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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传-第5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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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拉共产党员转向托派。这方面最突出的是马玉夫。他是江苏省委中负责 工人运动的干部，认识许多工人同志和工人支部的负责人，此时他虽已退出
省委，党内关系仍旧存在。他争取了《时事新报》社工人支部和一个绸厂工 人支部；又争取了许多个别工人同志，有铁路工人、电车工人、纱厂工人、
印刷工人、建筑工人等等；还争取了外地驻上海长期工作的几个干部。
《时事新报》社原共产党工人支部书记是屠仰之，浙江海宁人，大革命 时在杭州活动，失败后来到上海，进《时事新报》社当排字工人。受马玉夫
影响转向托派后，他还想把整个支部都拉过去，郑超麟就被派去做工作。屠 仰之在报社大厅里召集了几次报馆支部全体党员会议，２０多人参加，郑超
麟在会上讲话，宣传托派立场，反对中央的路线，多数人表示附和。中共中 央知道后，解放了这个支部，开除了屠仰之，于是这个支部就被托陈派“接
管”。为了巩固托派的影响，马玉夫和郑超麟商量后，带着屠仰之和两个支 部干部去同陈独秀谈了一次话。１９３０年，托陈派骨干薛农山又进这个《时
事新报》社任总编辑，该社更成为托派的一个据点①。薛任托陈派法南区委 负责人。
当时有许多人，特别是那些怀着朴素革命热情的工人转向托派，并非真 懂得托洛茨基主义如何如何，而是陈独秀这个昔日领袖留在他们心目中的威
望；是陈独秀的影响起了作用。
绸厂工人支部书记是杜培之，江苏盐城人，也受马玉夫拉拢后转向托派 并把支部全体成员拉了过来。接着，托陈派也学共产党那样，把杜培之作为
工人代表，吸收为托陈派的中央领导成员。
彭述之和汪泽楷被分配在外地来上海的党团员中间活①黄理文：《一九 三○年江苏省委和闸北区委的一些情况》，《党史资料》（丛刊）１９８１年 第３期。
动，也拉过去几个人，甚至通过马任之把沪滨书店争取过去，为他们服
务。马任之原名马轼材，湖南宝庆人，彭述之的小同乡，大革命中加入共产 党，随北伐军到福州，领导那里的国民党左派工作。“四一二”事件后到武
汉，“七一五”分共时被捕。１９２８年出狱后到上海，受党委托办了沪滨 书店，任经理，杨献珍当编辑。彭述之利用小同乡的关系，首先把马任之拉
进托陈派，运动杨献珍时遭到了拒绝。不久，杨献珍去北方工作，沪滨书店 就全由马任之控制，成为托陈派的一个支部。①此外，其他托陈派成员也都
利用各自的关系，千方百计地争取人。如郑超麟利用其爱人刘静贞是云南人 的关系，在驻上海的云南同志中进行活动。郑超麟还与在印刷工人和铁路工
人中活动的干部建立联系，等等。
这样，他们一面发展，一面把原来的陈独秀派和新影响来的人编成小组， 学习和讨论托洛茨基对于中国革命问题的主张，并在支部会议上，就中国革
命根本问题，同其他人及江苏省委（当时上海党组织属于江苏省委）和中央 组织部派来的代表进行辩论。
由于他们获得了系统的托洛茨基文件，又经过深思熟虑的思考和准备， 而我们党方面，虽然“六大”制定了基本路线，但“党的正确路线还未得到
有些支部全体热烈的讨论，因①参见郑超麟：《回忆录》及《陈独秀与托派》。 后来沪滨书店被国民党封闭，马任之脱离托派，参加国民党部队。湖南解放
时，他随李觉起义，立了功。
之，党的政治路线在组织上遂尚未得到完全巩固。有些支部对某一问题， 常不能在正确路线下予以回答，常因某一问题不能回答而表现动摇。”①再
