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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传-第7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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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反对政府的秘密行动。我们一件也没有。言行再加慎重些，他能探听什么 呢？”陈独秀一生坎坷，但也一生光明磊落，无论兴衰成败，沉浮荣辱，始
终不变其节，真是“依然白发老书生”。
六“终身反对派”颠沛流离入川痛悼亲友逝世早在１９３８年２月，陈 独秀即有离汉之意。当时，陈钟凡曾推荐他到武汉大学教书，他拒绝，说“抚
五（即王星拱——引者）与我至好，武大不便聘我教书，我所学亦无以教人”
①。 他也拒绝托洛茨基及中国托派要他去美国的建议，一因他当时的身体已
很不好，二来想国民党正式准他出国赴美，成功机会可说绝对没有。陈其昌 等人曾请亚东图书馆老板汪孟邹致书中国驻美大使胡适，请他为他的老友陈
独秀在美国大学里谋得一个客座教授的职位，让他赴美讲学。信发后，未见 回音。②王文元等人还劝他去香港，以便脱出国民党对他的严①②抗战初期
胡适曾为陈独秀去美国而奔走，胡适联系了一家图书公司，这家公司请陈去 美国写自传，陈表示不去。
陈独秀致陈钟凡的信，转自陈钟凡：《陈仲甫先生印象记》。 密监视，他也不愿考虑，理由是“我们拥护与参加抗战，就无论如何得
留在抗战地区，利用人家不得不给我们的合法身份来作公开批评；一去香港 便自动放弃这个身份了”。①何之瑜陪徐特立到武汉调解所谓“日特汉奸”
事件以后，他曾答应何的邀请，打算去长沙岳麓山下专心著述文字学，但是 后来又改变主意，说“湖南非乐土，城市将难免为战区，乡间亦不无土匪侵
害，故决计入川也”②。他所以选择入川，看来是想在抗战中有所作为。他 在不得不送王文元回上海时，还与王约定：至多半年后，再到“大后方”相
聚，“一起打开更有效的工作出路”③１９３８年２月１１日，陈独秀给何 之瑜信中说：“弟一星期后，当可动身入川（罗汉、季严亦劝我往）？？”
但是由于发生了“日特汉奸”事件，他被迫耽下来打了一场笔墨官司。６月
１６日，他准备乘当时在国民党中做事的包惠僧为他安排的差船离汉时，阔 别三十年的大姐，携家逃难，突然到了汉口。姐弟患难相逢，悲欢交集。他
对包惠僧说：“老姐姐来了，我怎能撇开他们，自己先行！”④这样，一直拖 到７月初，才搭上“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个银行包的专轮入 川。
离开了组织的陈独秀，许多事情都要靠朋友帮忙。他入川之意决定后， 曾在一次宴会上征询民主人士章伯钧的意见，①②③④陈独秀致陈松年的信
（１９３８年６月１４日）及陈松年的说明。
《双山回忆录》，第２４６页。。 陈独秀致贺松生（即何之瑜）的信（１９３８年２月１１日；７月８日）。
《托洛茨基致中国同志的信》第７４页的王文元译注。 章当即问在场的重庆《新蜀报》主编周钦岳：“仲甫入川怎么样？”周
表示欢迎。不过在背后，他又根据共产党的意见，希望陈入川后，“千万不 要活动，更不要发表什么政治性的东西，那么住和其他生活方面的问题，我
都可以负责。”①可是，陈独秀总要顽强地表现自己。一到重庆他就又是演 说——《资本主义在中国》，又是发表文章——《论游击队》等，常常文中
带钩影射中共，使朋友十分为难。 时安排在“上石板街十五号川源公司”楼上②，这里是禁烟委员会主任
