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传-第7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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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上黄平、张慕陶①、徐维烈既不是托派，也不是汉奸——引者）等，每月　从日寇的华北特务机关部，领取五万元的津贴。”收买一般分子每月花５万　
元，而收买他们的“匪首”却只要３００元，这也是十分荒唐的事，它不过　是康生、王明的①吴相湘：《陶希圣岁寒松柏》，《民国百人传》第２８４页。　
蓄意捏造。事实上，陈独秀在狱中和出狱后，虽然贫病交加，但有好几　个在国民党内做官的学生送钱物给他，他一般都是不收的；就是收下一些，　
也都拿来接济别人。所以，陈独秀一直以清高廉洁著称，在社会上享有很高　的声望，是不可能以每月３００元的“津贴”就出卖自己的灵魂的。可见，　
王明、康生诬陷陈独秀是“汉奸”的根据，完全是用捕风捉影、移花接木、　无中生有的手法捏造出来的。①王明、康生如此明目张胆的捏造罪名，造成　
极为严重的后果。当时的形势是日寇疯狂进攻，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相　继陷落，矛头直指武汉。全国人民在民族危亡面前，正同仇敌忾，团结自救。　
同时，国民党的腐败日益暴露，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深得人心。　但是，由于王明、康生在共产党的刊物上肆意造谣，硬要把陈独秀这个刚从　
国民①张慕陶在１９３３年参加冯玉祥、吉鸿昌察北抗日同盟军的领导，并　主持该军中共地下党的工作，因执行“左”倾中共中央要其把同盟军变成公　
开的“红军”，拉到山东打游击的指示未成，在同盟军失败后，被开除出党。　然后，他与托派分子杜畏之一起，在天津、北平、太原一带，联络地方　
上的上层实力派进行反蒋抗日活动，但从未在组织上加入托派。托派中央曾　严厉批评杜畏之联络军阀上层的活动；并声明杜的活动与托派无关；张慕陶　
更不屑他们一顾。后来张得到阎锡山的重用，成为阎的高级慕僚。薄一波等　到阎部进行统战工作时，曾争取张慕陶回到党内，他拒绝，并帮助阎进行反　
蒋反共工作。西安事变时，他主张杀蒋。所以，在抗战初期，王明、康生利　用手中掌握的权力和宣传工具，掀起巨大的宣传批判运动，并促使南京政府　
以“托派汉奸”罪，逮捕枪毙了张慕陶。实际上张慕陶不是死于托派，而是
死于“反蒋”，成为蒋阎矛盾的牺牲品。　陈独秀因在出狱后未继续，进行反蒋活动，所以王明、康生之谋未遂。　
党监狱中出来并积极主张抗日、具有重大影响的人物，打成“日特汉奸”，
使广大有正义感的人们十分费解和不满，从而对中国共产党及其执行的统一　战线政策产生了怀疑和动摇，并为那些热心反共的人们提供了口实，致使共　
产党的威信蒙受严重的损失。康生的文章更成为众矢之的。从１９３８年３　月星拱（武汉大学校长）、周佛海（国防参议会参议员，江苏省教育厅长）、　
傅汝霖、梁寒操（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高一涵（国民党中央监察　委员会委员）、张西曼（国民党中央立法委员）、陶希圣（国防参议会议员）、　
林庚白（国民党中央立法委员）九人联名发表的公开信，指责说：“近来迭　见共产党出版之《群众》、《解放》等刊物及《新华日报》，竟以全国一致抗　
日立场诬及陈独秀先生为汉奸匪徒，曾经接受日本津贴而执行间谍工作，此　事殊出乎情理之外。独秀先生平生事业，早为国人所共见，在此次抗战中之　
