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传-第7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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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之谊面图援助几位贞坚卓绝的革命老战士出狱，而西安之行亦为此而抗辩　一串无稽之谣诬，并申述吾侪老友，最早即主张发动全国武装抗日之事实，　
尚有‘一二八’一役时三人签名所提出之合作纲领可为考证。日昨在兄寓所，　晤赵济、独清二位，说彭兄代表现在组织，因洛甫、泽东为商讨联合抗日问　
题致弟私电开列三条事件，决定弟写一申明文献刊布，以免世人误会上述弟　一己经历之事件，与现在中国共产主义同盟有缠夹不清之观测。弟亦因与此　
一崭新组织陌生到不曾知悉其何时成立。以故如此一节申明，亦惟有烦兄设
①《中国共产主义同盟紧要声明》，《斗争》第２卷第９期，１９３７年１０　月２日出版。
法转达也。”①罗汉的信不仅说明了他的活动与托派组织无关，而且表　示了对其的蔑视，不知其为“何物”。
陈独秀也对托派的声明嗤之以鼻。他在１１月２１日给陈其昌等的信中　说：“罗汉为人固然有点糊涂，你们对他大肆攻击，便比他更糊涂万倍。你　
们乱骂史（指中共——引者）国（指国民党——引者），尤其是骂史，虽然　不是原则上的错误，政策上则是非常的错误。如此错误下去，不知将来会走　
向何处去！”接着，他表明了与党“合作”问题的态度：“我对于史合作，在　原则上是可以的，可是现在谈不上；合作必须双方都有点东西，而且是在同　
工作的对象不得不互相接触时，此时并没有这样的条件。‘合作’自然是胡　说，罗兄向我也未言及此，你们又何必神经过敏呢？至于互相造谣臭骂，自　
然都是混蛋，都为教派所限，不曾看见共同的敌人。”
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是酸的。陈独秀这里透露了他当初对罗汉的活动　不表示可否的原因。与中共合作，“在原则上是可以的”，不妨试一试；结果，　
条件太高，所以“现在谈不上”。他有点自知之明，觉得托派的力量太小，　没有什么“东西”。其实，他一不愿承认加入托派的错误，二不愿发表公开　
脱离托派的声明，而所以这样，根本的原因是，他仍坚持托派的基本立场—
—城市国民会议运动为中心的路线，反对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路　线。具体说，在中国社会性质、共产党性质和革命道路上，与中共中央存在　
着原则的分歧：①罗汉给述之的信（１９３７年１０月１日），手稿。
（一）他仍然反对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论
断，认为中国“当然是资本主义经济居领导地位”，“没有什么一半一半”①。　他的逻辑是：只有说中国是“初期资本主义的国家”，或“中国已经不是一　
个封建残余的旧国家，而企图建立一个资本主义的新兴国”，才能解说中日　战争的起因及抗战的胜利；“如果中国的社会真如共产党所说，还是封建或　
半封建，则对于日本资本主义之发展，还没有势不两立的致命冲突，对日抗　战匪独不必要，而且不可能。
以封建半封建的农业国之生产力与武力，绝对没有能力对工业国战争，　尤其不堪比较长期的战争。”②按照这个逻辑，世界上一切反帝国主义侵略　
的民族解放战争都是不该进行的，更谈不上胜利了。
（二）他仍然不承认中国共产党的无产阶级性质，说“中共人数远远超　过我们，然亦只是些知识分子和没有一点工人基础的武装队”。所以，他主　
张让托派来做“重新创造无产阶级政党的中心势力”③。
（三）他反对中国革命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他说：“有些人们虽然　口中也曾说说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性的民主革命，实际上并没有认真的了解　
和正确的把握住这一历史条件所决定的时代性，？？所以才有拿农村苏维埃　抵制国民会①②③陈独秀《给托洛茨基的信》（１９３９年１月）。
陈独秀《我们为什么而战》，《告日本社会主义者》（单行本），亚东图书　馆行，１９３８年版。
《资本主义在中国》，载《陈独秀先生抗战文集》，第１集，亚东图书馆　发行。
议运动的荒谬政策，所以才有超资本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幻　想，所以才闹出‘山上的马克思主义’的笑话，所以才有依靠农村攻取城市　
的错误路线，？？这一大串头脚颠倒乱杂无章的政策，都由于未能了解并把　握这一时代性，遂至忽左忽右的乱跳，而进退失据。”并扬言：“必须把所谓
‘山上的马克思主义’的昏乱思想从根铲除，因为近代的一切大运动都必然　是城市领导农村。”①（四）他反对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抗日游击战争的方　针。
他说：“抗战一年了，农民仍旧是隔岸观火”；如果“跟着以最前进政党　自命的蠢材，大反其‘唯武器论’，和大唱其‘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的歌，大吹其‘大刀旋舞起来，“皇军”便要发抖的法螺’；？？中国永远还　是农民无知、商人无耻、士大夫无知而又无耻的中国。”②他甚至说：“我们　
