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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传-第4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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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谭平山①如以国民党地位或另组他党而能从事土地革命工作，我 也不可以加以排斥。我们不可持‘党外无党’的谬见”。这些意见，应当说
是难能可贵的。可是，以后陈独秀在转向托派、反对“六大”路线时，却背 弃了他的这些正确主张。
当时，中共中央在给陈独秀的回信中，否定了陈的错误主张，坚持了“八 七”会议制定的武装斗争的方针，指出：
“发动工农的经济斗争，以引导到政治暴动是非常之必要，而且是唯一 的方针。”“农民群众在现在阶段，已经分不开经济与政治的。所以以‘四不’
口号（不交租、不完粮、不纳捐、不还债）发动农民群众是非常之对，非常 之必要；然而由此便必须走到暴动，？？接下去立刻就是政权问题。”“只准
备做经济斗争，而不要指出政权的目标，这就不对了。”“如今经济上改良的 可能非常之少？？非工农自己取得政权是不可能得着改良的。”②但是，此
时的中共中央也有许多错误的认识和政策，包括陈独秀信中提出的那些问
题，以至这些错误的认识和政策发展成“左”倾盲动主义，并一度统治了党 的中央领导机关。
在给人以醉心于文字学研究印象的同时，陈独秀把上述①
②《中共中央常委给陈独秀的复信》（１９２７年１２月９日）。 当时因领导南昌起义失败，被开除党籍，然后参加组织中国国民党临时
行动委员会（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前身）的活动。 这些意见不断写信贡献给中共中央。但是，他的错误意见，当然不被接
受；正确的部分，则由于中共中央正在盲动主义错误统治时期，也未被采纳。 在此期间，陈独秀的次子陈乔年，时任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长，时常来
看望他。乔年同情父亲的遭遇，也赞同父亲的某些意见。但他对父亲与党中 央之间的矛盾，很感为难。有一次乔年劝告陈独秀不要再给党中央写信了，
因为中央里有些人把他的意见“当作笑话到处宣传”①。于是，陈独秀听了 乔年的话，在较长一段时间里，不再给党中央写信，直到１９２９年７月中
东路事件时，他才按捺不住，又动起笔来写信给党中央。但是，在这段时间 里，他对中国革命问题的思考，始终没有停止过。
“中国革命应由中国人领导”拒绝参加“六大”担负的历史使命，而陈 独秀又是大革命时期党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大革命失败后，对中央路线也提
出过重要意见，所以被共产国际和党中央列为特邀代表参加大会。可是这次 与“八七”会议相反。那时他人在武汉，本可以参加会议而未被邀请。这次
特邀他参加，他却坚决拒绝了。
党中央为了争取他赴苏参加“六大”，做了许多工作。除了共产国际代 表和中共中央领导人瞿秋白等亲自邀请外，还①陈独秀：《关于中国革命问
题致中共中央的信》（１９２９年８月５日）。
通过与他关系亲近的人劝说他，如王若飞、郑超麟、黄文容等，但都没 有做通他的工作。为什么陈独秀如此坚决地拒绝邀请？是否像王若飞为他担
心的那样，怕苏联“正在反对托洛茨基，他去时一定坚持自己的意见，反对 国际的意见，那时人家一定为了打击托洛茨基原故来打击他”？这种担心对
陈独秀来说，也不是不可能有的，但其主要的原因：第一，是他日益滋长起 来的对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不满情绪。他认为中共中央是在排挤他和谭平
山两个老人①；尤其在大革命失败的错误和责任问题上，他不满意共产国际 文过饰非，把他当替罪羊，作为右倾投降主义的代表来批判，甚至出现“某
些超过事实的指摘”。他承认，他没有这种“万方有罪在予一人”的雅量②。 第二，他自己解释不赴苏的原因时，很强调“中国问题要由中国人自己
来解决”。他曾提出：“中国革命应该由中国人来领导”，并认为大革命失败 的错误主要责任在国际身上；而国际之所以错误，在于外国人不了解中国的
情况。他曾反问当时劝他赴苏的人说：“中国人的问题是中国人了解还是外 国人了解？我是中国人，我要研究中国问题，为什么不能在中国研究而要到
莫斯科去研究？”③所以，不管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如何决定，叫他去苏联
①②③黄？然：《党的“六大”前后若干历史情况》。 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１９２９年１２月１０日）。
黄？然：《党的“六大”前后若干历史情况》，《党史资料》（丛刊）１９
７９年第１辑。 学习也好，研究中国问题也好，参加“六大”也好，他都一概拒绝。 陈独秀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杰出的思想家和政治家，有人称他是“怪
杰”。他有高度的政治敏感和顽强的个性，常常能提出一些惊世骇俗的见解
