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传-第6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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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生活》第１３期。
《肃清机会主义》（小册子）。
“一切不乐观的现象令我不安，？？大家不同的意见，应公开的辩论，　切勿希图利用组织威权来箝制异己，像这样破坏组织的行动是不能容许的”。　
他呼吁“一切须代大及国际解决”！
“不宜草率决定，尤不可由少数人捣乱后，盗用组织威权来解决政治意　见，尤不可采用开除个人这种滑稽手段”。他特别痛恨李福仁的插手，指出
“外国同志倘在中国鼓动分裂运动（望你们将我这句话明白告诉他！！！）如　果他算是国际代表，最后国际必须负责，分裂运动不是任何人可以任意儿戏　
的，特此提出警告！”①殊不知新的托派中央对陈独秀遥远的干预更为恼火。　他们本来就是把他和陈其昌等人一块打击的，这次他是自投罗网。１月２５　
日，新的中央给陈独秀复了一封很长的信，系统地列数批判陈独秀四大机会　主义错误：“共同行动”；放弃“保卫苏联”及“联合苏联”的口号；现在仍　
把“红军”看做“流寇土匪”；组织问题上“拉拢调和的中派主义立场”。指　责说，如果这些错误不改正，“则许多机会主义的路线和分子将不断的借你　
的‘权威’和借你的这些错误发展起来”；表示不同意陈独秀解决组织问题　的办法，“或者纠正错误，或者马上分裂，任何拖延的办法（如‘等国际来　
信’或‘召集全国代表大会’来解决），都是有害的形式主义！”②。并且采　取断然措施，将陈其昌和尹宽开除了。在他们以“常委”名义发表①②《中　
央委员会致雪衣同志信—关于表示政治立场及怎样解决组织问题》，《校内生　活》第１３期。
《雪衣最近来信》，《校内生活》第１３期。　的通告《为撤销陈其昌商吉士（尹宽）党籍及要求其他同志表示最后态　
度事》中，说中央委员会与陈其昌、尹宽作“最后谈话”，陈、尹表示“原　来的政治主张完全正确的，一点不能更改”，因此决定将他俩人“开除”，并
要求陈独秀、赵济、蒋振东等人表态。　陈独秀当然表示反对，所以也被“开除”了①。当时王文元正好出狱来
到上海，他也致函刘家良、史朝生托派“常委”，呼吁“在目前中国这样黑　色的氛围中，我们这点点快等于零的力量，应该要相当加以珍惜的”；提议　
将不同意见提交全体讨论，大会解决，“请国际作最后解决”，在解决前，“不　要进行组织分裂和制裁”②。但是，新的托派中央没有理他。
直到１９３５年３月，新的托派中央被国民党破坏：刘家良、史朝生、　胡文华及李福仁等在上海被捕，同时伊罗生和刘仁静也在北平被捕（当时伊　
罗生雇刘仁静为助手，在北方收集中国第一次大革命的资料），他们组织的
“中央”随即“消亡”，这一出闹剧才宣告结束。　事件发生以后，李福仁和伊罗生虽因“洋人”很快获释，然托派又陷于
“领导机关根本没有”的状态中。这年夏天，王文元又来到上海，收罗起２
０多个托派分子，企图重新组织起来。王文元说：“狱中的独秀对组织很关　心，他写信出来，主张由陈其昌、赵济和我（王文元——引者），暂时成立　
一个三①②连根（即王文元）：《对目前组织问题的意见》，载《全体起来，　制止无理的分裂组织》（油印单行本）。
《双山回忆录》第１９０、１９１页。　人委员会，着手整理工作。李福仁此时已和陈其昌及尹宽和解，常见面，
也极盼组织能够恢复。”“不久，从一次上海现有同志的代表会议上，推出了　一个临时中央委员会，其中包括陈其昌、尹宽、蒋振东、李福仁和我。此时　
