靠别人施舍度日的生活，极大地伤害了他　一贯自持清高、洁身自爱的自尊心。在他不得不接受赠款后的一些复信中，　
充满①转自秦园：《陈独秀江津题诗》，南京《新民报》（晚刊）１９４７年
８月３日。　第二句陈独秀有改变，原诗是“烈火光中走一番”。
着这样的字句：“既感且惭”，“且感且愧”，“不胜惶恐之至”；“寄回恐　拂盛意，受之实惭感无既，辱在知己，并感谢字亦不敢出口也”；“屡承厚赐
何以报之”等等。　但是，即使这样，由于物价猛涨，他的生活还是十分窘困。在１９４１
年１１月２２日致杨鹏升信中，他说他家每月生活费达６００元，“比上半　年加一倍”。因此，有时不得不靠典当度日。柏文蔚送给他的灰鼠皮袍就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