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传-第72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地是主张维持国民党的军事专　
政，是完全放弃了以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来代替国民党的军事专政之原来的　政治主张。”“提纲”还认为“Ｄ．Ｓ．所以远离第四国际的基本立场，在最　
重要问题上走到了如此的机会主义，主要是由他自出狱后希图无条件地保持　自己的‘公开地位’，因而不得不向国民党政府妥协，不得不向斯党（指共　
产党——引者）表示让步，？？放弃了自己原来的革命立场，然而这正是社　会民主党及一切所谓合法的马克思主义者之所以堕落之根本原因。”“提纲”　
最后提醒说：“Ｄ．Ｓ．要想重新回到革命的队伍里来，首先必得考虑他所　幻想的‘公开地位’，进而考虑他近来全部思想错误的根源，否则他的错误　
将跟着时间前进至于不可收拾。”但在“附言”中，又以和解的口吻表示：“我　们希望Ｄ．Ｓ．同志将站在革命的利益上来互相讨论和批评，以便最后获得　
共同一致的正确结论。”
上书托洛茨基又受托派抨击托派领导集团这种思想僵化，抱残守缺，不　可理喻的状态，陈独秀并不感到奇怪。他毫不妥协，立即反击。但是，他反　
击所采取的办法是写信向托派总头目托洛茨基告状①。该信件在回击临委的　指责时，完全是站在“我们”——整个托派（包括临委）立场上，以向托洛　
茨基汇报和检查自己工作的口吻说的。
信一开头就叙述中国抗战的溃败局势，及中国托派由于“极左派”路线　的错误，造成组织衰萎，因而对这种失败局势处于恼人的无能为力的地位。　
他哀叹：“我们当然未曾幻想在此次战争中有很大的发展。然如果政策比较　的正确些，也不致象现在这样衰萎。我们的集团，自始即有极左派的倾　向？？。”
同时，他也是代表整个中国托派，提出今后他认为正确的工作方针：“我　们不应该幻想着把工作等待收复失地以后，应该立即准备在日本继续占领的　
环境中，开始在当地狭小范围内从头做起？？。只有组织上获得相当数量的　工人群众，政治宣传行动上无保留的以百分之百的力量用之于民主民族斗争　
的小集团，才能够得上做重新创造无产阶级政党的中心势力。”
最后，为了打动托洛茨基的心，他把他与“极左派”集团的斗争与“第　四国际的威望”联系起来，说：“现时远离群众远离现实斗争的极左派，如　
果不能深刻的觉悟过去轻视民族民主斗争的错误，大大地改变态度，如果不　是每个人都低下头来在上述工作方针之下刻苦工作，如果仍旧说大话，摆领　
导者的大架子，组织空洞的领导机关，妄想依靠第四国际①陈独秀：《给托　洛茨基的信》，《陈独秀最后论文和书信》，第２４页。
支部的名义，闭起门来自立为王，除了使第四国际的威望在中国丧失外，　别的将无所成就。”
这封写于１９３９年１月的信，充满着对托派在中国命运前途的关注和　忧虑，这与他１９３８年３月发表的那个被人称为“脱离托派”的声明，情　
调显然是不同的。为什么一年之间，他的思想有如此大的变化呢？我们应当　怎样看待那个声明与这封信的关系呢？我认为：第一，他只反对托派领导集　
团，并不反对托派组织。
他把“我们的组织”与“极左派的小集团”是分开的，谴责后者，而对
前者抱有希望。　从私人关系上说，这个“小集团”，那时实际控制在他长期厌恶的彭述
之和刘家良以及尹宽手中，这无疑更增加他与“小集团”的对立情绪。如他　所说：“关于老彭和长子（即尹宽），即使意见相同，我也誓不与之共事，况　
且根本意见相差很远。”①因此，他可以实际上脱离托派组织生活，却不愿
“公开声明脱离”托派，更不能去反对它。　第二，他只反对托派的“板左”路线和政策策略，不反对托派的理论基
础和基本原则。　在抗战问题上，陈独秀与托派领导集团的分歧，是托派内部的分歧，实