独秀方面，因得其昌、赵济和我的不断解释，总算对‘毛子’（即外国同志）　的合作也谅解了。”而此前，陈独秀“接连写出信来，力阻我们与毛子合作”。
①陈独秀答应与李福仁合作，以及中国托派再次与李福仁合作，是与托洛茨　基的推动分不开的。１９３５年８月，伊罗生回国②途经挪威奥斯陆时，向　
托洛茨基汇报了“开除陈独秀”事件，并带去了刘仁静反对陈独秀巨著《五　年来的中国左派反对派》。伊受刘的影响，也说了诋毁陈独秀的话，甚至在　
他后来出版的被西方学者称为“不朽之作”的《中国革命的悲剧》中，还指　责陈独秀对第四国际的态度“可疑”。但是，托洛茨基听后却对“开除”陈　
的事件明确表态：“不允许”！并对于刘仁静自命为中国托派运动中布尔什维　克倾向的代表的那种骄傲态度，颇觉有趣。他说：“我想即使陈独秀具有某　
些机会主义的成分，但他毕竟多活几岁，有更多的经验？？他能贡献我们许　多好的意见，？？我们绝对需要留他在第四国际的总委员会中与我们合作。”　
他认为刘仁静批判陈独秀的意①②伊罗生被释放后不久回国，他用托派观点　把中国实地收集的大量材料，写了一部中国大革命史——《中国革命的悲　
剧》，托洛茨基写序。由于观点与传统的共产国际和苏联科学院的观点完全　对立，在西方引起巨大反响，被誉为“不朽之作”。
《双山回忆录》第１９５、１９６、１９４页。　见是“大大地夸大了的”，是“荒谬”①的。　就在这次谈话以后，１９３５年８月１０日，托洛茨基给李福仁写了一
封信，虽然他无可奈何地宣称，对中国托派与陈独秀的“那些思想分歧问题，　我暂时不表示意见”，默认“中国支部也已成立其自己的中央委员会，与陈　
独秀及其一派不相干了”。但他毫不掩饰地竭力推崇陈独秀“是知名的，而　且业已证明为绝对可靠的”。“他是国际的人物，他现在被监禁在牢内。他不　
仅仍旧忠实于革命，而且仍旧忠实于我们的倾向。”
为此，他以“你们不要我要”的态度表示：“陈独秀可以而且必须有其　位置在第四国际领导机关之中”；“我们现在正在创立第四国际，以总理事会　
为领导国际的理论机关和咨询机关？？我认为，无疑，陈独秀同志是应当加　入总理事会的，不管他和中国支部有什么重要分歧。”
他甚至这样强调说：“我们如果抛弃了陈独秀的合作，那对于第四国际　的威权将是一个严重的打击。”②托洛茨基在陈独秀最困难的时刻，给了他　
最大的支持和“荣誉”。他们二人之间的这种关系，一直继续到１９４０年　托洛茨基去世。
派中央的过程中，又有两件事，造成了陈独秀与“新中央”的矛盾。一　是陈其昌以正统自居，挟陈独秀“以自重”，“算旧帐”，要过去史朝生“中　
央”的成员“承认错误”，因此“新①②《建立》第３期，１９４７年９月
出版。　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谈话》，１９３５年８月，伊罗生笔录，
《中国革命问题》第３３１—３３４页。　中央”迟迟建立不起来。为此，尹宽等人曾致函陈独秀，表示不满①。
一是尹宽等人不同意陈独秀这年１月１０日起草的《现局势与我们的政治任　务议决草案》。他们发表宣言、文章和小册子，声称要肃清陈独秀的“机会　
主义”。尹宽说陈独秀的“草案”“充满了庸俗主义和学院主义”，是“极端　的右倾机会主义”，“中心思想是在以民主斗争反对无产阶级守取政权的斗　
争”；“在总路线上，它是代表右派，即资产阶级的民主派”。认为托派活动　不应“靠紧”民主斗争，而应“靠紧”在“抵抗日帝”、“农民战争”、“加深　
国民党政权的危机”等这些条件上②。他们认为：“实际的民主任务（民族　独立、国家统一，土地问题，八小时工作制等）不是由民主形式得到解决，　
而是由无产阶级领导革命及实现它的专政来解决。？？我们战略的总路线是　夺取政权。”“无产阶级应自视为负有历史使命的阶级。