不能相信在新式兵器的现代，在今日的中国，现政府如果失败，别的党能够　支持一省或数省政权继续抗战。”③这种“唯武器论”与他的“城市中心”　
观点相结合，使他得出一种荒谬的结论：“幻想专靠游击队来保护国家，便　是天大的错误。就是正规军的游击战术即运动战，亦不可滥用。？？过去的　
所谓‘红军’及山上的‘苏维埃政府’为什么到处失败，也正因为在军器上，　在经济上，在文化上，农村和小城市都不能够独立存在。在此次抗战中，如　
果我们执迷不悟，过份的估计游①②③《抗战一年》，《陈独秀先生抗战文集》　第６集。
《民族野心》，《陈独秀先生抗战文集》第６集。
《“五四”运动时代过去了吗？》，《政论》第１卷第１１期。　击队和游击战术，无意识的帮助敌人更容易的占据了我们全国的大城市　
和交通要道，即使游击队布满了全国的农村和小城市，甚至避开敌人的势力
在偏僻的地方建立一些可怜的边区政府，仍然算是亡了国！”①在这里，可
以看到，在“红军”问题上，比他当年的托派观点走得更远了。　陈独秀上述一系列谬论，恰恰暴露了他自己是一个最没出息的教条主义　
者。毛泽东的伟大，正是在中国共产党被迫下乡上山的环境中，吸取历史上　农民起义军因为没有无产阶级先进思想的指导，及建设不起无产阶级政党而　
失败的教训，十分注意在农民小资产阶级包围的汪洋大海中，在长期艰苦的　农村武装斗争中，建设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的党，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马
克思主义，形成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说得好：“把列宁的建党学说发展　得最完备的是毛泽东同志。
在井冈山时期，即红军创建时期，毛泽东同志的建党思想就很明确。大　家看看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的决议就可以了解。？？毛泽东同志对　
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党，党的指导思想是什么，党的作风是什么，都有完整　的一套。？？并且用这个学说来教育我们全党、全军和人民，使我们建立了　
这么一个好的党，所以才取得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②根据毛　泽东的建党学说，能不能建设一个真正无产阶级性质的好党，关键不在于是　
城市或农村的环境，以及党员①②邓小平：《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　想》，《邓小平文选（１９７５—１９８２）》第４１页。人民出版社１９８
３年版。
《论游击队》，《陈独秀先生抗战文集》第６集。　中工人成分有多少（这些无疑是重要条件，但不是决定条件），而在于
能否用无产阶级思想经常不断地克服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　另外，毛泽东在抗日战争中把游击战提到战略高度，广泛开辟敌后农村　
根据地，包围占据城市的敌人，以最后夺取城市，夺取抗战的胜利，是农村　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中国革命道路的具体运用。这在世界军事史上也　
是一个伟大的创举。中国是一个大而弱的国家，但它处在一个进步的时代，　却被另一个小而强的国家所攻击，这样，战争的长期性和残酷性发生了，于　
是根据地的问题、向运动战发展的问题等等也发生了。这就必然要求把游击　战争的问题放在战略的观点上加以考察。这个颇为新鲜的游击战争，当然陈　
独秀是不懂得的。毛泽东在论述游击战在整个抗日战争中的战略地位时说，　游击战仅仅次于运动战，因为没有游击战的辅助，也就不能战胜敌人。并说
它的战略作用有两方面：“一是辅助正规战，一是把自己也变成正规战。至　于就游击战在中国抗日战争中的空前广大和空前持久的意义说来，它的战略　
地位是更加不能轻视的了。”从抗日战争三个战略阶段中游击战的作用来看，
“中国抗日战争中的游击战，决不是可有可无的。它将在人类战争史上演出　空前伟大的一幕。”所以，“八路军的方针是：‘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　
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这个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反对这个方针的人们的观　点是不正确的。”①①《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第４６６、４６７页。　
至于在，“敌据城市我据乡村”的条件下，“乡村能够最后战胜城市”的　问题，毛泽东在１９３８年１０月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作的《论新阶段》报　
告中，有精辟的论述。他在分析了我国三个特殊条件——半殖民地的条件、　大国的条件、今日的条件（“今天主要的是中国进步了，有了新的政党、军　
队与人民，这是胜敌的基本力量”）之后指出：“在今天的半殖民地大国如中　国，存在着许多优良条件，利于我们组织坚持的长期的广大的战争，去反对　