质上是他们在“革命性质”、“国民会议”、“共同行动”等问题上传统分歧的　继续和深入。在给托洛茨基信中，陈在分析极左派抗战问题上的错误根源时　
指出：“我们的集团，自始即有极左派的倾向。例如：有些人认为民主革①
《给陈其昌等的信》，《陈独秀的最后论文和书信》第２４页。　命在中国已经完结；有些人认为下一次革命性质是单纯的社会主义的，　
没有民主成份；有些人认为中国下一次革命一开始便是社会主义的；有些人　怀疑国民会议的口号，认为它没有阶级的意义；？？有些人认为民族民主斗　
争是资产阶级的任务，无产阶级虽然可以参加运动，而不是自己的任务，攻　击同志中主张中国无产阶级应该把解决民族民主任务放在自己双肩上的人是　
左派资产阶级的意识；有些人认为任何时期任何事件任何条件下，和其他阶　级的党派协议反对外国帝国主义或国内独裁者的共同行动，都是机会主义。　
这些极左派的倾向，在组织内部的宣传教育起了很大的作用，遂决定了对中
日战争的整个态度，没有人能够纠正，谁出来纠正，谁就是机会主义者。”　在１９３８年３月声明前４个月，他最早向托派临委宣布“我已不隶属　
任何党派”的信中，曾批评他们“乱骂”中共和国民党，尤其是骂中共执行　的“联合战线”政策是“阶级合作”，是中国革命的“制动机”和“障碍物”　
时，认为“不是原则上的错误，政策上则是非常的错误”，因为“不曾看见　共同的敌人”。他尤其坚持托派传统的城市工人运动为中心的观念，不承认　
中共无产阶级的性质和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坚决反对共产党实行的农村
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革命道路。　因此，陈独秀在３月声明中，断然拒绝“公开放弃并坚决反对托派全部
理论与行动并公开声明同托派组织脱离关系承认自己过去加入托派之错　误”。
局面的策略。抗战初期，由于蒋介石被迫抗战了，共产党也以民族利益　为重，改变了“推翻国民党”的政策，实行国共合作抗日，得到全国人民的　
拥护。但是，托派却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依然坚持“打倒国民党”的口号，　反对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实际上起着破坏抗战、破坏抗日民族　
统一战线的作用；再加上日本特务机关公开宣称要利用这种作用，帮助托派　发展，于是“托派”就成了“汉奸”的同义词，成了人人恶而远之的臭招牌。　
正如陈独秀在信中所述：“在战争中，这般极左派的人们，口里也说参加抗　战，而同时却反对把抗日战争的意义解析得过高。他们的意思或者认为只有　
反抗国民党统治的战争才是革命的，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不能算是革命　的；又有人讥笑‘爱国’这一名词；甚至有人认为此次战争是蒋介石对日本　
天皇的战争；有人认为工人参加战争是替资产阶级当炮灰；他们认为谁要企　图向共产党、国民党谈判共同抗日的工作，谁便是堕落投降。”据此，陈独
秀痛心地指出：“群众眼中所看见的‘托派’不是抗日行动，而是在每期机　关报上满纸攻击痛骂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文章，因此使斯大林派‘托派汉　
奸’的宣传，在各阶层中都得到了回声，即同情于我们的人，也不明白‘托　派’目前所反对者主要的究竟是谁。从开战一直到今天，这种状况仍旧继续　
着，不但无法获得群众，简直无法和群众见面。”所以，陈独秀想利用他原　来的声望，利用他五年坐牢表面上与托派断了联系的条件，在国民党统治区　
