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传-第6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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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苏维埃或义勇军一经成立，应即汇合苏维埃区域的红军占领城市”。“为　执行以上的任务，我们？？积极要求我党的领导机关改变策略，召集紧急会　
议，以谋整个党策略上组织上的统一，在未统一前，力求在一切行动上的合　作。”
在１９３２年１月１日发表的《告全党同志书》①中，他更明确地表示：　在所有工会运动中，罢工斗争中，学生运动中，反日运动中，国民会议斗争　
中，反国民党斗争中，以至苏维埃运动中，一切共产主义者联合行动，“我　们左派反对派在一切行动中都准备和全党同志携手前进！”不仅如此，他还　
与彭述之、罗汉三人署名，直接写信给中共中央，提出“合作抗日”的建议。
②这种立场和态度，与他当年开始转向托派，与党决裂，直到“九一八”前　的情景，形成显明的对比。但是，这种变化仅仅是在抗日问题上，他反对党　
的基本纲领的立场，一点也没有改变。就在１９３１年１２月２６日，他在　上述发表《告全党同志书》的同一期《火花》上，为托洛茨基的文章写了按　
语，在按语中竟还在批判党在苏区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批判张闻
天做的《庆祝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①②罗汉致周恩来等一封公开信，汉　口《正报》，１９３８年４月２４、２５日。
《火花》第７期。　会》报告①和《中国共产党为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告全国工农劳
苦民众书》②，批评党始终不肯抛弃“工农民主专政”口号，“是为‘反地　主’的资产阶级在将来的新政权中留一席地”。对红军的态度也如此。他需　
要的红军，是当“配角”的红军，配合他的“国民会议”。甚至在他起草这　个２月及其前途》一文，又老调重弹，胡说“红军”是土匪“为生活而奋斗　
的方式”；“现在的‘红军’运动，不但还没有城市工人革命运动的领导，即　党（国际与中国党）的领导亦不充分，领导的政策更不正确。？？而且党有　
农民意识化的危险。”③由于陈独秀对党的基本纲领的态度未变，又由于这　时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开始统治全党，１９３２年１月９日作出的《争　
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把托陈派说成与国民党改组派、江　苏耆老和第三党一样，“是最危险的敌人，应该以主要的力量来打击这些妥　
协的反革命派”。所以，陈独秀、彭述之、罗汉三人签名要求与党“合作抗　日”的呼吁信，非但没有得到响应，还受到斥责。中共中央在向共产国际报　
告这件事时说：“取消派为要维持其在工人中的欺骗，在‘一二八’后向党　提出来要求联合，共同的开联席会议。党向被取消派欺骗的少数工厂中的群　
众的回答是：号召他们了①②③《火花》第９期，１９３２年４月１６日出　版。
《红旗》周报第２３期。
《红旗》周报第２２期。　解取消派破坏反帝运动的罪恶（破坏沪西大罢工），党愿意与他们在全
上海工人阶级一致的联合战线上共同的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但是党不能与陈　独秀派开联席会议，革命的共产党与反革命的陈独秀是不能联合在一起的。”