（自然，也有些是奇谈怪论）。
“中国革命应该由中国人来领导”。在当时，提出这个想法，无疑是大胆 而深刻的。因为，当时党内几乎没有人怀疑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领导，也
不敢怀疑。而恰恰在当时及以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中和我们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
化的错误倾向，曾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①。可惜的是，陈独秀不是个 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的思想纵然经常能迸发出闪光的火花，却提不出正确
而完整的理论和路线，同时又不承认后来毛泽东等共产党人开辟的中国革命 的正确道路。所以，他自己一直未能实行“中国革命应该由中国人来领导” 的愿望。
代表大会，在莫斯科隆重举行。这次大会，制定了反帝反封建、实行土 地革命、建立工农民主专政的革命纲领，批判了右倾投降主义和“左”倾盲
动主义的错误。大会在批判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时，不仅批评了陈独秀，还批 评了国际代表鲍罗廷、魏经斯基、罗易等。共产国际虽然未作自我批评，但
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１９８１年６月２７日中国 共产党第１１届中央委员会第６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
也认可了中国方面对其所派代表的批评，并在组织上采取了一定的措 施，从此改变了由外国人充任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的体制，而改为中共中央
在共产国际设立常驻机构——中共代表团，以此来指导国内共产党的工作。 大会就陈独秀对大革命失败应负怎样的责任，进行了激烈的辩论。王若
飞对陈独秀的错误比较注意实事求是，他曾在１９２７年１１月中共中央扩 大会议上，反对不让陈独秀参加那次会议；在“六大”选举中央委员会时，
甚至提名陈独秀当候选人。①由于他和其他一些同志的工作和斗争，瞿秋白 在《政治报告讨论后之结论》中说：“是否责任由他（注：指陈独秀）一人
负呢？大家说不应该，又说他应多负一点。他的思想是有系统的，常有脱离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在政治意义上说，是他要负责的。？？但当时的中
央政治局是和他共同负责的。至于过去，则“五四”运动的《新青年》杂志
以来，他对中国革命有很大的功绩。 现在只能说他个人做了错误，在政治上，机会主义应由政治局负责”。
②不仅如此，“六大”通过的《政治决议案》在写到这个问题时指出，大革 命时期的机会主义是发生在“党的领导机关”、“中央委员会”，甚至没有采
用“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提法。
应该说，这个“结论”和“决议”，对于陈独秀来说，是比较公道的。 而且，“六大”制定的路线，与他１９２７年１１月①②“六大”记录。
李培之：《飞度关山的人——回忆王若飞同志》（李小丁整理）《人民日 报》，１９８２年１月８日。
致中央的信中的基本思想也是吻合的。所以，当王若飞从莫斯科写信告 诉他“六大”的情况，劝他不再消极，站在“六大”路线上重新工作时，他
比较平静。后来他还承认：“幸而六次大会对于盲动主义命令主义及革命高 潮之盲目的肯定，和对机会主义一样，加以相当的矫正。”①所以，当那些
别有用心的人鼓动他起来反对“六大”选出来的党中央时，他就明确表示拒 绝。因此，“六大”以后他对于党中央和共产国际的对立情绪，不说是完全
消除，也理应有所缓和。在拒绝参加“六大”时，他曾表示再不参加党的领
导工作，不为自己辩护，也不出面批评别人，可如往常为中央刊物多做些短 篇文章；如果第六次大会成绩不错，对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将不持反对态度
②。“六大”以后，他本来是应该履行诺言，继续跟着党前进的。当时的党 中央也是这样认为的。“六大”期间，斯大林接见中共领导人时，曾担心陈
的对立情绪，会导致他另行办报和另行组党，进行反对派的活动。中共领导 人还为他辩解说：没有可能③。然而，陈独秀毕竟在大革命失败的根源和责
任问题上背的包袱太沉，又对自己取消主义的意见太自负，所以经不起托洛 茨基主义这一外来因素的刺激，他终于动摇了。他的历史也就发生了根本性
质的转折。①②③同②第４２５、４２６页。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二册，第３６６、３６７页，现代史料编刊社
１９８０年版。
陈独秀：《关于中国革命问题致中共中央的信》（１９２９年８月５ 日）。
没有陈独秀的“陈独秀派”托陈取消派的胚胎在叙述陈独秀与托洛茨基 主义结合之前，先要交待一下存在于陈独秀身边的派别活动，因为它对这个
“结合”起了催化剂的作用，而且以后成为托陈取消派的胚胎。 这种派别活动，发端于大革命失败之后不久。参加这个活动的人，都在
