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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传-第4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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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加入国民党，后来要求退出国民党的主张，原来与远在莫斯科的素不相识 的托洛茨基主张不谋而合；而正是因为这种主张被共产国际一再否定，才导
致了大革命的失败。陈独秀感到他原来的主张非但没有错，而且是真正的“正 确路线”的代表。他特别注意托洛茨基把大革命失败完全归咎于共产国际的
那些论断：“过去五年中，没有一个共产党，受共产国际机会主义领导之害 有如中国共产党那样酷烈的”①；“苏联布尔什维克党和共产国际的权威，
始而完全帮助蒋介石，反对中国共产党之独立政策，继而又去援助汪精卫为 土地革命的领袖”；“当反对派宣布中国共产党的中央（陈独秀）在共产国际
错误指导下进行一种机会主义的政策时，就说我们是‘诬蔑’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他们（指共产国际——引者）在当时是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是无疵①
托洛茨基：《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后的中国问题》。
的。”①陈独秀见此恍然大悟道：“当你们（指共产国际——引者）将革 命失败单独归咎于中共中央或‘陈独秀的机会主义’时，而托洛茨基同志却
早已在你们背后指出真正的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他极口称赞“托洛茨基 同志所指出过去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是百分之百的正确”。后来他回顾说，只
是由于得到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问题的文件，“从此以后，我们才彻底的系统 的了解在中国革命中所犯的机会主义之真实根源之所在”②。
陈独秀认为，以“阶级联盟”政策代替了“无产阶级独立的领导革命” 政策，“是国际对于中国革命根本政策之错误”③。“使中共加入国民党，根
本已毁坏其独立性便不能执行其独立政策。中共要执行国际这机会主义政 策，则步步投降资产阶级，毁灭中共组织上政治上的独立，乃必然的逻辑。”
④他以此攻击“六大”对机会主义的纠正“未曾把这些错误之根由系统的彻 底的指摘出来，遂至留下现在的祸胎”⑤。这时，当初使他勉强接受的“六
大”对于大革命失败责任问题上做的结论，已经远远不能使他满意了。
按照陈独秀的错误逻辑，党的阶级联盟政策是一错百错，党的机会主义 路线贯彻于大革命始终，这是完全不符合大革命的历史事实的。众所周知，
正是由于共产国际的创议和支①②③④⑤陈独秀：《关于中国革命问题致中 共中央的信》（１９２９年８月５日）。
陈独秀等：《我们的政治意见书》（１９２９年１２月１５日）。 陈独秀给中共中央的信（１９２９年１０月１０日）。
陈独秀：《答国际的信》（１９３０年２月２７日）。 托洛茨基：《中国革命的总结与前瞻》。 持，中共决定党员加入国民党，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了各革命
阶级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从而推动了１９２５—是历史上空前的。”① 党本身的组织力量，也由“三大”时的只有４３２个党员的小党，迅速发展
到“五大”时拥有５．７９万多党员的大党。
这次大革命，在终于失败之前，“曾经在共产国际的正确指导之下，在 中国党的正确领导的影响、推动和组织之下，得到迅速的发展和伟大的胜
利。”“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极光荣的一章。”②而陈独秀攻击“党整个的 根本政策是机会主义”，全盘否定国共合作这一统一战线政策曾经取得的伟
大成就，不管他的主观意图如何，不能不使他把大革命的历史看作漆黑一团， 一无是处。他的这个结论，只能给党和人民的光荣历史抹黑，同时也是给他
自己过去的革命历史抹黑。 其次，陈独秀的这一“逻辑”也是不能成立的。关于第一次国共合作，
是否一定要采取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党内合作”的形式，这是一个形式 问题，不是不可以探讨的。但采取“党内合作”这一形式与不能保持党的独
立性及领导权，没有必然的联系。大革命失败的原因是后者，而不是前者。 陈独秀大革命时期多次提出的反对加入国民党的主张，是同他的“二次
革命论”思想相联系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①②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关于若 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毛泽东选集》第３卷第９５６页，人民出版社１９５
９年版。
《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周恩来选集》，上卷，第１６９页。 下，党把国民党作为统一战线的组织，“在国民党、政府、军队中争取
领导权”①，更有利于发展工农运动，壮大以共产党为领导核心的人民力量。 这是一条争取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问题的关键是要去争取领导权。
