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传-第5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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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秀巩固他过去的错误。”①在这样批评陈独秀的同时，刘仁静还竭力　攻击“我们的话派”。先是责怪“总干”不吸收陈独秀派，而要与“我们的　
话派”决裂；后来又说“总干”之所以“拒陈”，“完全是为了地位”，而不　是“路线”分歧②。他又批评“总干”规定托派组织“是党内的”，只“注
重在党内进行反对派的工作”，而不是独立组织，同时在党外活动。他认为
“我们的话派”的“二代会”政治决议案中关于革命形势“正在复兴”的提　法，与中共中央的观点相似。以此，他攻击“总干”执行的是“投降派路线”
③。鉴于此，刘仁静伙同王文元和从“我们的话派”中分裂出来的宋逢春以　及陆梦衣、紫亮、董汝斌、廖麟、黎白曼、周庆崇等九人，在１９３０年１　
月１日发起成立“中国左派共产市义同盟”，发表了《告同志书》，宣布“总　干”“已经死亡”，提议彻底批判“我们的话派”和“陈独秀派”的错误，“先　
由思想上策略上的统一，再做组织上的统一”。这就是中国托派第三个小组　织。由于他们于３月３０日出版机关报《十月》，于是被称为“十月社”。与　
此同时，在莫斯科的肃托运动中，中国留学生托派组织的组织部长马彦卿交　出２００多人的托派名单，苏共又将名单转交给中共中央。名单中有一部分　
人已经回国，隐藏在党内。于是中共中央就要这些人表①②③１９２９年９　月致托洛茨基的信，信的原文未见到，此处转引自１１月托洛茨基给刘仁静　
的复信。《托洛茨基档案中致中国同志的信》，第３页。
《告同志韦》，刘仁静、王文元、宋逢春等九人署名，单行本，１９３
０年１月１日。　刘仁静发表《一篇虚伪的和可怜的文件》时写的“附言”。
明自己的政治态度。结果，多数在莫斯科只是反对王明而未加入托派的　同志，如恽雨棠等，纷纷发表声明，否认自己是托派。对于真正的托派分子，　
周恩来亲自找他们谈话，说只要他们承认错误，批判托洛茨基，就可以照旧　留在党内。但只有个别人声明脱离托派，王文元和妻子叶英及黎白曼（黎彩　
莲）、周庆崇、吴季严等，被开除出党。①“我们的话派”就“十月社”的　成立作出决议，谴责“反革命机会主义反对派刘仁静等人向我们——反对派　
严重进攻”，并将刘仁静、王文元等人开除了。②但刘仁静与王文元等人的　合作，也不长久。
７月１９目，刘仁静又因在批判陈独秀时，坚持认为１９２３年国共合　作时，他和张国焘主张的“加入国民党而对国民党怠工是布尔什维克路线”　
的观点，被“十月社”开除。③他们认为根本不应该加入国民党。
“我们的话派”开除刘仁静的同时，该派内部在对待陈独秀的问题上的　分裂，也愈演愈烈。由于史唐、区芳和张特主张在“三个条件”下，可以吸　
收陈独秀派，梁干乔就攻击史唐等“受了陈独秀金钱收买”，自动脱离“总　干”工作，并煽动“广东省干会市干会各支部各组长联席会议”写信要挟“总　
干”：“誓死不同陈独秀派妥协，否则香港区全体同志脱离①②③《十月社对　于刘仁静同志的决议》，《十月旬刊》第２期。
总干上海区干组长联席会议对下列问题的决议，《反对派内部生活》之　二《红旗》第８７、９９、１０１期。
反对派”（当时香港托派组织属于广东省干事会领导）①。梁干乔还席　卷该派与国内外通讯处，截留外国寄来的文件，断绝该派经济来源，致使该　
