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传-第6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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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年６月８日。　动”、“储蓄致富”种种，不过都是假象：党中无派缘清党，阿斗先生双
眼明。”
（“赣港宁”指南昌行营的蒋介石、香港的胡汉民、南京行政院长汪精　卫。全诗大意是：国民党政府表面上是统一了中国，实际上仍是三分天下。　
当年为统一三国操劳一生的诸葛亮若再世，又要分身了。其实所谓“统一”
——“党中无派”乃是法西斯“清党”高压的结果，这一点，“阿斗先生”　蒋介石自然心中明白。）“要人玩耍新生活，贪吏难招死国魂；家国兴亡都不　
管，满城争看放风筝！”（“新生活”指１９３４年２月国民党在全国发起的
“新生活运动”，提倡“国民军事化”，以“礼义廉耻”为生活准则。
“放风筝”，国民党中央委员褚民谊等曾在南京组织大放风筝。）“麻雀乌　鸦总祸胎，投机彩票禁难开；检查毒品富家利，奖券航空大发财。”
（“麻雀”即麻将等赌具；乌鸦即鸦片等毒品。“奖券航空大发财”指当　时报上宣传的“航空奖券”，宣称“航空救国，储蓄致富”。）陈独秀自小就　
深切同情中国人民的苦难。
如今，看到在国民党这帮贪官污吏残酷压榨下，民族经济凋敝，人民家　破人亡，更是满纸悲愤：“虎狼百万昼横行，兴复农村气象新；吸尽苛捐三　
百种，贫民血肉有黄金。”
（“兴复农村”指国民党设置的“农村复兴委员会”。）“鸦片专营陆海军，　明严烟禁暗销行；州官放火寻常事，巢县新焚八大村。”
（“巢县新焚”指１９３４年４月皖北强行铲毁烟苗，巢县农民不服，　群起反抗，官兵竟纵火焚烧。）“观瞻对外苦周旋，索命难延建设捐；白发媪　
翁双跪泣，乞留敞絮过冬天。”
“委员提款联翩至，心软州官挂印逃；入室无人拘妇去，婴儿索乳苦哀　号。”
“兵车方过忍朝饥，租吏追呼乌夜啼，壮者逃亡老者泣，将军救国要飞　机广东湖南皆以飞机捐榨取民间巨款。”
不只是劳动人民断绝了生机，在苛捐杂税下，民族工商业也濒临破产危　机：“苛捐榨尽民间血，百业凋残袖手看；商贾不知遗教美，但愁歇业忍饥　寒。”
中国的出路何在？革命，唯有革命！为此，作者不仅捍卫历史上的一切　革命运动，还呼唤新的革命的到来：“五四五卅亡国祸，造反武昌更不该；　
微笑〃訝须张大辫，石头城畔日徘徊蒋介石谓五四运动为亡国祸。”
（“张大辫”指张勋，一个疯狂的保皇复辟派，当年曾在长江流域顽抗　辛亥革命。本诗以反话斥蒋介石，捍卫了辛亥革命和五四、五卅运动。）“士　
气嚣张应付难，读书救国最平安；埋头学得胡儿语，好待荣膺甲必丹。”
（“胡儿语”指外国语。“甲必丹”即Ｃａｐｔａｉｎ，船长、海陆军尉　校级军衔，这里指做官，充当买办。本诗是反话斥胡适的“读书救国论”，　
维护当时学生的抗日救国运动。）“暴虐秦皇绝千古，未闻博浪狙张良。”当　然不能理解为作者主张对蒋介石采取个人恐怖手段，而是呼喊人民起来，推　
翻整个国民党的暴虐统治。
在国民党暴虐统治下进行革命，自然不会轻而易举，必然饱经摧残和牺　牲：“贪夫济济盈朝右，英俊凋残国脉衰；孕妇婴儿甘拚命，血腥吹满雨花　台。”
前述作者给汪原放所写论天才常受社会迫害之条屏，也是这个意思。作　者在这里也表现了对自己所受迫害的抗议，但他坚信这一切终会过去，正如
他当时写的一副对联中所说的：“海底乱尘终有日，山头化石岂无时。”①所　以，陈独秀写《金粉泪》这组诗并不是为了暴露而暴露，而是为了表示自己　