加上当时李立三为首的党中央领导，的确有“左”的倾向，后来又发展成“左” 倾机会主义路线。所以陈独秀等人的挑战，立即在党内引起混乱，“引起了
中上干部内一次轩然大波”。到１９２９年１１月陈独秀被开除时，受其影 响而加入托派的，竟达到五、六十人（在《我们的政治意见书》上签名的八
十一人，据郑超麟说，其中三分之一是为壮大声势而虚构的）。
与此同时，托陈派还派出代表陈独秀和尹宽，与“我们的话派”谈判， 要求对方提供托派文件，共同学习讨论；在组织上两派联合或加入“我们的
话派”。由于对方条件苛刻，没有结果。
党中央一开始就对陈独秀等人这种非组织的派别活动提出了警告。早在
６月份，即陈独秀与托派接触之初，党的六届二中全会就专门讨论了这个问 题，指出：“托洛茨基反对派的活动，近已侵入中国党内，它在目前中国党
内理论水平低微与党历史纠纷尚有残余的条件下，很有可能与党内一般落后 的、消极的、离开工作、不满意指导机关的党员相结合，以助长党内小组织
倾向与派别观念的暂时发展，而形成中国的反对派。”②会议分析了这种倾 向的危害性，号召全党与其坚决斗争：国际托洛茨基反对派“现在已成为帝
国主义破坏苏①②《组织问题决议案》（１９２９年６月），《中共党史参考 资料》第６册。
周恩来：《托洛茨基反对派在中国发生的原因及其前途》。 联反对世界革命的工具，无疑义的在中国的反对派要同样的成为中国统
治阶级反对革命、破坏党的工具，所以党必须坚决的予以制裁，以巩固党的
组织”；“党必须站在正确的路线上，坚决地斗争，以克服目前党内正在发展 的这一特别危险的倾向。”①中国党内反对派问题》，指出中央发现反对派“在
党内与党外有他的秘密组织，有他的秘密出版物”；“现在中国机会主义思想 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见解，正凭藉着托洛茨基的理论？？反对现实党的路
线，企图掩盖过去的机会主义错误”；“我们与托洛茨基反对派的斗争，主要 是思想上理论上的斗争。”同时提出“要从组织上？？坚决地消灭反对派在
党内的任何活动以巩固党的一致”，“须将其活动的领袖毫无留恋地开除出 去。”②对于陈独秀“八·五”信中的错误意见和无理要求，党中央理所当
然地加以拒绝。８月２８日，共产国际和党中央的代表约陈独秀谈话，指出 陈不应该发表和中央不同的意见，因“中央政治路线没有原则错误，加之时
局紧张”，中央不能在党报上公布他８月５日的信件。陈指责这是“用专横 态度来掩护错误”，“真如反对派（托洛茨基派）所指摘国际领导机①②《红
旗》，１９２９年９月２日。
《中共二中全会政治决议案》（１９２９年６月），《中共党史参考资 料》第６册。
关在政治上组织上官僚化之一证”①。于是他宣称，“我不应再为寻常 组织纪律所拘囚，更不必阻止同志们传观我的信稿”，进一步将他们的小组 织活动升级。
陈独秀在８月５日信中，就向党要求民主自由，由于党不接受他的错误 主张和在党报上公布他信件的无理要求，他就竭力攻击党内没有民主，“官
僚集权制”。这里，陈独秀所要求民主自由，是宣传他错误主张的“民主”， 反对“六大”路线的“自由”。一句话，是以托派面目改造党的“民主自由”。
这样的“民主自由”，自然是不能给予的。任何一个党都不会给一个党员这 样的“民主自由”。
一个被中国托派称为“文魁”的人，１９８０年在香港评述陈独秀上述 的民主观点时，说：“不幸，陈独秀一九二九年提出的忠告，不仅不为李立
三所接纳，也不为此后的毛泽东所接纳，？？继‘四人帮’而起的华、邓体 制，正拟取消宪法规定的‘四大自由’，从新巩固官僚集权制度。现在重行
提出陈独秀当年的忠告，对于争取党内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可说有促进作 用，不仅证明陈独秀意见之正确而已。”②可是，此人对陈独秀“民主自由”
