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传-第5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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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一）。　经决心离开革命，离开无产阶级，客观上就是已经开始转变他们的历史
行程走向反革命方面去了。”　但是，这个决议并不是最后的，由于陈独秀的特殊地位，尚需要共产国
际审批。１９３０年２月，共产国际在审批时，还出面对陈独秀作最后一次　挽救，在给“中国共产党转陈独秀”的电报中说：国际“决定予你以机会来　
参加本政治书记局审查中国共产党中央开除你的党籍的决定的会议”；“如果　你对此提议置之不理？？这一问题将提到共产国际主席团的会议日程中去讨　
论。”①然而，这时的陈独秀，比起当初拒绝参加“六大”、强调“中国革命　应该由中国人来领导”时的陈独秀，走得更远了。
“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他自以为找到了中国革命的出路，更无求　于莫斯科；何况在他看来莫斯科已并非他当年想象的帮助中国革命的“美人”　
了。于是他再次断然拒绝赴苏。
中央的路线后宣称：“关于这些根本问题，我和你们实有不可调和的不　同意见。？？这些根本问题决不是调我个人到莫斯科便可解决的，而且这是　官僚的办法。”
就这样，陈独秀无可挽回地被开除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双方对此　都不可能有别的选择：不能企望托陈派不反对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路线，
不进行小组织活动；也不能设想党能容忍托陈派在党内进行反党活动，这是　一个关系到党的存亡的大问题。
①陈独秀：《答国际的信》附件。　当时对陈独秀和党中央不是没有人出来做工作的，但都未起作用。　
朱蕴山是陈独秀的同乡，二人关系一直很深。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建
立共产党和国共合作时期，朱蕴山在安徽的革命活动，一直受陈独秀的指导。　这次，陈独秀特托高语罕送三本托洛茨基言论集给朱蕴山，望朱加入托派。　
朱说不参加，让高将书还给陈，并嘱陈不要搞托派这个名堂，指出他是中国　共产党的“开山书记”，宜慎重；苏联和国际的事，我们弄不清楚，冒然卷　
入是非漩涡，很难拔出。陈独秀不听所劝，一意孤行。从此，二人之间，就　不谈政治，只有私交了。①争趋向高潮时，党的优秀干部彭湃、杨殷、颜晶　
颐、邢士贞四人被捕入狱，他们受尽酷刑，英勇不屈。他们自知必死无疑，　仍惦念党的工作，尤其关心党与托阵派的斗争，多次设法从狱中传出遗嘱一　
样的书信，嘱咐党中央不要因他们被捕而伤痛，要继续努力谋得革命的发展，　尤“望党内对于反对派的斗争要多从教育上做功夫，以教育全党”②。周恩　
来见到这些书信很受感动，曾写文章，号召全党学习他们的革命精神。从那　时起到陈独秀被开除尚有两个多月，党中央特别是任中央组织部长兼军委主　
任的周恩来，的确“从教育上做功夫”为挽救陈独秀等人的堕落，做了大量　工作，但都没有得①②周恩来：《彭杨颜邢四同志被敌人捕杀经过》（１９２
９年９月１４日），《红旗》１９３０年８月３０日。　朱蕴山：《关于陈独秀的几点回忆》，未刊稿。　到丝毫的效果。
对陈独秀被开除出党这件事，几十年来，吸引了国内外许多人进行研究　和评论，产生了不少意见。有些人对陈独秀深表惋惜和同情，甚至为他辩护。　