对国民党已经看透了，自己经过这次磨难，非但没有消极悲观，反而革命意　志更加坚定，对革命前途更有信心。虽然自己年纪老了，又有病，但颇有“老　
骥伏枥，志在千里”的雄心壮志，因此，他颇具匠心地安排第一首诗是：“放　弃燕云战马豪，胡儿醉梦倚天骄；此身犹未成衰骨，梦里寒霜夜渡辽。”
①转自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陈独秀》。
（“燕云”即河北、大同。五代时石敬瑭割燕、云十六州给契丹，成为　历史上卖国求荣当儿皇帝的典例。）最末一首是：幸有艰难能炼骨，依然白　发老书生。”
这样，首尾相顾，互相呼应，把显然平时陆续写成的五十六首诗，组成　一个整体，一气呵成，在“胡儿”（日本）深入国土，民族危亡，国民党“妖　
孽”横行，“一世兴衰”的背景下，突出了一个“骨”字——自己特殊的风　骨。虽然在整组诗中，这样的自我表白只有两句两“骨”，却起了画龙点睛　
的作用。其他五十四首诗，都为这两首两句两字铺垫的。
《金粉泪》不仅在内容上表现了陈独秀的特殊风骨，在形式上，也表现　了他的特殊风格。从《新青年》、《每周评论》的“随感录”，到《向导》、《布　
尔塞维克》的“寸铁”，都是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短文。《金粉泪》则嬉笑怒　骂皆成诗。这种风格的诗文，是陈独秀所开创，后来由鲁迅继承发展，成为　
我国文学史上的瑰宝。患难得情侣晚年有慰藉陈独秀在狱中（包括出狱后）　能进行以上如此艰巨的研究和著述工作，除了靠他本人的天才和勤奋、朋友　
的帮助外，还赖他第三个妻子潘兰珍生活上的精心照料。
陈独秀与潘兰珍相识于他领导“无产者社”时期。１９３０年下半年，　陈独秀搬到熙华德路（今长治路）上一座石库门房子的前楼。潘兰珍则住在　
后楼。俩人一楼相处，隔窗相望，渐渐产生感情，接着就同居，成为夫妻。　当时潘兰珍才２３岁，陈已有５２岁了。
潘兰珍籍贯江苏南通，出身于贫苦农民之家。１９１１年４岁时随父母　逃荒来到上海。
父亲为了一家人活命，在外滩码头上给上下轮船的旅客搬拿东西，后来　进入英美烟草公司当工人。母亲拾煤渣，用以烧饭防寒。潘兰珍豆蔻年华时，　
家里又添了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她为了减轻父亲负担，去纺织厂当童工，　饱尝人间之苦。后来，她长大了，却受了一个流氓的欺骗，同居后生了一个　
孩子。孩子死后，她又被抛弃，精神上受到刺激，孤苦伶仃独居在这幢楼房　里。陈独秀到这里住，用的是化名，与潘兰珍同居后，也未对潘说出自己的　
真名实姓和身份，只说自己姓李，南京人。南京与安徽的口音差不多。陈独　秀有空便教潘读书识字，进行启蒙教育。潘较聪明，不久就能粗读书报。　
正好在陈独秀认识潘兰珍前不久，１９３０年７月１７日，陈独秀的第　一个妻子高大众在安庆去世，享年５３岁。在南京困境中挣扎的高君曼曾带　
着儿女到安庆奔丧。这是她婚后第一次到陈家，住了约一年，１９３１年下　半年，她从安庆返回南京后不久，患了子宫癌，病故，终年４６岁。就这样，　
两个妻子先后去世，陈独秀都未在场，也未提供任何帮助，而且正在这样的
情景中，他又与潘兰珍同居，不禁引起不少人的议论。　当年家乡人对他娶高君曼就颇不满意，现在则更不满意了。　
早年饱受人生之苦，又在爱情上受过欺骗的潘兰珍，是个忠厚朴实的妇
女。她对陈独秀十分信任，到陈被捕前，竟然与这个藏有巨大秘密的人物共　同生活了两年时间，却未对他有一点怀疑。１９３１年，有一天，潘兰珍听　