派工作一度陷于混乱。为此，“总干”作出了开除梁干乔和张师的决议②。　只是后来区芳被捕，梁干乔又回来成为“我们的话派”的首领。
这年夏天，一些游离在上述三派小组织之外的苏联回来的托派分子赵　济、刘胤等７人，又成立了第四个托派小组织——“战斗社”。赵济坦率地　
承认，他们所以另立组织，不是由于思想观点的分歧，而是“到时在统一商　谈中及统一组织中我们也可占一位置”③。
中国托派的四个小组织，就这样先后出场了。他们各自称王，自鸣不凡，　互相倾轧，勾心斗角，各有各的野心，各有各的偏见，但他们又都是一个主　
子——托洛茨基。因此，他们在派别争斗中，都向托洛茨基写信汇报，攻击　异己。托洛茨基始终是关心着中国托派运动的。他对于来自中国托派的信件，　
无不认真阅读，及时答复。我们从托派刊物上和１９８０年１月才启封的托　洛茨基档案中的密封部分里，发现从１９２９①②③赵济：《三十年代初托　
派组织在上海的活动》，《党史资料》（丛刊）１９８１年第２期。赵说“战　斗社”成立于１９３０年１２月，似不确。王文元，郑超麟说是这年夏天。
《总干上海区干组长联席会议对下列问题的决议》。
《广东省干会市干会各支部各组长联席会议致总干的信》（１９３０年
３月（１９３０年４月２５日），均载《反对派的内部生活》，１９３０年４　月２５日出版。
年１月至１９４０年８月，托洛茨基给中国托派及陈独秀写的信有２２　封，其中直接谈陈独秀问题的就有１７封之多。
１９３０年４月以前，托洛茨基对刘仁静与“我们的话派”在吸收陈独　秀派加入托派问题上的争吵，表示了以下的态度：开始，他听信刘仁静反映　
的陈独秀在基本立场上已倾向托派、但在革命性质问题上仍有保留的情况，　采取“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方法，批评刘不应与“我们的话派”分裂：“你　
说他们（即“我们的话派”——引者）反对陈独秀到他们的队伍中来，为了　这一点，无论如何不能使我们自己分裂的。
如果太性急地与陈独秀统一，然后又跟他分裂，那简直是罪恶。我们与　他之间，在过去的歧见（一九二四——二七年）是太深了，以致相互间没有　
事先的郑重考验，不可能统一起来。
无论如何，现在就搞左派统一，并且在这个问题上与他们决裂，那是鲁　莽的。”“恰好您自己就说陈独秀在中国革命性质问题上是站在Ｒ①立场上　
的，并不与我们一致。可是这个问题却是基本的。现在与坚持‘民主专政’　的人搞统一，便是不可饶恕的轻率。”②１９２９年１１月１５日，“我们的　
话派”致函托洛茨基，报告①②托洛茨基致刘仁静的信（１９２９年１１月）。　该信是答复刘９月去的信，《托洛茨基档案中致中国同志的信》第３页。
即拉狄克，曾是苏联托派的骨干，但在大革命时期中共退出国民党及以　后中国革命性质问题上，一直动摇，与托洛茨基有分歧，１９２７年被苏共　
开除后，表示悔过，承认“工农民主专政”等观点，１９３０年恢复党籍，　因此，被托派视为变节者。后来，他又被开除，并在１９３７年“托布反党　
案件”审判中被判长期徒刑。
因为陈独秀不接受“三个条件”，继续自己的独立活动，因此，“我们认　为陈独秀不曾脱离机会主义，我们决定象反对一切机会主义者那样反对他。”
①１２月２２日，托洛茨基复信，对刘仁静说的陈独秀趋向托派，表示“很　欢迎”；同时他又说：“我很知道他（即陈独秀——引者）在革命那几年中的　
策略是斯大林、布哈林、马尔丁诺夫的政策。”而对“我们的话派”说陈还　没有放弃机会主义，则表示“直至现在我还没有读过陈独秀任何纲领式的声　