陈独秀则认为国民党目前的使命是：“统率革命的资产阶级，联合革命的无 产阶级，实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②；“国民革命的胜利，自然是资产阶级
的胜利”，“自然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③；“共产党取得政权乃是无产阶级 革命时代的事，在国民革命时代，不会发生这类问题。”④显然，在这种“二
次革命论”的思想指导下，根本就没有在民主革命中夺取政权的打算，即使 当时国共合作采取“党外联合”的形式，陈独秀同样是会放弃革命领导权的，
大革命又怎能不失败呢？说到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影响和作用，应该进行 具体分析，既要肯定它的历史功绩，也要研究它的缺点错误。但是，阶级联
盟即统一战线政策的制定，并不是错误，而是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和 功绩。至于它在国共合作领导权问题上的右倾错误，是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和
条件之一，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陈独秀。过去检讨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完 全归咎于“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太着重了个人责任”，是不足取的，而
且“六大”也有所纠正。但身为党的总书记，反①②③④独秀：《我们现在 为什么争斗》，《向导》，第１７２期。
陈独秀：《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前锋》，第２号。 陈独秀：《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向导》第２２期。
《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周恩来选集》，上卷，第１６９页。 过来把责任完全推给共产国际，说他本人原来是完全正确的，错误都“来
自国际”，是“遵守国际纪律”、“服从国际命令”的结果，这也不是实事求
是的态度。 从大革命时期中国党与共产国际的关系看，从陈独秀与国际派驻中共党
内的代表的关系看，陈独秀的右倾错误与国际及其代表执行国共合作政策中 的错误有关，甚至可以说后者是起决定性作用的。但是也要看到，陈独秀又
有自己的“二次革命论”的思想，再加上他那倔强的个性和他在中国党内崇 高的地位和影响，他在执行国际路线时，不是始终处于违心地绝对服从的境
地，往往是认为其正确而自觉地执行。关于这一点，大革命时期与他关系较 深的郑超麟说得比较客观：“在武汉，他执行的是新路线，是国际路线，是
秋白代表的路线，但他并不以为是屈服于别人的主张，而是认为应当这样做 去的，因为北伐毕竟胜利了，革命毕竟因为北伐而更加深入了，虽然产生了
反动的蒋介石力量，但也把我们拥上了政权。”①不仅如此，在执行国际指 示时，无论错误还是正确，陈独秀还往往加以主观的发挥和创造，因此，成
绩，故然打上了他的烙印；错误，他往往走得更远。所以，大革命失败，他 的确负有较其他中国同志更大的责任。对这一点，陈独秀本人没有足够的认 识。
①郑超麟：《回忆录》１９４５年手稿。 接受托派观点视歧路为正途然而，在大革命失败根源问题上，陈独秀倒
向托洛茨基，只是他转向托派的第一步，更严重的是，他在大革命失败后中
国革命理论路线上的全面转向。 从原来基本拥护“六大”路线，到彻底否定“六大”路线，对于陈独秀
这样的人来说，自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当时，陈独秀常到昆明路提篮桥监 狱对面一幢房子里去，那儿住着彭述之和汪泽楷两家人，“陈独秀派”那帮
人都聚集在那儿阅读讨论托派文件。陈独秀就与他们一起学习，但他每次都 提出不同的意见，然后就同尹宽、彭述之、汪泽楷等人辩论。问题如此之多，
如此之复杂，陈独秀很难一下子接受托洛茨基的全部论断，尽管经过尹宽等 种种解说，每次辩论完，他还是不能接受。但是下次来时，他不再提上次的
不同意见，反而以尹宽的意见（即托洛茨基的意见）为基础，提出新的不同 意见。如此一层一层讨论下去，到其余人都百分之百地赞成托洛茨基观点时，
他还有不同意见。最后卡在革命政权性质及下一次革命性质问题上，他不能 接受“无产阶级专政”和下一次革命“一开始就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提法。
在这个学习和辩论的过程中，陈独秀不仅口头说，而且有时还写书面意 见和文章给尹宽他们看，大概有七八篇。最后一篇对革命政权和革命性质问
题有保留意见的文章叫《论中国革命性质》。 这样，大约经过三、四个月的思考，到这年秋天，除了在革命性质上有
一点保留外，陈独秀基本上接受了托洛茨基主义。在８月到１０月，他给中 央写的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几封信，其观点都来自托洛茨基的文章，特别是
那两个纲领性文件，甚至有些话也是一样的，比如：（一）关于中国社会性 质：托洛荻基认为，“中国没有与资产阶级对立的封建地主阶级”；“中国？？
是在奴隶的资本主义的形式中”；“资本主义关系在中国无条件地占优势和直 接的统治地位”①。陈独秀说：“封建残余在这一大转变时期中，受了最后
打击，失了统治全中国的中央政权形式，失了和资产阶级对立地位？？变成 了残余势力之残余。”②陈独秀就由此出发得出了一系列错误的结论，他轻
视反封建的任务，从而轻视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反对党的工作重心逐渐由 城市转向农村。当时，以毛泽东、朱德、方志敏、贺龙等代表的共产党人，