李仲公的办事处。陈住下后，他在《新民报》、《新蜀报》的朋友张恨水、张 慧剑、周钦岳便为他设宴洗尘。可是，由于政治的和物质的条件不容许，加
上他的高血压病日益加重，重庆天气太闷，对病不利，又寻找不到合适的地 方居住，所以他在重庆只住了一个月，就在江津国立九中校长邓季宣和皖籍
名医邓仲纯（二人都是陈早年的同学和朋友）帮助下，于８月３日移居距离 重庆上游水程１８０里的江津县城③。高语罕说他本不愿离开重庆，因他关
心政局，江津太闭塞。但“政治的和物质的条件不容许，他只好退居人事比 较闲适生活比较便宜的江津去做寓公”④。有一次他题李白的诗赠友自嘲曰：
问君何事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桃花流水①②③④淮南病叟（高语罕）：
《陈独秀入川后》，南京《新民报》１９４７年１１月１９日。 陈独秀致陈松年的信（１９３８年８月９日）。 陈独秀致贺松生的信（１９３８年７月８日）。
《周钦岳谈陈独秀》。 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①江津当时约有８０万人口，是东川一个大
县份，地势比重庆平坦。安徽国立第二中学经教育部批准立案后，改名“江 津九中”，迁到此县，收容前方疏散到重庆的安徽教职员学生。当时这样的
人员及其家属不下数千人，先后自各方迁来江津。陈独秀也因这种非亲即友 的关系，带着潘兰珍和老母亲（继母谢氏）来到江津。初到江津，陈的境遇
十分狼狈，如他给陈松年的信中所说：“不但用具全无，屋也没有了。”这是 指原来说好，到江津住好友邓仲纯（又名邓初）之宅，但因对邓妻的工作没
有做周全，人来了，她竟“闭门谢客”。陈独秀懊丧地说：“倘非携带行李多 件，次日即再回重庆矣。”幸蒙同乡旧交方孝远先生的招待，才在小客栈暂
栖下来；７日，又得东门郭家公馆房东同情，挪出楼房一间，住了进去，“聊 以安身”。陈独秀叹曰：“出门之难如此。”②几个月后，因邓仲纯再次热忱
邀请，以及资助邓开设“延年医院”的江津望族邓蟾秋、邓燮康叔侄的照顾，
又勉强住进“延年医院”后院——黄荆街八十三号，与邓仲纯夫妇同住一宅。 在这里。
陈独秀十分敬爱的母亲谢氏去世，使他十分悲痛。在给友人信中，他说：
“弟遭丧以后，心绪不佳，血压高涨，两耳日夜轰鸣，几于半聋，已五十日， 未见减轻，倘长久如此，则百事俱废矣。”以反封建著称的他，表示要遵守
“丧制”，以尽孝道：“先母抚我之恩等于生母，心丧何止①②陈独秀致陈松 年的信（１９３８年８月９日）。
秦园：《陈独秀江津题诗》，南京《新民报》（晚刊），１９４７年８月３ 日。
三年，形式丧制，弟固主短丧，免废人事，然酒食酬应以及为人作文作 书，必待百日以后。”①此后不久，因潘兰珍与邓妻不睦等原因，陈独秀又
通过他北大时的学生江津县县长黄鹏基的安排，住到江津大西门外江津一中 校长施明璋家“施家大院”——“延陵别墅”。
月余，因江津中学教员杨宾淑要求陈独秀帮助整理其祖父杨鲁承的遗 著，陈才最后定居到距城约２０里的鹤山坪石墙院的杨鲁承旧居“杨氏山 庄”，直到去世。
尽管陈独秀离开了“延年医院”后院，但他与邓仲纯一直保持着深厚的 情谊，陈还两次去邓寓住过一个短时期：一次是１９４０年２月，从重庆治
病回来，住了约３个月②；一次是这年１２月，因“乡下天寒，盗风又大炽”
③。这是指他是年之物篆刻阳文“独秀山民”四字章及尚未出版的一部分文 字学著作的草稿失窃，使他十分痛心④。后来，失窃衣物虽大半追回，唯这
两件心爱文物“去如黄鹤”。另外，在鹤山坪居住期间，由于病痛不断，邓 仲纯每隔二三天从城里到乡下来，为他免费诊疗一次；加上乡下通讯不便，
所以，他的通讯地址一直是邓寓。这就是我们发现一九三九年以后，大多数 陈独秀的书信都发自黄荆街八十三号的原因。至友邓仲纯似乎成①②③④陈
独秀致杨鹏升的信（１９４０年８月３日）。