明书，所以没有可能在此问题上发表意见”。为了弄清楚这个问题，他在信　末提出了他与斯大林分歧的１５个问题，作为衡量陈独秀和其他人“与我们　
是否原则上一致”的标准②。
派”决裂以后，又写信给托洛茨基，继续攻击这两派的错误，报告他与
之决裂的情况。
２月２４日，托洛茨基回信同意他与陈独秀派决裂，但不同意他与“我　们的话派”决裂。他说：“关于陈独秀派，因为这一派继续的站在‘民主专　
政’的主张上，换言之即对于最根本的问题站在史大林及马尔丁诺夫的主张　上，这就决定了问题，假使陈独秀直到现在还不了解这一所谓‘布尔什维克’　
的口号在中国的作用是掩盖纯粹的孟什维克的政策，？？那是很坏的；同他　统一组织，全然谈不到，因为他的软弱，同他作实际的协定，是没有意义的。”　
还说：“关于对陈独秀派的估量，‘我们的话派’比较的正确。现①②《反对　派的内部生活》，１９３０年４月２５日出版。
同上书第１６页。　在这种不同的意见，已经消灭，因为你十分正确的对陈独秀派采取了完
全不可调和的态度。”①但是，当接到刘仁静２月２１日批判陈独秀等八十　一人意见书的信后，托洛茨基心中开始疑狐起来。４月３日复信，他要刘把　
这个意见书“忠实地翻译出来，寄给我。此事很重要，我请您翻译得尽可能　完美确切”②。他要直接根据陈独秀的意见作出自己的判断。
从托洛茨基这四封信中，可以看到他在掌握到陈独秀转向托派的第一手　材料——陈独秀发表的声明之前，对陈的态度是十分审慎的：既欢迎，又有　
疑虑，但却坚定地表示了托派的原则立场。然而不久，当看到“无产者社”　寄去的陈独秀１９２９年１２月１０日发表的《告全党同志书》之后，他的　
态度就十分热烈了，甚至要求中国托派向陈独秀学习。
这年８月２２日，托洛茨基又分别复函刘仁静和“我们的话派”，热情　地赞扬陈独秀的《告全党同志书》“是一篇极好的文件，在一切重要问题上　
都采取了完全清楚与正确的立场；特别在民主专政问题上”；“陈独秀有很多　的政治经验，这些经验是大多数中国反对派同志们所未有的”；“当我们有了　
象陈独秀那样杰出的革命者，正式与党决裂，以致被开除出党，终于宣布他　百分之百同意国际反对派——我们怎么能够不理他呢？你能找到许多象陈独　
秀那样有经验的共产党员吗？他在过去犯了不少错误，但他已经明白了这些　错误。对于革命①②载《反对派的内部生活》之二。
《十月》（旬刊），１９３０年７月１５日出版。　者与（革命）领袖来说，明白自己过去的错误是很可珍贵的事。反对派　
中许多年轻人能够而且应该向陈独秀同志学习！”托还对刘说：“我怕我这里　的陈独秀的地址不能用。请你代我向他问候，并请告诉他，读到他去年十二　
月十日的信我非常欢喜。我坚决相信我们在将来是能够一起工作的。”托洛　茨基还认为各派“并没有纲领上的战略上的分歧意见，有些细节上的歧异，　
这些歧异，你们（指“我们的话派”——引者）和刘仁静都拿来异常地夸大　了。我决然看不出所有这三派有什么各自分立之理由”①。信严厉批评“我　
们的话派”“要其他两派都须向你们承认错误，然后你们允许他们加入你们　的组织？？这种培植威望的政策，乃是莫斯科官僚们的特色”。“我无论如何　
是不同意的”。最后要求三派加速统一：“共同拟订一个简短的统一纲领，并　依照人数为比例，召集一个统一大会。”②９月１日，托洛茨基给“十月社”　
和陈独秀的信（对“十月社”７月２７日信的回信），更加明确地表示：“（一）　国际局的立场，并不袒护中国左派反对派的某一派来反对另一派。因为我们　
的所有材料未证明有足以造成分裂的任何严重的分歧意见。（二）因此任何　中国左派反对派的那一派都不能认自己是国际反对派的代表，以反对另外的
