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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传-第5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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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因为当时党正处在第二次“左”倾路线统治到垮台，以及王明接着上台 的时期，革命受到了不小的损失，党内出现了混乱。陈独秀颇有使托派早日
统一，取而代之的野心。他说：“现在正是正式党的领导陷于完全破产，党 内同志及一切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都感觉无出路的时候，？？绝对需要我们
各派摒除不必要的纷争，迅速统一起来，以集中力量并建立反对派在群众中 的信仰”②；“？？在正式的党陷于空前混乱，停止工作的今天，我们反对
派各派小组织还未能迅速的统一起来，集中全部力量来对付摆在面前的斗 争，这已经是罪恶了！”③陈独秀的这些言论和行动，深深地打动了各派代
表，终于使协商一帆风顺。
可以说，中国托派组织统一的实现，得之于陈独秀最后的推动。 这时，又发生了刘仁静要求参加协议委员会的事件。托①②③独秀：《对
于统一运动的意见》。
《接受国际委员会来信之共同意见——“无产者社”的提案》，《无产者》 第９期。
郑超麟：《陈独秀与托派》，手稿，１９８０年８月。 洛茨基来信批评刘仁静之后，刘觉得形势不妙，就马上写信给陈独秀，
承认错误，并要求加入“无产者社”。他说：过去反对陈独秀《论中国革命 性质》那篇文章，“完全是基于误会”；“关于过去我们间的争论，已由老托
来信解决，我完全承认老托之正确，尤其对于统一运动之态度（基本说来） 及对于革命性质之估量，我与你完全同意。？？我以为我们中间已没有重要
争论，使我不能和你们共同工作。关于过去教训的估量，以及关于国民会议 及工农运动策略之解释，我们有些说法不同，但是现在没有一点政治上的意
义。？？因此，我向你要求加入你们的组织，请你们提出讨论。”①但是，“无 产者社”讨论的结果，拒绝了他。陈独秀回信说：“你的要求，我们已经提
出讨论过，一致以为现时已距统一不远，希望你不必加入‘无产者社’，以 免别派误会，使统一运动发生小小的阻碍。”同时指出，虽然已经没有“争
论的必要”，但“我们之间”并不是“没有一点不同的意见”。陈在信中指出 了两点，一是不同意刘的“国民会议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通俗形式”的观点。
刘的这个观点，导致他进一步认为通过“国民会议”和平过渡到“无产阶级 专政”的思想。由此，刘一直被托派骂为“议会迷”。这表明在“国民会议”
问题上，陈与刘有相同点，即都认为国民会议可以实现，又有相异点即陈认 为国民会议即使能实现，也要经过武装暴动夺取政权。有些史学工作者，认
为陈刘在这个问题上是一派的，不确。陈不同意刘的另一个观点是，蒋介石 政权与无产阶级①刘仁静给陈独秀的信（１９３０年１１月２０日），《无产 者》第９期。
政权之间，将有一个“中国式的克伦斯基政权”的过渡。陈认为中国不 会出现这种情况，假如出现，“即不能根本排除‘工农民主专政’短期实现
的可能性之存在”。所以陈认为中国革命将来不必经过俄国的“二月”，而直 接象“十月革命”那样，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初期去彻底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
他以此既与刘划清界线，又与王文元等人“一开始就是社会主义性质”的观 点划清界线。①刘仁静见拒于“无产者社”，恼羞成怒，一个人出版《明天》
杂志（油印、６４开本），自称“中国共产主义左派反对派（明天社）”，以 此要求作为独立的一派，参加托派小组织协商统一的会议，又遭到鄙视和拒
绝。他在给“协委”的信中遗憾地表示：“独秀同志已向我转达了协委对我 们（包括他的妻子——引者）的请求之答复，意思是不承认‘明天社’为左
派反对派的小组织，只许列尔士个人随时贡献意见。这即是说，不许我们与 闻参加和影响协委的种种决定（制定政纲在内），只许我们在决定既成为事
实后，发表一些无补于事实的意见。我们在接得这种答复，并读了协委最后 通过的政纲草案以后，实觉有无上之惋惜！”最后，他“要求准许我们列席”
托派统一大会，②也被拒绝。就这样，这位有点象中国托派运动鼻祖式的人 物，一直被托派领导集团排斥和冷落，他于是进行各种捣乱活动，被称为“反
对派中的反对派”。①②《中国共产主义左派反对派（明天社）给协委的一 封信》（１９３１年３月２日），《明天》第４期，１９３１年３月２５日出 版。
独秀：《答列尔士同志》（１９３０年１２月１５日）《无产者》第９期。 各派协议委员会的工作，在陈独秀的推动下，顺利进行。
协议内容主要有两项：一、起草统一大会文件。二、筹备统一大会具体
工作。大会的主要文件——《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纲领》和《中国土地问 题决议案》（草案），协商结果，改由陈独秀起草。