利用新军阀的混战形势，开展农村武装斗争取得了很大的胜利；而城市斗争 由于敌强我弱及“左”倾的干扰，不断遭到失败，迫使党的工作重心逐渐转
向农村，而且由被迫变为自觉，终于摸索出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 市的中国革命的特殊道路。陈独秀一开始就反对这种转变。
他在与中共中央领导人向忠发和周恩来辩论关于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比 重的问题时，反对“此时中国的经济还是农村支①②陈独秀：《关于中国革
命问题致中共中央的信》（１９２９年８月５日）。
托洛茨基：《中国革命的总结与前瞻》、《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后的中国 问题》。以下托的观点，均引自此二文。配城市”的说法。①陈独秀这里的
错误是十分明显的。
首先，中国的封建社会有几千年的历史，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以后又逐 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封建经济与殖民地经济相结合，一直占据着统
治地位。辛亥革命，只推翻了一个皇帝，丝毫未触动这个经济基础。１９２
５至１９２７年的大革命，随着北伐的胜利，广大农民刚刚起来向封建势力 进攻，就被国民党右派的背叛镇压了下去。这两次革命，陈独秀都是参加的，
尤其是大革命，他是主要领导人，在国共两党联席会议和党的第五次全国代 表大会上，他亲自参与制订了反对农民土地革命的纲领，以制裁“过火”行
为为名，做了镇压农民运动的帮凶。怎么因此而失败的大革命，竟成了“资 产阶级得了胜利，在政治上对各阶级取得了优越地位”“封建残余？？变成
残余势力之残余”呢？这无论在事实或逻辑上，都是说不过去的。
陈独秀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在中国占统治地位的主要根据是：“自国 际资本主义侵入中国以后，资本主义的矛盾形态伸入了农村，整个的农民社
会之经济构造，都为商品经济所支配。”②这是缺乏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的起码常识，不知资本主义为何物，竟把商品经济和殖民地经济视为“资本 主义”。
是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资本主义社会时，是①②陈独秀：《关 于中国革命问题致中共中央的信》（１９２９年８月５日）。
陈独秀：《关于中国革命致中共中央的信》（１９２９年８月５日）。 从商品分析起的，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剥削，离不开商品经济的
发展，在这个意义上讲，凡是资本主义社会，都是商品经济的社会。但是反 过来却决不能说，凡是商品经济的社会都是资本主义社会。当时的中国就是
这样。帝国主义对中国实行经济侵略，大量倾销工农业产品，而把发展中国 民族工业所必需的原料源源不断地掠夺走。这是釜底抽薪，从根本上破坏中
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帝国主义也在中国搞一点投资，办一些企业，但多 是为他们掠夺中国同时也排挤中国民族工业服务的殖民地经济，如加工工
业、交通运输业等。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使中国农村破产，加速了小农经 济的瓦解，使广大农民赤贫化。这似乎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大量工人后
备军的条件。但是，由于中国民族工业的不发达，只有一小部分破产的农民 流落到城市成为工人，而且其中多数进的是帝国主义办的企业；大部分破产
农民都变成贫雇农，承受官僚、军阀、地主、富农、高利贷者越来越重的剥 削。据统计，国民党统治时期，光田赋附加税一项，就超过正税数倍，甚至
数十倍。至于苛捐杂税，更是层出不穷，川各县的田赋，有的竟预征到３０ 年以上。再加上连年灾荒，广大农民就大批大批地冻死饿死，有的就沦为乞
丐，或逼上梁山，成为所谓“土匪”。地主、官僚乘机兼并土地，但他们并 不因此在农村实行资本主义生产，反而认为把土地出租给无地或少地的农
民，把资金放高利贷更有利，这就更强化了农村的封建剥削制度。南京政府 建立，表面上结束了十几年来军阀混战封建割据的局面，造成了一个“和平
统一”的国内市场，这对本国民族工业的发展是有利的。但是，在帝国主义 及其附庸国民党官僚买办资本的排挤压迫下，它没有也不可能大发展，实际
上是相对下降不断破产的趋势。比如据国民党政府实业部发表的材料，１９
２８年，向政府注册的新设工厂为２５０座，资本额为１１７８４万元，１
９３１年就下降到１１３座，２７６９万元。 由此看到，托洛茨基和陈独秀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已经资本主义生产
关系占优势或占统治地位，是多么站不住脚。
（二）关于国民党政权性质：托洛茨基认为国民党政权是“资产阶级国 家机关”，并能取得“更有利的与帝国主义的妥协”；陈独秀说：“中国的一
九二五——二七年之革命？？确已开始了中国历史上一大转变时期；这一转 变时期的特征，便是社会阶级关系之转变，主要的是资产阶级取得了胜利，
在政治上对各阶级取得了优越地位，取得了帝国主义的让步与帮助。”“我们 应该肯定的告诉党内党外的群众：背叛革命后整个的国民党（从汪精卫到张
学良）政权，即资产阶级为中心为领导的政权。”①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 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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