它应本着自己解放的前程以彻底解决民族民主的任务为己任，但它不能　自附于民族民主的运动以求分沾余润。”③陈独秀对于这种批评嗤之以鼻，　
并因此造成了抗战爆发以后他与托派领导集团新的“决裂”。他出狱时，有　人曾劝他回上海重整托派事业，他坚决拒绝。①②③商吉士：《评雪衣同志　
的〈现局势与我们的政治任务议决草案〉》，《肃清机会主义》（托派小册子），　第４页。
商吉士：《评雪衣同志的〈现局势与我们的政治任务议决草案〉》，《肃清　机会主义》（托派小册子），第４页。
吉士、东（蒋振东）等七人《给雪衣同志的信》（１９３５年１１月１
５日），载《给雪衣同志的信》（托派油印小册了），第３页。　无条件出狱未发表的声明华战争。为了实现其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野　
心，８月１３日又向上海发动进攻，并派飞机轰炸国民党首都南京，妄图在　攻占上海后，直取金陵。陈独秀所住的牢房，有一次也被震坍屋顶，他躲到
桌子底下，幸免于难。他见到去探望的陈钟凡（时任南京金陵女子大学中文　系主任），还“谈笑自若”①。
于是陈钟凡便与胡适、张柏龄等商量联名保释他。但是，国民党政府的　条件是，除了有人保之外，还需本人具“悔过书”。陈独秀闻之大怒说：“我　
宁愿炸死狱中，实无过可悔”，并且拒绝人保，说“附有任何条件，皆非所　愿”②。他要的是“无条件出狱”。
但是，当时时局已对国民党万分紧迫：一方面是日本帝国主义疯狂的军　事进攻，严重威胁着南京；另一方面，国共第二次合作实现，共产党和全国　
人民强烈要求释放一切政治犯，以利共③同抗日。所以，释放象陈独秀这样　有名望的政治犯，已是公众的一致要求。于是，汪精卫与蒋介石协商后，①
②③吉士、东等八人签名通过的《为成立第四国际中国支部（布尔什维克—
—列宁派）临时委员会的建议书》（１９３５年１１月８日），《给雪衣同志　的信》第３页。
陈钟凡：《陈仲甫先生印象记》，未刊稿。　陈钟凡：《陈仲甫先生印象记》，未刊稿。　不得不令国民党政府司法院“设法开释陈独秀”①。因为陈独秀拒写“悔
过书”，所以要“设法开释”，即找一个自己下台的台阶。
一个“请将陈独秀减刑”的公文，其内容如下：“查陈独秀前因危害民　国案件，经最高法院于民国二十三年六月三十日终审判决，处有期徒刑八年，　
在江苏第一监狱执行。该犯入监以来，已愈三载，近以时局严重，爱国情殷，　深自悔悟，似宜宥其既往，藉策将来。
拟请钧府依法宣告将该犯陈独秀原处刑期，减为执行有期徒刑三年，以　示宽大。”②这里，“爱国情殷，深自悔悟”，就是他们自我解嘲自找台阶下　
台的托词。他们以为这样一捧——“爱国情殷”，一压——“深自悔悟”，陈　独秀就可以默认了，他们的面子也保全了；并给人印象，陈独秀似乎真的写　
了“悔过书”。
所以，南京政府当日就把呈文批下，向司法院发出了“国民政府指令”
③。“指令”只把“呈文”中的“近以时局严重”语句圈掉，显然是为了更　加突出“爱国情殷，深自悔悟”，其末尾称：“呈悉。应予照准。业经明令宣　
告减刑矣。仰即转①②③国民政府指令，第１８４４号，中国第二历史档案　馆藏。
司法院呈文，呈字第２６０号，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汪精卫致胡适（１９３７年８月１９日），原件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
史研究所。　饬知照。此令。”
司法院接到“指令”后，旋即又在当日“训令”司法行政部部长王用宾，　称“现值时局紧迫，仰即转饬先行开释可也”①。