《纲领》是在１９２９年夏天托洛茨基为中国托派起草的“政纲”基础 上修改而成的，分“过渡时期中反对派之总任务”，“中国革命失败的教训”，
“过渡时期与我们的策略”，“中国革命的前途”，“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派及反 对派目前的任务”五个部分。
《纲领》竟然攻击“中国共产党差不多一走上斗争的舞台就在机会主义 领导之下”。这种文字出自曾主持创建中共、并担任了第一至第五届党中央
总书记的陈独秀之手，殊属惊人。
《纲领》规定托派对党的策略是：“它绝不与共产党的活动隔绝，它在 每个问题中采取它的态度，它在示威罢工等斗争中无情的批评正式党领导之
政策的错误，并以它自己的信仰，不对正式领导作任何让步。”这就规定了 托派始终反共的一面。
关于“红军”，《纲领》说“是中国革命具有内心势力和广大可能性之证 明”，但又断定，“在工业中心城市消沉之下，没有胜利的机运”，攻击中国
共产党“企图依靠乡材散乱的游击队来组织红军并创立苏维埃政府，以对抗 国民党的统治，这是官僚主义冒险政策”。
《纲领》为中国托派规定的“总任务”和“目前的任务”，都强调“准 备”——“准备工人阶级走向第三次中国革命”。那么这个“革命”何时到
来呢？《纲领》说：“我们不能预言”。可见，这是一个“取消主义”的纲领。 说是“准备”，实际是“等待”。事实上，在中国若不象中共那样领导人民进
行农村武装斗争，点燃星星之火，革命是永远也等不来的。
《纲领》宣称：“中国反对派是一个小组织，其目的就是？？复兴共产 国际。”并胡说“只有此种小组织在自己的旗帜之下，在共产党内党外，公
开而勇敢地前进，才可挽救共产国际于变节及灭亡”。 为了避免争论，《纲领》对革命性质、国民会议等问题，都抄用托洛茨
基的话。所以，这个纲领是四派在托洛茨基的压力下，互相妥协的产物，它 在１９３１年５月１日统一大会上被顺利地通过。有人回忆说，在大会上，
以陈独秀、彭述之、郑超麟等人为一方，其他三派的代表为另一方，就“国 民会议”、“无产阶级专政”等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这是不真实的，显
然是把“协议委员会”期间的争论，记到统一大会上了。
与此同时，陈独秀还从他们托派的立场出发，积极参加反对李立三“左” 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
立三路线在革命性质问题上，不承认民主革命的长期性，认为一省数省 首先胜利的开始即是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开始；在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
关系上，不承认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不平衡性，认为革命形势在全国各地 和全世界各国都有同样的生长，全国各地都要马上起义，以中国革命的胜利，
推动世界革命的爆发；在革命道路问题上，主张中心城市要首先发动起义， 以形成全国革命高潮的中心，反对毛泽东的以农村包围城市，以根据地来推
动全国革命高潮的思想。
所有这些特点，都与托洛茨基主义的观点相接近，而且，李立三在他的 全国武装起义计划遭到党内一些同志及共产国际反对时，公然“说共产国际
不了解中国”，“又说在占领武汉之后，就可以用另外的方式去和共产国际说 话”①。所以，共产国际在领导中共进行批判立三路线时，明确指出它是“半
托洛茨基主义”。
陈独秀强烈谴责共产国际及中共中央反对上述立三路线的指导思想，他 认为立三路线就是共产国际的路线。１９３１年１月２１日，他撰写了《国
际路线与中国党》一文，认为“国际现在的路线和所谓‘李立三路线’并没 有甚么原则上的不同，和它自己以前的路线也根本没有两样”；“站在言动的
国际路线上反对盲动的立三路线和三中全会的‘调和主义’”“只有使党比立 三时代更加混乱无出路”②。
当时及以后的事实，即在反对立三路线和调和主义时，更加“左”倾的 王明机会主义路线上台，不幸而被陈独秀言中，但并不能因此证明陈独秀的
批判是正确的。这年３月，陈独秀撰写的《告全党同志书——立三路线与国 际领导的破产》长篇宣言，证明了这一点。这篇宣言，经各派代表讨论通过
后，以“中国左派反对派统一协议委员会”的名义散发。宣言彻底否定共产 国际和中共中央对立三路线的批判和纠正，强烈谴责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
上，王明小组织在米夫的帮助下，把①②《无产者》第１０期，１９３１年
２月１日出版。
《共产国际执委给中共中央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的信》（１９３０年１０ 月），《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三）。
“立三派”和“秋白派”打下了台，把罗章龙开除了党籍，“这是共产国 际分裂中国共产党的阴谋”。
陈独秀认为李立三这条“反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的制作人，是共产国际 自己”。这次与已往反对陈独秀、瞿秋白的路线一样，为了保住共产国际的
