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传-第6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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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穷的罪恶，然而在孔子立教的当时，也有它相当的价值”，在维护封建社　会的统一上，起过进步的作用。他尖锐地指出：“数十年的历史，每逢民主　
运动失败一次，反动潮流便高涨一次；同时孔子便被人高抬一次”。但是，“人　类社会之进步，虽不幸而有一时的曲折，甚至于一时的倒退，然而只要不是　
过于近视的人，便不能否认历史的大流，终于是沿着人权民主运动的总方向　前进的”。
“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孔子的孔教不废，人权民主自然不能不是犯上　作乱的邪说；人权民主运动不高涨，束手束足、意气消沉、安分守己的奴才，　
那会有万众一心反抗强邻的朝气。”
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之下，只能够产生冯道、曾国藩、郑孝胥，而不能够　产生马拉、但顿、罗伯士比尔；“幸运的是万世师表的孔子，倒霉的是全中　
国人民！”为此，他呼吁：“人们如果定要尊孔，也应该在孔子不言神怪的方　面加以发挥，不可再提倡阻害人权民主运动、助长官僚气焰的礼教了！”①
《我的回忆录》，就是《实庵自传》，因动手晚，狱中只写了少年时代的两章。　这两章发表后振动文坛，内容十分精采，可惜后来没有继续写下去。
其实，写自传是陈独秀被捕后首先考虑的写作计划。当时托派朋友和胡　适都积极推动他写自传。托派希望他仿效托洛茨基写的《我的生平》、《俄国　
革命史》和他自己写的《我们的政治意见书》、《告全党同志书》（１９２９　年１２月１０日）那样，通过自传，总结中国近现代革命的经验，同时写《中　
国大革命史》。狱外托派组织还答应向他提供材料。胡适则在１９３３年６　月２７日写的《四十自述》序言中，大声呼吁蔡元培、陈独秀等都来写自传。　
他说：“我这十几年中，因为深深的感觉中国最缺乏传记的文学，所以到处　劝我的老辈朋友写他们的自传”；“我盼望他们都不要叫我失望。”
陈独秀首先考虑的是能不能出版。由于他的政治地位及他的拼音文字稿　一直未能出版，这是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另一个因素则是经济问题。除了　
他自己的各项开支之外，高君曼及其两个孩子（哲民和子美）的生活费，一　直由他负担。他的经济来源除了亲朋偶有接济之外，主要靠亚东图书馆的稿　
费和版税。高君曼每月从亚东领取３０元。１９３１年她去世后，儿子陈哲　民在上海读书的学费和零用钱，也在亚东图书馆支取。所以陈独秀入狱后发　
现自己欠亚东的钱“实在不少”；汪①《东方杂志》第３４卷第１８—１９　号。
原放来探监时，陈表示“心里很难过”①。除了建议把《独秀文存》重　印出来，拿版税还债外，他打算先着手写自传，卖稿给亚东图书馆。但是，　
当时因《独秀文存》不能登报门售，亚东图书馆对接受陈独秀自传颇为犹豫。　于是陈的写作积极性也因此而一时受挫。１９３２年１２月２２日，他在给　
高语罕的信中说：“自传一时尚未能动手写，写时拟分三、四册陆续出版，　有稿当然交老友处（指汪孟邹——引者）印行。如老友不能即时印行，则只　