从陈独秀转向托派到被开除的全过程来看，应该肯定，当时中共中央开　除他党籍的决定是正确的，对于维护“六大”路线，维护党的团结，发展革
命（特别是发展农村武装斗争）是十分必要的。　由于他以前的革命历史和资望，人们对他这一转折表示惋惜，是可以理　
解的。但是中国共产党是有严格纪律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在我们党内没有任　何人拥有超乎党章以上的任何特权。不能因为陈独秀曾主持创建中国共产党
并连任了五届总书记，党就不应对他执行党纪处分。正如陈云所指出的：“纪　律是执行党的路线的保证。在过去，由于正确地开展了党内斗争，执行了党　
的纪律，我们克服了陈独秀等人的错误路线，制止和战胜了张国焘的反革命　破坏阴谋，保证了党在各个时期的革命任务的实现。”①同时，我们还可以　
看到，正是陈独秀的身份和影响的“特殊”，党在处理他问题时，还是慎重　的。本来，党对于任何一个党员执行最高的党纪处分，应该采取慎重的态度。　
但在党的历史上，在连续三次“左”倾路线统治全党时期，中央曾经犯过对　党员处理不慎重的错误。例如对领导南昌暴动、①陈云：《怎样做一个共产　
党员》，《陈云文选》（１９２６—１９４９年）第７４页，人民出版社１９
８４年版。　秋收暴动的一些高级干部的处理，就是如此。然而，在１９２９年那样
异常复杂激烈的阶级斗争的历史条件下，党中央在处理陈独秀党籍问题上，　不说是仁至义尽，也是做了努力作了教育和挽救之后，才不得已采取组织措　施的。
这里必须指出，慎重并不是软弱无力，宽大无边，慎重并不是不执行党　的纪律。三国时期的诸葛亮尚且能做到为了整体和大局的利益，坚决执行纪　
律，“挥泪斩马谡”；难道无产阶级的政党却不懂得这个道理！
另外，陈独秀在推销他的取消主义主张时，是打着反对中央机会主义和
“左”倾盲动主义的旗帜进行的。有些史学工作者在评论他被开除党籍事件　时，对此也有不平之鸣。
毋庸讳言，党的“六大”决议，在基本精神正确的同时，确有“左”的　缺点。嗣后李立三主持的中央工作，在１９３０年如在１９２９年中东路事　
件的宣传方法上，在纪念这年“五卅”、“八一”“国际反战赤色日”，号召并　组织各大城市罢工、罢课、罢市，到大街上去举行游行集会等活动中，都有　
所表现。陈独秀在致中央的信中，也批评了一些当时实际存在的“左”倾错　误。但是，我们必须分析事物的实质和现象，主流和支流。
陈独秀并不是从正确的立场出发反“左”的，而且他的主要锋芒，不是　落在那些真正的“左”倾错误上，而是指向“八七”会议、“六大”决议的　
基本路线上。如他自己所说：“自八七会议‘定出武装暴动的总方针’，各处　实行暴动，我曾写过几封信给当时的中央，指出？？没有客观条件的随便暴　
动，只有更加削弱党的力量，更加使党离开群众。”“我对于六次大会根本路　线十分不满。”①实际上，他转向托派后，否认一切暴动，包括“南昌暴动’、
“秋收暴动”、以及他原先肯定的“广州暴动”。但在转向托派前，他对“六　大”路线却没有不满的表示，甚至在“八·五”信中，还肯定“六大”对盲　
动主义和命令主义“加以相当的矫正”。现在，他把党认为“六大”后革命　形势复兴，攻击为“左”的形势估计；把坚持农村武装斗争，建立革命根据　
地，攻击为机会主义和“左”倾盲动主义；把利用军阀混战发展革命势力，　攻击为“军事投机”；把不接受他的“国民会议”等合法运动主张，攻击为
“召回主义者”②，等等。总之，他认为党的错误，已“不是枝节的局部的　问题”，而是“整个的机会主义政策”；中共中央“至今还没有一点政治自觉，　
而且日益倒行逆施，无可救药了”③。所以他一再号召全党同志毫不隐讳地　站在托洛茨基所领导的国际反对派旗帜之下，来“拯救党”，“拯救中国革　
