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传-第5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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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决议》）是完全不一样的。
王明小集团在米夫支持下，对立三路线和所谓调和主义的瞿秋白的斗　争，在做法上应当受到谴责；王明上台后，的确给中国党和中国革命带来了　
深重的灾难。但是，陈独秀的行为无补于问题的正确解决，他提的四条建议，　近乎天真、浪漫和荒唐。
四个托派小组织的统一大会，在１９３１年５月１日至３日秘密举行了　三天。会场由“无产者社”负责布置，何资深具体执行，李仲山拿出了一件　
猞猁皮大衣，典当得二百多元，解决了大会经费问题。他们在上海大连湾路　租了一幢房子，让王茨槐带着妻子、女儿住进，掩护开会。王茨槐原是党员，　
铁路工人，转向托陈派后，任“无产者社”法南区委委员。为了保密和安全，　在这三天中，除了陈独秀一人外，所有代表都要住在会场内，开完会之后才　能出去。
根据各派协议的人数，２０人出一代表，“我们的话派”出①中国左派　反对派统一协议委员会：《告全党同书——立三路线与国际领导的破产》，油　印小册子。
选出陈独秀（总书记）、郑超麟（宣传）、陈亦谋（组织）、王文元（中　央机关报主编）、宋逢春（秘书长）、罗汉、张九、彭述之、濮德志等人，组　
成托派中央，前五人组成常委。②在大会上，除通过了纲领外，还通过了尹　宽起草的《职工运动问题提纲》、梁干乔起草的《组织问题决议案》、王文元　
起草的《国民会议问题提纲》。陈独秀起草的另一个文件、《土地问题决议草　案》未被通过，决定交特别委员会继续讨论。③据宋逢春说，由于该草案中　
仍有称红军为“土匪”的意思，所以青年托派三派代表串连后，决定搞一下
“老先生”，不予通过④。　大会决定中国托派的正式名称，仍沿用托陈派小组织的名称，即“中国
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又叫“中国共产党布尔塞维克列宁派”，以示他们仍是　共产国际及中共内部的一派，而不是有人说的“中国共产主义同盟”。这个　
名称到１９３５年才起用。①②③④访问宋逢春谈话记录（１９８５年１０　月１２日，唐宝林整理）。
《统一大会文件汇编》（１９３１年５月１日通过），油印小册子。《双　山回忆录》第１５９页。
托派中央的这个名单系根据王文元、郑超麟、濮清泉的回忆综合而成，
三者互有出入。　郑说中委中没有罗汉，候补中委是彭述之和宋敬修；还有一个中委区芳
正在狱中。　各派代表是：“我们的话派”：梁干乔、陈亦谋、宋敬修、张九等香港４
工人；“无产者社”：陈独秀、郑超麟、江常师、蒋振东、王茨槐；“十月社”：　王文元、罗汉、宋逢春、濮德志；“战斗社”：赵济、来燕堂。据郑超麟回忆，　
彭述之起先不是代表，临开会时补选上，第二天参加大会。
编《热潮》呼喊民主抗日致中共为求救国联合陈独秀从中国共产党的总　书记，变成中国共产党反对派的总书记，这不能不说是一次历史的嘲弄。然　
而，他在托派统一大会的闭幕词中，却激情满怀地说：“中国人民正在水深　火热之中，我们一天也不能忘记，他们在期待我们，我们应担当历史赋予我　
们的使命。”①他们还给托洛茨基拍了一个电报，“喜气洋洋地告诉他：他的　中国同志正完成了一个有意义的开端，布尔什维克——列宁派的旗帜不久就　
将飘扬在全国”②。
当时，全国托派人数约有５００人，其组织有沪东、闸北兼沪中、沪西　与法南四个区委。另有以北平为中心的华北区委和以香港为中心的华南区　
委。华南区委的特点，主要在工人中活动；华北区委则在一些大学中活动。　这就是陈独秀托派总书记领导下的全部组织人马。