楼下一个邻居说，楼上住着一个“老西”（即共产党），潘又把这话传给陈独　秀，因为楼上住家不止他们二人，潘不在意，陈听了却有心，立即决定搬家，　
由郑超麟帮助搬到周家嘴路一条弄堂的底头裁缝铺的前楼。后来又搬到岳州　路永兴里十一号楼上。每次觅新居，他都要楼上，以防不测时，有个回旋的　
余地。但是，这一次，他终于在这个楼上被捕了。
陈独秀与潘兰珍的生活是融洽的，但有时也难免发生口角。正好在陈被　捕前一个月，两人为一件小事争执起来，潘兰珍赌气跑回浦东娘家。所以陈　
被捕时，她得以幸免。她从报纸上看到国民党逮捕陈独秀的消息和照片时，　才恍然大悟，惊讶地说：“这不就是我家的老头子吗？”原来这个姓李的老　
头子还是“老西”的首领。那个时代，老百姓在白色恐怖下，都谈“共”色　变，更不用说是“共匪首领”陈独秀了。一般人必唯恐避之不及。潘兰珍本　
来未与陈一起被捕，又是在两人争吵时相离，完全可以乘机远遁。但她竟毫　不犹豫地跳进漩涡，跑来与陈独秀共度患难。
陈独秀被捕后，也处处为潘兰珍着想，委托老友高语罕做善后工作。从
１９３２年１１月到第二年３月，陈写了好几封信给高，首先对出于无奈对　潘隐瞒身份达两年之久表示歉意，讯问潘“对于我，以前未曾告以真姓名，　
及她此次失去衣服，有怨言”？他对自己被捕并不紧张，但因此给潘造成损　失，却感到难过。被捕后半个月，还要高语罕再到他家寻觅潘的财物，说在　
其书桌抽屉内藏有一小袋，“系女友潘君之物，她多年积蓄，尽在其中，若　失去，我真对她不起”。他还提议潘从此与自己断绝关系，自谋出路，以免　
受到不必要的牵连。当时托派还想帮助潘，陈则说：“潘女士她浦东有父母，　她能在香烟厂做工，不需要我们帮助，并且事已揭开，她必不愿受我们帮助　
也。”不料潘兰珍不避嫌，不怕险，要来探望陈独秀。
陈立即托高劝阻，说自己“案情无大危险，免她惧虑”；“婉言劝她不必　来看我”。
后来，由于潘兰珍的坚持，陈才答应她来。她看到陈在狱中生活清苦，　又有病痛折磨，天天到狱中来照顾他的生活。
于是从１９３４年秋开始，她迁居南京，先住在段锡朋处，后租了一间　小屋，每天上午９时到下午５时，到狱中照料陈的生活。陈以病弱之体在狱　
中顺利地度过三年生活，又进行以上繁重的研究和著述工作，多亏了潘兰珍　在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安慰和帮助。
患难识知己，日久见人心。潘兰珍三年如一日精心照料陈独秀的生活，　使陈深受感动；而众多亲友宾客，包括国民党达官贵人和社会名流来探望陈　
独秀，并馈赠各种衣物（光贵重的皮袍子就送来了几件）和钱财，也使潘大　开眼界，看到陈的价值和地位。于是两人更加相亲相爱，情深似海。后来出　
狱，潘又紧紧相随，转辗入川，体贴入微地服侍他晚年的生活和病体，直到　他逝世。
遥控托派被开除又得托氏关怀情陈独秀等人被捕以后，对于中国托派真　是雪上加霜，本来就衰微破败的托派组织，顿陷群龙无首，一片混乱。先是　
由上海托派沪东、沪西、法南三个区委书记高恒、寒君和陈岱青举行紧急会　议，协商拼凑了几个人——刘仁静、陈岱青、严灵峰、陈其昌、任曙，成立　
了一个托派“上海临时委员会”，刘仁静任书记。因为委员“力争自己是‘马
克思’？？相争不休，一事不能做，闹了几个月，于是不得已而改组”；刘　仁静、陈岱青退出，任曙接任书记。１９３３年９月，任曙擅自召来广东、　
北平代表，举行“全国紧急会议”，补选了几个外省的委员，就把“上海临　委”，改名为“全国临委”，并且解散了上海各个区委，成立“上海市委”，　
遭到陈其昌等人反对，致使托派工作又陷于瘫痪。任曙没法，就撒手而去，　到北平当大学教授去了。托派临委再次改组，蒋振东和李平等人加入，刘伯　