陈独秀致杨鹏升的信（１９４０年１２月１３日）。 陈独秀致杨鹏升的信（１９４０年２月２１日）。 陈独秀致杨鹏升的信（１９３９年５月５日）。
了他的保健医生和义务通讯员。 世，又使他怀念伤感不已。他在《蔡孑民先生逝世后感言》一文中称：
“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之必然的产物，无论是功是罪，都不应该 专归到那几个人；可是蔡先生、适之和我，乃是当时在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
任的人。”①在给友人信中，他又说：“弟前在金陵狱中，多承蔡先生照拂， 今乃先我而死，弟之心情上天数伤痕中又增一伤痕矣！”②大姐死在江津上
游４０里的油溪镇，享年６９岁。陈在《挽大姐》一诗中说他们兄弟姐妹四 人，自己最小。长兄、二姐早逝，“大姐今又亡，微身且苟延”。今年春天，
大姐病倒，陈去看望过她，分别时，“姐意愿谐往，临行复迟疑。送我西廓 外，木立无言辞。依依不忍去，怅怅若有思。骨肉生死别，即此俄顷时。当
时未警觉，至今苦追忆”。缠绵悱恻，感人至深。
重感情，重友谊，这是陈独秀品性中的一个显著特点。一般人往往只看 到他固执己见，疾恶如仇，“性狷急不能容人，亦辄不见容于人”③，然而
却忽略他重感情，重友谊的一面。这一点，晚年表现得尤为突出。其实他早 年与苏曼殊等人的友情，也是十分深沉的。但晚年他对于亲友的感情，往往
带有伤感和消极的因素。“穷而益坚，不坠青云之志”。一生清贫，没有压倒 陈独秀，但对母亲，对大姐，对蔡元培等亲友去世①②③王森然：《近代二
十家评传》，第２２１页。
陈独秀致杨鹏升的信（１９４０年４月７日）。 重庆《中央日报》（１９４０年３月２４日）。 的悲痛情绪，却使他受到极大的刺激。早在１９３７年听到被称为“中
国托派中最杰出的女革命者——黎彩莲”逝世消息时，他就开始承认自己
“老”了。他在给赵济的信中说：“彩莲的死使我很悲伤。一生中我遭遇到 这样的事已不算少；可是我从来不曾如此难受过，也许是我老了？？。”①
现在，更亲爱的亲友迭亡，更使他沉缅于无限的悲痛和一个又一个沉重的精 神打击之中，不能自拔。俗话说：“儿女情长，英雄气短。”
一种万念俱灰的因素悄悄进入他的头脑中，过去常挂在嘴上勉励别人和 自勉的一句口头禅——“不进则退”的话，不讲了；事业上，一往无前的奋
斗精神也消失了。这从他晚年所写的诗中也有表现：１９４１年７月，他在 听说友人周光午、何之瑜、台静农、魏建功等于屈原祭日聚饮大醉之事后，
作一诗赠魏建功曰：诗人枉向汨罗去，不及刘伶老醉乡。②诗中悲愤自己像 屈原那样，纵然有忧国忧民之心和美好远大的政治抱负，亦为此而奋斗了一
辈子，却不断地受挫，失败，甚至多次被捕坐牢，放逐天涯；若是如此屈死 异乡，倒不如像西晋皖人“竹林七贤”之一刘伶那样，醉生梦死在故乡。
所有这些，给他晚年思想的急剧滑坡和对中国世界前途的悲观预测，打 上了深深的烙印。①②手稿影印件。
《双山回忆录》，第２７７页。 最后论文书信抛弃一切主义陈独秀入川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形势又发
生了一系列重大的变化：在国内，武汉、广州相继失守，国民党军队大溃败。 蒋介石也逃到四川，把重庆定为“陪都”，凭借巴蜀天险，守着一点残山贝
卷水，执行起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路线，不断制造反共摩擦，加剧了民族 危机。国际上，苏联为粉碎帝国主义制造的东、西方“慕尼黑阴谋”，在１
９３９年８月和加强边防，又爆发了苏芬战争；１９４０年９月，德日意结 成军事同盟；１９４１年６月，希特勒发动侵苏战争；１２月，日本偷袭美
国珍珠港海军基地，发动了太平洋战争？？。
