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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传-第5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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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良）政权，即资产阶级为中心为领导的政权。”①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 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述经济分析，足以证明国民党统治“依然是城市买办
阶级和乡村豪绅阶级的统治”；资产阶级和工农平民一样，“依然在反革命统 治底下，没有得到丝毫政治上经济上的解放”。②大革命失败时，中国民族
资产阶级一度依附了大资产阶级，但是，他们①②《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 够存在？》，《毛泽东选集》第４７页。
陈独秀：《关于中国革命问题致中共中央的信》（１９２９年８月５ 日）。
只得到了南京政府中几个不起决定作用的部长的职位，为点缀大地主大 资产阶级独裁的政权当花瓶。所以，他们如蔡元培、杨杏佛等，很快就醒悟
过来，与宋庆龄等一起，参加了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斗争。
有人曾拿“六大”决议案中“现在的政权，是地主军阀买办民族资产阶 级的国家政权”的提法，来为陈独秀视国民党政权是资产阶级政权的错误观
点辩护。“六大”的提法当然是一个缺点。但是，它是在肯定“中国革命现 在的阶段是资产阶级的民权主义革命”，革命的基本任务是反帝反封建的前
提之下，为民族资产阶级一度依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动的事实所迷惑， 而产生的缺点，白璧微瑕，容易克服，而且很快就克服了。在革命实践中，
后来毛泽东又在理论上解决了这个问题；我党与民族资产阶级建立了长期的 革命联合战线。而陈独秀在这问题上的错误是根本性质的，是他整个理论路
线的一根主要支柱，由此得出了资产阶级是现在革命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对 象等一系列结论。并由此出发，中国托派始终疯狂攻击我党与资产阶级建立
统一战线的策略。所以，他们这个错误是不可克服的。这与党在“六大”决 议案上的缺点，不能相提并论。
（三）关于革命形势与策略：托洛茨基认为：“现在全国并无革命局势。”
“革命被搁置到不定的未来了。”“报纸上已经有好几十种消息，证明中国相 当的和平和相当的统一（？！），已经使各种各色的经济生活开始活跃起
来，？？明显露出兴盛的征兆。”据此荒诞无稽之谈，这位在中国之外根据 主观想象和报纸上的片面宣传来观察中国局势的托洛茨基开出的药方是：
“共产党能够而且应该提出以普遍的平等的直接的和无记名的选举权为基础 之全权的立宪会议口号”，这个口号“与‘八小时工作制’，‘没收土地’和
‘中国民族完全独立’等口号，有密切关系的。” 陈独秀则说：“过去的革命已经过去，将来的革命还未到来”；目前“资
产阶级政权相当稳定”，“经济相当恢复”。中国的革命高潮“几时到来，却 没有人能够预言”①。在目前没有革命高潮的时期，即反革命的时期，应该
“提出总的民主主义的口号，如在‘八小时工作制’，‘没收土地’之外，提 出‘废除不平等条约’，‘反对国民党军事专政’，‘召集国民会议’等”②。
在１０月２６日，他与彭述之联名致中共中央的信中，进一步明确要求把召 集国民会议作为现阶段党的中心任务，“即民众自己起来，为召集代表民众
自身利益的国民会议而奋斗，亦即是一个由普遍的平等的直接的不记名投票 选举产生出来的国民会议，以民主的组织运动来对抗国民党的军事独载，由
全国人民代表自己来解决一切国家问题”。 陈独秀从此出发，为中国革命设计的道路是：“我们无产阶级的先锋队，
即应该认识并抓住大多数民众尤其是最下层民众对现状不满这一动力，向他 们提出他们所了解所感觉到必要与可能的‘为召集国民会议而奋斗’的口号，
指示他们一条政治的出路。我们对于国民会议本身当然不能有一点幻想；可 是这一口号，对于国民党的军事独裁以及所谓‘党①②陈独秀致中共中央的
信（１９２９年１０月有１０日）。
陈独秀：《关于中国革命问题致中共中央的信》（１９２９年８月５ 日）。
治’‘训政’是一个决定的革命口号；在目前反革命的时期中，只有这 一口号、这一运动，才能够调动群众，才能够推动群众向前斗争，才能够动
摇统治阶级的威权。并且，即在国民会议召集的阻碍中，假冒中，流产中， 及不能实现我们的要求中，便有无穷的斗争；每个斗争前进一步，都是提高
工人阶级的政治觉悟和政治地位，都是使我们得着广泛的机会教育本阶级的 及其他下层阶级的群众，扩大我们的政治影响；每个斗争前进一步，都是证
明统治阶级无希望，打破群众对它当中任何派系的幻想，都是证明非群众的 革命暴动，根本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工农苏维埃政权，不能消灭军阀
