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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传-第4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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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中央视省委力量薄弱的观点和应该加强的意见，但反对中央派人去当省 委书记，也反对中央由别处调人去加强省委，主张从江苏省内部找干部。中
央批评了省委的地域观念后作了妥协，同意省委的意见③。①②③李立三：
《江苏问题与全体党员应有的认识——在各省来沪代表会议上的报告》（１
９２９年１月１５日），《党内生活》第５期，１９２９年２月１９日出版。 郑起麟：《陈独秀与托派》，手稿，１９８０年８月。
周恩来：《托洛茨基反对派在中国发生的原因及其前途》，《周恩来选 集》（上卷）第４６页，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版。
接着，中央发现省委在上海邮务工人罢工中工作薄弱，于是决定在即将 发动的上海法租界电车工人罢工斗争中，组织一个行动委员会来指导这次罢
工。此委员会由中央、省委、共青团、全国总工会、上海总工会共同派人组 成，又遭江苏省委反对，认为这个委员会“妨碍了江苏省委的职权”。这样，
中央便派巡视员李维汉视察了江苏的党组织和工会。李视察后提出两个解决 江苏省委的办法：一、以中央兼省委，撤销省委和上海市委，将省委干部分
到区委，再从别处调二、三同志，加强区委；二、中央不兼省委，而分一部 分人组织省委，同样将省委分到各区。但是，这两个解决办法，中央正在讨
论时，江苏省委就表示，无论中央怎样决定，一概不接受，宣布“独立”， 与中央脱离关系，拒绝一切指示，拒绝中央巡视员巡视，并指示各区委转移，
使中央找不到他们；同时，向在沪各省部代表进行宣传，企图联合反对中央
①。因为当时江苏省委的经济有独立的来源，不需依靠中央接济；他们还能 单独与外省党组织通信，有可能联络某几个省委起来响应，壮大声势。
江苏省委制造的借口是：现在的中央被“广东派”及“旧中央派”把持， 解决江苏及各省问题是“抢地盘”；中央政治路线有问题，仍是“盲动主义”，
只专注农民，忽视工人；中央经济不公开，中央委员生活奢华等。
搞宗派活动的人，往往用宗派观念观察别人，观察一切①李立三：《江 苏问题与全体党员应有的认识——在各省来沪代表会议上的报告》（１９２
９年１月１５日）。 问题，这是个典型。明明自己要搞“独立王国”，对抗中央，却反咬一
口。另外，当时“盲动主义”或“左”倾错误即使有，也主要表现在留恋城 市，轻视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决不是相反——“只专注农民，忽视工人”。
所以，中央批评他们的借口“全是造谣”，是用“派别观念”和“封建思想”、
“小资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和极端民主化”观察中央；攻击中央“盲动主义”， 则本身就是“不动”，是对大革命失败的悲观，动摇①。
江苏省委的这种观点和行动，与“陈独秀派”基本一致。 所以，省委委员中的两名“陈独秀派”分子蔡振德和马玉夫竭力推动这
个“独立”事件的发生，而且在“独立后”，又通过他们，找更多的“陈独 秀派”帮助，特别需要宣传方面的帮助，因为他们“缺乏摇笔杆的人”。于
是，李富春亲自到郑超麟家，请郑出山，答应以后让郑做江苏省委宣传部长。
郑对宣传部长无多兴趣，但欣赏他们的行动，一口答应帮忙。 郑超麟、彭述之、刘伯庄、汪泽楷、蔡振德、马玉夫等几位主要的“陈
独秀派”分子，就聚集到蔡振德家好几天，听蔡讲述“独立”经过，然后为 江苏省委起草了几篇宣言和议决案。
但是，这些文件一篇也未用，据郑超麟说，因为都超过了项英、李富春 等人的政治界限。
这个事件很快就烟消云散了。中央组织部长周恩来对省委做了深入细致 的说服教育工作，并召集外省在上海的代表①李立三：《江苏问题与全体党
员应有的认识——在各省来沪代表会议上的报告》（１９２９年１月１５ 日）。
开了几次会，以全党的名义谴责江苏省委的行动，拥护中央，保证了外 省党组织与中央采取一致的立场。同时，解铃还需系铃人，在政治局中，李
立三、周恩来等批评了暗中支持江苏省委行动的项英，项英表示服从中央决 定，出来做省委的工作。最后，江苏省委完全承认自己的错误，放弃“独立”，
接受中央关于“改组省委，加强区委的办法”。①事件失败时，蔡振德和马 玉夫不知改悔，宣布退出省委。
但是，整个“陈独秀派”反中央的活动，终于被揭发出来了。 陈独秀对此事件，依然采取不介入的态度，既不鼓励，也不阻止。
彭述之等人拉拢陈独秀反对中央，进行派别活动，遭到陈的一再拒绝；
加之党在“六大”路线指引下，得到不断巩固和发展，这样，“陈独秀派” 的活动就很难搞下去了。然而，与陈独秀一样，这个派别在接触到托洛茨基
主义以后，也死灰复燃了，而且与陈独秀相互作用，越走越远，终于不可收 拾。
①李立三：《编完以后》（即《党的生活》第５期“江苏问题专号”编后 语）。
二与托洛茨基主义相结合与托洛茨基不谋而合全面否定共产国际中国托 洛茨基反对派（简称中国托派）起源于莫斯科的中国留学生中间，开始是苏
联托派的一部分，后来成立了独立的秘密组织，苏联托派还派专人与他们联 系①。他们始终没有独立的政治纲领，一切都来自托洛茨基的说教。
