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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传-第7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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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页。
“精卫填海”的精神。①他的一生也有这种显著的“孤军奋战”的精神， 为了他认定的“真理”，即使剩下一个人，也要奋斗到底。这种精神，确曾
使他取得辉煌的业绩，而显赫一时；但另一方面，当他认定的“真理”并非 真理时，这种精神就使他在错误的泥沼中越陷越深，而难以自拔了。这里并
不是说他应该接受托派的荒谬主张，而是应该虚心地考虑当时中国共产党提 出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理论。这样，也许他的晚年思想不至于走得那样远。
在对待陈独秀和抗战的新形势、新策略的问题上，托派中央也逐渐发生 分裂。１９４０年，郑超麟在安徽养病结束后来到上海，参加了相当于托派
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斗争》报编委会。郑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如《在革命的 失败主义大旗之下》和《论中国对日战争有无客观的进步意义》等，提出了
系统的“失败主义”的思想和主张。郑超麟认为“中国没有民族的革命”。
因为中国革命不是资产阶级民主性的革命，将来的政权不是工农民主专政， 不是建立独立自由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民族国家。托洛茨基也从来不称中国
革命为“民族的革命”，而称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革命。郑说：“说中国 没有民族革命，这并不是等于说未来中国革命中没有民族解放运动”，但是，
“在未来中国革命之中，民族解放运动是没有力量的，而且在某种限度之下 带着反动的性质”。因为“有些力量表面上似乎是‘民族的’，而其实不过是
掩饰着十足的阶级斗争”；“所谓‘国民’，所谓‘人民’，所谓①《民立报》
１９１１年１月５日。
‘ＰＥＯＰＬＥ’，是不存在的，存在的是无产阶级、农民、城乡小资产 阶级、资产阶级、地主，他们重视各自阶级的利益过于中华民族的利益，？？
殖民地的阶级分化和斗争如此之深刻和激烈，使得殖民地中不能存在一个人 群为了共同的民族利益而暂时忘记其阶级利益”。因此，他认为群众的“爱
国主义”只是一种“幻想和成见”，势必被“反革命所利用”①。他甚至说
“中国对日战争自始即没有客观的进步意义”②；“无论在殖民地和非殖民 地，爱国主义都是反动的”。为了打破这种“反动”，“惟有赤裸裸的阶级斗
争！”他宣称：“我们第一步应当破坏资产阶级政府机构和军队系统，即是应 当实行失败主义。‘转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列宁这个旧口号恰合新
中国的需要”；“‘先安内而后攘外’，蒋介石这话说得比中国一切马克思主义 者都高明。？？我们只有彻底解决中国的国内问题，才能排除外国的侵略。”
最后他说：“我们把堂堂正正的革命的失败主义大旗树起来！这个大旗将为 中国的革命者和非革命者的分界点。”③恐怕在历史上很难找到这样一个把
“极左”和极右触目惊心地结合在一起的样极了：把列宁在第一次大战中的 政策，原封不动地搬到中国抗战中来，为虎作伥，替日本侵略者效劳。不管
他们主观愿望如何，也不管他们口头上说得如何好①②③意因：《在革命的 失败主义大旗之下》。
意因：《论中国对日战争有无客观的进步意义》，《校内生活》《火花》第 意因：《在革命的失败主义大旗之下》，《校内生活》《火花》第３卷第５期，
听，问题的实质和结果，只能是这样。
但是，这种谬论在１９４０年上半年到１９４１年年初，在托派临委中 竟得到了多数的拥护。王文元发明了“战争变质论”，认为由于日美冲突加
剧，世界大战即将爆发，中国抗战已成为帝国主义争夺殖民地战争的一部分， 失去了原有的进步性，所以他和陈其昌、楼国华等人转而支持郑超麟的“失
败主义”主张，刘家良亦然①。
彭述之坚持原来的立场，拥护第四国际关于“以国内战争转变帝国主义 战争”及在战争中引发革命的原则，但反对郑超麟的“失败主义”主张，而
提出“保卫主义”的主张，即支持中国抗战，在战争胜利中夺取政权，为此， 他们把主要精力，还是放在攻击导致抗战失败的国民党的“腐败”和共产党
的“背叛”上。于是，“失败主义”与“保卫主义”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开 始彭述之处于少数。后来，李福仁介入，情况发生变化②。
托洛茨基及其操纵下的第四国际，也坚持抗战初期的立场，即彭述之等 人的立场：支持中国抗战，反对国共合作。托在他被刺死前一个月（１９４
０年７月）给中国托派写的《俄国革命史》中文版（托洛茨基著，郑超麟、 王文元译）自序中，还在攻击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说：“在中国
革命中，①②李福仁：《中国抗战与保卫苏联》，《保卫马克思主义》，卷二；