战争，不能解决群众要求的实际问题。”①托洛茨基和陈独秀为中国革命设 计的这种通过议会斗争的合法运动，过渡到暴动夺取政权的道路，完全是闭
门造车自欺欺人之谈。
毛泽东说得好：“中国的特点是：不是一个独立的民主的国家，而是一 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在内部没有民主制度，而受封建制度压迫；在外
部没有民族独立，而受帝国主义压迫。因此，无议会可以利用，无组织工人 举行罢工的合法权利。在这里，共产党的任务，基本地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
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在 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
的革命任务。”②所以，国①②《毛泽东选集》第５０７、５０９页。
陈独秀、彭述之致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１９２９年１０月２６日）。 民会议的主张，实际上是取消革命的主张。郑超麟后来写回忆录为他们
辩护，说俄国革命史上的“取消派”是主张“解散”秘密的党，而他们“没 有一个人主张解散秘密的党。因此，国际和中共那种所谓‘取消派’的恶谥
完全是诬蔑”①。这种玩弄名词概念的“教条主义”，实在不值一驳。
陈独秀和彭述之在当时给中央的信中，把“国民会议”吹得神乎其神， 同时讥笑中国共产党“变军阀战争为推翻军阀的革命斗争”等口号，是“无
政府主义的空想”，“在实际行动上，等于一根鸡毛抛在空中，落至地下，一 声也不响！”②。
然而，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武装斗争的炮火中诞生的时候，陈独秀及托 派奋斗了２０多年的“国民会议”的回响，又在哪里呢！
（四）关于革命性质和任务：托洛茨基声称：“要在中国解决基本的资 产阶级的民主任务，完全要归结于无产阶级专政。以工农民主专政来反对无
产阶级专政，乃从事一种反动的企图？？”。中国“第三次革命③（不管中 国经济比俄国落后得多，或者更正确些说，正因为这落后得多），将不会有
一个‘民主’时期，甚至像俄国十月革命以后半年的‘民主’时期也不会有
（１９１７年１０月——１９１８年７月），而将被逼于一开始时就要最坚
决地动摇与取消城市及农村中资产阶级的财①②③托派称中国辛亥革命为第 一次革命，１９２５—１９２７年的大革命为第二次革命，未来革命为第三 次革命。
陈独秀、彭述之致中共中央的信（１９２９年１０月２６日）。 郑超麟：《陈独秀与托派》，手稿，１９８０年８月。
产。”对此，中国托派认为下次中国革命将“一开始就是社会主义性质
的”。在这个问题上，陈独秀转变得比较勉强，并且与中国托派的认识始终 有差距，成为双方长期争论的一个焦点。１９２９年９月，陈独秀在别的问
题上都接受托派观点的时候，还写了一篇题为《论中国革命性质》的文章， 结论说：“将来的中国革命，？？不是俄国的十月革命，也不是二月革命，
而是二月革命与十月革命之总和。”①刘仁静当时看了这篇稿子后批评他转 变不彻底，实际仍坚持“民主革命”和“工农民主专政”。于是陈独秀在１
０月１０日给中央的信中提出以“无产阶级贫农专政”来代替“六大”确定 的“工农民主专政”。他甚至鹦鹉学舌地说：“民主专政现在已成为一种反动
口号，成为将来机会主义者与小资产阶级政党联合，阻碍群众革命运动发展 的理论根据。”他在解释自己提出的口号时说：因为“城市小资产阶级及中
农，在革命斗争激进时，都必然动摇，只有贫农是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者， 而也不是革命的领导阶级。在将来的革命中，只有最革命的无产阶级能够始
终坚决的站在领导地位，坚决的领导一般的工农劳动者、中小农民以及城市 乡村中的成百万成千万的劳苦饥寒奴隶，以不断的革命斗争，彻底扫荡？？
一切剥削下层民众的①《刘仁静致陈独秀的信》（１９３０年１１月２２ 日），《陈独秀复刘仁静的信》（１９３０年１２月１５日），均载《无产者》
第９期，１９３１年１月２０日出版。
陈的这篇文章一直未发表，后来在这两封通信中，提到了这篇文章及其 内容。陈在写复信时，观点又有发展，认为“不必机械地以十月代表社会主
义革命，以二月代表民主革命”，因为民主革命的任务在十月革命的初期才
“彻底完成”，将来中国革命初期不必“经过二月”。 反革命势力，建设无产阶级贫农专政的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统
一全国的政权，才能够一面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一面走到社会主义的道
路”。因此，在他看来，“无产阶级贫农专政”的口号比托派传统的口号“无 产阶级专政”，实质是一致的。所以，他在这年年底修改定稿的《我们的政
治意见书》中，明确地赞赏托洛茨基早在１９２７年４月就提出的中国共产 党立即退出国民党，建立苏维埃，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一举完成民主革命和