托洛茨基的理论就是所谓“不断革命论”。这个理论的基本论点，在他 自撰的《不断革命论》一书中，归纳为１４条，或“互相联系的三个思想”：
（一）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不断性——所谓“无产阶级专政”论。即 以“无产阶级专政”的纲领，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
这样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革命，混在一起进行，毕其功于一役。他以“小资 产阶级在①王文元：《双山回忆录》，第６４、８３、８４页，香港周记行，
１９７７年出版。 经济上和政治上缺乏独立性及其深刻的内部分化”为理由，轻视甚至否
认农民的革命性，并认为帝国主义时代的资产阶级没有任何革命性，殖民地 半殖民地国家也不例外，甚至认为“越到东方的资产阶级越反动”。为此，
他提出，无产阶级在民族民主革命中，不能与资产阶级建立任何形式的联合 战线。
（二）社会主义革命的不断性。他主张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应进行愈来 愈激烈的阶级斗争，向一切敌视社会主义的势力进攻，包括贫农及一切小私
有者。“这种斗争必然要引起爆炸，即在国内引起内战，在国外引起战争”， 从而推动世界革命；否则，无产阶级政权不能维持长久，将在外部帝国主义
国家的包围、进攻，内部阶级敌人的不断叛乱中灭亡。为此，他反对把主要 精力放在经济建设上，而应放在国内国际的阶级斗争上。
（三）一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不断性——“国际革命”论。 他认为社会主义革命是“国际革命”，它“在民族舞台上开始，然后发
展到几个国家的舞台上，最后在世界舞台上完成”。所以“在一定条件下， 落后国家能比先进国家早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但要比它们晚进入社会主义”。
他认为俄国落后的经济基础和技术条件，在十月革命后，不可能凭自己的力 量来建设真正的社会主义；唯一出路是把苏联作为基地，用输出革命的办法，
使西方几个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取得政权，然后互相支援，共同 进行社会主义的建设。
以上这些问题，起先是托洛茨基与列宁之间争论，１９２３年以后，是
托洛茨基为首的苏联托派与斯大林为首的联共中央争论，在具体事件上，中 国革命是这场争论的焦点之一。
托洛茨基根据自己的理论，竭力反对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在中国革命中执 行的路线，尤其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国共合作政策。其实，据当时访
问苏联的蒋介石说，在国共合作初期，托洛茨基是苏共领导人中最支持这种 合作的，对国民党人非常热情。与斯大林等人比较起来，托洛茨基、季诺维
也夫、拉狄克、越飞等人，“更加关心国民党和俄国共产党之间的合作”；“我 同托洛茨基谈话比同其他苏联领导人多。
我发现，在他们所有的人当中，数他最开门见山。他郑重其事地对我说：
‘除了苏军不直接参加之外，苏俄将竭尽全力帮助中国进行国民革命，积极 提供武器和经济援助’。”①但在“三二○”事件以后，托洛茨基一再宣称，
从１９２３年一开始，他就坚决反对这种合作，后来又几次提出退出国民党。 在联共中央和共产国际执委会多次讨论陈独秀提出的这个主张时，托洛茨基
都予支持，但又都被否决。在武汉政府时期，托洛茨基又提出了建立苏维埃 的主张，如俄国二月革命后的策略那样，逐步由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过渡
到一个政权，亦被斯大林所否定。大革命失败之后，托洛茨基乘机发起猛烈 进攻，攻击斯大林共产国际在中国推行的是彻头彻尾的孟什维克机会主义路
线，导致了中国革命的惨败。
这些争论，在苏共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中央监察委 员会主席团会议、共产国际执委会会议，一直到联共（布）莫斯科活动分子
会议、中山大学的群众集会上，在党内党外，上层下层，大大小小的会议上 公开进行。有①蒋中正：《苏俄在中国》第２２页，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１
９５７年版。 时，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甚至面对面争吵。因此在群众中，尤其在莫斯科
中山大学、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和列宁学院等校学习的中国留学生中，引起强 烈反响，并使他们分裂。一部人拥护托洛茨基的观点，逐渐形成一个派别。
他们的主要活动是从苏联托派那儿接受托洛茨基的文件，然后互相传阅。 中国留学生区芳、陈亦谋、梁干乔、陆一渊、史唐等人也参加了红场上
的游行。他们在经过主席台时，与苏联托派一起，当着斯大林的面，突然打 开写有“执行列宁遗嘱，罢免斯大林，拥护托洛茨基”字样的旗子，并高呼