①“我自将心向明月，那知明月照沟渠”。陈独秀等人对此颇为遗憾。不过，　陈独秀等提出与党合作抗日的思想，没有维持多久，随着上海“一二八”抗　
战被蒋介石反动集团所破坏，形势急转直下；他因进行反蒋抗日活动，不久　被逮捕入狱，他的思想也就随着消沉下去。
高擎爱国大旗制裁极“左”派中国托派本来就是理论上极“左”、行动　上极右，战略上极“左”、策略上极右的怪胎组织；可是在其内部还有更加　
荒唐的极“左”派。他们激烈反对陈独秀反日反蒋的立场和他对形势的估计、　对任务和策略的决定。
一些人以“工人无祖国”等漂亮的词藻，反对提“对日宣战”的口号，　为侵略者效劳。
为此，陈独秀撰文予以严厉的谴责，揭露他们拿什么“大同主义”、“打　破国界”、“不要祖国”、“不爱资产阶级豪绅地主的国家”、“反对狭义的爱国　
和虚伪的民族主义”等等“高尚的理想”，来根本反对对日宣战，“则只表示　他们的高尚理想，高尚到和从耶稣、托尔斯泰①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　
政治报告选辑》（１９２７－１９３３）第２０８—２０９页。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　到张学良的不抵抗主义一样，？？实际是反动的。”①在托派内部刊物
上，陈独秀还详细分析严厉批判了这种反动的极“左”思潮，指出这种人在　宣传鼓动中反对使用“救国”、“爱国”这类名词，发出鄙弃“民族主义”、“爱
国运动”和“抗日救国”、“对日宣战”等口号的论调，主张什么“工人无祖　国”，“笼统的反日和对日宣战、救国、爱国，都是救资产阶级的国”，“不是　
我们的阶级立场”等等，在我们被压迫国的无产阶级看来，都是绝顶荒谬的
“理论”，所以他认为：“我们应该积极的领导中国的爱国运动，应该用我们　的纲领领导爱国运动而充实其内容，一直到夺取政权。”②反对陈独秀主张　
最厉害的是陈岱青（书记）、陈其昌、赵济、王平一、李特五人组成的上海　最有影响的托派区委——法南区委以及以托派理论权威自居的刘仁静。他们　
认为陈独秀对形势“陷入了幼稚的过分的估计”，“不能说已经走上群众运动　直接上升、开始革命高潮的时期”③；还说：”十九路军的抵抗是统治阶级　
内部矛盾的表现，它对工人阶级影响只是一种欺骗的作用”，“没有丝毫抵抗　主义或半抵抗主义的气息”。批评陈独秀对十九路军的“歌颂”和“原谅”，
“必然增加工人阶级对十九路军乃至其他左派资产阶级的幻想，充分①②③
《法区扩大会议的意见》，《校内生活》第３期。　独秀：《被压迫国的无产阶级应不应该领导爱国运动》（１９３１年１１
月２８日），《校内生活》第１期，１９３１年１２月出版。　顽石：《论对日宣战与排货》，《热潮》第１期。　
表现尾巴主义的精神，必须严厉加以纠正”①。他们特别猛烈地抨击所
谓“共同行动”的策略和对苏维埃红军态度的转变，说与小资产阶级及向左　盘旋的自由资产阶级在反蒋斗争中“共同行动”的策略，“彻头彻尾是机会　
主义”，是“引导无产阶级和广大群众服从自由资产阶级当苦力”的“尾巴　主义机会主义的道路”；“汇合苏维埃区域的红军占领城市”是“投降了史大　
林派的主张”②。刘仁静还认为中国现在还没有人数众多的无产阶级，必须　经过经济复兴才能谈得上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等，所以他批判陈独秀提出“组　
织苏维埃”是“空谈”。刘认为国民会议与苏维埃政权是一回事，批评陈独　秀的“先国民会议后苏维埃政权”的观点是违背“不断革命论”的机会主义，
“我们应当与这些意见坚决无情的斗争”③。　对于这些批判，陈独秀都立即一一给以回击。他以“常委”的名义，“警　
告法区扩大会议及一切同志：我们万分不应该因反对史大林派全然不顾客观　环境的盲动主义，遂走到客观主义取消主义之另一极端；我们万分不应该因　