但是，由于他们的统一是在外部压力下暂时的妥协和凑合；组织上主张　党内派别活动的合法存在和自由活动；加上路线上又是根本错误的，所以，　
这样的组织是经不起任何考验的。统一后的托派，并不如他们想象的那样兴　旺起来，而是迅速地重新陷入不断的背叛、瓦解和破败的泥坑中，原来隐藏　
着的那些矛盾，又以更加激烈的形式迸发出来了。①②《双山回忆录》第１
６４页。　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陈独秀》。
首先是在中央委员会中，那些青年托派对陈独秀还是不买账，开会时争　吵很厉害。由于陈独秀写了攻击红军是“土匪”的文章，统一大会上又未通　
过他起草的土地问题决议草案，所以大家对他写的文章不放心。认为他已是　大家的“总书记”了，外面会把他的观点视为整个托派的观点，因此要求他　
写的文章发表前，最好让大家看看，同意后再发表。陈对此大发脾气，说：
“文章象人一样，要有个性，大家同意，就没有个性了，还写什么文章！”
①在组织上，先是尹宽，由于受到彭述之等人的排斥，连大会代表都未当上，　于是就首先纠集几个人，控制了几个支部，进行反对“中央”的活动。而马　
玉夫却因未当上“中委”，竟去国民党龙华警备司令部告密，致使统一大会　后不到一个月——１９３１年５月２３日，托派中央机关即遭破坏，除陈独　
秀、彭述之、罗汉外，其他中委全被逮捕。五个常委，捕去四个，整个托派　中央陷于瘫痪。与此同时，梁干乔、陆一渊等四人，也跑到南京，投靠国民　
党特务机关，并公开发表声明，声称共产主义不符合中国国情。梁干乔说他　参加托派统一大会后，“没有看见一种鲜明的足为建立健全无产阶级政党的　
要素”，因此他感到“怀疑”和“失望”，并说这“并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正　是现存的无产阶级力量的反映，是抱了纯粹共产主义理论的人们，落到中国　
现实环境上必然发生的①访问宋逢春谈话记录（１９８５年１０月１２日，　唐宝林整理）。
心理现象”①。陆一渊则诬蔑“中国工人群众在资本主义下尚未孕育成
无产阶级的意识，社会主义的政治要求绝对引不起他们的兴趣”②。托派一　直把自身视为“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把托洛茨基主义视为“真正的共产　
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梁、陆的背叛和声明，从反面宣告了他们对托派事　业的幻灭。
马玉夫原是陈独秀派的骨干，长期在上海从事工人运动，与陈独秀一起　转为托派时，把好几个工人支部拉到托派中来。
他的叛变引起陈独秀的极大震动和痛苦；陈颇有寇准错用丁渭之悔，哀　叹说：“我不识人！”马玉夫在被陈独秀撤回协议委员会代表时，就耿耿于怀，　
退出了“无产者社”的中央。他平时作风流里流气，还自称是“工人代表”。　所以陈独秀说：“搞革命，当领导人，还是知识分子，工人不懂！”③其实马　
玉夫恰恰是知识分子，根本不是工人。当时托派和共产党内都①②③访问宋　逢春谈话记录（１９８５年１０月１２日）。
陆一渊：《以前种种》，《苏俄评论》第１卷第３号。　梁干乔：《回忆与展望》，《苏俄评论》第１卷第３号。梁干乔“背叛”　
后，首先以曾是广州黄埔军校同学的身份，投靠戴笠。那时蒋介石正在筹组
法西斯组织“复兴社”，戴笠正在为蒋筹建军统特务机构的前身“复兴社特　务处”。于是，梁干乔就与戴笠等人结成“十人团”，成为军统特务组织最早　
的骨干；他还是筹组“复兴社”的“十三太保”之一。他在特务组织中，以　研究反共政策著称，由于反共有功，受到戴笠的器重，一度任特务处南京总　
处的书记长，主持特务组织内部的工作。抗战爆发后，他任特务处郑州办事　处主任时，因企图发展个人势力，受到戴笠的忌恨和箝制，遂跑到西安，投　
靠胡宗南，任该部政治部主任，专门从事破坏革命圣地延安的反革命活动。　有唯成份论的倾向。中共“六大”受了布哈林的影响，选了一个工人出　