好给别家。自传和《文存》是一样的东西，倘《文存》不能登报门售，自传
当然也没有印行可能。若写好不出版，置之以待将来，则我一个字也写不出　来。”
后来，群益出版公司得讯，表示愿意接受，陈独秀又积极起来。１９３
３年２月７日，他写信给高语罕说：“自传稍迟即可动手”，汪孟邹处不能出　版，“曹聚仁代表群益公司来索此稿（大约稿费每千字二十元，每月可付二　
百元）。曹为人尚诚实，惟不知该公司可靠否？望托人打听一下。”就在这封　信里，他表示急欲得到托洛茨基的《我的生平》、《不断革命论》、《西方革命　
史》、《法兰西革命》等书，说明他是真要动手写自传了。不过他还是希望亚　东出，３月１４日给高语罕信中，他又说：“自传尚未动手，此时是否急于　
向人交涉出版？倘与长沙老友（即汪孟邹——引者）一谈，只要他肯即时付　印，别的条件都不重要。”
但是，接着他因应付审判，不服上诉，又被驳回，情绪极坏，暂时取消　了写自传的念头，尤其是胡适约他写自传，强①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　第１６８页。
调传记的“文学性”，更使他望而却步。不是他不会写文学传记，而是　当时的生活环境和心情，使他提不起写文学作品的劲来。１９３３年１０月
１３日，他致函汪原放时说：“自传尚未动手写？？我很懒于写东西，因为　现在的生活，令我只能读书，不能写文章，特别不能写带文学性的文章，生　
活中太没有文学趣味了！？？你可以告诉适之，他在他的《自述》中望我写　自传，一时恐怕不能如他的希望。”他又说：“我以前最喜欢看小说，现在见　
了小说头便要痛，只有自然科学、外国文、中国文字音韵学等类干燥无味的　东西，反而可以消遣。”
就这样，一搁就是三年多，直到１９３７年７月上旬，《宇宙风》杂志　主编陶亢德托汪孟邹约陈独秀写自传时，陈才真正动起笔来。但他仍不愿全　
部写出来，只写到五四运动，内容亦以能出版为止。他在这年７月８日给陶　亢德的信中说：“许多朋友督促我写自传已久矣，只未能以全部出版，至今　
延未动手。前次尊函命写自传之一章，拟择其一节以应命；今尊函希望多写　一点，到五四运动止，则范围扩大矣。今拟正正经经写一本自传，从起首至　
五四前后，内容能够出版为止，先生以为然否？以材料是否缺乏或内容有无　窒碍，究竟能写至何时，能有若干字，此时尚难确定。”①结果，他奋笔疾　
书，仅到月底，就写了两章。第一章题为：“没有父亲的孩子”；第二章题为：
“由选学妖孽到康梁派”（发表时改名为“江南乡试”）。内容叙述了作者少　年时期痛恶孔孟八股文，喜读《昭明文选》，参加县考府考和院试中①陶亢　
德：《关于〈实庵自传〉》，《古今》第８期。
秀才及南京乡试的情形，控诉抨击了残害读书人的科举制度；生动地展　现了作者少年时代的生活环境与其特有的奋斗精神。读者可以从中看到作者　
自小就不畏强暴、同情劳动人民疾苦的品性，和他思想启蒙时期“由选学妖　孽转变到康梁派”的过程。
自传在取材和写法上，十分严谨，堪称典范：一开头就借用休谟的话说：
“一个人写自己的生平时，如果说的太多了，总是免不了虚荣的，所以我的　自传要力求简短，人们或者认为我自己之擅写自己的生平，那正是一种虚荣；　
不过这篇叙述文字所包含的东西，除了关于我自己著作的记载而外，很少有　别的，我的一生也差不多是消耗在文字生涯中，至于我大部分著作之初次成　
功，也并不足为虚荣的对象。”接着，陈独秀写道：“几年以来，许多朋友极
力劝我写自传，我迟疑不写者，并不是因为避免什么虚荣；现在开始写一点，　也不是因为什么虚荣；休谟的一生差不多是消耗在文字生涯中，我的一生差　
不多是消耗在政治生涯中，至于我大部分政治生涯之失败，也并不足为虚荣　的对象。我现在写这本自传，关于我个人的事，打算照休谟的话‘力求简短’，　