独立开创一个局面，去团结广泛的民主势力和插手军队，因而必须声明他与　托派无关。
但是，这个开创新局面的努力，他并不否认依然是托派的事业；看来，　他是想待局面打开、有了基础之后，再来纠正和说服托派临委。这个秘密是　
当时与陈独秀一起尝试开创新局面的王文元透露的。他说：“依照我的想法，　这工作（指到何基沣部队工作——引者）如想顺利开展，必须通知上海的临　
委，让他们核准，并通盘决定工作步骤及调派工作人员；而独秀则讨厌上海　的人，反对这样干，他认为让我们几个人干好了，待有成绩与需要时，再向　
上海要工作人员。”王文元还说，陈独秀在与“民主党派”接触，企图组成　一个联合战线时，也是以“我们”的姿态出现的。而这个“我们”，与他后　
来给托氏信中的“我们”是一致的，即“表面上否认托派，而言谈中却仍以　托派自居”①。
１９３９年１月所写的信是他独自开创局面受挫后思归情绪的反映。　以上所述，说明陈独秀还没有与托派决裂，但并不是说他对这个问题，　
一点思想考虑也没有。说得正确些，他在武汉的努力，虽然仍然站在托派的　立场上，眼睛却在观望，揣摩风向。如他对王文元说的，陈独秀只代表陈独
秀个人，至于谁是朋友，谁是敌人，得在新斗争的分分合合中决定了②。　他在给陈其昌等人的信中也说：“你们都是史大林主义者，都是老彭的　
朋友，和我非永久的伴侣。？？将来谁是朋友，现在完全不知道。”③那么，　他在武汉的努力，得到了什么结果①②③《陈独秀的最后论文和书信》，第
２３、２４页。
《双山回忆录》，第２３３页。
《双山回忆录》，第２４０、２４１页。　呢？他的观望，又望到了什么呢？他插手军队，派王文元等三人去何部　
工作，可是平汉路的车票买到，临动身的前夜，突然得到了通知，何基沣被
免除师长职，“着毋庸回任”①。这就使他的军事图谋落空了。因为陈独秀　虽然被释放，仍受着国民党特务的监视。而且这个监视的任务是军统特务头　
子戴笠亲自布置给当时武汉警察局长蔡孟坚的。②因此陈独秀的一举一动都　逃不过国民党的眼睛。这样，蒋介石十分严密地掌握着陈独秀与何基沣的联　
络，终于在关键时刻掐断了这种联系。不仅如此，雪上加霜的打击接踵而来。　约高语罕来，高迟迟不来；邀罗章龙，罗表示婉绝。特别是王明、康生制造　
了一个陈独秀是每月拿日本侦探机关３００元津贴的“日寇侦探”事件，使　他伤透脑筋。虽然人人明白这是赤裸裸的“诬陷”，那些民主人士碍于政治　
斗争之微妙，还是纷纷离开了陈独秀。跟随他走了一段“新途径”的王文元、　濮德志、罗汉等人，也先后离去。无可奈何花落去，面对着这种风流云散的　
悲凉处境，他自己也于１９３８年７月，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炮火底下，被迫　溯江而上，进入了四川。
这时的陈独秀，真是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无限怅惘：一是对国民党的
希望完全破灭，哀叹“开战前国民党政府没有作战的意志，仓卒应战，最不　可少的准备太不够，甚至某些部分简直没有。开战后，复以反革命的方法，　
来执行民族革①②蔡孟坚：《悼念反共强人张国焘》，《传记文学》第３６卷　第１期１９３０年１月。
《双山回忆录》，第２３９页。　命的任务，所以军事失败”①。二是对共产党满肚子的怨恨。他把王明、
康生的错误行为，看成是党的旨意。三是认为民主党派太经不起风浪。在这　又一次严重失败和从未有过的孤独之中，上海临委派了与他有深厚友谊的陈　
其昌，来到了他的身边，与他交换意见。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给托洛茨基　写这封信的。所以，信上所流露的那种感情，所反映的那种立场，是很自然　
的了。他的“从头做起”，既是武汉受挫后的呻吟，又是不甘失败的挣扎。　同时，他也不得不承认，他的基础还是托派，也只能是托派。所以，他在给　