幽灵的呼唤，是为了推翻共产党政①②一丁：《陈独秀历史地位的平反过 程》，《观察家》（香港）第３１期，１９８０年５月。一丁即楼子春，原是
托派小组织“我们的话派”成员。抗战时期，中国托派分裂成彭述之、刘家 良为首的“多数派”和王文元、郑超麟为首的“少数派”。他属于后者，并
与王、郑、陈（其昌）一起，被称为少数派的“四大金钢”。
解放时去香港，继续进行托派活动，写了不少论著，被海外称为“研究 陈独秀的专家”。
陈独秀给中共中央的信（１９２９年１０月１０日）。 权，这是令人值得深思的。 陈独秀等一伙人，在大会小会上，展开攻势，一面为自己的错误辩解，
一面向党中央发动进攻，越来越加剧在党内的分裂活动。９月２０日，在中 共江苏省委召开的支部干事会及中央、省委、区委各代表联席会议上，彭述
之与中央宣传部秘书长恽代英面对面辩论。彭三次发言，认为陈独秀“已不 是机会主义者”，而“中央一年来的政治路线，就是机会主义与盲动主义之
继续”；声称“我们提出来的政治意见与中央的机会主义的整个政治路线不 同，？？此种‘对立’是没有不可以的”，“还是应该的”；攻击党的“铁的
纪律”是“废话”和“官僚们压迫群众”的工具。关于托派问题，早在春天 他就完全赞成托派主张并与陈独秀等进行小组织活动，但他为了达到继续留
在党内活动的目的，在会上竟诡称自己对托派问题还正在收集材料，进行研 究和考虑，“达到一定结果以后，？？如果我是赞成反对派的主张，我便要
公开地站在反对派的政治路线上奋斗”。
陈独秀等如此我行我素，目无组织纪律，党还是努力挽救他们。１０月
６日，中央致函陈独秀，向他发出“书面警告”，指出：“在党的组织原则上 不容许有两个路线同时存在，尤其不容许有少数同志与党对立，破坏党的组
织系统。”“你以及和你意见相同的人，在上海党的下层组织中有超越组织的 活动”，“必须站在党的利益上立即停止这种活动”。中央重申公布陈独秀的
信“有妨害于对敌人的斗争”，决定陈“在党的政治路线之下，在中央担任 编辑工作”，要他作篇反对反对派的文章，并编入中央直属支部参加党的生 活。
可是，陈独秀在１０月１０日复信中央时，却反过来狂妄地向中央作“最 后的警告”，表示决心“结合下层的革命群众和上层领导机关奋斗，而不计
其他！”宣称：“党内的重大政治问题即领导机关政治路线根本错误问题”， 用组织纪律不能解决问题；“在你们绝对没有理由可以开除发表政治意见的
任何同志，？？如因此造成党的分裂，是应该由你们负责的。”
一个共产党员如此把自己凌驾于组织之上，凌驾于党中央之上，这是罕 见的。
中共中央注意到了问题的严重性，立即在１０月１５日召开政治局会 议，并通过了《关于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的决议》。《决议》
指出陈独秀的信，“完全推翻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一贯的列宁主义的路 线！完全推翻六次大会与中央对于目前的根本策略而走到了可耻的取消主
义！”决议逐条批判了托陈派的取消主义观点。但是，党把托陈派在组织上 的分裂活动看得更为严重，因此，中央最后决定：“（一）各级党部如果发现
了这样的小组织必须马上解散，对于参加的同志须予以组织上的制裁；（二） 经过讨论以后，仍然固执他的取消主义的思想，不执行党的策略，不服从决
议的，应毫不犹疑的开除出党；（三）陈独秀必须立即服从中央的决议，接 受中央的警告，在党的路线下工作，停止一切反党的宣传与活动。”
接着，１０月２５日，中共江苏省委与上海各区党团书记联席会议通过
《江苏省委为开除彭述之、汪泽楷、马玉夫、蔡振德及反对党内机会主义与 托洛茨基反对派的决议》，指出江苏省委完全接受中央反对党内机会主义与