在这种形势下，上海托派临委于１９３８年１０月２８日发表了《为武 汉广州失陷告全国民众书》，批判国民党１９２７年背叛革命后的种种罪恶，
现在又“借‘应战’以达到它与帝国主义妥协的目的”；攻击中共葬送了大 革命，随即又以盲动主义在乡村建立“苏维埃”，组织“红军”进行夺取政
权的斗争，失败后又“奴颜婢膝地向国民党投降”，放弃阶级斗争，加深民 众对英美法等帝国主义的幻想，“帮助了国民党政府欺骗政策的顺利进行”；
还胡说抗战失败，断送了大半个中国是国共两党的“反动政策之分工合作（所 谓国共合作）所造成的后果”；要求民众“重新认识国民党之一贯的妥协反
动政策，尤其要立刻脱离史大林党的恶毒欺骗”，“立刻召集普选全权的紧急 国民会议，以代替国民党的军事独裁领导抗战”。这种“极左派”的丑恶嘴
脸被陈独秀致托洛茨基的信痛斥之后，他们又在１９３９年１月２０日《给 中国国民党五中全会的一封公开信》中，企图修补一下自己的形象，建议：
“（一）政府立即开放民众运动，给全国各党派各民众组织以完全公开宣传 鼓动的自由（无条件的，不以三民主义为规范的）；（二）在上述的条件之下，
我们准备和你们，和一切工会、一切抗日团体，及共产党以至其他党派共同 合作发动民众，武装民众，组织民众，总而言之，在一切抗日群众活动及军
事活动中，我们一致行动。”国民党当然不会采纳他们的这些“建议”。
陈独秀在四川密切注视着国内外政局的发展和上海托派的动向，继续不 断地写文章和书信发表自己的政见，批评托派临委的荒谬主张。他的意见，
就是后来被何之瑜收集在《陈独秀的最后论文和书信》一书中的“最后见解”， 主要集中在民主与专政、战争与革命，以及与此两个问题相关联的中国与世
界前途的问题上。
民主问题，一直是陈独秀与其他托派分子争论的中心点。
“革命性质”和“国民会议”问题上的争吵，实际上都是这个问题的反 映。所以在狱中，陈对氏族社会以来民主主义的历史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在
１９３６年，他终于得出了以下几个结论：一、自有人类以后，“民主主义 乃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形成各阶段的内容与形态”；“在社会主义运动未发生
以前，完成这些民主任务，乃人类进步之唯一伟大指标。所以民主主义乃是 人类社会进步之一种动力”，“最浅薄的见解，莫如把民主主义看做是资产阶
级的专利品”；“不要把民主主义的要求当做仅仅是推翻资产阶级军事独裁的 手段而不是我们的目的。”
二、“不断革命”之真实意义，是“由无产阶级的政权来完成民主任务。 没有无产阶级的政权，落后国的民主任务便无从完成。所以不能把完成民主
革命和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分成两个阶段，完成前者再进行后者”。
三、无产阶级民主主义要“彻底铲除官僚主义”。“在这一意义上在现时 代，只有无产阶级才是民主主义势力的真正代表；我们共产主义者同时也是
真正的民主主义者。“史大林不懂得这一点，抛弃了民主主义，代之以官僚 主义”；“蔑视民主主义的人，并不只是史大林，有许多浅薄的老布尔什维克
党人，因为形式逻辑头脑的考茨基一班先生们，拿民主主义来对抗无产阶级 独裁，他们也就拿无产阶级独裁来和民主主义对抗，两方面都以为民主主义
和无产阶级独裁是不能并存的，同样是形式逻辑的头脑。”
这篇用另一个怪僻笔名“孔甲”（至今只发现一篇他用“孔甲”发表的 文章）发表的题为《无产阶级与民主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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