派别。（三）对于陈独秀同志的一派，也是如此，不久以前我们曾接得译成　英①②《建立》（中国托派少数派机关报）第１期，１９４７年５月出版。《托　
洛茨基档案中致中国同志的信》第２３页。
当时托洛茨基还未知“战斗社”的成立。　文的十二月十日陈独秀同志公开信。在这信中，陈独秀同志对于所有根　
本问题之立场完全与我们一般的立场相同。因此，我未看出为什么几个中国
同志继续的称陈独秀同志的一派为‘右派’的理由。”　关于统一的方法，这封信提出一个新的建议：“四派组织协议委员会以　
拟就政纲的根本提纲和统一的组织方法。”①从这里可以看到，托洛茨基虽
对四派平等看待，但对“陈独秀派”格外垂青。不仅如此，陈独秀过去因不　被“我们的话派”和“十月社”承认，受尽奚落与侮辱，“妾身未明”；现在　
托洛茨基给了如此高的评价，一下子把他提到中国托派领袖地位上来了。后　来，托见到陈写的其他文章，还直接写信给陈，推崇备至，说从这些文章中　
看到“尽管中国革命遭到了溃败，而马克思思想却依旧活着，而且在发生作　用”；甚至表示，单单为了能阅读陈的作品，“我就该学习中文”②。
同时，托派“临时国际”书记局（托洛茨基等各国托派首领签名）发表
《国际共产主义左派反对派告中国及全世界共产党员书》，并寄到中国，系　统地重申了托洛茨基对中国革命各种问题的立场，催促中国托派小组织早日　
统一。③于是，各派被迫派出代表，组成“协议委员会”，进行协①②③《十　月之路》第１期。
托洛茨基１９３１年４月７日致陈独秀的信，《托洛茨基档案中致中国　同志的信》，第４２页。
《十月之路》第１期，１９３０年１０月２６日出版。　商，委托王文元起草中国托派的纲领。但是，由于思想问题没有解决，
协商时各派又各施诡计，发生争吵。“我们的话派”受了批评，傲慢气势有　所收敛，在１１月２４日召开的本派上海积极分子会议上，作出决议，承认
“统一是当前刻不容缓的任务”，“应即刻免除组织的成见，开诚布公地努力　促成统一，在最短期内，召集第三次代表大会。”同时，区芳也表示，过去　
反对陈独秀派等不良倾向的斗争有错误，“神经过敏”，采用了“对待敌人的　方法”①。但是他们提出了立即无条件统一的主张，即立即“取消备派机关　
报，停止各派领导机关的活动，混合各派组织’②。并且为了在统一的领导　机构中控制多数，梁干乔采取了对本派人数报大数的办法，说本派成员有３
００人，等于其他三派人数的总和，其实最后约定下来是１２０人至１４０　人。“十月社”对陈独秀派还是不买账，王文元为“协委”起草的《中国左　
派共产主义反对派政纲草案》，仍然强调“第三次革命一开始就是社会主义　的性质”，“要严厉地批评含义模糊的口号——‘无产阶级与贫农专政’”。这　
些都遭到“无产者社”的反对。
合成立了“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反对派）”，发表《接到托洛茨基同志的　信后我们对于统一的提议》，对陈独秀仍以挑衅的口吻说：“我们没有认整个　
的‘无产者派’为左派反对派，因为其中有些同志，尤其那起领导作用的陈　独秀同志，在许多①②第三号通告：《协议委员会对于无产者社来信的决　
议》，油印小册子。
区芳：《谈谈统一问题》，《我们的话》第１５期。　严重问题上，还没有与左派反对派的意见一致，如１、对于革命性质问
题，据其最后发表的政治主张（《论中国革命性质》一文）以为‘是由彻底　的民主革命转变成社会主义革命，因之中国的第三次革命，不是二月也不是　
十月’。２、政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