托洛茨基反对派的决议及闸北区、沪中区关于开除彭述之、汪泽楷、马玉夫、 蔡振德的报告。决议列举了彭述之等人的错误：他们一贯的认为共产国际的
指示、六次大会的决议、中央对于目前革命的根本策略，完全是出卖阶级的。 他们完全推翻了列宁主义的路线而走到取消主义的泥坑。中央所指出陈
独秀致中央信中的一切错误，就是他们的共同的观点，他们并且拿陈独秀的 信来向党内作过宣传与活动的。汪泽楷认为列宁主义对于半殖民地的中国民
族革命开始的阶段可以与资产阶级暂时联合加入国民党的路线，“完全是机 会主义”。彭述之认为开始了中国革命新阶段的广州暴动等武装起义，“完全
是盲动主义，因此使中国革命失败了”，而且统治阶级稳定了，现在的斗争 是失败的余波！说革命斗争开始复兴，“是中央的欺骗”。马玉夫甚至认为中
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权革命在辛亥革命时就“已经完成”，现在的中 国经济“完全是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等等。决议强调：党的全国大会的决
议，同志必须服从，这是布尔什维克党组织的基本原则？？在目前党的任务
加紧的时候，他们提出反对大会的决议的意见，且煽起同志对党的怀疑，经 过党几次的解释，不仅不能接受，并且连省委限期要他们把意见写出交来，
不能在下边自由的宣传的决议，他们都认为是“命令主义”，并且马玉夫说 这是“蒋介石的办法”。他们完全违反了列宁党根本的原则，取消了党的纪
律。他们并且积极的进行小组织的活动，企图使党分裂。决议最后批准区委 的要求，开除彭述之等四人的党籍，并请求中央开除陈独秀。
很显然，这是对陈独秀等人的最后警告了。他们理应悬崖勒马。但是， 他们觉得自己有了国内外托派势力的背景而有恃无恐。陈独秀与彭述之竟然
在１０月２６日，联名致中央的信中，又对中央进行了一系列的攻击，宣称：
“托洛茨基同志在一年以前，已经预见到你们不正确的政治路线之发展和你 们真正的政治面目。”最后，他们公开打出“反对派”的旗帜，向党示威，
狂妄地宣布：“你们说我们是反对派，不错，我们是反对派；我们的党此时 正需要反对派，？？坚决的不和机会主义冒险主义威吓手段腐败官僚的领导
机关同流合污。”
这种情况表明，陈独秀等人与党的关系已经发展到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对 抗，矛盾不可调和了。
恰在陈、彭致中央信的同日，共产国际指示中共中央：“在一切斗争中， 首先要反对取消主义陈独秀派及托洛茨基派，他们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反革命
的联盟向党进攻了，尤其重要的是肃清自己队伍里暗藏的陈独秀托洛茨基 派。”①于是，１１月１５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终于通过了《关于开除
陈独秀党籍并批准江苏省委开除彭述之、汪泽楷、马玉夫、蔡振德四人决议 案》，指出陈独秀屡次拒绝共产国际及中央决定，拒绝中央指派他的工作，
且在其最后两封信中，“公开揭出他及彭述之等反国际，反六次大会，反中 央，反整个的党之一贯路线的旗帜，公开地承认已为共产国际及联共党所开
除的托洛茨基为同志；这充分证明陈独秀彭述之等已①《共产国际执委给中 共中央关于国民党改组派和中共任务问题的信》。
《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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