口号①。苏联两派群众也发生了火并事件。联共党内斗争达到了白热化的程 度。１１日，联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举行会议，讨论了红场上发生的严
重事件，要求托洛茨基立即停止反党活动，被托和季（诺维也夫）拒绝。１
４日，联共中央开除了这两个人的党籍。 翌年１月，托被流放到苏联东南的边疆城市阿拉木图。与此同时，苏联
国内开展了大规模的肃托运动。托派的活动转入地下。史唐、梁干乔等人，
也在１９２７年底被遣送回国。 经过约一年的酝酿和筹备，他们于１９２８年１２月，在上海陆一渊家
中召开了所谓第一次代表大会，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托派小组织，自称为“中 国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反对派”，选举了中央机构——“全国总干事会”（简
称“总干”），其成员及分工是：史唐任干事长，陆一渊任宣传部长，张特任 组织部长；梁干乔、区芳、陈亦谋负责华南区；宋逢春、肖冰①《访问宋逢
春谈话记录》（１９８５年１月１８日，唐宝林整理）。
洋、李梅五负责华北区；徐正庵负责江浙区。①他们还在武汉、香港、
苏州、广州、北平和哈尔滨等地建立了支部。但是，由于这些人中不少人是 团员，党员则企求继续混在党内，还由于这时忙于建立组织，未及在党内大
肆活动，所以他们对党还没有什么影响。
“六大”以后，共产国际也在莫斯科召开了第六次代表大会，讨论通过 了斯大林和布哈林起草的《共产国际纲领》。会前，流放在阿拉木图的托洛
茨基写了《共产国际纲领草案批评》的文件，要求在大会上讨论，并恢复其 党籍。文件第三部分的标题是《中国革命的总结与前瞻》②，抨击“草案”
在中国革命问题上“只是拥护已经破产的机会主义”，在基本原则上，仍继 续共产国际的“错误路线”。文章系统论述了中国大革命失败的原因、未来
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资产阶级的反动本质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共产国际“六 大”，只译了这个文件的第一、第三部分，发给中国及其他少数几个代表团
阅读，规定阅后收回，不准带回国。但是，参加大会工作的中国共产党员王 文元、刘仁静、赵济等人，是中国留学生中隐蔽下来的托派分子，他们看到
此文件后被深深地打动了。于是，他们就在１９２８年９月，在留学生中正 式建立托派秘密组织，选①②托洛茨基著、王凡西校译：《中国革命问题》
第１７１一２０３页，１９４７年春苑出版社印行。以下所引《中国革命问 题》中的文章，皆出自该版本。
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第１８６页，现代史料编刊社１
９８０年出版。 出安福（书记）、王文元（宣传）、范金标（组织）、李平、曾猛组成“干
事会”，与俄国托派组织建立联系，为国内托派组织翻译投寄托洛茨基的文 章和托派文件等。到１９２８年冬天，莫斯科及列宁格勒中国留学生中的托
派分子，据说发展到了一百四五十人左右①。
中国问题》②，详细论述了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的形势和策略。此件 和上述《中国革命的总结和前瞻》，被中国托派视为托洛茨基论中国革命的
两个纲领性文件，它与中共“六大”制订的纲领、路线针锋相对，为中国托 派规定了系统的理论、纲领、路线和策略。
为了传播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的文件，宣传托派主张，“总干事会” 在１９２９年４月，仿效托洛茨基在俄国十月革命前创办的刊物《我们的
话》，也创办了一个同名油印刊物，作为它的机关报。从此，他们被简称为
“我们的话派”。他们不断地、连篇累牍地把托洛茨基的文章翻译介绍到中 国来，造成了中国共产党的一次大分裂。
１９２９年四、五月间，彭述之、尹宽、郑超麟等人，从归国留学生托 派分子王平一手中，首先见到了一系列托派文件和几期《我们的话》，主要
是翻译过来的托洛茨基论中国革命的文章和文件。王平一回国后被分配在中 共中央直属支部工作，同时又与“我们的话派”关系密切，把托派文件传入
党①②托洛茨基：《中国革命问题，第２０３—２３３页。
《双山回忆录》第８３．９２．１０２页。 内。彭述之等人先接触到的是１９２８年共产国际“六大”前，托洛茨
基批判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在中国大革命中推行国共合作是孟什维克路线、大
革命失败后，又推行“左”倾冒险主义政策的材料；后来，又看到了上述托 洛茨基的《中国革命的总结和前瞻》、《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后的中国问题》
两篇纲领性文件。他们很快就完全接受托洛茨基的观点。郑超麟说，他第一 次看托的文章的印象，“仿佛有甚么电光闪过我的头脑”。
接着，他们又介绍给陈独秀看。陈首先被托洛茨基关于大革命问题的论 述深深打动。他惊喜地发现，大革命时期，自己多次提出的先是反对共产党
员加入国民党，后来要求退出国民党的主张，原来与远在莫斯科的素不相识 的托洛茨基主张不谋而合；而正是因为这种主张被共产国际一再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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