言论行动，亦国人所周知。汉奸匪徒之头衔可加于独秀先生，则人人亦可任　意加诸异已，此风断不可长。鄙人等现居武汉，与独秀先生时有往还，见闻　
亲切，对于彼蒙此莫须有之诬蔑，为正义，为友谊，均难缄默，为此代为表　白。凡独秀先生海内外之知友及全国公正人士，谅有同感也。”
时值王明任中共长江局书记，中国共产党在武汉出版的《新华日报》，　也在王明的领导之下①，写了几篇“短评”。但①潘梓年：《新华日报回忆片　
断》，《新华日报的回忆》，第３页，重庆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９年版。
这些“短评”非但没有提供“证据”来证明王明、康生的论断是站得住　脚的，反而说什么“陈独秀是否汉奸问题，首先应该看陈独秀是否公开宣言　
脱离托派汉奸组织和反对托派汉奸行动以为断”①。后来又说：“陈独秀虽　然声明了他与托派汉奸没有组织关系，可是直到今天还是托派思想的俘虏，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中国人民把陈独秀和托派汉奸联结在一起，不是没　有理由的。”②“短评”硬把思想认识问题变成政治上的敌我问题，这种强　
词夺理的蛮横行为，更加引起公愤。此时，性格倔强的陈独秀，看了这些“短　评”，也越发恼怒了。
他在３月１７日给《新华日报》写了一封公开信。信一开头叙述了他出　狱初期在南京、武昌与叶剑英、博古、董必武友好的接触，以及“还有希望　
我回党的意思”（说明要陈独秀回党，并非号陈本人的要求，而是叶等人的　提议），而现在，“忽然说我接受日本津贴充当间谍的事，我百思不得其故”。　
接着就驳斥了“陈独秀是否汉奸，要由陈独秀是否公开声明脱离托派汉奸组　织和反对托派汉奸行动为断”的说法。信发泄了积郁在他心头多年的对党的　
怨恨，用了一些十分激烈的言词。当时，他是把王明、康生的错误行为完全　看成是中共中央的旨意。
项庄舞剑，意在沛公。陈独秀哪里知道，王明、康生制造这个事件，打　击陈独秀还在其次，主要矛头却是指向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遵义会议”　
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①②《关于陈独秀来信》，《新华日报》１９３８　年３月２０日。
《陈独秀是否托派汉奸问题》，《新华日报》，１９３８年３月１７日。　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之后，王明一直　
心中不满①，坐在莫斯科以太上皇自居。这次回来，他企图再次篡夺中央大　权，在准备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他抛出了一个“七大”
“准备委员会”的名单②。这个名单，把中共中央书记张闻天列在第六位，　而他自己却列在第二位，只在毛泽东之下；但这他还不甘心，于是就寻找“石　
子”打人，在毛泽东、张闻天与罗汉、陈独秀联系合作抗日问题上大做文章。　康生甚至用十分明白的语言旁敲侧击地说：“虽然陈匪独秀从九一八以来就　
与日寇勾结，然而，他还可以在武汉演讲，使用其老奸巨滑的侦探技术？？　让这些日寇汉奸在全国抗战之后方还能继续活动，这不能不是全中国人民的　
耻辱，全国抗战的损失。为了抗战的胜利，中国人民再不能容忍下去。”且　听，让陈独秀“继续活动”，已属“不能容忍”，那么，主张与他“合作”，　
甚至要吸收其“回到党内”的中共中央，又当何罪？王明一方面在陈独秀问　题上表现为极“左”，另一方面在抗战问题上表现为极右，主张“一切经过　
统一战线”，反对独立自主；“保卫大武汉”，以城市为中心进行速决战、运　动战，反对持久战，游击战③，所以他的倒行逆施很快破产。一九三①②③
《中共中央关于传达王明主要错误深入进行整风的指示》（１９４４年１２　月《解放》第２８期。