社会主义革命任务的主张。这样，陈独秀就由昔日的“二次革命论”，一下 子跳到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即“一次革命论”上来了。
其实，这种“一次革命论”，是早已被列宁批臭了的机会主义理论。列 宁曾在好几篇文章中反复指出：“无视目前的革命是民主主义的，即从根本
上来说是资产阶级的革命，那是荒谬的，所以，提出成立革命公社（即无产 阶级专政——引者）这样的口号也是荒谬的。贬低无产阶级参加民主革命，
并在革命中起领导作用的任务，回避无产阶级和农民革命民主专政的口号， 那是荒谬的和反动的。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和条件也是荒谬 的。
因为这两种革命，我们再重复一遍，无论按其性质来说，无论按参加这 两种革命的社会力量的成分来说，都是不同的。”①不仅如此，托洛茨基和
陈独秀，一方面把民主革命混到社会主义革命中去进行，似乎极“左”；另 一方面，又说“现在中国并无革命局势”，“革命被搁置到不定的未来了”，
实际上又回到取消当前革命的立①《社会主义与农民》，《列宁全集》第９卷， 第２９３—２９４页。
场上来了。这是对他们提出的取消革命的“国民会议”主张的最好的注 解。所以，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观点，混淆革命的步骤，降低对
于当前任务的努力，也是很有害的。”
“‘一次革命论’者，不要革命论也，这就是问题的本质。”①综上所述， 陈独秀接受托派观点后，把原先一些不失为正确的思想抛弃了，而把那些零
碎的取消主义的观点，上升为系统的理论，从而，他们一伙被称为“托陈取 消派”。
毛泽东曾经指出：“陈独秀、王明？？都不能实事求是，独立思考，都 盲目地跟着别人的指挥棒转，所以他们只能把中国革命引向失败。”②从陈
独秀这个转变过程，可以看到他理论上的贫乏及由此造成的悲剧：只是由于 托洛茨基在大革命失败责任问题上，与自己耿耿于怀的错误情绪心心相印，
以及在取消中国革命的立场上气味相投，他就在没有真正了解中国革命实际 情况的条件下，拜倒在托洛茨基的麾下。这样，他扔掉了一根“指挥棒”（共
产国际），又接受了另一根“指挥棒”（托派国际③）；“中国革命应该由中国 人来领导”，言犹在耳，却南辕北辙，还是跟着别人走向歧途。
不过，应当指出，陈独秀这里表现的“教条主义”与王①②③１９２９ 年初，托洛茨基被苏联政府驱逐出境后，就在土耳其联络俄、美、奥、法、
意等国的托派分子，筹备了托派临时国际（即“第四国际”的前身），指挥 各国的托派活动。
转自王方名：《实事求是，独立思考——回忆毛主席一九五七年的一次 亲切谈话》，《人民日报》１９７９年１月２日。
《毛泽东选集》第６４６页。 明的“教条主义”是不一样的。陈在运用这些教条时，经过了自己的一
些思索和“消化”，确认其为“真理”，并根据自己的理解进行了一些筛选和 改造；既然这样，为什么还跳不出“教条主义”的圈子呢？根子在于他那个
没有改造好的小资产阶级世界观和理论上的贫乏，使他无力鉴别外来理论的 是非，也创造不出适合中国国情的理论来。
陈独秀走上托派道路，完成了他历史上又一次重大的转化。对这次转化， 托派曾吹嘘“其划时代的意义，当不在创立中共之下，？？是他的政治生活
还在向上的象征。”①恰恰相反，这个转化，是他参加革命以来，由“选学 妖孽”转化为“康党”，由革命的民主主义转化为马克思主义，不断进步之
后的一次大倒退，是一个历史的悲剧。
对“中东路事件”的意见性质不同的“三封信”陈独秀在向托洛茨基主 义转向的时候，中国发生了“中东路事件”。
中东铁路原是沙俄帝国主义侵略我国东北的产物，是根据１８９６年的
《中俄攻守同盟密约》、《中俄合办东清铁路公司合同章程》、１８９７年的
《旅大租借条约》、１８９８年的《中俄续订东三省铁路公司合同章程》等 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由中国清朝政府出股金５００万两，沙俄政府修建经营
的。１８９７年７①犀照（即彭述之）：《悼陈独秀》（１９４２年６月６日），
《斗争报》（托派中央机关报）第６卷第１期。
月动工，１９０１年１１月竣工，与俄国境内的西伯利亚大铁道相连。 华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和各种特权，还明确表示：中东铁路“归还给中国，
不受任何报酬”①。但是，１９２４年５月，双方签订《中苏协定》时，按 照苏方旨意，该路暂由中苏“共管”。
１９２６年３月，苏联曾组织了一个特别委员会，托洛茨基是主席，成 员有伏罗希洛夫、捷尔任斯基和齐采林。据托洛荻基说，该会在中国共产党
和国民党代表的同意下，作出了一次决议：“为了保障在‘第二时期’（所谓 第二时期，即指中国革命还未胜利的一段时期——托洛茨基注）中东路不至
为帝国主义者所夺取，必须将该路的管理权保留于苏维埃政权之手”，同时
“必须采用广大的政治教育方法使铁路趋于中国化”②。
１９２７年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政府出于内压共产党外亲帝国主义的 需要，制造了一系列反苏事件，致使苏联政府被迫撤回了驻广州、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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