身的向忠发当总书记。实际效果并不好。托派在理论上似乎更强调这一点，
他们不明白，革命成败关键在于路线是否正确，不在于领导者的出身。　陈独秀着手重整托派中央，吸收尹宽、宋敬修、蒋振东等人加入，但到
８月又受打击。　一天，尹宽受陈独秀之托召集会议于上海英租界振华旅馆，中央组织部
长宋敬修代陈主持会议，是夜，与会者全体被捕。①就这样，“陈独秀想收　拾残局，重振旗鼓，但很长时间也收不拢来”②。所谓“中央常委”，一直　
只有他和彭述之二、三个人。即使弄到这种地步，陈独秀与彭述之也团结不　了。
托派小组织协议统一期间，由于陈独秀果断地采取坚决措施，粉碎了彭　述之破坏统一的阴谋，两人关系发生破裂，连私人间的友谊也不再存在了。　
与陈独秀关系极深的郑超麟说：“陈独秀是富于意气的人，他容易信任人，　容易过份估量所信任的人的价值，可是对这人失望之后又容易走到另一极端　
去。”从此，他对于彭述之的厌恶恰好同过去的信任一般，流于过火。当时　何资深议论彭述之，说他是个“纸老虎”，表面张牙舞爪，在“无产者社”　
中权势很大，戳穿之后，空无所有。陈独秀则说：“不是纸老虎，是烂西瓜。　纸老虎里面不过①②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陈独秀》。
中国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编：《中国共产党之透视》，台湾文海出版　社。
空无所有而已，烂西瓜表面很好看，剖开之后喷出一阵恶臭。”①此后，
“无产者社”常委每次开会必定吵架，而且吵得很激烈。这种情形一直继续
到统一实现，“无产者社”自然消亡时为止。可是，二人之间的争斗，却并　未因此结束，而是带进到新的领域里，继续发展。
在陈独秀的有决定意义的推动下，协议委员会终于达成协议，决定各派　组织实行统一后，彭述之还在反对，扬言“代表下层反对上层勾结”。陈独　
秀说：“别人代表下层还可以说，你彭述之代表下层就有点不象了。”统一大　会前夕，彭述之因未当上代表，给陈独秀写了一封长信，斥责这次“统一”　
是“虚伪的”，“无聊的”，他“誓死不承认”。陈读信后十分气愤。后来，临　开会时，彭述之又被补选上代表，参加了大会，并在选举时当上“候补中委”。　
所以５月５日举行托派中央第一次会议时，陈独秀当场拿出彭的信给大家　看，并当面责问他：“今天还认为此次统一是虚伪的、无聊的等等吗！”问得　
彭述之“满脸通红，一句话也说不出来”。②在新成立的托派中央委员会中，　陈独秀常常与彭述之发生争吵，往往吵得陈独秀拂袖而去，不欢而散。有一　
次，陈独秀又发火了，他穿起长衫，高声大叫：我不愿和你们这些资产阶级　在一起争论，我不要什么群众，不要你们；我干我的，你们干你们的好了。　
说着就走了，大家跑去拉他，他也不管。彭述之就说：“他就是这种脾气，　过去开共产党中央委①②郑超麟：《回忆录》，１９４５年手稿。
郑超麟：《回忆录》，１９４５年手稿。　员会，也是如此。他这种家长式的作风，是永远也改不了的。”①这样，
两人矛盾愈演愈烈，直至决裂。陈独秀去世时，彭述之还写文章骂他“晚节　不保”。
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陈独秀仍努力维持托派中央的工作。１９３１年
９月５日，他创办了托派中央机关报《火花》；１２月，又创办了托派内部　理论机关报《校内生活》。这两个刊物都是油印的。据当时担任《火花》刻　
印工作的曾猛说，他的住房（又是工作间）房租、伙食费，以及腊纸、油墨　和纸张等等的费用，“都是由陈独秀一人负担”②。在这两个刊物上，每期　
都有陈独秀的重要文章，还有他以“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执行委员会”或
“常委”名义起草发表的宣言、决议、通告之类的托派文件；它们还以传单　的形式，广为散发，引起国民党和社会各界的注意。