为反对史大林派依靠农民来代替无产阶级执行革命任务的错误，遂走到对农
民在革命中的作用估量过轻之另一极端”④。他解释说：所谓“‘共同行动’，　是指特定事件之一时的协作，而不是长①②③④《常委对法区扩大会意见书　
的批评》，《校内生活》，第３期。
列尔士《中国的前途》、《对于政治决议的意见》，均载《校内生活》第
３期。
《法区扩大会议的意见》。
《法南区委陈岱青等人致常委的信》（１９３２年３月１４日），《校内　生活》第期的政治联盟；所共同行动者，主要是小资产阶级的党派，其次才　
是资产阶级的自由派，而不是整个资产阶级”。他认为马克思、列宁、托洛　茨基主张的无产阶级政党的独立，是反对与资产阶级政党“混合”，“并不反　
对两党利害一时一致时，有一时的联合”；“我们是否做资产阶级的苦力，要　看我们是否有独立的组织和政策，不在于拒绝任何共同行动”①。最后，他　
一针见血地指出，陈岱青、刘仁静等人曲解和反对常委决议案，反对“共同　行动”的策略，是为了“辩护他们认为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已经是我们主要敌
人这一错误的观察”②，而反对与苏维埃红军“汇合”，则是“走到等待主　义的道路”。陈独秀的结论是，他们“在理论上是根本反对不断革命论的机　
会主义；在现时局势的估量上，是彻头彻尾的取消主义”③。可见，双方都　拿着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攻击对方的“机会主义”。
应该说，陈独秀是读了一些马克思、列宁的著作，对列宁主义的策略思　想有所领会，但这些话对极左的托派分子讲，犹如对牛弹琴。
法南区委不仅一般地反对陈独秀托派常委的意见和政策，还拒绝散发常　委的宣传文件，如《为日军占领淞沪告全国民众书》等。所以，在他们坚持　
自己的立场观点，屡次不接受常委的“警告”的情况下，陈独秀最后不得不　采取组织①②③《常委对仁静同志论“中国前途”的批评》，《校内生活》，　第３期。
同②。
《常委批评列尔士同志对于政治决议案的意见》，《校内生活》，第３期。　手段，先是撤销陈岱青区委书记的职务，后又解散了法南区委①。　
在上述事件发生的同时，北方最大的托派组织“北方区委”，也因不同
意陈独秀“常委”的意见和政策，而分裂成两派——以汪泽楷为首的“旧临　委”和以任曙为首的“临时工作委员会”。陈独秀“常委”曾三次作出决议，　
批评前者右的“取消主义等待主义的路线”，批评后者“极左”及分裂组织　的错误，要二者在纠正错误的基础上立即合并统一，但遭到双方抵制。为此，　
陈独秀以“常委”名义派刘伯庄为特派员到北京，取消“北方区委”，成立
“北方特委”；还是受到抵制，又两度改组“北方特委”；最后提出，对于常　委的决议“必须绝对执行，谁在组织上行动上不服从该决定，常委就认为谁　
是不想留在反对派组织之内，有意破坏反对派的组织，必须予以最后制裁？？　谁不愿意参加新特委，必须书面声明理由，以凭常委审查处置，否则即以违　
反纪律论”②，甚至说：“谁表示不干，就让谁滚出去。”③陈独秀所以如此
“十二道金牌”迅速坚决地处理这个纠纷，压平不同意见，是因为他估计北　方的政治形势“在最近将来很有剧变之可能，就是日人很有攫取热河，甚至　
进攻平津之可能”。他要求北方组织迅速①②③《常委给北方特委的信》（１
９３２年７月２５日），《校内生活》，第４期。
《常委对于北方问题的第三次决议》（１９３２年６月２７日）；《伯庄　对北方问题的报告》（１９３２年６月３日），《校内生活》，第４期。
《常委通告第６号——为小陈及法南区委破坏组织原则》，《校内生活》　第活》。第３期。
健全起来开展工作，特别是在学生和工人中的工作。他具体指示：“？？　尤其是北平的现状下，在学生群众中，关于民族民主的运动，特别值得注意。”