从“呈文”到“指令”、“训令”，以及见报的“明令”，一向以腐败和低　效率著称的国民党政府，竟在一天之中就完成了。可见当时时局之“紧迫”，　
也暴露了他们急于要甩掉这个“包袱”的狼狈心情。
第二天，即８月２２日，“宣告陈独秀减刑”的“国府明令”就在《中　央日报》等各大报上刊登出来，主要内容与上述“指令”相同，只在末尾宣　
称：陈独秀原执行有期徒刑八年减为执行有期徒刑三年，以示宽大。此令。”　与此国时，监狱当局也向陈独秀宣布了这个“明令”。陈当然不能接受
“深自悔悟”之类不实之词，同狱的濮德志和罗世藩也劝他发表声明：“爱　国情殷”可以默认，“深自悔悟”四字必须声明更正②。但是，陈独秀当时　并没有这样做。
濮德志后来回忆说：“陈独秀这个人是非常乖僻的，新闻记者来见他，　本可乘此机会讲讲自己的主张，但他避而不见，把我和罗世藩气坏了。”其　
实，陈何不想乘此辟谣！看来他的城府更深，因为出狱前就批驳“国府明令”　显然是不明智的，很①②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陈独秀》。
司法院训令，训字第５９４号，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可能节外生枝而耽误了出狱大计。　就这样，８月２３日，陈独秀出狱了。第三天，他就给《申报》馆写了
一封声明信。此信不长，但写得极佳，全文如下：国情殷，深自悔悟。爱国　诚未敢自夸，悔悟则不知所指。
前此法院科我之罪，诬以叛国。夫叛国之罪有明文，外患罪与内乱罪是　也。通敌之嫌，至今未闻有人加诸鄙人之身者，是外患罪之当然不能构成。　
迩年以来，国内称兵据地或企图称兵据地之行为，每役均于鄙人无与，是内　乱罪亦无由周内。无罪而科以刑是谓冤狱。我本无罪，悔悟失其对象；罗织　
冤狱，悔悟应属他人。鄙人今日固不暇要求冤狱之赔偿，亦希望社会人士，
尤其是新闻界勿加我以难堪之诬蔑也。以诬蔑手段摧毁他人人格与自身不顾　人格，在客观上均足以培养汉奸。此非吾人今日正所痛心之事乎！远近人士　
或有以鄙人出狱感想见询者，益以日来都中有数报所载鄙人言行，皆毫无风　影，特发表此书面谈话，以免与新闻界诸君面谈时口耳之间有所讹误。”①　
陈独秀所以将此信寄给《申报》馆，大概是《申报》在报道陈案审判时比较　客观，且富有同情之心。据说当年陈独秀的自撰《辩诉状》写出后，上海各　
报“慑于国民党的高压，只字不敢刊载，独有《申报》别出心裁，在《地方　通讯》栏①上海档案馆藏，原件无标点。
内用‘苏州通讯’的形式，发表了《辩诉状》的要点”①。陈独秀这次　自然也希望它能发表这个声明，但是，这次却未能如愿以偿。
《申报》馆接信后，编辑部主持言论的胡仲持即与总经理马荫良商量，　二人一致认为，国民党以“危害民国”判陈的罪，可以说是一种“冤狱”，　
应予“赔偿”，而今将陈释放，仍要对他造谣污蔑，说什么“深自悔悟”，怎　能自圆其说。陈在来信中表明两点，无不言之成理，在《申报》发表，自无　
问题。但采取什么形式发表，用“书面谈话”，还是用“读者来信”，一时不　能作出决定。怕处理不当，或是国民党“新闻检查官”通不过，或为读者所　
忽略，都不能达到陈独秀的目的，所以迟疑不决。同时，马、胡二人对于托　派情况毫无了解，为了慎重起见，他们托胡仲持的哥哥胡愈之听听共产党方　
面对这封信的意见，了解到共产党方面的态度比较淡漠，认为《申报》是否　发表此文，可由《申报》自己决定。因此，编辑部为避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决定“暂不发表”。另外，此信战争影响，上海各报都缩小篇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