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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传-第7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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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机会主义的“二次革命论”。这种理论与上述理论相反，主张在民 主革命后建立资产阶级专政，发展资本主义，在这个发展中，重新集结无产
阶级力量再进行下一次的社会主义革命。临委“报告”批判的陈独秀的“阶 级论”显然是指后者。但是机会主义的“二次革命论”与托洛茨基的“不断
革命论”之间，本来就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陈独秀与托派的结合，本来就 是这两种机会主义理论结合的产物。因为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是指
在革命高潮中应该以“无产阶级专政”为纲领，同时完成民主革命和社会主 义革命的任务；而在革命高潮到来以前，即在两次革命高潮之间的过渡时期
——“国民会议”斗争时期，这种理论认为，在资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经 济必然复兴，资本主义必然有所发展；这种发展对无产阶级的发展壮大，组
织起来，准备下次革命是有利的。所以，“二次革命论”与托洛茨基的“不 断革命”有两个基本点是相通的：都认为下一次夺取政权的革命高潮是社会
主义革命；都拥护在目前“过渡时期”，在资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发展资本 主义，以准备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这个思想，托洛茨基在《共产国际第六
次大会后的中国问题》一文中，结合中国问题，有详细的论述。可以说，陈 独秀现在主张发展资本主义的思想，正是来自托洛茨基；而对托洛茨基“不
断革命论”的核心——“无产阶级专政”问题，陈独秀此时还未论及。所以， 批判陈独秀上述主张离开了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恰恰暴露了批判者
自己对这种“理论”的无知。在中国托派中，这种自称是托洛茨基的忠实信 徒，而对托氏理论不甚了了的人，是屡见不鲜的。梁干乔、彭述之、刘家良
等就是这种典型。被认为对托氏理论有点研究的“托派理论家”郑超麟、王 文元曾多次讥讽彭述之这类半吊子“托洛茨基主义者”①。所以，王文元、
陈其昌（郑超麟这时还在乡下养病，１９４０年才到上海参加托派领导工作） 等人，是反对对陈独秀作出违背“不断革命论”的结论的，他们也“完全同
意”托洛茨基对陈独秀的“宽容”态度②。为此，这个又是“多数通过”的
“报告”①②连根（王文元）：《托洛茨基与陈独秀》，《国际主义者》第３期。 郑超麟曾写过一本《不断革命论ＡＢＣ》的书，１９４７年由春燕出版
社出版。 该书对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进行了详尽而通俗的阐述，因而被托
派公认为“理论家”。
抱怨说：“有极少数的老同志往往以道德的感情的观点来回避这一斗 争，？？辩护他（指陈独秀——引者）并未离开我们立场。”这样，托派临
委内部又开始酝酿新的分裂。 应该指出，陈独秀在１９３８年４月《抗战与建国》一文中说的“谁能
够有实力有决心来领导这一战争，？？谁便能够安然掌握政权，建设他素所 主张的政治形态和工业制度：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三个月后，他又说“中
国目前的问题，不是什么‘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而是‘本国的资本主义， 或外国资本主义的殖民地’”。这些都不是什么高见，而是陈腐的观念。因为，
当时中国面临的前途，既不是殖民地，也不是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而是“新 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的准备阶段。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这个革命的
第一步，第一阶段，决不是也不能建立中国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的社会， 而是要建立以中国无产阶级为首领的中国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
义的社会，以完成其第一阶段。然后，再使之发展到第二阶段，以建立中国 社会主义的社会。”①至于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长期性及应该充分发
展资本主义经济认识不足，那是另一回事。
在组织问题上，托派《临委给国际的报告——关于Ｄ．Ｓ．同志问题》 中说，“自从他出狱后对我们组织所采取的冷漠、轻蔑甚至敌视的态度，他