庄任书记。１９３３年１０月，“临委”又因“工作无计划，无办法”而再　次改组，从而成立起比较稳定的托派临委三人小组——陈其昌（书记）、蒋　
振东、赵济。①但是三人未开过一次会，实标上是陈其昌“一个人唱独脚戏”
②，因此也开展不了什么活动。　后来，尹宽出狱，参加了临委。
１９３２年冬，陈独秀利用“优待”条件，通过经常到南京军人监狱探　望郑超麟的刘静贞（郑的妻子，当时化名吴静如），与上海托派“临委”建　
立了联系。陈委派刘为他的交通，①②《双山回忆录》第１９０页。赵济：
《三十年代初托派组织在上海的活动》，《党史资料》丛刊，１９８１年第２　辑。
纪它（即陈其昌）：《一年来上海组织现象的教训》，《校内生活》第７期，　一、二个月来一次，传进临委的文件、刊物和书信，带出陈独秀的文章、意　
见和信函。陈以此妄图继续遥控托派的活动。
但是，他的许多意见遭到刘仁静、彭述之等人的强烈反对，并且把历史　上的争论扯了出来，于是爆发了一场时间更长，更加激烈的争论。各人都以　
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的权威解释者自居，骂别人是“机会主义”。托派　中央宣传部把这些争论文章收集起来，编了三本《政治问题讨论集》，共２
９篇，其中陈独秀以“雪衣”、“顽石”笔名发表的有９篇。另外，在同时期
《火花》和《校内生活》上，陈独秀还发表有关争论的文章、决议、书信６　篇。这次争论涉及的问题很多，范围很广，但争得最激烈的是以下四个问题：
（一）形势问题：１９３３年９月２９日，陈独秀为临委起草了《目前形势　与反对派的任务》，认为“至少在１９３５年以前，世界上几个主要的国家，　
如果没有意外的大的事变发生，这二三年中还只能是反革命抬头革命低落的　时期，在此革命低落期间，不应该采用过高的自欺的口号，如‘苏维埃’等，　
我们的力量，应该集中于后年三月国民大会的斗争”。他为此致函临委说：“我　提议即日在上海召集一活动分子会议，决定关于参加国民大会运动的政纲（即　
政治要求，此政纲中，除以前我们发表的各项要求外，应加上一项：反对国　民党起草的宪法草案，宪法应由国民大会自己起草，由全国人民直接总投票　
表决）及工作大纲”。“如果我们的工作做得好，使我们相当的脱离散漫、孤　立、软弱的现状”。①刘仁静抓住这个文件，多次进行批判和讥讽。１１月，　
他致函陈独秀，说陈在“一二八”抗日运动中的认识和主张是“陷于浪漫主　义”，而九月二十九日的文章又“走到另一极端”，以“短视的经验主义代替　
过去的浪漫主义”，“助长人民的宪法幻想”，“为一九三四——一九三五年的　中国所描划的前途，同他为一九三二——一九三三年的中国所描划的前途一　
样虚幻。中国反对派的发展将更多耽误两年。”②陈独秀不服，在《我们走　哪条路》一文中为自己辩护说，如马克思１８５０年预言德国革命再起未中　
一样，自己在“一二八”时号召民众起来反日反国民党，准备复兴革命，组　织苏维埃，准备领导民众自动召集国民会议取得政权等，这一切估量即使不
幸未中，也未必是刘仁静说的“只是小资产阶级的表现，是浪漫主义”。刘　仁静在《评区白的政治意见》文章中，批评他坚持错误，不如彭述之（即区　
白）“已承认了一九三二年的错误”。陈独秀立即撰《读列尔士〈评区白的政　治意见〉后》，坚持认为自己在“一二八”时的路线是正确的，并且说如果　
将来再出现那样的局势，托派主张迎接革命高潮，而被刘仁静的“盲动主义”　和“反马克思”等等大帽子压倒，“我真要为中国革命痛苦”。刘仁静又在《经　
济复兴与民主斗①②列尔士：《对于〈目前形势和反对派的任务〉的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