“面子”，立三路线“只是作了国际路线的替身，与一九二七年在二十四小 时内宣布中共中央的模范领袖为孟什维克，作了斯大林、布哈林的替身，并
无二致”。“我们有权利向全体党员同志宣布：共产国际宣布‘立三路线’，
完全是为了掩饰自己的破产；‘立三路线’的错误，根本就是共产国际的错 误”。
接着，陈独秀把立三路线的三个主要错误，与共产国际的路线逐条进行 了对照：一、关于形势：陈独秀认为，立三路线说“中国已有了全国范围的
成熟的革命高潮”，与共产国际说的“在两个浪潮之间”一样，“在政策上说， 完全是一种没有结果的极左倾”。
二、关于革命道路特点之一：陈独秀说，李立三不承认国内革命运动发 展的“不平衡”，认为一省或几省的胜利，直接就是全国暴动的形势；而斯
大林承认“不平衡”，却又把中国南方的苏维埃视为“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 已经胜利的标志”，“显然是极无根据的一种官僚的观点”。陈独秀认为苏维
埃红军，根本“没有胜利之前途”。
三、关于革命性质：李立三的观点是：“革命胜利的开始，革命政权的 建立的开始，一定就是资产阶级民权革命没有间隔的转变到无产阶级革命之
开始。”共产国际认为这是“立三路线”之“托洛茨基主义”的特点。陈独 秀认为，“其实与托洛茨基对于不断革命的观点，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干的”，
说这种说法是共产国际路线受到打击之后，又不敢公开接受“托洛茨基主义” 的不断革命的“一种诡辩的辞令”。
陈独秀接着以托派的城市中心和国民会议路线，对“六大”以来党注重 农村革命的路线，进行了全面的抨击：“六大”以后，党的领导无出路的“基
本原因”，在于“党的领导政策几乎完全依重农民”；“斯大林派企图在农民 身上打开一条出路，由农村转向城市发展，甚至根本企图在农村中建立政权
的意识，完全是离开了无产阶级的一种标志”。他断言：“在工业城市中，工 人尚未起来的条件下，希望在农村中揭起革命的企图而思有所成就，这简直
是幻想。”他认为这就是共产国际“陷中国党于冒险盲动主义错误的真正根 源”；其结果，“我们很早就预言并警告过：单纯的军事投机，只有更加损害
党的基础，使工人运动更加难于恢复”。陈独秀甚至胡说：“一贯的重视农民 作用的路线，在理论上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没有丝毫共同之点，这是国际机会
主义（俄国孟什维克主义在内）的典型思想。”
陈独秀在这里，没有也不会把农村武装斗争问题上“左”倾错误与正在 形成的中国特色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区
别开来。在这一点上，他的洞察力很不敏锐，几乎等于零。
不过，在这篇宣言中，陈独秀接受托洛茨基“一·八”来信的批评，对 自己过去完全否定红军，称红军是“土匪”的观点，稍稍进行了一点修正。
他说：“虽然我们仍是要说明中国南部存在着的农民游击战争，不问是否有 流氓无产阶级分子、职业的土匪及从国民党的反动军队中叛变出来的官兵参
加在内，但它确是被欺骗的、被打溃的及流尽了血的中国革命依然存在的具 体表现，其内部力量有伟大的可能及深厚的根基”，因此，在毫不留情地攻
击斯大林派的“官僚冒险主义的领导”同时，“对于农民游击队本身，是持 绝对友谊的态度，旁观与仇视都不是共产主义者的立场”。
同时，陈独秀在这里乘机推销他们托派的路线，他说我们不得不再公开 宣布：“现在还没有革命高潮，是两个革命中间的过渡时期，苏维埃与武装
暴动的口号是高调与冒险，党的任务当是确定下这一过渡时期民主口号，提 出普遍平等不记名投票直接选举的国民会议为中心口号，动员全体同志坚决
的勇敢的为真正的国民会议的实现而斗争。”
陈独秀最后强调：“现在改造党的政策及党制已成了刻不容缓的任务 了。”为此，他提出四条建议：１、规定日期召集全党的代表大会，对于政
策及党制加以根本改变——必须完全采取左派反对派的路线。
２、在大会之前，把一切重要问题在一切会议上及机关报纸上发动党员 群众之讨论，不能拿任何罪状作开除的理由，以保护讨论正确地进行。
３、一切事实及经验证明左派反对派路线的完全正确，没有理由把我们 排斥于党外，我们应当选举代表参加大会，并且在会上讨论左派反对派恢复
党籍问题，使我们得立刻回到党内来。
４、公布历来为领导机关隐藏的左派反对派文件，及对于大会的提案。
①这篇“告全党同志书”，是陈独秀以托派观点批判“立三路线”（包括以前 的瞿秋白盲动主义路线）的代表作，也是陈独秀要求以托派面目改造党的又
一篇代表作。它与以后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批判并纠正王明路线、清算历 史上一、二、三次“左”倾路线错误，总结历史经验（《关于若干历史问题
的决议》）是完全不一样的。
王明小集团在米夫支持下，对立三路线和所谓调和主义的瞿秋白的斗 争，在做法上应当受到谴责；王明上台后，的确给中国党和中国革命带来了
深重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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