对某些同志屡屡表示‘各人各干各人的，将来再说’的观念，甚至他在敌人 面前公开表示他和‘托派’无关的声明，这些都足以觇知他的取消组织的观 点。
①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载《毛泽东选集》第６３２页。 因此，我们应该继续声明，即在组织问题上我们与Ｄ．Ｓ．同志的取消
观点也陷于不可调和的地步。”尽管如此，“报告”还是屈服于托洛茨基的压 力，被迫同意陈独秀“留在第四国际内，是很有意义的”；“我们现在仍继续
诚恳的要求Ｄ．Ｓ．同志和我们，和国际组织恢复正常的关系，进行彻底的 讨论”；“我们自得到托同志的意见后，我们更希望他能到美国去。”但又对
托洛茨基曲宥陈独秀表示不满，强调说：“我们认为改正一个领袖同志错误 的最不可少的办法，还是对他的错误不可调和的斗争”。并对托洛茨基第四
国际要挟说：“假如他仍坚执成见，把我们视为‘极左派’以保留他一贯的 机会主义路线，则我们始终是无法接近无法合作的。”由此看到，如果不是
托洛茨基亲自出来“保驾”，如果不是陈其昌、王文元出于感情的“辩护”， 在彭述之、刘家良这两个宿敌控制下的中国托派，这次又要重演“开除”陈 独秀的闹剧。
与中共再次和解拒绝回党“三条件”尽管中国托派几年来一直疯狂攻击 中国共产党，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在１９３５年１２月瓦窑堡会议
后，与全国各党各派联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时，对中国托派还是采取一 视同仁的态度。１９３６年４月２５日，中共中央发表《为创立全国各党各
派的抗日人民阵线宣言》，在被点名呼吁的“中国国民党”等４０个党派及 团体的名单中，就有“中国托洛茨基主义同盟”，并且列在第六位。这充分
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大义为重，不计前嫌的高尚风格。①在接着举行的 国共谈判中，周恩来要求释放政治犯时，并未对狱中的托派分子落井下石，
而是与中共及其他爱国民主人士的政治犯一样看待，主张“释放一切政治 犯”。
西安事变中，托派又一次猛烈攻击中共关于和平解决事变、促成国共合 作抗日的努力，同时，在莫斯科审判中，又传来了所谓托洛茨基要托派“不
阻碍日本侵略中国”的“指示”的“证词”。于是，中共中央就把中国托派
视为“日本走狗”，确定了“对于托派，应采取坚决打击，使之瓦解与消灭 的方针”②。但是，在执行这个方针时，中共中央对托派问题的处理是十分
谨慎、区别对待的。如抗战爆发后在营救狱中政治犯的工作中，共产党曾给 托派以帮助。当时王文元因被单独关押在“秘密拘留所”里，其他托派分子
都已出狱时，他却连踪迹也没有。罗汉到南京为营救狱中托派分子而奔走时， 就请中共驻南京八路军办事处主任叶剑英帮忙寻找王文元。
叶对罗汉这个著名的托派分子仍以老友（大革命时期二人同受共产党派 遣，在国民革命军第四军中做政治工作）热情相待，而且亲自陪着罗汉到南
京各处寻找王文元③。这对托洛茨基和李福仁所说的国共合作后，共产党将 要求杀死狱中的陈①②③参见《双山回忆录》第２２７、２２８页；罗汉：
《致周恩来等一封公开信》。
《白区党目前的中心任务——洛甫同志在白区党代表会议上报告之一 部》（１９３７年６月６日），《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
第《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第１３７页，档案出版社
１９３５年版。 独秀等托派分子的胡言妄断，是一个有力的批驳。
对整个托派组织是这样，对托派中的抗日派陈独秀等人，中共中央更寄 予希望。抗战爆发后，托派由于坚持打倒国民党政府的策略，破坏抗日民族
统一战线，破坏抗日战争，而被全国人民所唾弃，中共中央对陈独秀依然另 眼相看。
陈独秀出狱时，与托洛茨基的预见相反，中国共产党表示欢迎。１９３
７年１１月２０日出版的党中央理论刊物《解放》，还发表“时评”——《陈 独秀先生到何处去》，以尊敬和期待的口吻说：“当陈独秀先生恢复了自由以
后，大家都在为陈先生庆幸，希望他在数年的牢狱生活里虚心地检讨自己的 政治错误，重振起老战士的精神，再参加到革命的行伍中来。”
“时评”还把他与其他托派加以区别：“陈先生出狱后，在武汉的第一次 讲演中说到‘？？这次抗战是一个革命的战争，全体民众应当帮助政府，世
界也应当帮助中国？？。’这与中国的托洛茨基派的主张已大有差别。托派 在目前抗战中主张打倒南京政府，狂吠‘左的’民族失败主义，这完全是汉
奸理论，完全做着日贼的别动队的作用”。周恩来在进行这种区别的同时， 还对罗汉说：“所谓中国托派，事实上亦很复杂，？？我可以大约将其分为
四派：一派是赞成抗日的，你和独秀属之？？。”并表示：“以后对陈独秀这 一派的人，可以将‘匪徒’二字停止不用。”①陈独秀出狱后，亲自到南京
八路军办事处，向叶剑英、博古表示，赞成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接着，罗汉①罗汉：《致周恩来等一封公开信》，《汉口正报》１９３８年４
月２４、２５日。
到商京与八办联络营救狱中托派分子时，未与陈独秀商量（因当时陈已 离开南京去武汉），就重提“一二八”时他与陈独秀等人提出的与中共“合