占领城市的敌人，用犬牙交错的战争，将城市包围起来，孤立城市，从长期　战争中逐渐生长自己力量，变化敌我形势，再配合之以世界的变动，就能把
敌人驱逐出去而恢复城市。毫无疑义，乡村反对城市就在今天的中国也是困　难的，因为城市总是集中的，乡村总是分散的，敌人占领我主要的大城市与　
交通线之后，我之行政区与作战阵地就在地域上被分割，给了我们以很多困　难，这就规定了抗日战争的长期性与残酷性。然而我们必须说，乡村能够战　
胜城市，因为有上述三位一体的条件。”①陈独秀因为立足于城市为中心，　所以城市一丢，即为“亡国”；毛泽东立足于农村为中心，所以，即使有困　
难，我们必胜。这就是二者的根本区别。
坚持城市中心，瞧不起游击队，把毛泽东思想讥为“山上马克思主义”，　这也是当时王明的观点，在这些基本点上，陈独秀与王明是一门之徒。
凡此种种，表明了陈独秀当时与中共中央的分歧，是十①《中共党史参　考资料》第８集，第１７８页。
分深刻，十分尖锐的。因此，有人把陈独秀向南京“八办”表示赞成共　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罗汉接洽陈独秀与共产党合作抗日之事，视　
为陈独秀“要求回到党内”，不能不说是一种误解。
但是，这丝毫也没有低估陈在抗战问题上“转变”的进步意义，以及中　共中央把他当作抗战合作对象方针的正确性。
因此，当时的确出现了自１９２９年决裂以来的和解气氛。可惜，这种　气氛，很快被王明、康生的错误行为一扫而空。
蒙受“汉奸”冤屈与党彻底破裂副团长康生，拿着尚方宝剑，从莫斯科　飞到延安。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他们的第一个行动，就是乘当时苏联审判　
布哈林、托洛茨基等“右派与托派同盟”的狂风，坚决反对中央在“三条件”　下团结陈独秀等人抗日的方针。王明在政治局会议上声色俱厉地表示，我们　
和什么人都可以合作，只有托派是例外。在国际上我们可以和资产阶级的政　客军阀甚至反共刽子手合作，但不能与托洛茨基的信徒们合作。在中国我们　
可以与蒋介石及其下属的反共特务等人合作，但不能与陈独秀合作，并诬指
“陈独秀是每月拿三百元津贴的日本间谍”。有人当场指出：“陈独秀与托洛　茨基究竟有所不同；说陈独秀是日本间谍，究非事实。”王明却坚持说斯大　
林正在雷厉风行的反托派，而我们却要联络托派，那还了得；“陈独秀即使　不是日本间谍也应该说成是日本间谍”①。在这里，他进一步发挥了１９３
２年１月《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这个“左倾”路线代表　作中说的，与反动派比较，托陈派是“最危险的敌人”的观点，并且为了“以　
主要的力量来打击”这个敌人，可以不择手段。康生立即紧跟，发表了一篇　长文——《铲除日寇暗探民族公敌的托洛茨基匪徒》，信口雌黄地说：“一九　
三一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我们的东三省，同时，上海　的日本侦探机关，经过亲日派唐有壬的介绍，与由陈独秀、彭述之、罗汉等　
所组织的托匪‘中央’进行了共同合作的谈判。当时唐有壬代表日本侦探机　关，陈独秀、罗汉代表托匪的组织。谈判的结果是：托洛茨，基匪徒‘不阻　
碍日本侵略中国’，而日本给陈独秀的‘托匪中央’每月三百元的津贴，待　有成效后再增加之。这一卖国的谈判确定了，日本津贴由陈独秀托匪中央的　
组织部长罗汉领取了，于是中国的托匪和托洛茨基匪首，在日寇的指示下在　各方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就大唱其帮助日本侵略中国的双簧戏。”
王明、康生对陈独秀的这种诬陷是耸人听闻的。当时舆论大哗，要求康　生拿出证据来，但他始终拿不出来。几十年来，中外许多史学工作者进行了　
种种考证和猜测，有的说因为陈独秀参加了亲日派周佛海组织的“低调俱乐
部，的活动；有的说是因为陈独秀出狱后接受周佛海、陶希圣主持的“艺①
《解放》周刊第２９、３０期，１９３８年２月。　文研究会”的生活费“补助”①。其实，这两件事都发生在１９３７年
陈独秀出狱以后，当时周佛海来拉拢他参加“低调俱乐部”，陈独秀始终“毫　无表示”；至于陈独秀从陶希圣手中要的钱，是他向陶主编的《政论》杂志　
写稿支取的稿费。
康生说陈独秀与唐有壬谈判结果是陈执行托洛茨基的指示：“不阻碍日　本侵略中国”。
可是，托洛茨基的这个指示，康生在文章中说是１９３５年１２月，托　洛茨基给他的“平行总部”的一封信中说的。从时间上来说，托洛茨基１９
３５年１２月给他的俄国信徒的指示，怎么能在１９３１年，就被陈独秀们　执行了呢！？真是荒唐到了极点。再说，如果陈独秀确如康生所说那样的“日　
特汉奸”，不用说在１９３８年要逮捕处决，就是在“九一八”时，也难逃　法网。可是有讽刺意味的是，１９３２年陈被捕却不是“日特汉奸”罪，而　
是“抗日罪”，“妄诋政府不抵抗”。
关于陈独秀每月接受日本“三百元的津贴”的说法，也是天方夜谈，不　可置信。在康生发表这篇文章前不久，王明也在《解放》（第２６期）上发　
表了一篇题为《日寇侵略的新阶段与中国人民斗争的新时期》的文章，其中　说到：“托洛茨基匪徒分子——最无耻的民族叛徒黄平、张慕陶、徐维烈（实　
际上黄平、张慕陶①、徐维烈既不是托派，也不是汉奸——引者）等，每月　从日寇的华北特务机关部，领取五万元的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