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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传-第6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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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复兴与民主斗①②列尔士：《对于〈目前形势和反对派的任务〉的批评》， 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中央宣传部编：《政治问题讨论集之三》。以下各人争
论文章，除另有出处外，皆载《政治问题讨论集》之一、之二、之三，恕不 一一注释。
《校内生活》第７期，１９３３年１１月２３日出版。署名：雪衣。 争——答雪衣同志》文章中，讽刺陈对形势的估量常常是“动摇的”，“一
时轻浮的乐观认苏维埃革命快要到来，一时又改变成沮丧的悲观，认为革命
无抬头的可能，叫人们如何对他发生信仰”，这才是“无耻的机会主义”。
（二）国民会议问题：陈独秀忠实贯彻托洛茨基１９３２年１０月３日 信中的指示，他在《我对于几个问题的意见》中认为“打倒国民党，国民会
议万岁”，“不但是我们的基本路线，并且即可为在现时的宣传口号”。在《国 民会议与苏维埃》、《几个争论问题》、《对于区白两篇文章的批评》等文章
中，他又强调“国民会议即立宪会议，不但是民主任务之一，而且是这一任 务的主要支柱，是总摄一切民主口号而与之不可分离的中心口号”；在中国，
国民会议已经成为“无产阶级打击资产阶级的武器”，“在国民会议口号下武 装暴动夺取政权”与革命高潮时“在苏维埃口号下夺取政权”并不对立，二
者结合，才是托洛茨基真正的“不断革命论”。他以此反复批判彭述之把国 民会议口号只看成是资产阶级的，“把国民会议和苏维埃对立起来”；“用国
民会议口号做反对军事独裁的运动”，“在苏维埃口号之下夺取政权”等观 点，是“用左的辞句掩饰阶段论路线的本质”，对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令
人惊异的背叛”。他要托派立刻肃清彭述之的理论，否则会产生“诸多离奇 的可耻的机会主义政策”。彭述之则在《我们间不同的意见》和《对雪衣的
政治意见的批评和答复》文章中，以鄙夷的口吻，说他完全不了解“不断革 命论”，“反对在苏维埃口号下夺取政权”，成了“国民会议狂”，一贯“从右
边来接受托洛茨基主义”；声明他与陈独秀是“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的路 线分歧”，要求托派“慎重的考虑，坚决的选择”。
（三）经济复兴问题：刘仁静在《关于经济复兴问题及其他》等文章中， 认为托派“应当负起肃清资本主义发展障碍的责任”；“经济恢复，工人也相
对的多些，肚子也吃得饱些，夺取政权的斗争更容易胜利。”他还认为，必 须经济复兴到同先进国家接近的程度，无产阶级才能担负起革命任务；“中
国如无经济复兴，不惟没有革命，且会走向野蛮主义”。
为此，他在《我们的任务》一文中，指出“国家统一和权力集中、生产 力发展这些条件，比现在国家分裂和生产力衰败的条件，对于它（无产阶级） 是有利些”①。
陈独秀在《肃清列尔士毒害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思想》等文章中，批判刘 的这些观点“纯然是改良派和阶段论者的路线”，“是无耻的机会主义”，“包
含了浓厚的反动性”。他认为：“离开无产阶级革命，而要求国家统一，要求 生产力发展，特别是要求权力集中，这恰好是法西斯蒂的政纲！”②他指出，