托洛茨基的信中，如数家珍似地谈到托派的组织力量：“我们在上海、香港　二处有组织的人共计不满五十，其余全国各地游离分子大约在百人以上。”　
但是，要他放弃自己的原则，与上海的托派临委和解，也同样办不到。　他认为：“这样一个关门主义的极左派小集团（其中不同意的分子很少例外）　
当然没有发展的希望；假使能够发展，反而是中国革命运动的障碍”。在这　种矛盾和痛苦的心情支配下，他对极左派的批判，自然就夹杂着犹如一个慈　
母对犯有错误的儿子那样的痛惜和自责，说出“我们的集团，自始即有极左
派的倾向”的话来。　有人拿刘仁静提供的一个情况，证明陈独秀已与托派脱离关系。刘说他
在１９３８年到武昌，找到了陈独秀，“陈独秀开始对我很客气。第二天我　去见他，他就不见我了，还给我①陈独秀：《给托洛茨基的信》。
留下一封信，那封信表示和我绝交，划清界限”①。其实刘仁静后来自　己出来纠正说：“有人说陈独秀那次不见我，是表明他与托派划清界限。实　
际相反，因为我当时已是被托派开除的人，所以他不与我交往。”②原来，
１９３５年３月刘仁静在北平被捕后，就押往南京被判徒刑两年半，进入了　苏州反省院，并担任这个反省院犯人“自治会”的主席。他在反省院办的感　
化犯人的半月刊上，发表了好几篇文章，继续宣传被陈独秀批判过的先“经　济复兴”后搞革命的理论，宣称：“现在民族复兴的途径只有靠阶级调和，　
一致对外”；“就中国现状看来，在中国想实现社会主义或非资本主义，乃是　一种人道主义者的幻想”；主张中国应该“节制私人资本，即是创造国家资　
本，？？实现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③。陈独秀在狱中见到这些文章后“很　恼火”，并建议托派临委把刘仁静开除了。
内，发现了一份以“中国共产主义同盟临时委员会”名义写的手稿——
《开除刘仁静党籍启事》。《启事》说：“刘仁静于一九三五年春在北平被捕　之后，未能保持革命者坚决的态度，后入苏州反省院，更显出动摇的倾向。　
最近我们在苏州反省院半月刊上，读到了他所投登的几篇论文如《节制资本　刍①②③《读〈资本论〉刍议》，《半月刊》，第３卷第１１期；《读〈西洋史　
论〉》，《半月刊》，第８卷第２１期。
访问刘仁静谈话记录（１９８０年７月１２日，唐宝林整理）。
《访问刘仁静先生谈话记录》（１９７９年３—４月，史斌、苏晏整理），
《党史资料》丛刊（上海），１９８１年第４期。　议》①等，竟公然站在三民主义的旗帜下，宣传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他整个思想，无疑已投降于反动的孙中山主义之前。为此，我们郑重声明：　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布尔什维克——列宁派）决不容许抱有这样思想的分子，　
继续容留在他的队伍中。”
这个《启事》写于１９３５年１１月１７日，经过“临委”核实修改补　充后，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同盟为开除刘仁静党籍通告》，发表在１９３
６年１２月１５日出版的托派机关报《斗争》第１４期上。《通告》一开头　与上述“启事”开头一样，说他被捕后动摇，接着说：“惟当时仅凭同志口　
传，本同盟不能率尔置信。”——这说明刘仁静问题的发现及处理意见，确　是陈独秀首先提出。“通告”然后说：“近闻江苏反省院出版之半月刊，见有　
刘仁静投登的长文《读〈资本论〉刍议》、《读〈西洋史论〉》等篇，完全证　实其思想的反动与叛变。？？为此，本同盟正式宣布刘仁静为共产主义的叛　
徒，开除其党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