《双山回忆录》，第２６３页。 李福仁：《中国抗战与保卫苏联》，《保卫马克思主义》，卷二；《双山回
忆录》，第２６３页。 斯大林居然将孟什维克派？？的政策，实行到底了。？？以至反战争的
阶级斗争成为不可能的。”①１９４１年初，李福仁根据托洛茨基生前指示 精神，起草了一个决议，由“第四国际太平洋书记处”名义通过后，带到中
国，支持彭述之的立场。②于是刘家良等人就倒向彭述之一边，使彭述之一 方成了“多数派”，控制了托派中央临委。１９４１年２月２３日彭控制的
“中央临委会”发出《通告》③，这个《通告》还附上陈独秀的书信和郑、 彭两派的争论文章，要求在４月底以前，在托派内部，就抗战性质和是否应
该取“失败主义”等问题进行正式讨论。结果，７月１３日，彭述之、刘家 良等人，在排除郑超麟等４人的情况下，召开了“中国共产主义同盟——第
四国际支部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发表了大会宣言，自吹自擂地宣称：“中 国四年来抗战所以遭逢失败，其主要的原因就是中国没有一个能真正代表中
国广大工农群众利益的革命党！
…… 今后只有集中力量创造一个新的无产阶级革命党才能够保证抗战的 胜利和工农的解放”；而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始终坚守无产阶级革命的政
纲，？？没有向资产阶级作过任何妥协，我们没有在反动的‘阶级合作’舆 论之下低头”，因此“只有它最有资格担当新党的组织任务”④。大会选出
了由彭、刘、李（福仁）、蒋（振东）、毛（鸿钅监）等人组成的新中委。①
②③④《斗争》，第５卷第５期。
《校内生活》、《火花》，第３卷第５期合刊。
《双山回忆录》，第２６３页。 托洛茨基：《中国革命问题》，第３６８页。 楼国华、陈其昌被排挤出来，郑超麟、王文元被排挤出《斗争》报编委
会。郑超麟等人提出继续讨论政治问题的要求，也被托派“新中央”拒绝。 于是郑超鳞等便另出一个托派机关报《国际主义者》。从此，中国托派再次
正式分裂成两派：彭述之为首的“多数派”，又称“斗争报派”；郑超麟为首 的“少数派”，又称“国际主义派”。
两派分裂后，互相攻讦更烈。“少数派”骂对方是“顽固的机会主义”、
“愚蠢的机会主义”①；“多数派”骂陈独秀是“机会主义的民主白痴”，骂
“少数派”是“极左派”、“教派主义”、“长了胡子的幼稚病”、“反陈独秀机 会主义上的中派主义、调和主义和折衷主义”、“最无骨头的机会主义”等等
②。 郑超麟、王文元、陈其昌等人不同意陈独秀的政见，但出于对陈独秀的
私人友谊，不愿直接批判陈独秀，更反对制裁陈独秀。他们认为陈与“多数 派”的立场同样是“保卫主义”，批判了“多数派”，等于是批判了陈独秀的
错误，此其一。其二，陈与“多数派”的不同在于陈独秀“不借用托洛茨基 主义辞藻来修饰他的意见，那些保卫主义者则开口‘第四国际纲领’，闭口
‘第四国际纲领’”③。所以他们敬佩陈独秀的诚实，而鄙夷彭述之等人的 虚伪。其三，少数派认为陈①②③意因：发表《意因写给陈独秀的信》的按
语，《国际主义者》第３期，１９４２年６月２５日出版。
犀照：《对两条路线的斗争》，《保卫马克思主义》卷２。耀如（刘家良）：
《保卫马克思主义》序文。
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国际主义派）：《致美国（第四国际）杂志编辑部的 信》。
独秀的一切错误结论是在假设战争中不能引发革命的前提下产生的，如 果局势有变，出现他们期望的“第三次革命”，陈还会回到他们的立场上来
的。所以，他们宁愿与陈互相保留观点，让事实来证明谁是谁非。为此，郑 超麟给陈独秀写了一封长信①，对陈独秀的政治见解，提出了针锋相对的看
法：（一）对于战争中爆发革命问题，郑对陈的《我的根本意见》表示：“有 许多条，在文字上说，我都可以完全同意的，尤其最初五条和最后四条。但
有一个根本点，我和你不相同，就是：有无革命起来干涉战争。不错，现在 是最反动的局面，现在全凭事实看不出丝毫革命的影子，但革命究竟是客观
历史过程，即使没有一个党，即使没有人自觉地去准备革命，革命仍旧是要 来的，而且就在这个战争之中到来。”认为“现在我们正处在（俄国）一九
一五——一九一六年那样的时代”。
（二）关于民主与独裁制度的选择问题，郑说：“我也不否认现在英美 政制优于德意政制，但？？我们现在的问题并非是在资产阶级这两个统治形
式之中选择一个较好的，而是根本不要这两个形式，因为战争向我们提出了 根本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任务了”；“我们革命党只能从革命前途出发，如果
拿去这个前途，我们在中国只好选择做菲律宾人或高丽人两条道路了。做菲 律宾人自然比做高丽人好些，但不值得去牺牲性命求做菲律宾人的。”（三）
对于无产阶级专政，郑说：“我们有权利希望未来的无产阶级专政不会产生
‘史大林’，因为①《国际主义者》第３期。据郑超麟在发表此信时写的按 语说，此信在陈独秀去世前未及发出。
第二次革命潮将成功于好几个先进国家，？？苏联的试验还不够给我们 证明这个理论是行不通的。再来一个试验，如果再产生一个‘史大林’的话，
我们才肯怀疑这个理论。”
“少数派”与陈独秀观点对立严重，但论战态度比较温和；“多数派”与 陈观点距离较小，但论战态度比较粗野，主要是谩骂，用语也相当刻薄。由
于两派都站在更加错误甚至反动的立场上来批判陈的“政治见解”，自然不 能说服和压倒陈独秀，反而更加把他推向极端。陈在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７日