这时的陈独秀，主要精力放在揭露国民党的腐败统治上。　历数国民党统治四年来穷兵黩武，横征暴敛，白色恐怖，向帝国主义摇
尾乞'z　等种种罪恶，宣言：“中国人民不能再在国民党资产阶级统治下，受　尽帝国主义军阀的蹂躏了！”号召“一切被压迫民众起来奋斗”，“召集群众　
的国民会议预备公”；“各业工人否认国民党的工会法，自由的组织自己的工　会”；“农民自动平均分土地”；“反对国民党屠杀农民及共产党”等①②曾　
猛：《〈火花〉的情况》，未刊稿。
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陈独秀》。　等①。在他以“独秀”署名写的《国民党与统一——统一是中国进步的
必要条件》一文中，指出国民党二十年来不断的内战和不能统一中国的原因　是“帝国主义势力”和“军阀制度”，只有工农“革命政权”是中国统一的　
唯一前途②。“九一八”以后，由于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推行“不抵抗”政策，　他的攻击力也就越来越猛烈。９月１３日，陈独秀又写了一篇署名文章——
《中国往何处去》，批判戴季陶从所谓的分析中国社会经济出发，以“三民　主义”代替或冒充“社会主义”的观点，认为“三民主义根本是反动的”；　
同时也批判托派中任曙③说的“中国经济已发展到可以实行社会主义的革
命”的见解；指出：“二者根本错误的共同点，都是从纯经济观出发，而不　是从政治斗争出发，都是从一个国家社会主义出发，而不是从不断革命论出　
发。”文章认为中国的出路是“无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运动。”④在这里，陈独　秀力图使托洛茨基主义这种荒谬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殊不知，　
其结果与他批判的对象一样，也是驴唇不对马嘴，枉费心机；并且，因此使　他与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托派中的极“左”派，发生了无穷的矛盾和冲突。　
一直到第二年的“一二八”上海抗战，达到了高潮。①②③④《火花》
第２期，１９３１年１０月出版。　当时托派北方区委的负责人，在与我党进行的“中国社会史论战”中，
著有《中国经济研究》一书。
《火花》第１期。
《火花》，第１期，１９３１年９月５日出版。　这期间，由日本侵华引起的中国内外各种政治势力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十　
分尖锐复杂。日本妄想独霸中国与欧美帝国主义瓜分中国政策之间的矛盾；　英美等国为了怂恿日本侵苏而牺牲中国东北的阴谋；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　
的军事和对日妥协出卖中国民族利益的外交，及其对抗日民众的高压政策；　东北抗日人民义勇军及马占山等一部分官兵的自发抗战；以爱国学生为先锋　
的全国人民要求抗日、反对国民党不抵抗政策及其独裁统治的抗日民主运动　汹涌澎湃，国民党反蒋派、地方实力派乘机进行的倒蒋运动，以及蒋介石在　
此浪潮冲击下被迫下野，等等，这一切，都引起了陈独秀的极大兴趣。他奔　走呐喊，奋笔疾书，写下了大量的文字。根据现在收集到的不完全的统计，
从１９３１年９月到１９３２年７月，他在《火花》、《校内生活》、《热潮》　杂志及传单上，以个人名义或以托派组织名义发表的文章、宣言、决议和书　
信等达３８篇之多。
在这些文章、文件中，陈独秀愤怒声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揭露　英美等国操纵国联袒护日本欺压中国的阴谋，谴责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