命”。他这种所谓反“左”，与当时毛泽东、周恩来等所进行的抵制和纠正“左”　倾错误的做法，是根本不相同的。所以，我们不能因为陈独秀也反“左”，　
就看不清他犯的取消主义和分裂主义错误的实质，更不能把他与当时党内一　些同志站在正确原则立场上反对①②③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１９２９　
年１２月１０日）。
“召回主义者”即“召回派’，是１９０６年俄国革命低潮时期布尔什维　克内部产生的“左”倾冒险主义派别。他们反对合法工作与秘密工作相结合，　
拒绝在工会和其他合法团体中进行工作，宣称只有走上街垒的人才是革命　者，主张召回国家杜马（俄国议会）中的社会民主工党的代表。
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１９２９年１２月１０日）。
“左”倾错误的斗争混淆起来，从而否定中央对他的处理。　总而言之，１９２９年的陈独秀，是被中共中央开除出党的，同时也是　
他自绝于党，自绝于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他分裂党而被党开除，取消革命而　被革命取消，离开人民而被人民抛弃，这是合乎逻辑的结果。陈独秀的悲剧　
是，在他被迫接受这种结果的时候，还以为自己在真诚地寻求救国救民和继　续革命的道路，并且自认找到了这条道路。这一点，是值得后人深思的。三
领导托派活动拒绝入托“三条件”组织“无产者社”以陈独秀为中心的托派　小组织，正式成立于１９２９年９月。
原先，陈独秀等不打算单独成立组织，而准备加入“我们的话派”或者　两派合并。
但是，“总干事会”的主要成员以水泊梁山上白衣秀士王伦的眼光，来　看待陈独秀等人的投靠行为。他们不但不欢迎，“而且很厌恶”，并且认为这　
是“没有出路的老机会主义者向我们托派投机了”。①他们抓住陈独秀在中　东路问题上提出的“误国政策”，“坚持工农民主专政”②，“迁就‘六大’　
议决①②他们把陈独秀提出的“无产阶级贫农专政”当作“工农民主专政”　来批判。
《双山回忆录》第１４３页。　案”①“三大错误”，说陈独秀“还在坚持二次革命论的机会主义观点”
②。为此，他们采取了“揭穿那些机会主义领袖们的‘卑鄙动机’，争取下　层群众”的对策。③陈独秀起先同意个人分别加入“我们的话派”的方案，　
但是彭述之、尹宽坚决反对，认为他们“都很年轻，没有政治经验，不能领　导我们这些参加过大革命的老干部，只能受我们领导”④。尹宽提出两派在　
平等基础上实行联合的办法。恰在这时，在苏联的秘密托派刘仁静、王文元、　吴季严（陈独秀的外甥）回到国内。王、吴在党内隐蔽下来，分别在中共中　
央组织部和宣传部任干事，刘则向中央代表恽代英公开表明托派观点，在党　外进行公开的托派活动。刘仁静回国时曾绕道土耳其拜见托洛茨基，托亲自　
起草了中国托派的“政纲”⑤，由刘带回中国。
托还给刘起了“列尔士”（Ｌｅｌｓ）假名，委他充当托洛茨基与中国　托派之间的“通讯员”，所以他回国后即以“老托代表”自居，调解“我们　
的话派”与“陈独秀派”的关系。
刘仁静在建党初期一度是团中央的负责人，与陈独秀的关系很密切。俩　人还一起参加了共产国际第四次代①②③④⑤托洛茨基：《中国革命问题》　第２３８页。
区芳：《反刘仁静政纲》。郑超麟：《我所知道的中国托派早期历史》，手　稿。
《双山回忆录》第１４３页。　区芳：《反刘仁静政纲》，《我们的话》第１５期，１９３０年３月出版。　
陈在１９２９年１０月１０日致中央信中说：“我在八月五日写给你们
那一封长信，是用了合法手续，很委曲求全的极力迁就在第六次大会的议决　案范围内，向党建议，希望有相当的补救。”