主要的是把我一生所见所闻的政治及社会思想之变动，尽我所记忆的描写出　来？？也不滥抄不大有生气的政治经济材料，以夸张篇幅”。
陈独秀又提到佛兰克林写自传时，喜欢搜集先人一切琐碎的遗事，为此　而长途跋涉，遍访亲戚故旧。陈说：“我现在不能够这样做，也不愿意这样　
做，只略略写出在幼年时代印象较深的几件事而已。”
这里，无论与休谟或佛兰克林比，读者都可以看到陈独秀既善于吸收前　人之长，又善于自我创造的特长。
《宇宙风》得此两章《实庵自传》欣喜无状，大登广告，称之为“传记　文学之瑰宝”，并在编辑后记中宣传说：“陈独秀先生除为本刊写自传（第五　
十期起登）外，还俯允经常撰文，可望每期都有。陈先生是文化导师，文坛　名宿，搁笔久矣，现蒙为本刊撰文，实不特本刊之幸也。”
遗憾的是，这两章自传寄出后，陈独秀随即出狱，又冲进政治斗争的旋　涡，无暇再顾及自传的写作；同时他又不愿为“卖文糊口”而粗制滥造赶写　
自传，于是他不得不把自传搁下，专写政论文章。因为面对期望已久、方兴　未艾的全国抗战的爆发，他决不能袖手旁观。
他那颗强烈的爱国心，总把民族兴亡、国家利益和人民苦难放在第一位。
１９３７年１１月３日，他在回答陶亢德催促续写自传的信中说：“日来忙　于演讲及各新出杂志之征文，各处演词又不能不自行写定，自传万不能即时　
续写，乞谅之。杂志登载长文，例多隔期一次，非必须每期连载，自传偶有　间断，不但现在势必如此，即将来亦不能免。佛兰克林自传，即分三个时期，　
隔多年始完成者，况弟之自传，即完成，最近的将来，亦未能全部发表，至　多只能写至北伐以前也。弟对于自传，在取材，结构，及行文，都十分慎重　
为之，不愿草率从事，万望先生勿以速成期之，使弟得从容为之，能在史学　上文学上成为稍稍有价值之著作。
世人粗制滥造，往往日得数千言，弟不能亦不愿也。普通卖文糊口者，　无论兴之所至与否，必须按期得若干字，其文自然不足观。望先生万万勿以　
此办法责弟写自传，倘必如此，弟只有搁笔不写，只前二章了事而已。出版　家往往不顾著作者之兴趣，此市上坏书之所以充斥，可为长叹者也！”①从　
这封信看，陈独秀这时并未完全放弃续写自传的打算。
翌年３月，亚东图书馆将其两章自传出单行本时，他还向汪孟邹表示打　算完成其自传的全部，并允许各章继出单行本。
可是，接着陈独秀入川，又被文字学著作《小学识字教本》所吸引，虽　经汪孟邹几次催促，他认为写《小学识字教本》，比《自传》更为重要，候　
此书写好再考虑《自传》的续写问题。但《教本》未写完，他就去世了。这　样，陈独秀自传只以那两章“瑰宝”传之于世，凡读过此两章者，无不为其　
奇特的情节、绚烂的文彩、幽默的笔调所倾倒，同时又为作者早逝未完成全　部自传而惋惜。
入狱之初，主要因为政治原因，出版问题不落实，不得不搁下自传的写　作后，陈独秀就把精力集中到非政治的纯学术领域中去，潜心进行文字学的　
研究和著述。这是他一生中从事文字学研究和著述时间最长、收获最多的时
期。他每次政治上受挫，就注重学术，并以此经验衡量别人。他曾为鲁迅从　政而中断了小说的创作而可惜，也曾为胡适从政而中断了文学革命而可惜。
１９３２年１２月１日，他致函胡适，说胡“著述之才远优于从政”，并赠　以“王杨卢骆当时体，不废江河万古流”诗句相勉励，望其从著不从政，重　
新焕发“五四”时期文学革命的青春；他还建议胡可从推广拼音文字入手，　要其帮助早日出版他三年前著的《中国拼音文字草案》。
他天真地认为自己既已被捕，商务印书馆“可以放心出版①转引自陶亢　德：《关于〈实庵自传〉》。
了”，或者由崇拜他的学生傅孟真掌管的国立中央研究院语言研究所出　版。他认为此书可起“引龙出水”的作用，“引起国人批评和注意，坑人的　