不管经济状况如何，“只要那里有了无产阶级运动，只要那里有了无产阶级 之有力的同盟军，那里便有无产阶级革命之可能”；“象中国这样经济落后的
国家，无产阶级能通过民主运动——国民会议道路，比资本主义先进国的无 产阶级早些得到政权。”（《几个争论的问题》）刘仁静反唇相讥，指责陈是①
②《校内生活》第９期。
《火花》第２卷第２期。
“小资产阶级政客戴着反对派的假面具，极盼望无产阶级受到刺激走上 革命以拥护他们取得政权”，并说自“无产者社”成立以来，陈的策略“没
有一次不错误”（《关于经济复兴问题及其他》）。
（四）“共同行动”问题：陈独秀在《我对于几个问题的意见》中认为：
“在阶级斗争未达到最后决胜负以前，资产阶级中之自由主义者，往往因外 国的侵略或国内的军事独裁之专横，而表示所谓‘左倾’”；“当他们向左盘
旋时，我们可以和他们共同行动，以打击共同的敌人，例如抗日与倒蒋”， 同时批评暴露他们的不彻底性和对群众的欺骗。他甚至说：“只要有接近群
众的机会，不但急进的小资产阶级之运动应该参加，即反动的资产阶级机关
（如基督教青年会）亦应该参加。”①刘仁静说他这种主张是抹杀两个阶级 之间的“鸿沟”，是“偷运过去的革命资产阶级的理论”（《关于经济复兴问
题及其他》）。陈独秀则指责他及史朝生“笼统的对于任何形式的阶级联合或 共同行动以全盘的否定，这简直是胡说八道”！这种错误“危害于我们的运
动，将不在机会主义之下”②。
当时托派“临委”在这场争论之前，还发了《反对派政治问题争论提纲》， 企图有组织地进行这场讨论，以分清是非，①②《雪衣来信论对宋庆龄史大
林集团的策略》，《校内生活》第１３期，１９３５年２月８日出版。
《雪衣来信论对宋庆龄史大林集团的策略》，《校内生活》第１３期，１
９３５年２月８日出版。 统一思想，“使反对派可以早些由理论过渡到行动”。但是实际结果是剪
不断，理更乱，愈争愈烈，各趋极端。这是因为各方都站在托洛茨基主义的 荒谬立场上，根本不可能分清谁是谁非，而且，中国革命的实践，也证明了
他们都是错误的。
但从当时争论的情况看来，陈独秀似乎较多地注意到中国的实际情况。 是斯大林共产国际坚持机会主义路线的恶果，他认为共产国际已经无可
挽救，就改变托派国际的策略，开始筹备独立的托派国际——第四国际，以 示与共产国际彻底决裂。他十分关心中国托派的命运，派美国托派组织社会
主义工党成员格拉斯（Ｆｒａｎｋ＆Ｇｌａｓｓｅ，中文名字李福仁）到中
国来，帮助重振托派组织①。 李福仁在中国公开的身份是上海《密勒氏评论》周刊的副主编，地位仅
次于斯诺。他还把另一个在华的美国记者伊罗生（Ｈ·Ｒ·Ｉｓａａｃｓ） 拉到托派中来。伊罗生在１９３３年受共产国际委托，一方面参加宋庆龄领
导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工作，一方面主编中共中央外围报纸《中国论 坛》。他还在鲁迅、丁玲等人帮助下，为美国出版商选编了一部中国短篇小
说集《草鞋脚》，向美国人民介绍中国“五四”以来的革命文艺，为中国人 民革命事业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但是，他与李福仁接触以后，接受了托派
“一国不能建设社会主①这是刘仁静的说法，他自己说是自动来的。但从他 来华后的活动看，的确扮演了托洛茨基的“特派员”的角色。
义”和轻视中国红军运动的观点，在《中国论坛》上拒绝报道苏联社会 主义建设的成就和中国红军运动的胜利，拒绝批判陈独秀和中国托派。最后，
中共中央停止了《中国论坛》的出版，并在《红旗》报上清算伊罗生的错误。 于是，伊就彻底转向托派。他和李福仁同时与陈其昌、尹宽为首的托派中央
及“反对派中的反对派”刘仁静进行联络。刘一直被托派中央所排斥，所以 竭力拉拢“国际代表”李福仁及伊罗生。李、伊故然深受其影响，认为陈其