给某某的一封信①中谈到托派分裂时说：“文元等几个人在上海开什么全国 大会，已够令人发笑了；他们（指彭述之等人——引者）以全国代表大会的
名义，排斥别人是少数派，这是史大林派的态度活现，这更加令人发笑。他 们自以为是多数派即布尔什维克，其实布尔什维克并非马克思主义，乃是俄
国急进的小资产阶级亦即法国的布朗基主义、德国此时的纳粹主义即旧的普 鲁士与新的布尔什维克之混合物。？？弟将继续为文说明布尔什维克的横
暴，欺诈等罪恶，有机会即公开发表。”
“多数派”和“少数派”的争吵愈演愈烈，虽经后来第四国际多方调解， 要他们建立统一的“中国无产阶级政党”，以与中国共产党分庭抗礼，但是
始终也没有统一起来。直到全国解放前夕，他们为了与中共争夺天下，两派 分别匆匆“建党”。“多数派”建立了彭述之为首的“中国革命共产党”，“少
数派”建立了王文元为书记（实际灵魂是郑超麟）的“中①《保卫马克思主 义》卷一，附录《Ｄ．Ｓ．来信》第２０页。
国国际主义工人党”，二者都被接纳为“第四国际的中国支部”。至今这 两派还有在香港和海外的组织，它们在“第四国际”的指挥下，进行反共反
华的活动。 客观地说，陈独秀“最后见解”的是非是复杂的。自“见解”产生以来
近半个世纪的历史表明：它既有偏激之词，又有深刻之见；既有主观妄测， 又有英明预见。有些意见的价值，还有待后人去评说，有待将来的事实去检 验。
首先，陈独秀以虚无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是不科学的。不错，检 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社会实践，而马克思主义正是在实践中不断总结、丰富
和发展的真理。教条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从而使它失去了真理性， 那不是它本身的过错；如果有人因为马克思主义被教条主义糟蹋而抛弃它，
那么就犯了与教条主义者同样的错误。人类在实践中是不能没有理论指引 的。
斯大林晚年的错误，当然不能简单地归罪于他个人，也不能说与制度无 关。但是，到底是无产阶级专政制度本身的原因呢？还是制度缺陷造成的后
果。如果是前者，就要从根本上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如果是后者，则是加强 民主、加强法制，从而改善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制度的问题。陈的错误正是
采取了前一种立场。他把当时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在镇压国内外阶级 敌人颠覆破坏活动中，由于没有经验、国家制度某些环节上的缺陷所造成的
错误，看成是整个无产阶级专政制度的罪恶，把无产阶级专政与资产阶级专 政甚至法西斯专政等同起来，把无产阶级专政与无产阶级民主对立起来，从
而彻底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制度。其实，无产阶级专政与资产阶级专政的性质 是完全不同的。前者保护人民利益，后者残害人民利益。无产阶级专政与无
产阶级民主本来是并不对立的，而是统一的。只有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才有 广泛的人民民主，若削弱无产阶级专政，就会损害人民民主。在阶级消亡和
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威胁消除以前，国家的专政职能是不能取消的。它的存 在同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并不矛盾，它们的正确有效的工作不是妨碍而是保
证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化。
陈独秀“最后见解”中最有价值的部分，是“无产阶级民主”的思想。 这个思想纠正了马克思主义传统理论中强调无产阶级专政、轻视无产阶级民
主的倾向，为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发展，指出了一个重要方面。由于马恩列 斯毛始终片面强调无产阶级政权对敌人专政的职能，提出承认不承认无产阶
级专政是区别真假马克思主义者的“试金石”，因此，马克思主义学说中， 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十分丰富，无产阶级民主的理论极端贫乏。这是斯大林
和毛泽东等在无产阶级专政制度建设中犯错误的理论根源。
为了克服失误，推进社会主义事业，中国、苏联等一些社会主义国家都 开展了改革，而政治民主化是改革最重要的目标。陈独秀关于没有民主主义
就没有社会主义的论断是极其深刻的。在建设无产阶级民主制的过程中，他 主张借鉴资产阶级民主制，也不是不可取的。
陈独秀主张无产阶级民主制借鉴资产阶级民主制的意见，一直被人们所 误解，左右两边的人都认为他“回到资产阶级民主的老路上去了”。胡适曾
在１９４９年４月１４日离开大陆时，在太平洋一只船上，为《陈独秀的最 后论文和书信》一书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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