中国文字，实是教育普及的大障碍”。
他殷殷嘱告胡适：“新制拼音文字，实为当务之急，甚望先生能够拿出　当年提倡白话文的勇气，登高一呼”，掀起中国文字拼音的运动。①殊不知，　
此时的胡适已不是当年的胡适了。他既要从著，更要从政；而所从著者，对　陈独秀建议的曲高和寡、吃力不讨好的“拼音文字”，并不感兴趣，更不愿　
意为陈独秀这个学力上比自己强而又难处的朋友和政敌再一次“抬轿子”。　胡适心中明白，虽然人们在提到“五四”文学革命时，常把他与陈独秀齐名，　
其实这对于他来说是溢美之言，真正的旗手是陈独秀，自己最多是“第二小　提琴”。而且那时，他是一个还在美国留学的学生。这次，他再也不愿承担　这样的角色了。
有趣的是，胡适和陈的学生傅孟真、王森然等，也都为他把过多的精力　放在政治上而惋惜，认为他若专心于学术，“当代名家，实无其匹”。王森然　
在１９３４年得知陈独秀在狱中刻苦读书，潜心著述时评论说：“先生书无　不读，又精通日文、法文。故其学，求无不精；其文，理无不透；雄辩滔滔，　
长于言才。无论任何问题，研究之，均能深入；解决之，计划周详；苟能专　门致力于理论及学术，当代名家，实无其匹。？？其个性过强，凡事均以大　
无畏不顾一切之精神处理之。无论任何学说，必参己意以研究之，无迷信崇　拜之意。故每当大①《胡适来往书信选》（中）第１４４页。
会讨论之际，其意见迭出，精详过人；常使满座震惊奇绝，或拍掌称快，　或呆目无言，诚为一代之骄子，当世之怪杰也。惜仍以指挥行动之时多，精　
心研究学术之时少，虽有专一、有恒、自信之美德，致不能完成其哲学理论　之中心。使先生终为政治家不能成为革命理论家，可胜惜哉”①。
陈独秀没有成为革命的理论家，却成了一位很有名望的文字学家。拼音　文字稿未能出版，并未打击他从事文字学研究的积极性，最后终于硕果累累，　
归纳起来可分为两类：第一类，音韵学方面：《中国古代有复声母说》：这是　一篇有独特见解的音韵学论文。陈独秀深入研究中国古代语音后认为：“人　
类语言之起源，或由于惊呼感叹，或由于拟物之音，日渐演变孳乳，遂成语　言。惊呼感叹多演为韵及韵母，拟物之音多演为复声母。”
论文对音韵学研究中传统的“叶韵”（即“押韵”）和“通转”之说表示　异义，提出以“复声母说”取代之。他认为，三百年来，中国音韵学者，知　
古韵读音不同今韵，无所谓叶韵，然仍为广韵韵目所拘，对许多字的读音不　能解释，并以一字一声为天经地义而无可疑，于一字具有数声不得其解，乃　
造为通转之说。他指出这些都是荒谬的，“正确之解释，惟依古音有复声母　之说，一字之音本有数声母；古代文字声母之音素与后代不同，无所谓通转，
犹之古代文字韵母之音素与后代不同，无所谓叶韵。”作者最后强调：“笃守　成说者，或目复声母之说为怪诞不经，余则以为此说乃追求中国原始语音①　
王森然：《近代二十家评传》第２２３—２２４页，书目文献出版社１９８
７年版。　新途径之一，其前途虽犹待芟夷开辟，而比之旧说语意含糊无发音学根
据之任意通转，不失为踏实可寻之途径也。”①《连语类编》：此稿是为其“古　代有复声母说”提供证据的，汇编了古籍中遗留有复声母痕迹的连语（即转　
语、连绵词），“辟华语单音节之说”。
陈独秀在自序中说，作“此书非徒以考古”，乃为推动中国拼音文字的　推广，“中国拼音文字之难行，单音及方言为二大障碍，古今语皆多复音之　
义明，拼音文字之障碍去其一矣”②。此稿在狱中时未出版，随作者转辗涉　徙到江津，因北大同学会资助其晚年生活费，１９４１年春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