昌、尹宽领导的托派组织“太保守、不能开展，因此主张插几个青年人进去”
①。这样，未遭破坏的北平托派组织，先后派史朝生、刘家良等人来到上海。 这批思想更“左”的青年托派分子，企图夺取托派临委的领导权。他们在李
福仁、伊罗生和刘仁静的支持下，参加到正在进行的争论中来，使争论很快 白热化，最后集中到更有利于他们夺权的“共同行动”和“改组”问题上，
向陈其昌、尹宽及其支持者陈独秀，发起了猛烈的攻击。陈其昌为首的临委 认为，正确的“联合战线”是布尔什维克的策略②，所以，他们曾要求参加
宋庆龄领导的上海“反帝国主义战争①②纪它：《全体起来，制止无理的分 裂组织》，油印小册子，１９３５年２月６日。
和反法西斯大会”①，并且表示：“同意这个会议，我们特地为这个会 议准备了一个宣言：公开地号召全中国广大的被压迫群众积极地参加这个会
议。我们热诚地动员我们的一切组织，去执行这种工作。”同时声明：“我们 在会议中必需保持我们对于参加的一切党派的理论、政策、行动之讨论和批
评的绝对自由！”②１９３３年１１月“福建事变”时，他们还与“福建人 民政府”谈判合作。史朝生等人就把这些历史问题翻出来，竭力进行攻击，
声称反对任何形式的“阶级联合”或“共同行动”。同时，他们攻击陈其昌 为首的常委是“上层官僚主义”，“工作方式好象是个保姆或教授”③。
１９３４年４月１２日，史朝生致函陈独秀，批评陈被捕后的托派中央 没有及时组织讨论，统一思想，并召集全国代表大会，以至组织“几乎溃散”，
“极无生气”。批评临委只依靠上海几个老同志挽救局面。主张在全国范围 上去集合一切优秀的坚决分子，召开临时大会，推举“特别委员会”，代替
“临委”，以筹备全国代表大会并担负过渡期中全国性指导工作，①②③史 朝生致陈其昌“常委”的信（１９３４年４月１７日），《校内生活》第１１
期，１９３４年９月２９日出版。
《为号召全中国被压迫人民参加上海反帝大会宣言》、《致国际反帝联盟 代表团的公开信》（署名：“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火花》第２卷第这
个大会是“世界反帝大同盟”安排的。“大同盟”是国际统一战线组织，由 各国著名进步人士如英国的肖伯纳、马莱爵士，苏联的高尔基，法国的古久
里、罗曼·罗兰，中国的宋庆龄、鲁迅等参加组成。１９３３年９月，“大 同盟”委派宋庆龄在上海召开这个大会，并派来了马莱、古久里等人组成的
代表团。大会９月３０日召开，会后成立了“上海反帝大同盟”。
还提议临委做一个关于目前争论问题和组织工作的草案和大纲，发到各 地及下级讨论①。５月１５日，史朝生列席“常委”会议，提出《当前推动
组织的步骤》，重复了４月１２日信中的意见，要求“建立比较满意的领导 机关”；“一切消极、悲观乃至对组织采取绝望的情绪或倾向，必须和它坚决
斗争，并予肃清”②。
陈其昌则批评史朝生的“组织意见”“实际是捣乱组织的办法，无政府 主义办法，小资产阶级倾向的表现”。主张整顿组织“应该绝对排斥无计划
的急进主义”③。这时，陈其昌搞了一个《政治决议草案》。史朝生等人攻 击它有许多错误，于是自己起草了《国际国内形势及我们的任务讨论提纲》，
要求代替“草案”。陈其昌又批评“讨论提纲”“到处都是内容的错误”，“前 后矛盾”，“顾此失彼”，“文字技术拙劣”，“不配代替草案”。史朝生等人又
反过来批驳陈其昌批评“提纲”的意见是“咬文嚼字和混乱错误”，坚持用
“提纲”代替“草案”，并批判陈其昌和陈独秀主张的与胡汉民等“首先推 翻蒋介石”的“联合战线”是“最大的机会主义幻想”④。
就这样，双方吵到１９３５年１月２日，史朝生、刘家良等人背着陈其 昌拟订并发出《临委紧要通告》，通知各支部十天内派出代表一人，出席“上
海代表会议”，议程（一）制定目①②③④《关于“提纲”与“草案”—并 答复对提纲的批评》。