的正确路线。这次会议的政治、军事和组织路线是完全错误的”（《中共　五十年》第７１页）。
八年九月二十九日至十一月六日，党中央召开了六届六中全会，批判了　他的错误，撤销了长江局，建立了周恩来为书记的南方局和刘少奇为书记的　
中原局。王明终于垮台了。但是，他和康生在武汉的恶劣影响，却不是一下　子就能消除的。在陈独秀的公开信之后，罗汉又发表了一封很长的公开信，　
还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都参加进来，对共产党发起围攻。周恩来为了捍卫　党的利益，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对各方面人士做了许多工作，尤其几次托　
人去看望陈独秀，并嘱陈在当时“不要活动，不要发表文章”①，以免事态　的继续扩大。任长沙八路军办事处主任的徐特立老人，也在何之瑜的陪同下，　
特意到武汉慰劝陈独秀，才使这场风波较快地平息了下来。
但是，陈独秀却不肯罢休，只答应暂时休战，准备将来“算总账”。他　在当时给何之瑜的信中说：“徐老先生（指徐特立——引者）所说：‘事情是　
解决了的。’真使我莫明其妙！罗汉的事，有他自己与你们的信，我不愿多　说。关于我，恐怕永无解决之一日。他们自己虽然没有继续说到我，而他们　
正在指使他们汉口及香港的外围，在刊物上，在口头上仍然大肆其造谣污蔑。　我在社会上不是一个初出茅庐的人，社会自有公评。他们无情理的造谣中伤，　
于我无损，只他们自暴其丑陋而已。我拿定主意，暂时置之不理，惟随时收　集材料，将①《黄理文谈陈独秀》（吴信忠整理）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　
所资料。《周钦岳谈陈独秀》（周祖羲访问整理，１９８２年１２月）。周钦　岳抗战期间任重庆《新蜀报》主编，与陈独秀和周恩来都有接触，曾帮助安　
排《新华日报》在重庆的出版。
来到法庭算总账，此无他也。？？”①就这样，他与党的关系再一次，　也是永远地破裂了。
王明垮台以后，周恩来曾多次托人请陈独秀到延安去。当时，中共中央　的意思是把他弄到延安养起来，不让他在外面胡闹，因为他毕竟担任过中共　
中央的几届总书记。但是，都被陈独秀拒绝了②。他对劝他赴延安的好友朱　蕴山说，中共中央里没有他可靠的人了，大钊死了，延年死了，他也“落后”　
了，“他们开会，我怎么办呢？我不能被人牵着鼻子走，弄得无结果而散”
③。直到１９４０年６月１２日，他给友人的信中，还余怒未消地说：“彼
等（指中共中央——引者）对弟造谣诬蔑无所不至，真是无理取闹。”④这　说明他始终不能对所谓“日特汉奸”事件采取分析的态度，始终因王明、康　
生的错误行为而迁怒于中共中央；同时，“家长主义”的恶习也束缚了他的　手脚，领袖做惯了，不能甘居于别人的领导之下。
如果他不感情用事，并且有点自知之明，到延安去看一看，面对抗日根　据地军民生气勃勃的革命景象，看到他所梦寐以求的中国革命复兴希望之所　
在，那么，他那对政治形势一贯具有敏锐观察力的头脑，就会得出相应的结　论；他晚年的思想，也许不会那样糟糕。
不过，说句公道话，从１９２９年被开除出党到１９４２年逝①②③④　致杨鹏升的信（１９４０年６月１２日）。
朱蕴山：《关于陈独秀的几点回忆》（朱世同整理）未刊稿。　访问吴亮平谈话记录（１９８３年６月２１日，唐宝林整理）。　
陈独秀致贺松生的信（１９３８年４月８日）。贺松生即何资深、何之
瑜。　世，陈独秀与中共中央的矛盾虽然错综复杂，其性质是清楚的：即始终
没有超出理论与路线的范畴，是革命阵营内部的矛盾。　另外，对于国民党明显地挑拨他与共产党的关系，他也是有所警惕的。
１９３９年，叛徒张国焘曾向蒋介石提议：派国民党知名人士公开访问陈独　秀，将陈的抗战言论编辑成册，来对付共产党在抗日宣传上的影响。于是，　