作抗日”的建议。叶剑英和博古自然表示欢迎，但事关重大，必须请示中央。 叶即一面电告中央，一面嘱罗汉亲自到延安走一趟，并给罗开了介绍信和旅
费。罗汉先到西安，由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主任林伯渠接待，并电询延安中 央的决定。相谈中，林伯渠和王若飞这两位大革命时期的老同志，对陈独秀
十分怀念。林说：“陈在文化史上有不可磨灭的功绩，在党的历史上，有比 别人不同的地位，倘能放弃某些成见回到一条战线上来工作，于民族于社会
都是极需要的。”王若飞“自信与独秀共事较久，深悉其倔强个性，但中央 看重组织问题，亦系党内自来之原则，第三国际的支部，决不容许第四国际
或第四国际有关系的份子搀入，这乃是自然的事实，所以他极端希望独秀等 几位老朋友，完全以革命家的气魄，站在大时代的前面，过去一切的是是非
非都无须再费笔墨唇舌去争辩。”①因山洪毁路，罗汉被阻西安，延安未能 去成，但是党中央认真研究了南京和西安发来的讯息。毛泽东同情罗汉的活
动，觉得中国的托派不能与苏联的托派相提并论，表示“可以与陈独秀先生 等形成某种合作关系，以期一致抗战。？？现在我们是团结一切力量抗日，
陡独秀托派如果表示改悔，何①罗汉：《致周恩来等一封公开信》。
尝不可一起抗日。”①当时的党中央书记张闻天也是如此主张。于是党 中央就向陈独秀提出了合作抗日的三项条件：“（一）公开放弃并坚决反对托
派全部理论与行动，并公开声明同托派组织脱离关系承认自己过去加入托派 之错误；（二）公开表示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三）在实际行动中表
示这种拥护的诚意。”②张国焘在解释这些条件时还说：“托派中愿意恢复中 共党籍者，须公开脱离托派并承认已经参加托派的错误；不愿恢复中共党籍
者，可以与中共在党外合作，支持中共的抗战政策。中共中央也不再对抗日 的托派人物采取敌视态度。”③这个精神与中共中央１９３６年４月２５日
的宣言是一致的。党中央的“三条”由毛泽东和张闻天签署，直发罗汉。 在当时“托派即汉奸”的气氛中，这“三个条件”应该说并不过份；从
陈独秀今后活动方便考虑，也是必要的。但罗汉认为是“招降”，表示不能
代陈独秀接受，可代为转达。 陈独秀是拥护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但对于与党“合作”或“回
到党内”，并没有考虑。他对于罗汉的活动，初不知晓；知晓后，既不“予 以鼓励”，也不表示反对④，以待尘埃落定后表示进退，掌握主动。博古恐
怕“三条件”会①②③④《双山回忆录》，第２３０页。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１３３１页。 叶剑英、博古、董必武给《新华日报》的信，《新华日报》，１９３８年
３月张国焘：《我的回忆》第１３３１页。张回忆说罗汉到了延安，与史实 不符；但他所述延安研究陈独秀问题的情况，与其他史料对照，有参考价值。
引起独秀反感，嘱罗汉“不妨口头传达”。果不出所料，一向刚愎自用 不知“认错”为何物的陈独秀，在武汉得知中央条件后，十分不满，说：“我
不知过从何来，奚有悔。”①“现在乱哄哄的时代，谁有过无过还在未定之 天，不写，有什么过可悔。”②对于公开声明脱离托派，更认为是“画蛇添
足”。于是他写了一封回信和七条“抗战纲领”交罗汉回南京给叶剑英和博 古，作为他的答复。博古认为陈的抗战纲领与中共中央所决定的路线，“并
无不合”，待周恩来、董必武到武汉再与陈独秀“交换意见”③。 罗汉的活动，也触动了彭述之为首的托派临委的神经。他们郑重其事地
在罗汉由西安返回上海时，于１９３７年１０月１日，发表了一个“紧要声 明”，先对中共进行了一番攻击：“现在中国史大林党所执行的‘联合路线’
政策，其本质就是阶级合作，其作用是民族解放斗争的制动机。因此史大林 党本身已成了中国革命的巨大障碍物。”扬言“今后匪特无与史大林党政治
妥协之可能，相反，不根本粉碎它的革命制动机作用，则中国无产阶级与民 族彻底解放斗争，绝不会胜利。”
明明自己是中国革命的“制动机”和“障碍物”，却要加诸于他人，这
种贼喊捉贼的嘴脸，实在令人作呕。声明接着说：“近有罗汉其人，以含糊 的‘托派’名义，在南京，在西安，向史大林党上层分子接洽所谓抗日合作。
按罗汉从前虽曾与①②③罗汉：《致周恩来等一封公开信》。
包惠僧：《我所知道的陈独秀》（三）。 高语罕：《陈独秀入川后》，南京《新民报》晚刊，１９４７年１１月１
３日。 左派反对派（本同盟的前身）有组织关系，但五年以前早已脱离；既非
本同盟的一员，自无代表之向史大林党接洽合作的资格，其行动亦与本同盟 毫无关系。至于其接洽内容之违背本同盟上述一贯主张，当然无加驳斥之必
要。恐外界误会，特此声明。”不仅如此，声明也向陈独秀暗示：“以前或今 后，如有与此类似的任何个人行动，皆与本同盟全体无关，合并声明。”①
罗汉当天就给彭述之一个绝妙的回答：“弟自仲甫同志与兄（指彭述之—— 引者）等被叛徒背卖，遭受缧绁之厄后，对于一些言论似左行为可疑的同伴
就存戒心，一直警戒到他们陆续叛变出去，还未完全弛懈，因此五年以来自 己事实上与组织脱离关系，且亦不悉组织之如何组织也。此次赴京，纯本朋
友之谊面图援助几位贞坚卓绝的革命老战士出狱，而西安之行亦为此而抗辩 一串无稽之谣诬，并申述吾侪老友，最早即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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