纪它：《批评朝生同志的组织意见》。
《校内生活》第１１期。
《与雪衣同志论召集代表大会问题》，《校内生活》第１１期。 前政治路线，以“提纲”为根据，要陈独秀、陈其昌、尹宽等人放弃与
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上层集团成立“反战”“倒蒋”等联合战线的主张。
（二）准备一个新的基本纲领。
（三）发表筹备成立新党——“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宣言。
（四）改组“临委”。 陈独秀从双方的来信中，了解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企图调解双方的矛
盾。１９３５年１月５日，他复函陈其昌、史朝生等，认为他们争论“太琐 碎”，提议“停止争论”，立即召集代表大会来解决。他说：“我认为草案和
提纲都同样不高明”；尹宽起草的《政治决议案》也“太长”，“陈词滥调”，
“毫无生气”。他主张“草案”与“提纲”都不用，“由代大另行起草。我并 且现在写了一个草案，贡献于代大”。他规劝陈其昌对于史朝生等人指出的
“不主张着重于基本路线的规定和教育，而着重于零碎的实际工作的倾向”， 应“痛加反省和改正”。他反驳刘仁静、史朝生在联合战线上的观点，申明
不应反对一切联合，“联合战线乃是两个政治立场根本不同的政治集团在某 种政治上一时利害相同的共同行动，并不是谁投降谁，即谁接受谁的指导”。
“至于整纪和清党，应该‘行之以渐’和‘去之太甚’，并且必须于代表大 会后举行之，目前万不可操切！！！”①陈独秀这里讲的他也“写了一个草案”，
是《现局势与我们的政治任务议决草案》。草案认为世界无产阶级的“实力 精神都日益削弱了”，中国无产阶级的斗争“还停留在被迫的零①《校内生 活》第１３期。
碎的防御之阶段”。西方帝国主义与日本妥协的结果，“南京政府必然逐 步受日本帝国主义之支配”。在这种国际国内形势下，“我们应当看清无产阶
级夺取政权的斗争，不是目前的现实问题，我们目前的任务是在靠紧一切民 主斗争”；“国民会议的口号，正是一切民主运动之反映及其总和”。“必须有
不断的民主的国民会议斗争，才能够推翻国民党政权”，农民战争对于国民 会议的斗争，“也只能放在次要地位”①。
可是史朝生等人根本就不把陈独秀放在眼里，他们在１月１３日，按原 计划匆匆忙忙地召集了托派支部代表７人举行“上海代表会议”（陈其昌等
人弃权）。史朝生、胡文华分别作政治报告和组织报告，全体一致同意，并 认为陈独秀、陈其昌、尹宽等人关于“联合战线”的意见“乃史大林派机会
主义思想之复活”，“是资产阶级在无产阶级队伍中的说客”，必须作“无情 的斗争”。宣称要对他们“作最后一次的谈话，假如他们重新考虑之后，放
弃这种意见，我们是同志，否则，应立即开除出党。会议决议将中国托派名 称正式改为“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并改变全国领导机关名称为“中央委员
会”，不复用“临委”名称。“中央”由１０人组成，包括李福仁。史朝生、 胡文华、刘家良（书记）３人组成常委。②陈其昌为此特意赶到南京，向陈
独秀汇报了这一严重的事态发展。陈独秀听后悲愤已极，立即写信给史朝生 等人，说①②《中常委通告第一号——关于最近上海代表大会及其决议》，《校
内生活》第１３期。
《肃清机会主义》（小册子）。
“一切不乐观的现象令我不安，？？大家不同的意见，应公开的辩论， 切勿希图利用组织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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