蒋介石便派胡宗南、戴笠带上礼物到江津白沙镇，微服私访陈独秀。他们还　特意带了去年三月由傅汝霖、段锡朋等人在《大公报》上为陈的所谓“汉奸”　
事件辩护启事的剪报，认为这是提供陈大骂中共的最好材料。但陈独秀对胡、　戴这两位不速之客，是有警惕的。他们见面时陈的第一句话，就捅到胡、戴　
的背后，问是不是蒋介石关照要来的。胡、戴答是。陈原以为他们是来审查　他的行动的，就立即表示，自己是逃难入川，虽以国事萦怀，却并不与闻政　
治，更不曾有任何政治活动。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然后，陈就询问他们　的来意。胡宗南一面让陈阅看带去的“启事”剪报，一面说：“受到人身攻　
击一事，大家不平则鸣。傅汝霖、段锡朋诸先生是陈老的学生，忘年之交的　朋友，诸先生为陈老恢复名誉的辩护启事，乃国人之公论，民心之所向。今　
天特来求教，请陈老谈谈对国事的看法。值兹二次大战爆发，德军席卷欧陆，　波罗的海四国乃苏俄前卫边沿，被德军闪电一击，不一周而尽失，眼看苏俄　
处于极不利之局。国内国共问题，由分而合，由合而斗，大战当前，如国策　不能贯彻，前途实堪隐忧。为今之计，陈老意下如何？”胡宗南此话意思很　
清楚，国际形势对苏联不利，国内形势由于国共由合而斗，国策不能贯彻，　前途实堪隐忧，你陈独秀个人又受到中共的诬陷，你还不起来大骂一通共产　党？！
殊不知，陈不是三岁孩子，他听了胡、戴的话，看透了他们的来意，虽　然他对共产党有一肚子怨气，但他坚守国共之间“中立”的立场，决不为国　
民党提供反共的弹药；自然，在这种场合，他也必须说些应酬的话，但更重　要的是，他仍坚持自己独特的见解，于是，他沉默良久后慢吞吞地说出了这　
样一番话：“蒋先生的抗战决策，是符合国人愿望的。弱国强敌，速胜困难，　只要举国上下，团结一致，则任何难关都可渡过。延安坐井观天，谬论横生。　
我本人多遭诬蔑，幸公道在人心，先生等所示剪报启事一则，足可证明。列　名为我辩者，乃国内知名人士，有国民党的，有非国民党的，有以教育家闻
名的。我原打算向法院起诉，因见代鸣不平的公启，乃作罢。先生等对我关　注，深致谢意。本人孤陋寡闻，雅不愿公开发表言论，致引起喋喋不休之争。　
务请两君对今日晤谈，切勿见之报刊，此乃唯一的要求。言及世界局势，大　不利于苏，殊出意料。斯大林之强权政治，初败于希、墨的极权政治，苏联　
好比烂冬瓜，前途将不可收拾。苏败，则延安决无前途。此大势所趋，非人　力所能改变。请转告蒋先生好自为之。”①事后，戴笠将陈的谈话记录呈报　
蒋介石，蒋阅后说：“陈的见解深湛，眼光远大。”在蒋介石口中说出这样的　话来，当然不足为怪。但从蒋派胡、戴访陈目的而论，陈无①沈醉、文强：
《戴笠其人》第２０７—２１０页，文史资料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版。　疑在这场斗争中巧妙地取得了胜利。因为不仅陈要他们把晤谈情况“切
勿见之报刊”，而且从陈的谈话中，他们也的确捞不到他们想要的东西。同　时也表明，陈独秀基本上听取了周恩来要他不要扩大事态的关照。还有力地　
说明，陈独秀转向托派以后，虽然反对中共中央的基本路线，但始终未象有　些材料和章士钊提议的那样，与国民党反动派成为“犄角之势”，“合作反　
共”。相反，由于当时周恩来派董必武、朱蕴山、周钦岳等人对陈做了许多　争取工作，国民党倒是时时害怕他再回到中共那边去，所以对他的监视工作　
始终不放松。而陈独秀则始终不为双方所动。１９４１年３月５日，陈独秀　在给江津第九中学任教的何之瑜写的信中，谈到国民党派密探到该校侦探陈　
独秀的情况时，嘱咐何“不必谨慎过度”，“他们愿探的三件事（一）我们与　干部派（指中共——引者）有无关系；（二）我们自己有无小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