表大会。这次刘回国后，住在法租界一个公寓里。郑超麟和尹宽去看他，　并讲述了他们和陈独秀转向托派的情况。然后，刘与郑约好，在东有恒路余　
庆里的郑超麟家中，会见陈独秀。
这幢房子是新租的，除了郑家，还有蔡振德家，成了托陈派新的活动中　心，起初是非正式聚谈，后来就正式召开会议。陈独秀与刘仁静相隔多年后　
再次见面，有了托洛茨基主义的共同语言，双方谈得很投机。刘仁静当场出　示托洛茨基写的三个文件：一个是他在土耳其拜访托洛茨基时，托特意写的
《中国布尔塞维克列宁主义派（反对派）的纲领草案》①；第二件是《中国　革命的总结与前瞻》；第三件是《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后的中国问题》，都是　
俄文打印稿，比先前所传的中文译镐完整准确。当场决定，由刘仁静与郑超
麟分工翻译，收在《中国革命问题》第二集中正式出版。谈到托陈派与“我　们的话派”关系问题时，陈独秀委托刘向“总干”表示：他（陈独秀）将公　
开承认大革命时期的错误，接受托派的理论和策略；提议双方共同组织“联　合委员会”。②刘仁静表示愿意转达，并建议两派代表直接谈判。几天后，　
就举行了这次谈判，托陈派代表是陈独秀和尹宽，“我们的话派”代表是史　唐和宋逢春。谈判是在法租界一幢两层楼的房子的楼上进行的，那是尹宽的　
家。刘仁静把史唐和宋逢春领来后，列席会谈。据宋逢春回忆，那天陈独秀　穿一件墨绿色哗叽长衫，前额已经①②区芳：《反刘仁静政纲》。列尔士：《反　
对派统一运动的前途》（油印小册子）。列尔士：《答我们的话派》，《十月》　第１期，１９３０年３月３０日出版。
托洛茨基：《中国革命问题》第２３８页。　光秃，两边尚有黑发，小眼睛很有精神，面色黝黑，一副教授学者的派　
头。人到齐后，陈就拿出几块钱来，从饭店叫来几盘菜，边吃边谈判。当宋
逢春问陈独秀大革命失败情况时，陈摇摇头说“很惭愧”，接着说：“唉，老　毛子懂什么，懂什么！”听刘仁静介绍莫斯科回来的青年托派，大多数生活　
问题没解决，睡水泥地，穿单衣，像野狗一样到处蹭饭吃，抽香烟屁股，但　还是坚持干“革命”。陈独秀说：“他们这帮年轻人，与我们老干部比，了不　
得！”①当谈到正题时，陈独秀向“我们的话派”提出两条要求：（一）提供　材料，主要是托洛茨基论中国革命的文章和文件，共同讨论问题；（二）托　
陈取消派全体成员加入托派组织②。史唐和宋逢春表示接受这两条要求，但　需经“总干”研究决定后作出正式答复。但是，在具体对待托陈派的做法上，
“我们的话派”的“总干”，也发生了分裂。梁干乔认为中国托派中，只有　他和刘仁静受过托洛茨基的接见，而他在苏联加入托派时见到托洛茨基，比　
刘还早，因此他代表中国托派的“正统”，是当然的领袖。他害怕陈独秀等　一批老干部加入进来，会危及他的这种地位，所以，他和张师（１９２９年　
初接替陆一渊任“总干”宣传部长）视陈独秀等人要求加入反对派是“阴谋”，　是“企图消灭反对派”，因而主张“不要理他们”；区芳、史唐、张特则要求　
他们在承认“我们的话派”“正统”地位的前提下，“分别地而①②区芳：《反　刘仁静政纲》。
访问宋逢春谈话记录（１９８５年１０月１２日，唐宝林整理）。　非集体地经过审查，加入它的组织”①；宋逢春因为在与陈、尹谈判时
就表示同意吸收陈独秀派及两派合并的意见，被“总干”说成是“投降主义”，　遂被开除②。后来宋与刘仁静、王文元等发起成立“十月社”。
所以，“总干”一时难以答复托陈派的要求。于是，９月间，“我们的话　派”在上海召开了第二次代表大会。大会在史唐、区芳（在大会上当选为“总　
干”宣传部长）主持下，讨论通过了吸收陈独秀派的三个条件：“一、公开　宣布斯大林的领导是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