①“在北方真正的基础，当然是铁路工人、天津的产业工人及唐山等地的矿　工？？特委无论如何，必须设法在铁路（平汉、平奉、津浦、平绥等）上，　
在天津和唐山去找工人群众联系，派能吃苦耐劳而又勇敢坚定的同志到上述　的群众中去工作，建立我们的组织！这是我们整个北方工作的基础之所在。”
②此外，对于陈独秀提出的在推翻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后建立“民众政权”的　主张，连“常委”的唯一伙伴彭述之也反对。彭声称陈在机关报上发表这种　
主张时，他因生病，“事前并未予闻”。他认为“民众政权”的提法，“不能　表现政权的阶级性”，而目前又还未到发出“无产阶级专政”这一口号的时　
期，因此，“目前在宣传鼓动上不应该涉及政权问题”；又“因为目前没有代
替国民党政权的适当口号”，因此，“不应该喊出‘打倒国民党政府’的口号”，　只提“反蒋”就可以了③。
所有这些都说明，当时以托派组织名义发表的一系列文①②③参见法南　区委陈岱青等５人１９３２年６月２２日致常委的信。雪衣：《一个紧急的　
政治问题》和《几个争论问题》，均载《政治问题讨论集之二——国民会议　与苏维埃》，“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中央宣传部”１９３４年５月《常委给　
北方特委的信》（１９３２年７月２５日）。
在这里，陈独秀再次显示了对政治形势观察敏锐的卓越才能，因为此后　不久，１９３３年初，日本就侵入热河，冯玉祥即组织察北同盟军进行长城　
抗战国民党政府屈辱订立塘沽协定。１９３５年，日本又制造华北事变，想　夺取平津，学生奋起救亡，发动了“一二九”运动。
件，主要都是陈独秀个人思想的产物。只是因为，一方面由于当时托派　组织不健全，所谓“常委”实际只有他和彭述之两人在活动，再加上他一贯　
个人说了算的家长制作风，还有他所掌撑的宣传工具，使得他的意见主张，　得以迅速而顺利地通过组织或个人的名义传播各方；另一方面，则由于他当　
时托派总书记的地位和历史上的威望，在必要时，他可以利用会议多数同意，　通过他起草的文件。不过，也正因为如此，在这场争论中，那些持反对意见　
的人，并不因此而被压服。法南区委坚持反对陈独秀“常委”决议的一个重　要理由，就是“二三人的常委已不如经常状态的集体领导机关的健全，而且　
差得很远”；某些重大问题，“常委本身尚未取得一致，而通告却已发出，口　号亦在机关报上提出了。而且事后述之同志到处都说明他对独秀的意见不能　
同意。”①于是，争论一直继续了下去，直到１９３４年下半年至１９３５　年初，另一批托派分子，趁陈独秀在狱中的机会，在刘仁静的支持下，又把
１９３１年至１９３２年托派中央的文件翻了出来，作为“彻头彻尾的机会　主义”进行批判，要陈独秀承认错误，因他拒绝，而演了一场“开除”陈的　闹剧。
就这样，“九一八”后的陈独秀，虽然满怀激情，渴望乘抗日民主运动　的高潮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再次大干一场，但是由于主观和客观条件的种种　
限制，他的一切努力都落空了。
他提出的一系列政治主张，其中虽有一些闪光的思想，于实际斗争没有　发生什么影响。
眼看着大好的革命形势像洪峰一①法南区委致常委的信（１９３２年６　月２２日）。
样迅即远逝，他所起草发表的那些文章、宣言、决议以及主编的刊物，　也都被裹挟而去，没有在历史上留下什么痕迹。
四被捕·狱中生活·出狱祸起萧墙处惊若定还在１９３２年春天的时候，　原托派“中委”濮德志、宋逢春因狱中时疫流行，保外就医。陈独秀知道后　
几经催促，又把二人拉回来，才整顿起比较健全的五人“常委会”：陈仍为　书记，委员彭述之、罗世藩、濮德志、宋逢春，秘书谢少珊。
６月１５日，陈独秀致函托洛茨基，报告了中国托派重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