大革命时期到“六大”以前，担任过中共中央或地方党组织的领导职务。例 如彭述之先后任中央宣传部部长、顺直省委书记和北方区委副书记，其妻陈
碧兰在中央妇女部工作，并兼上海区委妇女部书记。尹宽先后任山东地委书
记、中央局秘书、江浙区委书记兼宣传部长、安徽省委书记。 何资深做过湖南省委组织部长及书记（毛泽东之后）。
郑超麟长期担任中央宣传部秘书，编辑中央机关报《向导》、《布尔塞维
克》，还做过中央出版部部长。蔡振德做过湖北省委委员、江苏省委委员。 马玉夫做过上海区委委员兼码头工委书记、江苏省委委员。刘伯庄任过北京
地委书记、北方局委员、湖北省委书记、顺直省委“前委”书记。任旭（任 曙）先后担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委员、湖北省委代理书记。陆沉是安源地委书
记、中央农运委员、湖北区委农民部长、省农协委县长、江西省委书记，等 等。
“八七”会议，实际上撤了陈独秀的职。这些人对把大革命失败的责任 推在陈独秀一个人身上不满，于是，就自称“陈独秀派”，进行反对瞿秋白
为首的新中央的活动，企图恢复陈独秀在党内的领导权。但是在“六大”以 前，由于这些人还担任着各种领导职务，不少人还在外地，所以，他们的活
动比较和缓，比较隐蔽，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之所以如此，还有一个重要 的原因是，陈独秀本人不支持这种活动。据郑超麟说，他们曾争取陈独秀来
领导他们的活动，但陈表示“不参加，而且反对这种活动”；“他是希望秋白、 亦农等人，同他一般客观，坦白，大公无私，可以渐渐接受他的意见，而恢
复过去的工作精神”。他甚至“相信莫斯科是真诚革命的，虽然对于中国问 题认识错误，将来在事实证明之下，仍能觉悟而接受他的主张”①。他自信
给中央信中的那些意见是正确的。若从个人品质作风上来衡量他，从任党的 总书记时起，就把反对他的人和拥护他的人看成是一样的工作同志，把一切
党员都视为他的群众，从不拉拢一部分拥护他的人去打击反对他的人。
“六大”以后，瞿秋白、王若飞、张国焘被留在莫斯科学习和工作。总 书记向忠发、宣传部长蔡和森等人回国。但不到一个月，实际主持中央工作
的蔡和森，因“六大”前的工作错误被撤销职务，再加上不少中央委员牺牲、 叛变、消极，李立三就由政治局候补委员升为正式委员，并任宣传部长，实
际主持中央工作。在这种混乱的形势下，彭述之等人看不起新的中央领导人， 而且他们自己又都在“六大”前后，先后失去了党内重要职务，于是，他们
纷纷聚集到上海，又积极地活动起来。
首先是汪泽楷，他参加“六大”后一回国，就去看望陈①郑超麟：《回 忆录》，１９４５年手稿。
独秀，报告了“六大”情况，然后鼓动陈与他们一起起来反对中央。但 是，陈独秀断然拒绝：“我不来，我要来时就另外创造一个新党。”
“创造新党”的想法，最初是张国焘提出的。１９２８年２月至４月， 正是“左”倾盲动主义路线时期，张国焘几次拜访陈独秀，建议组织“工农
党”，以摆脱瞿秋白为首的中央领导，摆脱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的束缚。据张 说，陈对此“大感兴趣”，认为是“合情合理地改变党内现状的要图”。但他
同时考虑到种种困难，提出须慎重。后来因盲动路线结束，中央准备召开“六 大”而作罢。陈独秀预料“第六次代表大会能改正瞿秋白的这种明显的盲动
错误”①。“六大”的结果，在大的方面自然是无可非议的，因此，他暂时 没有“创造新党”的念头，更反对为了恢复自己的领导权，团结一部分亲近
的人，在党内进行秘密的小派别活动。李维汉说他是我党早期犯错误领导人 中，少数几个不搞阴谋的人，的确如此。但是，汪泽楷和郑超麟却认为在党
内为争夺领导权而斗争是应当的，但另外创立一个新党则是大逆不道。其实， 这恰恰反映了这个没有陈独秀的“陈独秀派”的活动是很不光明的。郑也承
认，我们这时反对中央，“与其说有甚么路线或理论的斗争，宁可说只有人 事的斗争。我们仍未抛弃恢复陈独秀领导中国共产党的幻想。”②所以，周
恩来在分析这帮人与托派结合原因时指出：“大革命失败以后，许多国共合 作时代的动摇分子，①②郑超麟：《回忆录》，１９４５年手稿。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２册，第３６５、３６７页。 有脱离工作的，有坚持地方观念的，有固执自己错误的，这些在组织上
并未克服。他们专以个人的小问题闹无原则的纠纷，而反对派就抓住了这些
不满意党的路线的分子，利用这种无原则的斗争，以进行其反党的活动。”
①这个“陈独秀派”参加的一个重大活动是所谓“江苏省委独立事件”。 省委书记项英的支持下，对抗中央派人加强省委领导的措施，宣布“独
立”。据郑超麟说，这次事件“不是甚么原则的冲突，而是人事的斗争”②。
不过为了宣传他们“独立”行动的“正当”性，以争取党内的同情，他们也 寻找了一些借口。
“六大”后，中共中央为了执行“夺取群众”的中心任务，决定全力整 顿全国各重要区域的产业支部，并把江苏的工作放在第一位，因为江苏有全
国最大的产业区域经济中心——上海，有全国最大的政治中心——南京。中 央决定派一个政治局委员去做江苏省委书记，以扩大省委的力量。江苏省委
同意中央视省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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